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史]学年论文写作指导(新)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年论文写作指导

石明庆

学术贵在创新，学年论文的写作也是如此。当然，对于只开设了一个学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来说，要求学年论文有较大的学术创新突破是不现实的。但是，在大学阶段，确立必要的学术规范，学会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学年论文的写作是一次重要的机会。因此，我想就《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年论文写作着重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对本学科的全面了解和基本知识的掌握 中国文学起源很早，自从文学出现，也就有了关于文学的思考。古人一边从事着文学的创作，一边议论着文学本身，自先秦至近代，中国文学拥有数量众多的经典作家作品，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和大量的理论批评著述，从孔子到金圣叹，从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即是：中国古代文论课程讲的就是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论说。用现代的人文学科术语将其叫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 在中国古代，对于文论这一对象的认识有一个过程，随着文论自身的发展，对它的认识也逐渐明确。文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繁荣，出现了《文心雕

龙》、《诗品》等理论著作。《隋书·经籍志》首次将它们列入总集，体现出对它们的初步认识。《新唐书·艺文志》在总集中别立文史一类归之，并增收后来出现的《诗式》等著作，只是其中还包括象刘知几的《史通》这样的史评著作。古代认为历史著作也是文章，对文学的评论和对历史著作的评论可视为同类。这是可以理解的。《宋书》、《明史》亦大致同此。到清代，古代文论又一次繁荣。乾隆时，篡修四库全书并撰写总目提要，于是在集部中别立诗文评一类，专收文学理论批评著作，计有数十种之多，并对其历史源流有所概述。可见对古代文论这一对象的认识已经明确。嘉庆初年，纪晓岚主持科举会试，以文学批评论题策问，更见对古代文论的关注。

到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进入其现代形态，学科分类日益科学细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成为专门学科。在中国，1914年至1919年，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对于古代文论的认真研究才算开始。这一课程的讲稿，就是后来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1)。1923年，范文澜也在南开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讲稿后来修订出版，成为《文心雕龙》研究的里程碑(2)。近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从《文心雕龙》起步，亦最先从《文心雕

龙》取得突出的成绩，与这本书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地位十分相称。可以说，这是古文论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

这个学科建立的时候，并不称为“古文论”，而是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关于这一学科的命名是否与它的研究对象相符合的问题，学术界不时有所议论。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按理说，就不包括文学理论。虽然在我国的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表述常常纠缠在一起。但是，除了这样的文学批评之外，也还有一部份不涉批评而纯论文学理论问题的论著，如《文赋》、《二十四诗品》等等，把这个学科命名为文学批评史，就应该把这一部份纯论文学理论问题的论著排除在外，此其一。文学批评史，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学批评作“史”的研究。但是这一学科从它萌生之日起，专题的研究就与史的研究并存着，越到后来，专题的研究所占比重越大。有的史的研究，可以说完全是在专题的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此其二。至少因了这两点，这一学科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不准确的。或者正是因了这不确切，有的论著就称为理论史（如蔡钟翔等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有的称为文学理论批评史（如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其实，

如果要给这一学科一个较为确切名字，似乎还是称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更好一些。从研究的对象说，既可以包括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也可以包括从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观念；从研究的角度说，既可以包括史的研究，也可以包括专题研究。考虑到这一点，本书采用了这一名称。但这一名称也未必能为学界所共同接受，既然约定俗成，《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等种种的名称，恐怕是还要并存下去的。

本世纪我国的古文论研究大致可分前后两期：前半世纪，奠定了古文论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1927年陈钟凡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虽仅7万余言，然所涉及之批评家已达90余人，大体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初步框架。1934、1947年郭绍虞先后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册，70余万言，大大拓展了由陈钟凡建立起来的最初框架。由于其规模之宏大，郭先生也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者。1931年，朱东润在武汉大学开讲中国文学批评史，写有讲稿《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3)，1934至1943年，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至四册出版。1935年，许地山为香港大学中文教授，次年，港大成

立中文系，由马鉴主讲文学批评，这是古代文学批评进入香港大学课堂的开始。这时期，还有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方著与傅著在体例上略有不同，然对于后来的文学批评史之撰写启迪不大。对于后来文学批评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郭著。直至今日，国内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体例，也还没有超越郭著的范围。

除满足教学需要，建立文学批评史的学科体系之外，前半世纪的50年间，对于古代文学批评的多方面的研究也已经普遍展开。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此期共有论文713篇。就研究对象之朝代分布言，依次为：魏晋南北朝157篇，清代128篇，先秦83篇，近代59篇，隋唐五代55篇，宋代46篇，明代41篇，金元9篇，汉代9篇。研究最多的10位作家是：刘勰72篇，王国维34篇，金人瑞28篇，钟嵘22篇，袁枚19篇，孔子18篇，韩愈15篇，陆机、李渔、章学诚各14篇。从这分布看，研究主要集中在批评史上较重要的朝代和重要的批评家身上。就涉及的问题言，也集中于若干主要点上，计：文学批评史的分期、研究方法，孔子诗观，孟子气论，魏晋思潮与文学批评，《诗序》问题，文笔问题，永明声律问题，文质观，载道说；涉及的理论范畴有：神，气，赋、比、兴，

神韵，格调，性灵，肌理，境界。从涉及的问题看，也只在几个主要点上，尚未全面展开。学科的规模是奠定了，亦出现一些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深远的论著(如朱自清《诗言志辨》，陈寅恪《四声三问》)，但整个学科的研究尚处于草莱初辟的阶段。

本世纪的后半，古文论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环境的差异，大陆与港、台地区的古文论研究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讲程上虽存在差别，但在这后半世纪里发展迅速，却是相同的。在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深度的开掘、研究方法的多样、研究队伍的扩大以及此一学科在大学的普遍开设上，都显示了古文论研究朝前发展的蓬勃生机。

就研究领域而言，涉及问题之范围与前五十年已不可同日而语。除前50年涉及之10个问题继续讨论外，又涉及古文论之民族特色、文化含蕴、思维模式，老子的大音希声，庄子的神与技，孟子的以意逆志，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史传文学理论，佛经翻译与魏晋南北朝文论，言意之辩，魏晋小说观，陆机的构思论，钟嵘的“滋味”说、直寻说以及他的以品论诗问题，刘知几的史传文学理论，陈子昂的风骨说，王昌龄《诗格》的真伪与味外味、象外象、风格论的种种问题，江西诗派的诗歌思想，李清照的词论，严

羽的“妙悟”与别材别趣说，张炎的清空说，徐渭的“本色”说，李贽的童心说与化工说，汤显祖的意趣神色说，公安派的性灵说，竟陵派的“幽深孤峭”说，冯梦龙的情真、情教说，王夫之的意境论，王国维的境界说，明清的小说理论与戏曲理论等等，俱受到重视。就涉及的批评家言，人数远超前期，计：先秦11，两汉8，魏晋南北朝20，隋唐五代28，宋金元47，明代27，清代51，近代30，共185人，中国古代的重要批评家差不多都包括在内了。对于每一家的研究，亦由前50年的较为狭窄的范围扩展了开来，以《文心雕龙》为例，是书50篇，前50年就单篇进行研究的，仅涉11篇，后半世纪则涉42篇。对于理论范畴的研究亦如此，在前期的基础上，又涉及体、风骨、势、味、神思、意象、兴象、兴趣、气韵、言境、意境、言志缘情、本色、空灵、出入、妙悟等等。古文论的研究领域无疑是极大的拓展了。

