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统筹兼顾思想的来源

改革与开放

2012年8月刊

浅论邓小平统筹兼顾思想的来源

岳伟艳

(海军工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专业)

摘要：邓小平统筹兼顾思想是指导当今改革实践的重要思想，随着改革实践的稳步推进，多层次、宽领域、大纵深的改革已经成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很多问题只有用科学发展的方法才能解决，而根本方法就是统筹兼顾，回溯邓小平统筹兼顾思想的来源，是引改革之初的源头活水使改革之树常青。

关键词：邓小平统筹兼顾来源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的思想方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曾以各自面对的时代命题，紧贴实践的发展需要，对这一思想进行了诠释和应用。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思想体现了其矛盾观，他善于统筹主要矛盾，兼顾多种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处理问题；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承中，开拓了改革实践的新领域，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答案找寻中，善于“两手抓”，且“两手都要硬”，赋予了统筹兼顾思想很多原创的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在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引向深入的过程中，也将统筹兼顾思想多领域集成、多层次优化，“五个统筹”的提出，充分说明了党对统筹兼顾思想的把握走向了成熟，2007年6月，胡主席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正式把统筹兼顾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从而奠定了其指导改革实践，推进创新发展的重要地位。

邓小平统筹兼顾思想的来源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有对毛泽东统筹兼顾思想的继承，更有在改革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改革初期，在创办深圳经济特区时，邓小平就曾经指出，“改革开放是很大的实验”[2]P130，统筹兼顾思想作为其重要的实验方法，正是在改革这个大实验中不断得到检验进而丰富和发展，在改革实践这一复杂系统工程进入更深、更广的推进中，回溯邓小平统筹兼顾思想的来源，是引改革之初的源头活水使改革之树常青。

另一方面，从传统文化的继承看，邓小平统筹兼顾思想的源泉不拘泥于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上下五千年的积淀，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曾经陷入或自负或自卑的泥淖中，究其原因是因为拘泥于其中。随着近代西方文明的传入，尤其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始以辩证的观点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邓小平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他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破除“两个凡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观点，无不体现了其在思想上不拘泥于其中，敢于打破传统观念，善于批判地传承而使之成为统筹兼顾的思想，邓小平在一次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提到文艺方针时，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观点，特别强调说不提百花齐放是割裂的理解，要完整的理解。百花齐放观点就是其统筹兼顾思想的体现，对待传统文化，不割裂的理解，不拘泥于其中，也是邓小平统筹兼顾思想的基本要求。

二、对毛泽东统筹兼顾思想的学习和继承

统筹兼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思想，统筹兼顾思想最早作为革命、建设的重要方针而提出，始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他详细论述了统筹兼顾思想在处理重大实践问题上的理论意义。从国民经济建设的大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都体现了毛泽东善于兼顾多种矛盾，统筹主要矛盾的思想。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思想与其矛盾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开拓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进程中，邓小平对毛泽东统筹兼顾思想的学习和继承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继承了毛泽东统筹兼顾思想中的矛盾思维。毛泽东善于运用矛盾思维处理全局性的复杂问题，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做出各种适当的安排。”[1]P783这种统筹兼顾思想立足点是以矛盾思维分析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拨乱反正，打倒“四人帮”以后，亟需处理的各种问题千头万绪，如何统筹兼顾好是现实对邓小平提出的一项巨大考验，邓小平以矛盾思维分析得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论断，从而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同时也重视次要矛盾的解决，完善

一、传承传统文化中的统筹兼顾思想

从中国传统文化与统筹兼顾思想的关系上讲，传统文化称得上是母体，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赋予了统筹兼顾思想各具特色的生命力。

一方面，从传统文化的土壤看，邓小平统筹兼顾思想的源泉植根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主体，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正是无数人民群众合力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汇聚成为人类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依赖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邓小平以中国人民的儿子自称，表达了拳拳的爱国心、赤子情。在邓小平统筹兼顾思想的架构中，平民化的语言和家常式的道理构成了他的主要表达方式，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最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乐意接受的表达方式。“黑猫”、“白猫”、“先富”、“共富”、“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等等通俗易懂的语言体现了传统文化大道至简的特色，邓小平统筹兼顾思想采用这种同根同源的表达方式，增强了文化的认同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色彩，增强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思政探讨

