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标与城市肌理-城市建筑的兼济之道

城市地标与城市肌理—城市建筑的

?图为：捷克布拉格

图为：德国柏林

从地标说起

在全民关注房地产的当今，“地标”早已成为炙手可热的热门词汇。这个原本源于户外广告行业的专有名词一经引入，便天然地激起城市建设者和土地开发商的争雄之心。 必须承认，对“地标”的追逐有其合理性。

中国正处于建设现代城市的热潮之中，而最能够体现现代城市张力、活力的无疑是商业文化，于是类似帝国大厦的恢弘建筑成为了“地标”的标杆。另一方面，作为城市符号的地标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筑学意义之外，还有着更为影响深远的文化意义。 然而，随着城市的高速扩张和发展，城市房地产开发陷入了对地标性建筑的片面理解和狂热追求，造就了城市建筑比高比大比豪华阔绰的趋向。

来看看这些不断被刷新的高度：广州双子塔(在建)约530米、北京泛海国际双子塔(在建)505米、厦门双子塔(在建)620米，目前重庆又拟建全球最高摩天双子塔，其高度必然要超过620米。更不用说如今在各大城市涌现出的体量庞大、造型新异的各种建筑。

更有甚者，“未经过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原有城市的文脉与肌理„„一幢幢不讲究工程、不讲究结构、不讲究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在各地拔地而起。”

在地标泛滥之际，呼吁对城市肌理的尊重显得尤为有意义。

意大利新理性学派的阿尔多·罗西在《城市的建筑学》中将城市的构成分为地标和肌理两部分。相较于地标，肌理意义更为宽泛。就建筑来讲，肌理是构成这座城市的一般建筑物以及它们的组合方式。例如北京的肌理，就是它的四合院、胡同以及民俗民风等一系列构成城市气质的要素；上海的肌理，就是它的石库门老建筑。

肌理对于城市意象的锻造是强烈而持续的，它不仅从物质环境建设角度表征了一个城市的发展，更从人文美学角度解说了一个城市的历史文脉，影射着人们活跃的生活场景。任何独立、隔绝于城市肌理之外的建筑，都是对城市文脉的割裂和对城市美学的破坏。 大师的未尽之笔

1961年，建筑大师梁思成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了5篇名为《拙匠随笔》的专栏，受到了广泛的欢迎。1962年连载中止，但经先生遗孀林洙女士整理发现，除了已发表的外，他还计划了其后不下十篇的文章内容。其中一篇的标题即为《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 建筑是应当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梁思成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还要在构思这篇文章之前很多年。在1950年1月22日的营建学研究会上，梁思成讲到：

“个人自由主义使近代的建筑成为无纪律的表现。每一座建筑本身可能是一件很好的创作，但是事实上建筑物是不能脱离了环境而独善其身的。结果，使得每一个城市成为一个千奇百怪的假古董摊，成了一个建筑奇装跳舞会。”

虽然《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一文最终也未能面世，但梁思成先生的预见和判断却已然浮现。他明确地说，那些孤零零处于“高高的山崖上”、“葱幽的密林中”或者“无人的沙漠上”的建筑，无论多么优秀，都只能表明“个人自由主义的建筑之失败”——因为“它经不起城市环境的考验”。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可以解释为建筑对待城市肌理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延续与突变。肌理的延续是以背景的方式存在，呈现的是一种谦虚的态度；而肌理的突变以视觉中心的方式出现，体现的是一种傲慢的姿态。一个最容易被人想起的例子是央视新大楼，设计者将其视为建筑艺术的先锋试验，所有者为其令人瞩目的风格而自豪，而民众则极尽嘲讽，归根究底是对这种傲慢姿态的不满。

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快速稳步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逃避现实，

脱离群众，单独地去寻找自己的世外桃源”式的建筑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兼济天下”成为迫切的需要。这个“天下”，即是城市的肌理。

?我们城市的未来

一方面，城市肌理的形成是城市历史延续的结果，另一方面，它也反映着一定时期内的社会价值倾向，包括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对商业利益的追逐。

单体建筑对城市肌理的割裂和破坏还是有限的，但在生产力空前发展、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建设量极其巨大的当今，现代城市的发展必然要对建筑和建筑学提出更在“兼济天下”之上的要求。