就研究的深入而言，本世纪的后半，亦有了很大的进展。它已经不是此一学科建立初期的稍涉即止，而是深入研究对象的底蕴，有的研究论著，几乎作到了材料收集无遗，研究情况了如指掌，使后来者再要前进一步，非下更大力气不可。以钟嵘《诗品》为例，前50年，有陈延杰的《诗品注》，钱基博的《诗品校

读记》，古直《钟记室诗品笺》，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杜天靡《广诗品注》等，成绩已相当可观。而近数十年来，又有了很大的开展。王叔珉于40年代草成之《钟嵘诗品疏证》经数十年之精心修订，于1992年出版《钟嵘诗品笺证稿》，于《诗品》之笺证实为集大成之作。之后又有曹旭《诗品集释》，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4)，从各方面对《诗品》的研究作了补益。对于钟嵘《诗品》研究的现状，何广曾作了《钟嵘诗品研究目录》和《中日历代书目有关钟嵘诗品之著录》两个索引(5)，对进一步的研究甚有帮助。有关《诗品》之各种注疏、今译，数量不少，无须一列举。至于对《诗品》的理论研究，则在更广大的层面上展开，举凡钟嵘之身世、书名、《序》之原貌、《诗品》之理论取向、理论渊源、理论价值、批评方法、古代与海外《诗品》学等等，无不一一检讨。研究已深入到对《诗品》所评诗人之创作一一加以讨论，以印证钟嵘批评之是否正确。各陈所见，或加论争。例如，对于《诗品》之价值，向来评价极高，而苏文擢《诗品诠评》则以为，钟嵘眼界有限，为当世过分推崇(6)。对于《序》之原貌，亦争论不已。这些争论的是非，研究者自可各取其是，但是争论本身，已把问题引向深入。钟嵘《诗品》的研究，只是一个并不十分典型的

例子，其它如白居易的诗歌主张的是非问题，亦已展开讨论。对于有没有一个“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的新乐府理论对于诗歌创作来说，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学术界就存在十分相左的看法。这些看法的是是非非，当然难以一时论定，但是无可否认，研究是深入了，至少是进一步弄清了史实，不再停留在人云亦云的阶段。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深入展开，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后面还要谈到，此处暂且放下。

研究的逐步深入还表现在选题上，不少学者，已注意到把研究的题目做得细些深些，明清人注诗，受比兴寄托说的影响甚深，从诗注中清理其时之诗歌思想，对于研究明清文学批评实具意义。颜昆阳《李商隐诗歌笺释方法论》(7)，通过明清两代评注李商隐诗时对李诗的种种误解，说明传统“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方法所产生的问题。邓国光《挚虞研究》对于挚虞的有关资料收集几无遗漏，这位在六朝文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批评家，由于史料的缺乏，向为研究界所忽略，《挚虞研究》成了此一领域的唯一专著。郑滋斌的《虞山诗派中的义山诗学研究》，也是从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作起的(8)。涂光社的《势与中国艺术》同样是就一个具体问题作深入研究比较成功的例子(9)。

自研究方法之多样而言，本世纪的后半也有了大的发展。前半世纪对于古文论的研究主要是传统的实证法；而后半世纪则出现了多种方法并存的局面。很有意思的是在大陆与台湾同样存在着对于方法的重视。80年代初大陆出现了对于古文论研究方法的讨论，这场讨论延续到80年代中期。对方法的讨论中的各种观点，大家多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事实上在研究实践中多种的方法已交错运用着，有传统的实证法，有社会历史学的方法，有心理学的方法，有比较文学的方法，甚至还有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不一而足。有的只注意史料自身，用力于考辨与训读，有的从文化环境对古文论进行考察，论其是非，有的忙于为古文论构造体系，有的把注意力集中到中西文论比较上，等等。各种方法的运用所得结果不尽相同，学术界似乎并未著意判定其高下。而事实上，时光的流逝已对此作出了回答，有的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的成果当初虽曾风云一时，三五年间，就已经消声匿迹。这其中似乎有着某种值得深思的东西。在大陆古文论研究界重视研究方法的同时，港、台学者也注意到方法问题。不同的是，他们注意的是古文论表现的方法问题，如吴宏一《清初诗学的形式批评》，吴彩娥《论象征批评与司空图诗品的批评方法》，龚鹏程《细

部批评概论》，还有提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批评法、比较批评法、譬喻品评法的论文来的(10)。黄维《中国文学纵横论》则是细探中国诗话词话的“摘句批评”法。对于古文论批评法的研究，对研究方法当然有着借鉴的意义。

自研究队伍的扩大而言，本世纪的后半，实有惊人的成绩。大陆的古代文论学会，会员已达400余人。实际研究古文论者，当不止此数(仅《文心雕龙》研究论著的作者，就超过此数)。有更多的人参加到古文论的研究中来，这从大学的硕士、博士论文的选题也可看出来，以台湾为例，70年代有关古文论的博士论文10篇，80年代增至28篇，90年代头5年已增至34篇。对于研究者来说，古文论似乎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古文论作为一个学科进入大学课堂，如上所说，始于黄侃之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在20年代，此一课程之列入教学计划，除北大之外，目前所了解，似就只有南开了。在1925至1926年文学系的学程纲要中，二年级有一门“文论”课，在注中说明：读《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尤以《文心雕龙》为重要。注中并且说明，以《文心雕龙讲疏》为课本(11)。30年代以后，武大等校相继开出此一课程。而本世纪

的后半，无论是大陆还是港、台的高校，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教学体系中，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了。大陆还在复旦、南开、川大、华东师大设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学位授权点，作为培养此一学科高层人才的基地。古文论作为课程进入高校，这一点对于此一学科的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它不仅说明，此一科学成了高校中文系学生知识结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保证了此一学科的研究者队伍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以台湾为例，70年代以来，研究古文论而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现在已是学术研究中的中坚。

对文学批评史基本知识的了解则有赖于课堂的讲授和平时的自学，尤其是到图书馆的阅读。这些将在上课时细致学习，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二，对研究历史的分类把握

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

30至40年代，继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之后，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第二、第三分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册论周秦两汉文学批评，第二册论魏晋六朝文学批评，第三册论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这部批评史较郭著“编制便渐渐匀称了，

论断也渐渐公平了”，“这是一部值得细心研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自清语)。与此同时，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也由开明书店出版了。作者以慎思明辨的态度，采取“远略近详”的叙述方法，勾勒出了从周秦到清代陈廷焯的文学批评发展概况，“这还是第一部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朱自清语)。此书“著者的长处在能够根据客观的态度选出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代表批评家”(朱自清语)，如南宋的张戒，清代的叶燮、纪昀、赵翼、金圣叹、李笠翁等批评家。著者的另一长处则是用现代文艺观诠释古代文论家，如说殷、高仲武、司空图是“为艺术而艺术”；说元结、白居易、元稹是“为人生而艺术”等。这个时期的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章总论“文学之界义”；第二章总论“文学批评”；第三章为“文学批评史总叙”，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始于《典论》、《文赋》、《流别论》、《翰林论》；自第四章后，直到第十二章，将我国的文学批评史划分为九大时期，其各时期的论述较详，如第五章中论王充的文论，就标列了七个方面。30至40年代首屈一指的是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朱自清称他是“白手成家”，“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1955年，中华书局将这部“旧著”重新予以出版，作者自称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其

