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是这样爱国的

德国人是这样爱国的

德国的民众很少聚在一起高喊爱国、高喊热爱德意志，德国人希望延续的是日耳曼人的精神。事实上，他们延续得很优秀。

笔者在德国很多年了，每次和德国人谈话，话题涉及希特勒与二战历史，或者德国政治的时候，德国人都大大方方，坦坦落落地承认自己祖先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再就是勇于承认德国在历史上的错误，毫不隐晦和躲避，最后，人们也就不好意思再追究了。

只要说到历史上的这一段，人们都会有一种歉疚感，这是一种很深的原罪感。这种原罪感起源于宗教，然而二战之后，德国 人一直延续着这种原罪感。

所以，德国人在几十年来，小心翼翼，不敢大谈爱国主义，甚至不敢乱用“大众”这个词汇，比如大众歌舞，大众雕塑，大众艺术节等等，只有一个大众还在流行运用之中，那就是大众汽车(Volkswagen)。

为什么？就是因为二战的时候，希特勒过多地利用和强调了“大众”这个词汇，以至于几十年之后的德国人避讳且不敢过多注意这个词汇。德国的民众很少聚在一起高喊爱国、高喊热爱德意志，甚至合唱国歌也是因为2009年的世界杯在德国举行，才重新流行起来的。只有在世界杯或者欧洲杯的时候，德国的国旗才被老百姓挂在家里。

那么德国人就不爱国吗？答案是德国人绝对是爱国的，但是德国的爱国主义绝不会表现在表面之上。

比如说，当你跟一个德国人说德国不好，德国的政治制度不好，德国的政府不好，德国的生活不好的时候，他绝不会跟你脸红脖子粗地辩解，也不会跟你大谈德国的优越感，他会惊讶或者奇怪，或者是有几分莫名其妙，他会觉得你是在指责德国的政府，德国的制度或者德国的保险制度，而绝不会跟你扯到你伤害了他的爱国之心。

说到底，他很自信，有时候，一个德国绅士会跟着你一起谴责德国的政治家或者税收制度，甚至还会自嘲几句。

在学校里，孩子们很少高唱国歌，很少自豪地说“我们德意志”，“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云云。有的孩子甚至不好意思高唱国歌，即使是 大型聚会，也只是三三两两，静守秩序，因为他们懂得一点，我们是德国人，我们需要遵守秩序，遵守法律规矩，遵守时间和诺言，遵守交通规则，遵守大家之间的合作契约——很简单，因为我们是日耳曼人。

我去过多个国家，感觉德国和瑞典最好，高度文明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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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比国气死人 人比人还是气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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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里就能看出什么是中国的文人，太操蛋的偏执鼓吹毫不顾及实际的多样性，更加无法解释为什么德国国家队在世界

杯赛前高唱国歌时候连默克尔都号称激动了！

什么时候如本文作者一样的文人在中国成为濒危物种，中国就真的不言自明的强大了，在中国似乎文人的别称就是“撒谎的人” 先别在这里如丧考妣般嘶嚎，作者写得很客观，很显然你根本没去过德国，所以也没有乱加龃龉的根据。如果去过定然不会

发这种浅薄而狭隘的呓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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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的优点最突出的无疑是秩序意识；他们创造和享受的文明令人刮目。背后一个高度文明起到关键作用；我们只能说，

我们并不比他们笨。 转贴 回复 支持(1) 反对(0)

德国人眼里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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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佩昌 2014-07-02 星期三

科学已经深入到德国人的骨髓之中，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人，德国人均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科学方式思考，用科学方法来指导其行为。 在自然科学领域，德国科学界群星璀璨，人才辈出。除了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后移民美国）、数学王子高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后移民美国）和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之外，德国科学家及其发明创造可谓枚不胜举：

1845年德国人冯•马腾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可摇摄150°的转机。

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制成发电机，实际可用的发电机问世。

1866年德国化学家肖特与光学家阿具在蔡司公司发明了钡冕光学玻璃, 产生了正光摄影镜头。

1876年德国发明家尼考罗斯•奥古斯特•奥托制造出第一台四部冲程内燃机。

1885年德国人卡尔•佛里特立奇•本茨研制出世界上第一辆马车式三轮汽车，经过反复试验，1886年1月29日，卡尔•本茨发明的世界上第一辆三轮汽车获得了“汽车制造专利权”。

