马三立笑与泪

　　“大耳凹腮，总睁不开的一双小眼，细瘦的身条在灰布大褂里晃来晃去；哑嗓子说起来从容又机警，傻乎乎的表情中夹带着锐利；对于他，最普通的事物下也可以挖出笑料，最平常的语言也能刺激人的笑神经……”

　　冯骥才曾如此形容这位相声界的泰斗――马三立。

　　曲艺界认为，是马三立真正将相声从撂地摆摊带进剧场殿堂的。相声界甚至有些说法：“谁不学马三立谁不会说相声，谁刻意模仿马三立谁说不好相声。”这样的赞誉在同行之间实属难得，他被公认为“相声泰斗”。今年10月1日是马三立一百周年诞辰，为纪念他，当下著名的相声演员几乎在8月30日齐聚天津人民体育馆。赵忠祥主持，马三立的儿子“少马爷”马志明领衔，他和黄族民搭档、姜昆和戴志诚、师胜杰和石富宽、侯耀华和尹笑声、常贵田和王佩元、李金斗和李建华等相声名家逐一登场，表演了各自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001年，就在同一个地方，举行了“马三立从艺80周年暨告别舞台演出”。当现场大屏幕上播出13年前的视频录像，马三立问观众：“今儿这么多观众为我到这儿来，是不是主办方有点小题大做了，大家觉得值吗？”全场的观众齐声对着大屏幕高喊：“值！”

　　马三立的表演影响了几代人，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据说，《天津日报》曾组织过一个活动，在卫国道塑二十个人的雕像，马三立得票最多。

　　创立“马派相声”

　　在马三立先生的大量作品中，刻画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如《开粥场》中的“马善人”、《卖挂票》中的“马洗澡”、《黄鹤楼》中的“马叫官”，《似曾相识的人》《十点钟开始》和《相声的魅力》中的“我”等。这类段子的特点是以第一人称方式，通过表演者的自我展现，把人物的个性、缺陷表现在观众面前，给观众带来直观的感受。还有一些，如《买猴》中的“马大哈”、《练气功》中的“张二伯”、《大会见闻》中的机关干部、《相面》中的相师等等都是以第三人称方式，通过客观的叙述，以类似讲故事的方式把观众带入情节中，同样也能使观众感受到段子中人物的活灵活现，有血有肉，这使人觉得平易亲切，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他的相声，情节荒诞，但并不离谱，使人觉得合情合理。《卖挂票》一段，如果只听名字，觉得不可思议，但听过整个段子之后，就能理解到创演者的独具匠心，它是随着情节的不断推进而形成的必然结果，并非主观臆断。他善于观察社会生活，注意从生活中汲取养分，以其含蓄隽永、质朴自然、温文尔雅的艺术风格，得到了众人的认可。因此有行内人认为，直到马三立才真正形成了本色自然、冷面滑稽、外松内紧、有条不紊、表演细腻的“马派相声”。

　　马三立出身曲艺世家，曾祖父原是运河上的船夫，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加之太平天国起义，兵荒马乱，运河上的粮船烧的烧、沉的沉，曾祖父一家赖以谋生的路也就断了。祖父马诚方年纪轻轻就漂泊江湖，向评书艺人学会说书，最拿手的是《水浒》，娶妻生子后进北京城安了家。他在什样杂耍门中颇有声望，交游甚多，其中包括相声前辈春长隆、恩绪。这两位都是落魄的旗人子弟半路下海，见多识广，精通吹拉弹唱插科打诨，又有舞文弄墨的才气，所说的相声趋向雅而不俗。马诚方让儿子马德禄拜在他们门下学艺，再传至马三立兄弟。

　　马德禄是“相声八德”之一，又是恩绪的宠徒和门婿，马三立的母亲恩萃卿曾学唱京韵大鼓。马三立的哥哥马桂元师承“万人迷”李德�，以擅演“文哏”段子著称。马三立在父兄的熏陶下，打下了坚实的功底。

　　因深知做艺人的艰辛，父兄一直竭尽全力供马三立读书，他曾就读于天津汇文中学。但最终因家境窘迫，1930年马三立迫不得已子承父业，拜周德山为师，入了相声一行，走街串巷，尝尽了江湖险恶。