实这是中国百年以来第一部完整的、影响最大的文学批评史，曾被教育部列入文科教材。全书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上古期——自上古至东汉(纪元期?——纪元190年)”，即“文学观念演进期”；其间周秦为一期，两汉为一期，魏晋南北朝为一期。“中古期——自东汉建安至五代(纪元191——959年)，即“文学观念复古期”；其间隋唐五代为一期，北宋为一期。“近古期——自北宋至清代中叶(纪元960——1839年)”，即“文学批评完成期”；其间南宋金元为一期，明代为一期，清代一期。前两期主要是论述对文学的认识，后一期“才是以文学批评本身的理论为中心”，这种划分法源于作者认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观点。197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撰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原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版)。全书分上下两册，共为七编：一，先秦两汉；二，魏晋南北朝；三，隋唐五代；四，宋元；五，明；六，清；七，近代。刘大杰先生因全书未编完而仙逝，后续书稿则由其同仁们共同完成。此书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系统介绍了上起先秦、下迄“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过程和文学理论斗争的概况。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则严格区分文学观和文学批评理论，从文学

批评理论的角度，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划分为先秦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每一时期中，著者以章题或概括断代的文学现状，或文学理论批评概况；以节题独标古代文论代表论家或代表作的批评观。极具特色的是，各个时期的“绪论”对当时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现状的总揽，有助于人们在当时的整个时代背景下去探讨各个时期文学批评理论滋生的土壤及其意义。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撰写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则从“经济、政治、哲学、文学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学理论赖以发生、发展的客观因素，以及它们怎样以各自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方式推动着世世代代的中国古人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理论思维”。张少康、刘三富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全书分上下两卷共四编，重在用发展的观点来探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如“严羽《沧浪诗话》和诗禅说的发展”、“明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等章题。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丛书共分七册：《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宋金元文学批评史》、《明代文学批评史》、《清代文学批评史》、《近代文学批评史》。这套丛书以其宏大的

规模展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全貌，以其各册的特点汇聚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多姿多彩的理论风貌。历年来，古代文论中的批评论受到忽视与冷落。而赖力行却力辟劲道，撰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在爬梳整理古代文论史料、追踪中西现代文论的基础上，采取古今、中西“互释”的方法，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的理论框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本体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主体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标准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体论”；从三个方面概述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特点；透视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两大学科特点。

二：古代小说理论研究

历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重点关注于诗论、文论、词论，间或涉及戏曲理论，而忽视了古代小说理论。个中缘由：一，中国是诗与文的国度，诗文是正统文学，小说则为末流；二，小说理论资料零零散散，无有《文心雕龙》、《沧浪诗话》、《原诗》之类的专著，而散见于小说、序跋、小说评点、笔记与杂著之中。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需要学术上的勇气、敏锐力和毅力。1988年，王先霈与周伟民合著

《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并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填补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这一空白。全书14章，总计70万字，上自明代洪武年间，下至晚清，廓清了明清小说理论发展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详述了明清两代小说理论大家和那些不为人们所看重的小说理论家(如庸愚子、甄伟等)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贡献，归纳出了古代小说理论中的器识论、传神论、环境论、批评论、真实论、性格论、文料说、技巧论、鉴赏论等理论，涵盖了中国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市民小说、世情小说、文言笔记小说、侠义公案小说、狭邪小说、谴责小说、政治小说等小说文体，真可谓是在这一领域中前所未有。继后，宁宗一、孟昭连、罗德荣、李忠明四人共撰《中国小说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以通论式的小说学专著的形式，通论了“小说观念学”、“小说类型学”、“小说美学”、“小说批评学”、“小说技法学”，阐释了古代小说本体论、古代小说观念论、古代小说创作主体论、古代小说民族风格论、古代小说批评论，对先秦两汉至晚清的小说理论作了总揽式的发掘与总结。全书五编，26章，82万字，其篇幅的宏大正与所阐释的广博内容相得益彰。这两部书互照互补，使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以博与精的面貌展现在中外学者的面前。叶朗的

《中国小说美学》则从美学的角度，以艺术赏析为切入点，阐述了李贽、叶昼、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人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将理论的发掘寓于小说的审美之中，具有可读性与普及性。方正耀著、郭豫适审定的《中国小说批评史略》，突破了一般的写批评史手法，把先秦至宋元合为“小说批评的萌发时期”，把明代单列为“小说批评的形成时期”，而将清代初叶与中叶作为“小说批评的发展时期”，把晚清作为“小说批评的繁荣时期”，这种划分法实属著者的创见。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把论述的重点放在明后期、清前期、清后期、清末期，颇有新意。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研究中，80年代对清初著名小说评点家张竹坡的世情小说理论的发掘，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1981年王汝梅的《评张竹坡的金瓶梅评论》，1982年陈昌恒的《张竹坡的文学典型理论概述》、《张竹坡的文学典型理论续述》，1983年的《论张竹坡关于文学典型的摹神说》，以及后来的《冯梦龙·金瓶梅·张竹坡》专著较为公允地评介了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小说批评理论：即他第一次提出了“西门典型尚在”的典型概念，强调了“为众脚色摹神”的个性化原则，提出了“因人用笔”说、“抗衡”说、“犯笔而不犯”说、“而并恶及其出身之外”说、

细节的真实性、典型性等个性化手法，小说创作论，小说批评论。这些论述，使张竹坡以特有的世情小说理论而独领风骚。吴敢对张竹坡身世的考证，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

三：古代曲论研究

就古代戏剧理论研究而言，较之文论、诗论实为薄弱，但在近百年的时间，仍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古代戏剧理论的研究，同样是以整理、注释古代戏剧理论资料为前提的。本世纪20年代，董康的《读曲丛刊》将《录鬼簿》、《南词叙录》等7种古代戏剧论著汇刻成书。30年代的陈乃乾的《曲苑》及《重订曲苑》，40年代的《增补曲苑》及《新曲苑》，则第次增加了古代戏剧理论的研究资料。后有黄裳的《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马廉的《录鬼簿新校注》。1959年至1960年，中央戏曲研究院所编辑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是一部极具规模的资料书。尔后，陈多的《李笠翁曲论》、叶长海的《王骥德〈曲律〉研究》、汪效倚的《潘之恒曲话》、李德原的《李笠翁曲话译注》、李复波与熊澄宇的《南词叙录注释》等书，均为研究者提供了克服古语障碍的极大方便。特别是蔡毅的《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一书(齐鲁书社1989年版)，收录了散见于序跋、评点、札记、凡例中的理论资料，