1888年，德国科学家赫兹发现了电磁波。

1897 年德国工程师狄塞尔制造了第一台柴油机。

1895年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X 射线，可用于身体内部结构的检测和安全检查。

1879年拜耳公司药剂师霍夫曼发明阿司匹林，用于止痛、退烧及消炎。

1903年伯格发现中空的双层玻璃容器有保温效果，镀银表层保证热量反射到瓶内而不辐射出去。

1907年迈因伯格发明牙膏。

1951年路德尔福•海尔发明扫描仪，后广泛用于超市。

1969年戴特洛夫和格洛尔普发明芯片，奠定了信息革命的基础。

上述部分列举的科技成果深深地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可以说，德国对科技的贡献举世公认。如果把移民到南北美洲、澳洲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德裔科学家也考虑进去，德国人的创造性贡献更是令人惊叹。

德国的科技成就与其独特的教育体系、教育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来源于德国人对科学无以伦比的尊重。科学已经深入到德国人的骨髓之中，因此，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人，德国人均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科学方式思考，用科学方法来指导其行为。

尽管如此，德国人对科学的态度却是尊重而不迷信；合理使用而不滥用，始终保持着对科学的理性精神。对于科技成果，德国人并非不顾一切地开发推广，而是有节制地研发、应用。

在德国人看来，科学技术虽然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但也不能极端盲从，而应注意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从以下案例可以发现，德国人这样看待和理解科学：

一、预计到不良后果的科研成果，坚决禁止

德国的核电技术相对发达，自核电开始启用以来，并未出现过核泄漏问题。目前，德国用电总量中有1/4来自核电。尽管德国近年来在可再生能源利用尤其是风力和太阳能发电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但政府对于可再生能源的预期发电量是否足以弥补关闭所有核电站造成的电力短缺并没有十足信心。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德国斯图加特民众首先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计划延长某些核电站的使用时间。在全国多数民众的反对之下，2011年3月12日，德国政府宣布在三个月内关闭7座1980年以前投入运营的核电站。

虽然暂时关闭了7座核电站，但德国民众依然不满意，持续向政府施加压力。经过近12个小时的磋商，2011年5月30日深夜，德国执政联盟就德国放弃核电时间表达成妥协。

根据这一计划，德国将于2021年前彻底放弃核能发电，但其中3座核电站可能将在新能源无法满足用电需求的情况下“超期服役”一年。到2022年，德国将成为首个不再使用核能的主要工业国家。

德国民众反核态度由来已久。上世纪80年代反核运动及绿党的崛起，使核能的利用成为民众激烈争论的话题。例如，哈瑙核工厂经过5年的建设完工后，连一根燃料棒也没有生产过。当时的德国外长菲舍尔初次参政就是在黑森州任环境保护部长，这家工厂以及原有的一个老核材料加工厂正好归他管辖。

经过无穷无尽的争论、繁复的安全审查程序，原有的老加工厂最终被停工。而这家新的加工厂尽管设计安全程度达到了抗地震、抗飞机坠毁的地步，但由于绿党的坚决反对，尽管经营者抗争、等待了两年，最终还是被放弃了。当时黑森州的绿党认为把哈瑙的核工业搞垮是该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

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想把这个核工厂买下来，德国竟然不卖。其原因是，绿党认为，既然核能要不得，就不能把它出口到其他国家。

德国民众对核能的反对，除了对其后果的担忧之外，也和高昂的维护费用也有很大关系。为了确保核电站安全运转，德国每年需要最多5000万欧元（约合4.64亿元人民币）的维护费用。为此，2002年，德国政府曾通过一项“核电逐步退出”法令，确定到2022年左右关闭德国境内全部核电站。

2010年10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默克尔政府有关延长核电站运营期限的计划，将德国关闭最后一座核电站的时间由2022年前后推迟到大约2035年。由于德国多数民众和绿党的强烈抗议，延长核能运营期限的计划宣告破产。

二、不经济的科研成果，忍痛放弃

磁悬浮技术是德国人的又一高科技发明。1922年, 德国人赫尔曼•肯佩尔提出电磁悬浮构想。1934年申请获得磁悬浮列车的专利。德国西门子公司和蒂森克虏伯公司拥有世界领先的磁悬浮列车设计和建造技术。高速磁悬浮列车用电磁力将列车浮起, 并采用特殊供电方法, 实现列车不带燃料、与铁轨无接触的“地面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500公里以上。