　　抗战时期，天津沦陷，流氓帮会的势力也随之猖獗起来，大恶霸、青帮头子袁文会盘踞南市“三不管”，投靠了日本人越发横行霸道，向站脚谋生的艺人、小商贩及手艺人等横征暴敛。

　　袁文会以庆云戏院为场地，成立了“联义社”，为了笼络艺人，便于辖制，利用封建帮会拜把子的形式，让班社成员结拜兄弟，三十六个人按年龄顺序排列，号称“三十六友”。表面看来似乎不分上下亲如手足了，其实压榨、控制更甚，艺人连人身自由也没有。1940年马三立进入“联义社”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袁文会失势，他才脱身而出。

　　心存敬重为艺人

　　虽然生活艰难，但马三立在相声创作上却从没有丢掉过自己的风格和格调。他早年表演的传统相声，主要是最见演员功力的“贯口”活儿与“文哏”段子，如《夸住宅》《地理图》《吃元宵》《文章会》等。其表演“活儿宽、路子正，哪段儿都有新东西”。中年之后，在表演对口相声的同时，马先生也善演单口相声，并且常能使所演节目给观众带来“余音绕梁”的美感。

　　据不完全统计，他演出过传统相声两百多段，如《吃元宵》《卖挂票》《黄鹤楼》《相面》《卖五器》《开粥场》《夸住宅》《地理图》《文章会》等。他创作、改编并演出新相声节目六七十段，包括《买猴》《十点钟开始》《偏方治病》等。同时，他还创作有两百多个相声小段。他一生都扎根市井大众，评说的是家长里短，刻画的是街坊四邻，对小人物的演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作品以讽刺见长，超越了对一事一物表面现象的关注，更注重于对人性的反思与揭露。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说相声属于“下九流”，是被人看不起的职业，但马三立却一直秉承老艺人敬师敬业、自珍自重的态度，对于相声也抱有一种敬畏的心理。

　　早年学曲艺相声同京剧界一样，不论你家里几代从艺，也不管出过几位名家，只要子女想吃这碗饭，就得另外正式拜师，否则就是没有“家门”，得不到同行的承认，在场上被别人“携家伙”（即演出时同行来搅场子）。相声行拜师还有个特殊的地方，要先认引、保、代三师，引师负责介绍师父，保师是双方保证人，代师则可替师授业，教授基本功、小段活路之类。保师一般由外行充任，引、代二师就必须是相声艺人了。徒弟又分拜门、授业两种，前者系带艺投师，拜师只为了入“门”，一年业满，也可长些；后者是开蒙问艺，需经三年零一节（端午、中秋或春节）才能算正式出师。 　　马三立投师应属拜门，一切礼仪仍依授业的规格。相声行供奉汉朝善于讲笑话的东方朔为祖师爷。在《马三立别传》中，他回忆，从仪式开始，他一直低头恭立屏声止息。焚香过后，马德禄代子向周德山敬献“见面礼”，一包提前裹好的钱，照例多少不拘，师父也不挑剔，一拱手收下了。接下来是新徒弟给师父磕头行礼。他连忙将写着拜师字据的红帖――俗称“小帖”顶在头上，给师父下跪三叩首。磕完头，师父照例训示弟子几句。然后拜“门长”王德隆，师大爷、师叔依次每人磕三个头。起来又跪下，以头碰地，砰然有声，再起来，再跪下，循环往复，直磕得腰酸腿软，天旋地转，脑袋晕晕乎乎。

　　如此繁多的规矩，为的就是让入门者明白，从此入门，终身为业。他毕生都记得“门长”王德隆的训话：“学艺不是儿戏。干一行，敬一行，爱一行。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要多学多看多想多练，明白相声的道理，‘子母活’（“子母活”为甲乙双方台词一环扣一环的段子）怎么使，‘贯口活’（“贯口活”为长篇独白的段子）怎么用，‘柳活（“柳活”为学唱的段子）’、‘倒口活’（“倒口活”为穿插方言的段子）怎么学，许你藏拙，不许不会。不能‘�水’（“�水”指表演懈怠，敷衍了事），不准‘刨活’（“刨活”指自己说不好的段子，偏要硬说，或故意在别人前面说同样的段子，糟蹋了别人的拿手节目）……孝敬师父，如同父母，授业之恩，重如再生。出师也当常记在心，不忘三节两寿，平时常有孝敬，不论师父有钱与否，是你一片赤诚。还有师大爷、师叔、师哥，待你如亲生手足，你敬亦当如亲人！……上台兢兢业业，下台沉稳自重，不贪不贱不奸不懒，守礼守节守义，台上讲艺德，台下有道德。倘若日后发达，欺师灭祖，多行不义，自甘堕落，祖师爷有眼，天理不容！”