可谓是一本资料多、分量重、博而精的戏剧理论资料汇编。理论资料的汇编、校注，必然导致研究著述的繁荣。30年代与40年代，方孝岳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中，朱东润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1944年版)中，对金圣叹、李笠翁等人的戏剧理论有所涉足。专门性的研究始于赵景深先生。他在《曲论初探》一书中，重点评介了宋元明清时期的重要戏剧论著。夏写时的《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和发展》，前卷总论先秦到明代中期“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和发展”，后卷专论唐宋两代的戏剧批评以及李贽、王骥德等剧论家的戏剧理论。齐森华的《曲论探胜》以史为序，探讨了《录鬼簿》、《南词叙录》、《曲律》等十种理论著作的理论及其价值，阐述了钟嗣成、徐渭、王骥德等人对中国古代戏剧学的理论贡献，初步描述了我国古代曲论的发展概况。叶长海的《中国戏剧学史稿》着眼于“戏剧学”的研究，纵向论述了从先秦乐论到晚清的戏剧学中的理论、戏剧批评、戏剧技法等内涵，视野广阔，引用资料丰赡。杜书瀛的《论李渔的戏剧美学》则从美学的角度阐述了李渔对戏剧学的贡献；高宇的《中国戏曲导演学论集》对汤显祖、潘之恒等人的戏曲导演学作了新的探幽揽胜。蔡钟翔的《中国古典剧论概要》则抉精

举要，对古代剧论作了简要的巡礼，如“功能论”、“题材论”、“情节论”、“结构论”、“人物论”、“语言论”、“表演论”。赵山林的《中国戏曲观众学》从接受美学的方面，论述了古代戏曲理论中的“观众学”。祝肇年的《古典戏曲编剧六论》，则是用中国的戏曲理论来论述中国戏曲编剧规律的新尝试，作者从戏曲特征和戏曲音韵等六方面探讨了古代戏曲编剧的规律与技巧。傅惜华的《古曲戏曲声乐论著丛编》(音乐出版社1957年版)，对九种中国古典戏曲声乐理论的专门著作进行了校勘、断句、标点，并附有“论著题解”。这本书的出版，为古代戏曲声乐理论的研究开拓了道路，周贻白《戏曲演唱论著辑释》、吴同宾与李光的《乐府传声译注》，都是以傅惜华的“丛编”为底本予以注释、翻译的。90年代以前，中国古代戏剧理论的研究，应该说是大有进展，但大多数著述也仅限于王骥德、祁彪佳、李渔等大家上面。陈竹所著的《明清言情剧作学史稿》则不同凡响。作者从文学主体性的角度，认定了明清言情派剧作学的理论价值在于：“它把文学从儒教强制性的外部规范中解放出来，而倾力探寻文学之形成特殊个性的内在机制，把戏剧文学及其后续性创造的各个环节，均看成是情感——心理活动过程，因而从根本上张扬了审美主体性在文学、艺术中的中心

地位。”全书由明至清，采取断代史的形式；从李贽开始，以剧学理论家为条目；围绕“言情”二字，逐一介评了以李贽为首、以王国维殿后的五十几位剧学家的戏剧理论。作者力图将中国明清时期富有理论价值的观点一一披露出来，以期完整而圆满地引起学人的重视。另值得一提的是谭帆、陆炜所著的《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该书以曲学、叙事理论、搬演理论这三大理论分支为主体，从宏观上勾勒了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发展的概貌，构建了中国古代戏剧的理论体系，剖析了中国古代戏剧理论的民族特点。

四：诗话、词话、赋论、文论的研究

近人丁福保汇辑的《清诗话》(上下册)，后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出版，辑录了自王夫之的《姜斋诗话》至袁枚的《续诗品》共43种诗话。他还自编了《历代诗话续编》上中下三册(上海医学书局1916年印行)，诗话29种，其间有几种罕见的诗话刊本，是续《历代诗话》而成。他翻印了乾隆庚寅年何文焕汇刻的《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0年版)。这三种诗话丛书为历代诗论的研究提供了甚为丰富的资料，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王大鹏的《中国历代诗话》，在选文定编上有一定创见性，如按内容定篇，或依法定篇；内容均限于古代诗论，如诗歌本质论、风格论、

创作论、作家论、鉴赏论、批评论等；其取材不仅局限于诗话，而且还从笔记总集中加以采集。令人尤为敬仰的是郭绍虞自1927年始，执着于诗话典籍的整理，他的《宋诗话辑佚》、《宋诗话考》、《清诗话续编》，其史料之丰富、考证之精微、评价之客观公允，都是后学者之楷模。另外单人的诗话校注本也不少，如郭绍虞的《沧浪诗话校释》、陈延杰的《诗品注》等。王运曾在《国粹学报》第23期上，引用《文赋》中“诗缘情而绮靡”等12条论句，“以己意解之”，专“论诗文体法”；指出“有韵之文”，“专主华饰”，而“无韵之文”，“单行直叙”。朱自清的《诗言志辨》则可视为近百年来第一部有价值的诗论专著。此书原来拟名为《诗论释辞》。用作者的话来说，全书有四条诗论，即“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虽然全书一以贯之的是“诗言志”这个“意念”，但每一条诗论都具有“史”的性质。这诚如作者所言：“这四条诗论，四个词句，在各时代有许多不同的用例。书中便根据那些重要的用例试着解释这四个词句的本义跟变义，源头和流派。”如在“诗言志”中，作者不仅层次递进地论述了“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而且抓住“志”这个关键词，从《尧典》、郑玄的注、《说文·三十〈言部〉》、杨树达的《释诗》、

闻一多的《歌与诗》、孔颖达的《正义》、孔子的《论语》、《诗经》、《国语·周语》、《荀子·乐论》等论著中考证，阐明“志”即“怀抱”、“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情、志一也”、“志”与“礼”分不开、“志”与“政教”分不开，科学地指出“言志”与“载道”、“言志”与“缘情”、“言志”与“诗教”、“言志”与“比兴”、“言志”与“正变”都有内在的联系，从而得出了“‘诗言志’是开山的纲领”这一经得起学术史检验的结论。而对于诗话的研究，百年来功不可没的是郭绍虞，他的《宋诗话辑佚·序》、《清诗话·前言》、《浅谈清代诗话的学术性》等论文，对诗话的名称、诗话的源头、诗话的文体、诗话的文体分类、诗话的文体特征、诗话的演变规律、诗话的历史地位、诗话的学术价值作了系统的论述。蔡镇楚的《诗话史》运用以史为经、史论结合的方法，对宋诗话、金元诗话、明诗话、清诗话、近代诗话既作了阶段性的历史划分，又“分别论述了各个不同历史阶段诗话创作的社会环境、文学风尚、主要内容、风格流派、基本特征、作家作品及理论得失、文学地位等问题”，不失为“一部尝试性的诗话史研究专著”。周裕锴的《宋代诗话通论》，则在宋代政治、经济、哲学、宗教、科举，以及中国传统诗学的广阔背景下，从理论范畴的角度，抽

取出“诗道篇”、“诗法篇”、“诗格篇”、“诗思篇”、“诗艺篇”，并通过比较、阐发，“建构起既有当代文艺科学理论色彩、又符合中国传统诗论范畴的诗学体系”，揭示了唐宋诗学的差异性，论述了“宋型文化”对宋代诗学的整体影响。陈应鸾的《诗味论》，比较系统而全面地审视了诗味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美学理论，不仅纵向论述了诗味论的十二个理论高峰，而且从饮食文化、直感思维、历史契机三个方面剖析了诗味论的成因，并对诗味论的一系列重要美学范畴(如意境、情志、妙悟等)进行蠡测，形成了诗味论的理论体系。刘禹昌的《司空图〈诗品〉义证及其它》，着重对司空图的《诗品》进行“注”、“释”。其“注”的特点是以同音字注读音，以简单而浅显的解说来注义。其“释”，实为阐释、概述，即结合文论、哲学思想、名家的创作对司空图的每一种意境进行串讲，做到了自出己见、触类旁通、“不鹜华美、务期精学”。祖保泉的《司空图〈诗品〉解说》，用注释、翻译、解说三种形式解说每一诗品。解说基本上是前四句-中四句-后四句的形式，当然也有头两句-中六句-尾四句的形式，以及前八句-末四句的形式。解说文字一是讲各“品”的风格特色，二是阐释每“品”十二句间的内在联系。除此之外，作者在“引言”中认为：《诗品》是二十四