吴良镛曾经对“北京的巨型结构的游戏”提出更深的忧虑：„„建筑的规划决策、城市的整体规划与设计每每缺乏科学的论证，而土地一旦被占用，不合理的城市结构一旦摊开，就难以逆转，对未来将会造成极大的被动。

这就不仅仅是对城市肌理局部的破坏，而是整体的毁灭。苏北有两个县级市仅用1年多时间，将旧城区夷为平地，重新建了一座新城，这种不尊重城市肌理、割断历史的所谓“大手笔”，一度还被宣传为城市改造的典型。

令人欣慰的是，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广义的建筑学正走向建筑学——地景学——城市规划学的融合。当代城市的设计和运营不仅关乎功能的划分、街道的谋划和建筑的布局，更重要的是对生活在其中的人和他们的活动的组织和统筹，以及对他们的利益的合理分配。 而令我们对城市未来更具信心的，则是经过十几年的淘汰和砥砺，相当一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也逐步意识到自身对于城市、城市肌理的责任。福星惠誉在多年旧城改造经验的基础上，开发了以城市自然环境为重心的水岸星城、以城市社会环境为重心的福星惠誉·国际城，以及万科的茂园、华润的橡树湾，都可称为是开发企业在保护、丰富城市肌理上作出的自觉尝试。

案例链接

“批判地重构”下的柏林

二战期间，柏林市中心超过80%的建筑都被毁坏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主义的城市景观。到了20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日益遭受批判，一些规划开始认识到现代主义模式过于强调车行，整个城市看似现代化和国际化，却没有体现出柏林的特征，于是，试图恢复传统城市的空间品质，成为柏林城市建设的理想目标，1987年西柏林国际建筑展览会期间，由建筑师R克里尔设计的Ritter街区住宅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现存历史街道肌理被保留下来并被限高22m的新公寓住宅所填充，这种模式就是 “批判地重构”，成为历史街区更新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对城市形态的演变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对城市肌理的一种缝合和延续。

?近年来在国际设计领域广为流传的两种倾向，即崇尚杂乱无章的非形式主义和推崇权力至上的形式主义，形成了强烈对比。非形式主义反对所有的形式规则，形式主义则把形式规则的应用视为理所当然;尽管二者的对立如此鲜明，但在本质上他们却是同出一源，认为任何建筑问题都是孤立存在的，并且仅仅局限于形式范畴。出于获取愉悦、表达象征或者广告宣传的目的，大量的先进技术手段被用于满足人们对形式的热切追求，这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从分析形式的风格和类型，到表达复杂的形式构成，再到构筑最奢华的形式梦想，其中的技术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先进和发达，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屈从于对形式主义的幻想、好奇和迷恋。

——亚历山大·楚尼斯

专家论道

正如希腊学者亚历山大·楚尼斯所说，无论是“崇尚杂乱无章的非形式主义和推崇权力至上的形式主义”，都是把建筑孤立的做法。而放眼世界，但凡具有影响力的建筑，大多依循着注定的城市肌理。今天，对于城市来说，建筑除了为人们提供一处得以栖息的空间，更多

的则是让城市根脉在时代的进程中得到延续，并以此传承历史所赋予城市、居民特有的品格与内涵，并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武汉，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西合璧的城市，正处于两型社会建设的热潮中，怎样在轰轰烈烈的旧城改造进程中保持独特的城市文脉，彰显出城市魅力，成为了时下最新的研究热点。

为此，我们采访了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中南设计院建筑规划方面的专家，共同探讨新时期下武汉城市与建筑的发展脉络，寻找大武汉的城市肌理之美。

陈汗青：弘扬楚文化丰富城市肌理

陈汗青，1946年生人，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是我国设置工业设计工程硕士领域先行者，是武汉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博士点的学术带头人。陈汗青教授从事高教专业设计教学三十多年;早在十七年前就是《设计概论》课程的主讲教师，该课学生作业曾多次在省内外获奖。