　　为“相声”历尽坎坷

　　在马三立看来，相声就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9年里，他满腔热情地改编表演新相声，1952年，他主动申请参加赴朝慰问团，回国后加入天津广播曲艺团，致力于相声的整旧创新，后转到天津市曲艺团，还当上了副团长。

　　但直爽的性格，又让他吃到了苦头，“大跃进”时，曲艺团里开工作准备会。受社会上浮夸风的影响，有些相声演员纷纷表态：“我向组织保证，今年创作相声作品五大段、两小段。”顿时有热烈掌声，有的人甚至自报一年写出15段，马三立没说话。领导点他的名：“马三立，你表表态。”他站起来说：“我向组织保证，今年创作相声五万段。”一下子，会场鸦雀无声，也没人鼓掌了。有人问：“你什么意思？”他说：“我什么意思也没有。某某你站起来跟组织说说，你能写得出来吗？你要是能写这么多，我就写五万段。”

　　1958年9月 ，“反右”运动卷土重来。电台共有500余名职工，先是揪出了4名右派，有关部门嫌“太少了”，又分下11个指标来，要求各个单位落实。曲艺团领导小组先报了一名老艺人，社会关系、经历比较复杂，又有一些可供问“罪”的现实言论，按说应属漏网者之列，不料报上去被驳了回来，原因是老艺人乃烈士的父亲，不宜与右派为伍。领导们只好重新研究，又报上去一位年轻演员，还是未被批准，这次的原因是名气太小，工资只有55元。

　　领导们为难了，重又打起精神在剩余人员中查找，直到有一天下午，一位领导告诉他：“马三立，从明天起，你就只盯晚上演出吧，不用参加领导小组的会了！”这个时候的马三立，四十多岁，正值盛年，按照马志明的说法，正是出活、出好活的时候。但是，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其余则是长达11年的下放劳动和5年关“牛棚”做杂役的生涯。

　　马志明回忆：“到农村后，老爷子的生活很惨。时值寒冬，他穿着棉袄，裹着棉被，蜷缩在冰冷的露天猪圈里过夜，全身都冻僵了。恰好这天上午，副市长宋景毅去那里视察。一进村就问，马三立怎么样了？村干部不知所措，说马三立就在这里，又急忙把老爷子找来。而且转天就给安顿在与广播室连间的里屋居住。老父亲感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这真是救了他一条命。乡亲们更没有把他当‘右派’，多方关照，时不时围坐在他的身旁，请他说笑话。”

　　马三立平素沉默寡言，极少外露感情，但是被打成“右派”之后，竟然几次当众落泪。1961年3月16日晚，在天津东郊军粮农场，马三立已经下放到此劳动两年。当晚农场开大会，领导突然宣布马三立是“摘帽右派”了，可以返回原单位重操旧业，他当场落泪。1961年3月24日，他阔别观众两年，在劝业场楼上天乐曲艺厅演出，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久久平息不下来。面对如此钟爱自己的观众，他以惯有的方式，向台下诸位频频作揖，人们终于静下来了。他喉间哽塞，尽量平和地说：“老没见我了吧（场内一阵应和的笑语声），我――病啦！”话音刚落，掌声再次响起，马三立不知不觉间，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1984年，马三立的老伴儿甄惠敏去世。两人相濡以沫几十年，马三立曾一度非常消沉，在安葬老伴儿时，甚至为自己也立下一块墓碑。他曾多次表示：“我目睹过旧社会艺人晚年悲惨凄凉的生活状况，托共产党的福，我拥有了幸福的晚年，我要尽我的力量让更多老伙伴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1999年4月，“马三立老人院”正式落成，在他的晚年生活中，除了大量的慰问演出之外，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 “马三立老年公寓”和“马三立老人园”上，亲自安排医疗、伙食等事务，还常常到各个房间，与老伙伴们说笑聊天。

　　2003年，这位最会讲笑话的老爷子走了。他在遗嘱中说：“我毕生只想把笑留给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