首诗的集合体，并无完整的体系；道家思想是《诗品》的基本思想；《诗品》所描绘的诗的不同意境、不同风格，是难以把握的；《诗品》的可取之处，在于论诗不主一格、诗的风格要通过诗的形象来体现、诗人在创造意境时必须“思与境偕”。这些总论忠于文本，客观而持中。1908年问世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一部中西合璧，融古代文论、西方哲学与美学于一体，兼论诗论词论的上乘之作，开借用西学来观照、审视中国古文论之先河。该著的最精彩、最富于学术创见性的是“境界说”。作者释境界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根据这一境界说，作者又把境界细析为“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并提出“景语”与“情语”、“隔”与“不隔”、“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客观之诗人”与“主观之诗人”、“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与“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优美”与“宏壮”、“写实家”与“理想家”、“诗之境阔”与“词之言长”等观点。这些新颖而独到的观点，标志着该书前跨古代后续现代的桥梁作用。方智范、邓乔彬等人的《中国词学批评史》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归纳与演绎相统一的方法，将中国词学批评分为两大阶段。前一阶

段由唐五代至明末，内含唐五代词论——词学批评的发轫期、北宋词论——词学批评的确立期、南宋词论——词学批评的完成期、金元词论——词学批评的分化期、明代词论——词学批评的凝定期。后一阶段为整个清代历史时期，内含清代前期词论——词学批评复兴前奏、清代中叶词论(上、下)为词学批评复兴的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清代后期词论——词学批评复兴的第三阶段。全书在重点评介词论家、词学专著、词学流派的基础上，纵向勾勒了中国词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张惠民的《宋代词学审美理想》，在上编“诗词曲比较与词体之美”中，主论“苏门论词与词学的自觉”、“李清照《词论》的理论内涵”、“宋代词学的主体风格论”、“诗学对词论影响”；在下编“士人文化精神与宋代词学审美理想”中，作者不仅历史地论述了宋代词学的“主体意识与东坡论”、“时代精神与稼轩论”、“压抑心态与清真词的浑厚之美”、“高蹈精神与清空说”，而且还从文学的内部传承关系论述了“魏晋风度与姜白石的审美理想”、“比兴传统与寄托说”、“诗教理想与雅正说”。在断代的专题性的古代文论研究方面，此书作了较为成功的有益尝试。唐圭璋的《词学论丛》其“论述部分中的《评〈人间词话〉》(《斯文》1938年3月)、《〈词则〉后记》、《〈白雨斋词话〉后记》，

对研究王国维与陈廷焯的词论有一定的启示。龚兆吉的《历代词论新编》，从“词的起源”、“词的特点”、“词的创作”、“词的继承和发展”、“词的风格流派”、“词的鉴赏批评”等六个方面，精选了历代词论家代表性的论述。这种以现代文论的提法来辑录古代词论，为学人提供了通俗而又精粹的选本。诗词曲赋本为一家。赋论，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影响虽不大，但它毕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青睐。早在40年代，朱自清在《经典常谈·辞赋第十一》中，就涉及到了荀子、班固、刘勰、扬雄、祝尧的赋论观。罗根泽也写了一篇《两汉辞赋论》《经(世》季刊1卷2、3期)。到了八九十年代，研究赋论的文章日渐增多，如《从汉人论赋到刘勰的赋论》(牟世金)、《刘勰论汉赋》(龚克昌)等。这个时期所出版的《历代赋论辑要》(潘志啸，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为赋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个时期所出版的两本赋论专著，更是赋论研究史上颇具新色的两大笔。阮忠在《汉赋艺术论》中，设专章论“汉人的汉赋批评”、“刘勰的汉赋批评”、“祝尧的汉赋批评”、“王世贞的汉赋批评”、“刘熙载的汉赋批评”。何新文的《中国赋论史稿》，更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赋论的学术专著。该书以时为序，将中国古代赋论划分为

五个时期：“汉代赋论”、“魏晋南北朝赋论”、“唐宋赋论”、“金元明赋论”、“清及近代赋论”，从纵向勾勒了中国古代赋论历史发展状况；该书择精析微，概括了中国赋论的基本内容：“论赋的文体性质及其范围”、“论赋的起源”、“论赋的体制类别”、“论赋的创作原则与写法技巧”、“论赋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征”、“论赋作家”、“论赋作品”、“论赋的功用价值”、“记事与考辨”、“论赋的发展流变”。除此之外，该书还从宏观扫描的角度，考察了古代赋论的特色与价值，这部专著可以说是新时期对赋论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开端。至于对古代散文理论的研究，这里不打算作详细的回顾。因为：一，中国古代文论的史料往往是诗文不分，如孔子对“文”的界定，既有文，也有诗；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有些是诗文兼论的；陆机还以赋的形式主论诗文创作构思。二，学者们百年来对诗论文论的研究也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如逯钦立在《说文笔》(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中，就有“附论诗笔”；熊材炎的《欧阳修的文学批评概述》一文(《文史丛刊》(安庆)第1卷第1期，1935年)中是文论与诗论对等；更为明显的是，朱自清将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三个分册和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大纲》等四本书，统称为“诗文评的发展”。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一篇专论是逯钦立的《说文笔》，此文用了四万多字的篇幅，指出清代的阮元是文笔问题研究的正式提出者，其《研手经室三集》是他与弟子研究文笔说的集体成果；“文笔分目的开始时代”为东晋；“初期的文笔义界”为晋；“后期文笔说”有两派，即传统派(颜延之、刘勰、梁昭明为代表》和革新派(以梁元帝的《金楼子》为代表作)。值得一提的一本专著是《中国散文学通论》(朱世英等，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其“源流篇”概说了中国古代散文理论发展状况，勾勒了古代散文文体流变的概貌；“范畴篇”辨析了古代散文论中的范畴说，探究了古代散文的本质特征；“类型篇”细析了古代散文的类型及其特征，并特别论述了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的文学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功用篇”则对古代散文的九大功用说作了详尽的论述和辩难；“技法篇”则疏理了古代散文技法的源流，辨析了运用六种技法进行写作的成功与失败，介绍了古代六种可以操作的散文技法；“评点篇”则简述了古代散文批评史的三个历史阶段，总结了古代散文评点的三种方法。全书体例合理，纲举目张，论析交融，篇幅宏大，堪称一本全面而系统研究古代散文论的代表性专著。可资参证此书学术价值的有《中国散文概

论》(世界书局1936年版)、《中国骈文概论》(世界书局1936年版)。更值得一提的是钱氏父子对诗论、文论的研究。如钱基博的《经学通志·诗志第四》、《〈文心雕龙〉校读记·跋》、《钟嵘〈诗品〉校读记》，钱钟书的《毛诗正义》一则、《左传正义》四二则、《全汉文卷二六》、《全三国文卷六○》、《全晋文卷九七》、《全宋文卷三一》、《全梁文卷一一》、《全梁文卷一八》、《全梁文卷五五》、《全隋文卷二○》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五：古代文论名著研究