从技术上讲，德国没有理由不使用磁悬浮。德国国内支持磁悬浮项目的人认为, 成功修建一条商用磁悬浮线路, 有助于德国向全世界展示和推广其先进的磁悬浮技术。为此，德国于1987年在西北部的埃姆斯兰特小城修建了一条31.5公里的实验线路。

“磁悬浮”列车经过十余年的试运营后，证明了技术的可靠性，但无法证明商业上的可行。尽管很多地方都希望上马这一工程，但直至今天都无法通过审批。上个世纪90年代，德国西部的北威州就曾试图在城市密集的鲁尔区建设一条从杜塞尔多夫机场到多特蒙德市的商业运营线，最后因为融不到资金而不了了之。

德国也曾计划在巴伐利亚州启动修建德国首条商用磁悬浮线路的项目。这条磁悬浮线路计划连接慕尼黑火车站和慕尼黑机场, 全长37公里。完工后, 从慕尼黑火车站到机场所需时间将缩短至10分钟。

目前, 从慕尼黑火车站乘坐城铁到机场大约需要40分钟。项目原先预算为18.5亿欧元, 但根据项目承建方的核算, 完成这一磁悬浮项目需要投入34亿欧元, 几乎是预算的两倍, 已突破各方承受能力。

时任北威州州长施泰因布吕克就曾讥讽说：“谁会为了能快10分钟而用两倍于传统轮轨高速列车的钱去投资磁悬浮线？”这也难怪当他担任德国财政部长后，对慕尼黑磁悬浮线需要联邦政府增加投资表示坚决反对。

1997年，德国也曾打算兴建一条柏林到汉堡的磁悬浮线，全长292公里，投入后从柏林到汉堡可在一个小时内到达。这个项目功亏一篑的原因也是钱的问题。据专家计算，即使对往返于柏林与汉堡的磁悬浮列车乘客数量最乐观的估计，磁悬浮列车运营后，每年也将亏损1亿马克。2000年初，由于谁也不愿增加投资，更没有人愿意为未来的亏损埋单，这一项目在争吵中正式下马了。

昂贵的建造费用和预期的亏损导致磁悬浮项目在德国始终无法上马，而且公众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磁悬浮受阻的原因。在一项民意调查中,58%德国公众认为磁悬浮项目对德国经济而言太超前,39%的受访者则认为磁悬浮“没必要”且太贵。

磁悬浮技术在德国国内遭受一次又一次打击的同时，德国加紧了在国际上的推销力度。据报道，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匈牙利布达佩斯，捷克的个别城市以及美国拉斯维加斯，在德国人的游说下都动过兴建磁悬浮列车线的念头。不过，这些设想最终都因为费用问题而搁浅。 到目前为止，德国无法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强大磁场对人体的无害性。因此，德国做出规定，磁悬浮线路两边500米不得居住人。

三、无法预料后果的科研成果，先试用后禁止

转基因技术作为现代高科技成果，在德国乃至欧洲也存在很大的争议。尽管孟山都公司的MON810转基因玉米种子于1998年获得欧盟的进口和种植许可，但欧盟一些成员国如奥地利、匈牙利、卢森堡、希腊和法国依然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

2005年，德国开始种植MON810转基因玉米，这是德国唯一被允许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据统计，德国全年的玉米种植面积在1800万公顷至2000万公顷之间，而德国2009年预计种植的转基因玉米仅为3600公顷，几乎都集中在德国东部地区。

但转基因玉米种子MON810的命运在德国突然急转直下，仅仅四年的时间就被叫停。2009年9月14日德国联邦农业部部长伊尔莎•艾格纳宣布，由于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玉米种子MON810对环境存在潜在危害，德国将不允许再种植这种转基因玉米。

艾格纳表示，这项决定没有政治意图，只是基于专业的考虑。德国联邦自然保护局的研究报告和一份来自卢森堡的研究报告显示，种植孟山都公司的MON810转基因玉米会影响环境，尤其对一些蝴蝶、瓢虫等益虫和水生有机物产生危害。艾格纳要求地方州政府实施这项禁令，并对遵守情况进行监控。