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二是继承了毛泽东统筹兼顾思想中的“解放思想”，这种“解放思想”是建立在启发自觉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善于统一认识，在统筹兼顾中解放思想，使各种错误思想认识得以自觉纠正，党的历次重要的运动、会议无不在关键时刻起到了解放思想、统一认识的重要作用，党、政、军、民、学同心同德形成统一战线，大大增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对于解放事业的完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邓小平继承这一思想，在回答新的时代命题和实践发展需要下，首先进行了拨乱反正，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广泛参与、启发自觉等形式，通过解放思想统筹兼顾了包括对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及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认识，统一了思想，使全党、全军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

社会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统筹兼顾思想在改革开放这一复杂系统工程的全面铺开中，逐渐完善为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系统性极大增强。邓小平以其宽广的国际国内视野和卓越的把握大局的能力，以统筹兼顾一切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的大气魄、大手笔，有方法、有步骤、有条理的做好改革实践前进中面临和将要遇到的问题，统筹兼顾思想是其改革实践的一大战略思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4]

P370、“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

本质区别”[4]P373等论断都体现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统筹兼顾改革和建设实践中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国际国内历史经验的重要性。

一方面，邓小平在改革实践的领域统筹兼顾，合理布局，注重次序，逐渐放大开放的区域。改革初期的大胆尝试始于农村，1978年，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使农民重新获得了使用土地的自由，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增加。有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初步积淀，城市改革也逐渐开启，允许改革试点，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城市，建立开发区，先沿海后内地政策，都体现了其善于统筹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另一方面，邓小平也对改革实践的进度统筹兼顾，“三步走”战略，一部分人、部分行业、部分地区先发展，“先富”、“共富”等理论，都体现了其善于统筹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总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绝不是简单的“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是动态中把握改革实践，依靠对了就放开、错了就纠正的反馈机制来促进发展，还是用统筹兼顾的方法，以系统思维把握改革发展的综合平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发展是硬道理”等思想，都是其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谋发展、促发展的生动体现，邓小平统筹兼顾思想是发展方法论的源泉。

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领悟和发展的统筹兼顾思想

邓小平的统筹兼顾思想在继承传统文化和毛泽东统筹兼顾思想的基础上，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是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领悟和发展的统筹兼顾思想。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的动力和检验认识的标准，邓小平的统筹兼顾思想正是通过丰富的实践活动才得以充分的体现和展开，同时又在实践中经受检验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一个不断生成的体系，革命和建设实践最能体现邓小平统筹兼顾思想的特质。

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邓小平相应担任过党、政、军内的多个职务，从旅法的“油印博士”到成长为党和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邓小平的统筹兼顾思想充分体现在其统筹兼顾好各项工作的实践上。1941年，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指出：“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敏锐，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2]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岳伟艳，1980年，男，河北省文安县人，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单位：湖北武汉海军工程大学。

P12在这一有关民主政治的表述中，不难看出，将民主政治作为一

个系统加以思考，对其目的、条件、要素、功能等方面进行区分，可以说，邓小平已经初步领悟了分析和处理问题要具有统筹兼顾的思想，在军事、政治、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类似的系统思维方法是其统筹兼顾思想的雏形。1957年，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所作报告中指出：“这几年的建设，大量的是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的错误。我们既要接受成功的经验，也要接受犯错误的教训；既要善于学习国际的经验，也要善于学习自己的经验。”[2]P264报告中明确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做出这一以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判断，是对国家所面临的形式和任务统筹兼顾后所做出的正确判断。邓小平统筹兼顾思想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摸索中发展，统筹正反两方面经验、统筹国际国内经验、统筹过去和当前的经验，这些都表明统筹兼顾思想正初步聚合为系统体系，在综合性、科学性、实效性等方面都达到了更深的程度，动态反馈的机制也初见端倪，表明统筹兼顾思想随着建设实践的展开而不断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