古代文论名著，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头戏。《文心雕龙》作为一部“体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名著，是近百年古代文论研究的热门著作。1983年为开创《文心雕龙》研究新局面而创办的《文心雕龙学刊》，说明该书在古代文论领域中享有独尊群书的地位。至于《文心雕龙》的译注之作，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等。研究古代文论名著的论文，也以《文心雕龙》为冠。1966年至1979年：《典论·论文》8篇、《文赋》9篇、《文心雕龙》90篇、钟嵘的《诗品》4篇、司空图的《诗品》3篇、

《沧浪诗话》2篇、《原诗》2篇；1980年至1981年：《典》14篇、《龙》140篇、“钟”11篇、“司”17篇、《沧》8篇、《原》5篇；1982年至1983年：《典》15篇、《龙》180篇、“钟”18篇、“司”17篇、《沧》11篇、《原》10篇。在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方面，颇具一格的是20世纪中叶，金松岑在《国粹学报》第28期上面，就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中的“文之为德大矣„„自然之道也”这段话，阐发了他的“文学上之美术观”，即文学是“表人心之美术者”，而文学者之心“含第二之美术性”(美术即美学)。姚华在《论文后编》“文心第五”中细析《文心雕龙》中24篇时说：“于文章之术，庶几备矣。”他还从习文的角度，将这24篇由《炼字》一直排列到《才略》。研究《文心雕龙》的专著，首推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于1991年更书名为《文心雕龙讲疏》，新增了6篇文章)。该书发行5万余册，在学术界反响甚大。作者运用“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的方法，就刘勰的身世、《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刘勰的文学起源论、刘勰的创作论“八说”(心物交融说、抒轴献功说、作家才性说、拟容取心说、情志说、三准说、杂而不越说、率志委和说)一一作了疏讲。其对创作论“八说”

中的每一“说”，作者还以附录的形式作了细致的阐述。这些附录的补充文字，把刘勰关于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艺术想象、创作个性、表象与概念的综合、思想与情感的互相渗透、创作过程的三步骤、艺术结构中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作家创作的直接性作了科学而详尽的说明。另外，钟子翱与黄安祯所著的《刘勰论写作之道》，从《文心雕龙》中精选出有关创作论的27篇，而题名为“写作之道”。各篇先作通俗的评介，再附原文、逐段的译文和注释，深入浅出，对人们掌握古人的写作之道、写作手法均有较大的帮助。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一流书店1942年版)，至今仍令人受益匪浅。在注疏方面，吴林柏的《文心雕龙字义疏证》颇有特点。作者自云：“且思舍人书中术语„„莫不括囊大理，包蕴宏富，共晓维艰，特修纂《疏证》，综观全文，兼采群籍，颇事校研，假以考镜其因缘及流变与异同。每题一论，并联系作者、什篇、批评史等，体例、资材、诠释，咸皆求新，俾自树立，而不因循„„”作者由疏“道”开始，延至“指瑕”，对《文心雕龙》中79个至关重要的文论术语逐一疏义考证，论源析流，认同辨异。王气中笺注的《艺概笺注》，对《艺概》中的“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作了名词术语的笺注。在有关笺注之中，作者略录前

人有关论述，以见刘熙载文论的渊源及贡献，这对人们理解这部继《文心雕龙》之后的通论古代各种文化的文论专著的编辑体例、评论的指导思想、各种文学体裁的写作手法均有帮助。

六：古代文论多角度的研究

早在40年代，徐中玉在《中国文艺批评所受佛教的影响》一文中(《中山文化季刊》1945年6月)，就从“佛教论风与中国文艺批评”、“佛教作品与中国文艺批评著作的名称和体裁”、“佛教思想与中国文艺批评”三个方面探讨了古代文论与佛教之间的关系；李戏鱼则从三个方面专论《司空图〈诗品〉与道家思想》(《文学集刊》1943年9月)。当历史进到本世纪后叶，随着学术自由度的不断加大，佛教文化日趋成为世俗与学术界的兴趣点时，研究佛教与文学艺术之间关系的书也日渐增多。曾祖荫的《中国佛教与美学》，则把佛教文化引入古代文论领域。全书上卷的四大部分，分别介绍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与美学的关系、佛教的四大观、中国佛教的特点、中国佛教对传统艺术的影响。下卷五章则精选了审美妙悟说、审美虚静说、审美言意说、审美境界说、审美形像说等五个重要范畴，论述了佛教悟说、佛教禅法、佛教名相观、佛教境界说、佛像塑造与形像理论分别对中国古代美学上

述五个范畴的渗透、影响、促进形成的辩证关系，具有学术新颖性与开拓性。郁源的《中国古典美学初编》则从美学思想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全书15篇，从“诗言志”与“诗缘情”开端，直至司空图的美学思想。每篇均以历史发展的观点、相互对比的手法去考察一个文论家的文论术语、范畴系统，从而阐发他们的美学思想。陈竹的《中国古代气论文学观》则将中国古代气论的自然观引入到中国古代的气文化体系，进而提出气为中国古典哲学、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思想在内的整个中国古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作者总揽中国古代文论各种观点标之以“气论的文学本体论”、“气论的文学主体论”、“气论的文学构成论”、“气论的文学创作论”、“气论的文学风格论”、“气论的文学品评论”，凸现出了中国古代气论文学审美形态体系结构的整合性、历史逻辑的连续性、理论表述的混融性等三大特征。曾祖荫的《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精选了古代文论中的六对常见而又重要的范畴(情与理、形与神、虚与实、言与意、意与境、体与性)，逐章简叙了每个范畴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阐释了每个范畴的理论内蕴及质的规定性。《华中师大学报》自1998年第2期以后，陆续发表了曾祖荫、陈竹、殷杰等学者的《道——艺逻辑转化的

第一步历史阶梯》等几篇学术论文，从“道”这个元范畴所具有的强烈辐射力出发，以全方位的辐射式模型，经由天道——人道——艺道相转化的途径，以及由艺术理性到对艺术经验的抽象的途径，产生出了在“泛文期”的文理(先秦)文性(秦汉)阶段和“文的自觉期”的文气(魏晋)、文意(隋唐)、文韵(两宋)、文情(明清)等审美历史阶段中的众多的、次一级和更次一级的理论范畴，最终形成了立足在具体性的生命辩证法上面的、以“道”为元范畴的中国古代审美范畴体系。这一组论文的逻辑推演过程，呈现出了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的历史演化过程。其意义在于：一，有助于在中国古代文论众多的范畴中寻找到一个根源性的范畴“道”；二，有利于揭示那些名同而实异、名异而实同、内容交叉的复杂范畴中的带有根本性的文论内涵。

第三，对当前学术研究的重点、热点和前沿问题有一

个较全面的了解。

回顾近百年来古文论的研究，我们有这样的印象：此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全面展开，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已经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是它同时也正面临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似乎所有的古代重要批评家和重要的理论问题都接触到了，又似乎没有完全深入下去，