一个城市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肌理和文化结构，就能够形成明确的城市风范，让人过目不忘。而这种文化底蕴一方面是通过语言、观念、习俗等无形的文化形态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建筑、街道、山川、河流等一系列城市有形景观要素体现出来。“正如武汉，它是一座富有悠久历史文化名城”，午后耀眼的阳光撒到的士的玻璃窗上，并没有影响到坐在我身旁的陈汗青教授精神振奋、侃侃而谈，陈教授作为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事务繁忙，常常往来于各大城市间讲授艺术与设计学科的尖端前沿，我们的采访便从陈教授赶去机场的路上开始。

明末清初，武汉是全国四大名镇之一;百年之前，中国近代工业在这里发祥;辛亥革命前，作为全国三大租界之一，汉口的领事馆最多时达27个之多;大革命时期，它曾一度为国民政府所在地。“然而，就是这样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在当前轰轰烈烈的旧城改造建设中，一些不合理的建筑淹没了武汉历史名城的个性，一些盲目追求大规模的建筑破坏了武汉城市的文化肌理。”陈汗青教授面色凝重地讲道。

在陈汗青教授眼里，凝聚武汉楚文化地标性的建筑仍然是黄鹤楼和江汉关，“黄鹤楼的标志性意义不在于它建得有多高，而在于它特有的文化内涵”，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莫不争相登临吟诗，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成就了武汉的文化标杆。1923年建成的江汉关，近百年来一直是武汉的地标性建筑，承载了汉口的近现代辉煌。说起江汉关，陈教授眼里流露出兴奋的神色，“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江汉关融入了希腊古典式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风格特色，它的大楼四周的建筑物都比它低很多，这样更能凸显出江汉关既庄重又典雅的一面。”

原本四十多分钟的路程，也由于愉快的讨论而缩短了距离，我们的谈话也从武汉当前的建筑设计谈到武汉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文化是建筑的灵魂。武汉在城市建筑中，要依据楚文化的内涵通过艺术与设计，使得新的建筑文化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同达到增值，丰富武汉城市肌理。”面对武汉城市建筑的未来规划，陈汗青教授这样提议到，从肌理性建筑方面讲，一方面，所建建筑都要重视武汉城市的轮廓线，相互协调配合，整体上形成一种景观，另一方面，要凸显武汉集群各自的特点，如商业群，工业群，文化群，这些集群的特点构成整个武汉建筑的肌理;再一方面，考究建筑的色彩也对城市肌理有很大影响，要利用其现成材料的本色，形成独特丰富的色彩。“这其中涉及到武汉城市整体形象的设计，色彩的调和能否蕴含武汉楚文化的基调，这些都是我们当下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陈教授说道。

地标与肌理，是城市发展历程中的一对矛盾体，陈汗青教授认为，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设计逐渐成为沟通城市与单体建筑的一座桥梁。城市设计不仅包括建筑学、规划学，也包括艺术与设计，它更强调城市的文脉与和谐。一方面我们要避免毁掉那些与城市文脉相承的建筑，另一方面，在重建中也要讲究新建筑与周围建筑的和谐、与整个城市气质的和谐，

建筑精品工程，过了若干年后还能变成一种文化，一种古迹，一种品质在流传。 郭和平：坚守自然肌理与人工肌理的完美结合

郭和平，1956年生人。现任中南设计院副总建筑师、湖北省土木建筑学会理事、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湖北省国家职业资格艺术设计类专家委员会委员，为一级注册建筑师、内地香港互认注册建筑师、高级建筑师。从事建筑与规划设计工作二十多年，主持完成了大量的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并多次获奖。

随着武汉现代工业与城市文明的快速发展，新的城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渐渐取代了昔日辉煌的老城区，一些见证了武汉的年轮、文脉和记忆的老建筑，也走到了城市发展的十字路口。拆除还是保留?修旧还是另起炉灶?地标与肌理，似乎永远是城市发展历程中的一对矛盾体。

“就地标与肌理来讲，我个人认为是两个互相联系的课题。从肌理而言，一个城市的肌理主要由两大要素构成，一方面是自然肌理，一方面是人工肌理。”中南设计院副总工程师郭和平向记者娓娓道来。