由此，种植转基因玉米被正式宣布禁止，德国从而成为继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等欧盟国家后，第六个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的欧盟国家。 绿色和平组织和环保组织对农业部的这项禁令表示欢迎。德国环境和自然保护联合会称，转基因玉米对自然界和动物已造成了很大危害，必须强制禁止。有饲料研究报告显示，转基因玉米对实验鼠的免疫系统会造成损害。

除了MON810被短暂许可之外，其他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在德国则被明令禁止。但德国也曾发生过“意外”种植的情况：德国巴伐利亚州、巴登—符滕堡州和下萨克森州等7个州农民在购买玉米种子时，ＮＫ603转基因玉米混杂在普通玉米种子之中，被 “意外”播种。

环境保护组织指认这是“德国迄今最大的转基因作物丑闻”。作为种子的供应商，美国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说，ＮＫ603播种面积不到2000公顷。贝克尔说，大约2000公顷土地受影响。而按照绿色和平组织的说法，受“污染”土地多达3000公顷。结果，所有种植的玉米被紧急销毁，土地被政府要求深度翻耕。

四、科学是一把双刃剑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德国人对科学并不盲从，更不会将科学视为“全能神”。德国人认为，科学只不过是人类最前沿的认知而已，但人类的认知一定有时代性和局限性，不能把科学当作终极宇宙真理来看待。

种理性精神来自于其历史上诸多的教训。其中格兰泰公司“反应停事件”给德国人上了令人难忘的一堂课，从而使德国人对科技无限制的应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据国际在线记者殷帆报道，2012年8月31日，德国西部城市施托尔贝格竖起了一尊铜像，名为“生病的孩子”。铜像左边是一个没有双臂、双腿畸形的小女孩靠在一张椅子上，右边是一张空椅子(留给死者的座位) ，铜像底座中间写着“纪念那些死去的和幸存的沙利度胺受害者”。这一年，是沙利度胺（俗称反应停）事件50周年。

铜像的倡议人，同时也是沙利度胺的受害者伊格尔表示，他在参观柏林纳粹集中营的时候萌发了为沙利度胺造成的畸形儿和死者的塑像的念头。他希望在事件引发者和受害者之间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

制作铜像约5000欧元的费用由事故制造者德国制药商格兰泰公司支付。在当天的雕像揭幕仪式上，格兰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总裁）斯托克代表公司向沙利度胺受害人道歉。斯托克表示，格兰泰公司对沙利度胺引发的后果表示遗憾，并特此向沙利度胺的受害者请求原谅。 事件的起因要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1953年，瑞士的一家制药厂首先合成了沙利度胺，但是由于某些原因，药厂放弃了对它的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德国格兰泰公司开始对沙利度胺进行研发，并在1957年推出了一款主要成分为沙利度胺的安眠药。

这种安眠药对妊娠反应有明显的疗效，能够有效地减轻妇女怀孕早期出现的恶心、呕吐等妊娠症状，一时在欧洲各国、日本、非洲等国家争相上市，使用极为广泛。不过，由于这种药物的动物实验获得的毒理学数据不可靠，没有能够进入美国市场。

到了1960年，欧洲新生儿畸形比率异常升高，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经过调查发现，新生儿畸形的发生率同沙利度胺有关系。之后的毒理学研究也表明，沙利度胺对灵长类动物有很强的致畸性。

1961年10月，在西德妇产科学术会议上报告了沙利度胺引起的海豹型畸胎，并统计出从1957～1961年间这种药物造成了8000余个畸形胎儿。当年，沙利度胺销售被禁止，但是，此前售出的药品已经导致了全球近万名婴儿先天畸形。很多婴儿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幸存下来的不得不终生与残疾为伴。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反应停事件。

格兰泰公司总裁斯托克在道歉中表示，当时在研发沙利度胺时，格兰泰公司依据了当时所有的科学知识和所有在20世纪50和60年代适用于新药品测试的行业标准。

很显然，格兰泰公司当年生产的反应停是科研的结晶，是不折不扣的高科技产品，而且也符合当时的药品测试行业标准，但是，如果没有应有的警惕和科学理性的态度，今天的高科技产品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毒药。

本文原载于《羊城晚报》。作者杨佩昌为留德学者，经济史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