对于它的理论的原貌，似乎清楚，又似乎不甚清楚。这些问题，都是研究的突破口。

当前的主要热点：

1.关于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讨论。这是1983年广州古代文论年会提出的中心议题，1985年长春年会、1989年上海年会都就此问题进行了集中而深入地讨论，直到现在，仍然是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从发表的数十篇论文来看，有从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宏观角度上谈特色者，也有的则是从诗论、文论、小说理论、戏曲理论、创作思维、风格论和具体范畴等微观角度上谈特色的，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这是我国文论界同仁冲破前苏联文艺理论模式，为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所做出的有益尝试。

2.关于古代文论当代价值的讨论。这也是近年来古代文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大家一致认为，研究古代文论的目的，并不是“以古注古”、“以古述古”，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以古鉴今”、“古为今用”，为当代文艺理论的建构寻找传统的参照。因此，我们就应该以当代眼光、当代意识和当代方法研究古代文论，以期达到当代的目的。有人认为，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就是沿用价值、生长价值和参照价值。也有人认为，所谓当代意识，就是在确认古人原意的前提下，

从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出发，对古代文论进行选择、阐释和创新。还有许多学者从现实出发，做了大量的古代文论普及工作。

3.范畴研究。这是一种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十多年来，广大学者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对神、意、神似、传神、神韵、风骨、比兴、文气、文质、意象、味等范畴进行了集中的研究。尤其是“意境”范畴，更是“热点中的热点”。笔者和武风兰编的《意境论文索引》中就收入了1340多个篇目，其中有从古代文论角度谈意境的，也有从当代文论角度谈意境的，还有结合大量的古今艺术作品谈意境的。当今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几乎都著文谈论过意境。意境真正地当代化了。近年出版的一些文艺理论教材，列出专章讲授意境。此外，还出版了论文集《意境纵横探》(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和刘九洲的《艺术意境概论》。

4.诗歌理论研究。在古代文论遗产中，诗歌理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新时期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的情形也是如此，研究的对象大都集中在诗歌理论方面。例如，目前已出版的16辑《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共发表论文350多篇，其中涉及各种文体理论的文章有184篇，包括诗歌理论100篇，

散文理论26篇，小说理论27篇，戏曲理论20篇，词论11篇。诗论研究既指涉孔子、刘鳃、钟嵘、司空图、白居易、朱熹、严羽、姜白石、谢棒、叶燮、王夫之、王国维等重要的诗论家，也涉及到一般的诗论家，覆盖面比较宽广，理论开掘也较为深刻，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5.‘龙学”成为显学。新时期以来，掀起了持久不衰的“龙学热”。许多高等院校中文系开设了《文心雕龙》选修课程，甚至作为成人教育和中学语文教师的必修内容。1984年，成立了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举行了4次学术讨论会，会刊《文心雕龙学刊》出版了6辑，连同16辑《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上发表的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计算在内，近200多篇论文。如果连各类报刊杂志上所发表的有关论文统计起来，估计至少也在1000篇以上，出版了数十种论著。杨明照、周振甫、王利器、詹镁、王元化、王运熙、牟世金、寇效信等一批“龙学”老专家，在新时期都有新的学术建树；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大批‘龙学”研究新秀。这些学者从版本的校订、注释、翻译到对作者的考证、研究，从对术语的阐释、篇章的研究到对体系的重构，从古今比较到中西比较，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近来，又出版了贾锦福主编的《文心雕龙

辞典》。在“龙学”领域中的国际交流也日益频繁。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文心雕龙》研究访日代表团，同日本学者进行了广泛接触和学术交流。1984年，在上海举办了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不久，相继出版了《日本学者研究论文集》和《论文选》等，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6.中西比较文论研究。新时期以来的“比较文学热”传播到古代文论界，产生了“中西比较文论学”研究的又一个热点。“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的讨论”就是这个热点的开始。因为，只有以西方文论作为参照，才能见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来。寻找“特色”，又与建构民族化的当代文论体系有内在的关系。所以，采取比较的方法研究古代文论，成为时代赋予古代文论研究者的光荣使命。杨明照先生最早著文，提倡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古代文论。王元化、蒋孔阳、周来祥、卢善庆和曹顺庆等著名学者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相继出版了《文心雕龙创作论》、《中西美学艺术比较》(论文集)、《中西比较美学文学论文集》、《中西比较美学大纲》、《近代中西美学比较》和《中西比较诗学》等论著，还发表了数百篇论文，表现了中西比较文论学的实绩。

7.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研究。新时期初期的“美学热”带来了两种变化：一是将美学界同仁的眼光引向传统，象李泽厚、宗白华、蒋孔阳、周来祥、刘纲纪等著名学者，都从研究西方美学转向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相继出版了《美的历程》、《艺境》、《中国美学主潮》和《中国美学史》等论著；二是将古代文论界同仁的眼光引向美学，如赵盛德、郁源、潘知常等著名学者，由古代文论进而研究古代美学，相继出版了《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中国古典美学初编》和《中国美学精神》等论著。此外还有其他学科领域的同志也在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比如王钟陵先生60万言的《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对中国古典美学精神所做的独具特色的文化观照和心理探究。这三支大军会师后，共同掀起了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热潮，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出版了数十种专著。这是本世纪以来少见的学术现象。

8.文化文论学研究。80年代的“文化热”传播到古代文论界，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大家纷纷从文化学角度观照和研究古代文论，开辟了“文化文论学”的新学科领域。有从宗教入手研究者，如马宏山的《文心雕龙散论》从佛教角度研究，提出了“以佛统儒，佛儒合一”的新观点，蒋述卓的《佛教与中

国文艺美学》也是一部具有影响的力著。有从传统文化角度研究者，如昊调公的《“神韵”内涵与民族文化》、韩经太的《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精神》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也有从哲学、伦理学、社会思潮和民族心理等方面，来研究古代的文学观念和文艺理论的发展演变的。

9。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这是本世纪来的一个传统的研究课题。80年代以来，有30多所高等院校恢复和新开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掀起了教学和研究的热潮。先后出版了十多种专著，有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周勋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夏写时的《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和发展》，何新文的《中国赋论史稿》，陈谦豫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黄保真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等，既继承了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又有新的突破和建树。尤其是这部七卷本的大型《通史》，集郭绍虞、刘大杰、王运熙等三代学者治史之大成，而且充分反映了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资料丰富，考证翔实，阐释准确，论述深刻，不仅是一部划时代的大史，也是一部能够流传后世的大史。

10.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相对来说，这是一个新

的课题，也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它的建构不仅需要古代文论研究的量的积累，而且需要有质的飞跃。80年代初期，古代文论有没有体系，大家的看法还不一致。80年代中后期，一些中年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湛兆麟的《中国古代文论概要》虽是讲义气浓了些，但却史论合一，为古代文论走向体系作了初步尝试。樊德三的《中国古代文学原理》运用综合和系统的方法，给古代文论建构了一个现代框架，点线结合，详略得当，是古代文论体系建构的第一本书。尤其是近来出于青年学者祁志祥的《中国古代文学原理》，在框架上与前著大同小异，但却广征博引、新见迭出，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书。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用传统诗学范畴为材料，构筑了一个传统的诗学体系框架，才情横溢，功力深厚，是一部具有民族特色的论著。以上这种探索热，方兴未艾，相信不久还会有大批的优秀论著问世。

第四，写作文学批评史论文的具体方法

那么，如何来进行我们的学术论文写作呢？ 首先，题目的确定。

在掌握本学科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选择某一研究领域做较全面和深入的探讨，从中发现、确定自己的论