武汉素有“百湖之市”与“江城”的美名。滨湖之水不仅赋予了武汉独特的灵气，城中之山恰到好处的尺度也增添了不少亲和力，可谓武汉城市的自然肌理。然而，在近几年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热潮中，武汉一些优美、丰厚的自然肌理被破坏得很严重，甚至湮没于新潮亮丽的建筑群体中。而人工肌理，主要指城市里面大面积建造的建筑，烙印人工的雕刻、改造，建设等人工行为，在不断开发的过程中，造成了城市自然肌理的缺失。

郭和平讲道，当代建筑设计和地产开发应把城市肌理问题作为研究重点，目前武汉缺失一些肌理性建筑，主要是由于没有尽早兼顾到自然肌理和人工肌理的完美结合，“虽然有困难，但这应该是我们坚守的理想，建筑不是个人行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总体来说是一个社会理想。”郭和平说，在武汉城市建设的规划中，应该坚守二者完美结合的信念，“把当前建设，一部分作为过渡性建筑，解决当前现实需要，同时要有意规划成为永久性的建筑，就是文化建筑，给子孙后代留下传承文脉的建筑。”

眼前铺在郭和平办公桌上的，是一沓厚厚的建筑图纸，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不断有人敲门进来找他签字、看图纸、提意见，他总是温和地笑着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建筑的风水了，所以会有图纸不断被修改。”

而在以往的城市建设及城市改造过程中，郭和平说，人们对建筑作品外观和室内设计非常重视，忽略了建筑与城市风水景观的协调关系，不少的历史环境遭到破坏，城市特色在消失，城市景观风水变得杂乱无序。

“建筑风水文化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强调的和谐、循环、平衡等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建立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郭和平说，“风水既有其科学依据，也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风水，取其科学的方面，剔除其迷信的色彩。如今从城市规划到建筑选点，再到室内装饰布局，都会有风水的痕 链接

武汉城市肌理之百年建筑

落日余晖：英国驻汉领事馆官邸

坐落在汉口天津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是汉口开埠后英租界的第一幢建筑，也是近代武汉建筑史上的第一幢建筑。从十九世纪中叶建成之始到今天，她走过了146年的漫漫路程，历尽苍桑，至今仍然耸立在长江之滨。

国母故居：华俄道胜银行大楼

宋庆龄汉口旧居，建于1895年12月，由沙俄圣彼得堡万国商业银行和巴黎荷兰银行等5家金融机构出资组建，是宋庆龄来汉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为武汉市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原貌已进行复原，展出孙中山、宋庆龄图片资料和其它实物，成为了一个具

有深远意义的教育基地。

浑厚钟声：江汉关大楼

为了适应汉口开埠和商务的需要，1862年1月1日，建立汉口海关机构——江汉关。它直面江水，立于江汉路与沿江大道的交汇处，镇守于老租界区之南端，可以观察到长江和汉水航运动静，可谓扼三镇两江航道之咽喉。无论北来巨轮还是东进舟楫，都可在距武汉尚远时，最先看到它的身影，听到它的钟声。江汉关大楼记录时代，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兴衰和荣辱。1949年解放后，江汉关改名为武汉关。

首义红楼：湖北省咨议局旧址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在清末湖北谘议局的旧址上，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因主体建筑为红砖砌墙、红瓦覆顶的红色两层楼房，故又称“红楼”，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武汉城市肌理之汉口里份

约在19世纪末，汉口开始出现由房产商集中投资，分批建造，分户出租的低层联排式住宅。这种住宅形式，有人认为总体布局源于欧洲的联排式房屋，单元平面划分、则沿用了中国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布局，内向封闭。汉口最早的这类里份有新昌里、生成里(今水塔对面)等。

上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军阀官僚，洋行买办、富商大贾纷纷投资建造里份住宅。这种新式里份住宅，平面布置仍属于石库门式。武汉大部分里份属这种形式。

到了30年代，汉口除俄、日租界外，德、法、英租界曾分别改为三个特别区。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自建或经营兴建了一批里份住宅，如同兴里、延昌里、江汉村等，这些里弄对比以前又有较大改进。这种住宅既可以独立建造，又能组合联立为里份，一般为别墅性里份。 (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