文写作题目。论文的题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主观想象出来的，一般是在广泛的阅读、学习，深入思考后通过某一次的灵感闪现得来的。因此，平时的学习是基础，对某一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有了较全面的了解，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因为即便就是只研究某一领域的一个问题，它所涉及的方面也是很多的。对于文学批评史学科来说，基本的研究领域都被涉及到了。比如复旦大学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在梳理本学科的基本人物和问题上都已经很细致了。当我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某一课题做为初步的范围时，就可以找到这部书的有关章节先仔细阅读一遍，对当中的基本情况有初步的了解。这种了解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本领域第一手资料的掌握，二是对当前学术研究状况的熟悉。否则，本来已经是有定论的学术问题你还再去研究，就无意义了。或者是有些问题在没有新的资料发现之前，已经很难再提出什么新见解了，这样的问题也不宜作为论文题目。比如《西游记》的作者现在只能承认是吴承恩，因为没有其他的材料证明不是他，但对于他的情况知道的很少，除非有新的资料出现。再比如《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也做不出什么结论。

题目不一定要大，尽量要具体，具有可操作性。大而无当的题目既写不好，也会使人养成坏的习惯。小题目容易做的精而深入，在有限的篇幅内把问题论述明白。就题目的类型来说，大致可以从史和论两方面去考虑。一种是史的梳理，就是对古代文论史上的人物、著作做一种类似历史还原的描述。另一种是做理论的阐释，对古代文论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作抽象的总结。当然二者也是互相联系，只是各有侧重而已。比如复旦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就是前者，而他们近来推出的系列丛书《原人论》、《范畴论》、《方法论》则重在探求古代文论的理论体系，就属于后者。前者主要是纵向的研究，是对问题的发生发展、源流演变的考察与描述。后者研究的对象也是历史，但研究者的意图主要并不在梳理史的脉络，勾勒史的轮廓，而在探求理论术语、范畴、命题的内涵及意义，因此不是史的还原，而是理论的重建。比如李泽厚的《意境杂谈》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以此来衡量复旦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丛书，就发现还有较大的距离，理论建构的力度不够，仍然是侧重史的老路子。 这里涉及的实际是方法选择的问题。前者实际是一种还原性解释，后者是创造性阐释。所谓还原性解释，是指研究者的目的在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尽可能

贴近历史。古代文论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客观上已经形成了模糊性、多解性的特征；另一方面，现代人先入为主的理论模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研究者的视角和价值取向。在这种双重误导下，历史的本来面目消失了，历史已经不是既定的存在，而成为可以随意解释、任人拼凑的万花筒、七巧板。因此，还原性解释是古代文论研究必须坚持的基本方法，也是我们这些初学者的首选方法。当然，创造性阐释也不能随意否定。它在给传统的观点、命题、范畴作出新的阐释时，可以为新的理论建构寻找支点，使古代文论在当代发挥新的生命力，为中国特色文艺学的建立和方法提供理论资源。

第二，资料的寻找。

资料是文章的基础，记得复旦大学的王运熙老先生说过：做学问的能力就是寻找材料、选择材料、组织材料的能力。对于一个本科生来说，学会查找资料是最基本的工夫。古代文论的资料编辑工作已经作的比较好了，现成的资料丛书，如由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丛书》（后改名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这是一套分辑出版的大型古代文论、文学批评史研究资料丛书。基本代表了一定时期某个方面的文学思想的

重要著作，都做了校点，有的还加了注释。由中国戏曲研究院整理、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共分十册，收入中国古代戏曲论著48种，是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必读书。以上是综合性资料汇编，分体文论资料近年也出版了许多。如诗词理论方面，清人何文焕辑录的《历代诗话》、近人丁福保辑录的《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和由郭绍虞编选的《清诗话续编》、唐圭璋汇辑的《词话丛编》，都很方便使用。小说理论批评方面有黄霖、韩同文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孙逊、孙菊园的《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资料汇编》、丁锡根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等，戏曲理论方面则有蔡毅的《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和吴毓华的《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较《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又有所丰富。从理论体系范畴角度编选的资料集有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选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和由胡经之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和《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运用起来也很方便。

近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在批评史史料的勾沉、整理、训读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之形态始终不甚明晰。这不明晰，表现在范畴、断面、发展脉络诸方面。之所以不明晰，就在于各个时期批评言论之极端丰富又极端丛杂上。我们除《文

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少数专著之外，具规模之古文论著作极为少见，大多片言只语，或见之于友朋书信、随感零札；或见之于史传碑志、序跋笔记；或为茶余饭后，围炉夜话，一言半语，论文论诗；或原本在于论史论子，并非论文，而言论之间，偶涉修辞，可视为论文者；或为哲人睿思，意在经邦治国，而言语之间，于为文实具巨大之指导意义，可视作论文者；凡此种种，几乎可以说无代无之，无人无之。从如此丰富又如此丛杂之资料中，要来判断何人之批评观念如何，何代之批评观念如何，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有一种评点之学，于阅读诗文或者小说之时，偶有所感，圈点旁批，原无系统之考虑，而实存系统之观念，研究者要来推知此种系统之观念，当然会遇到极大之困难。譬如说，他在一句诗或者一处人物描写中，旁批曰：“妙!极妙!”此妙与极妙，我们该当作何种之理解？这就提出了一个全面搜集、整理、解读原始资料的问题。这一步做不好，一切之研究皆成空中楼阁，毫无意义。

回顾近百年古文论之研究，此一学科之奠基者们，一开始就是从认真整理与解读原始材料入手的。郭绍虞与罗根泽，是这方面的典范。陈钟凡《中国文学批

评史》虽于批评史之体例有奠定之功，然所论及之批评家仅93人，且皆极度简略，点到即止，并未对资料作全面之搜集。如论唐前，占近三分之二篇幅，宋以后，文学批评无论是批评家还是批评意见，数量都极巨而陈著仅用三分之一篇幅出之，简略可知。介绍公安、竟陵两派之文学观，尚不足500字，三袁与钟惺、谭元春之言论一条未引，只引了朱彝尊论此两派之材料各一则，即是一例。又如，对于晚唐诗格，仅言：“晚唐诗文，专尚格律，其评文之作，亦津津以格律为言。”至于有何种之诗格，并无任何之交代，遑论材料!郭著就不同了，它用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论宋以后，全书立专节之批评家数目虽比陈著多，但材料收集之功夫远胜于陈著。如其论公安三袁，而及于李贽、焦、徐渭、汤显祖、于慎行，对这些人的论文观点，颇有介绍，而对公安三袁之主张，介绍已颇称详备。资料的收集与陈著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罗著，则历来以资料丰富著称。即以晚唐五代之诗格、诗句图为例，罗著涉及诗格20余种，辨其真伪，并有简单之介绍。罗著对于资料的整理，已下了切实的功夫。但应该说，这只是起步，随着此一学科的展开，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亦逐步走向深入。大略而言，作了如下的几项工作：

一是整理出版原著。五六十年代，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后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先后出版各种诗话、词话、文话、赋话，台湾也有类似的著作出版，重要的诗话词话文话，差不多都有校注本或标点本出版。此类著作大陆规模较大的，有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郭绍虞、钱仲联、王遽常《万首论诗绝句》。台湾有台静农主编的《百种诗话新编》，以类编次。台静农自1948至1968年主持台大中文系20年，此项工作即其在任时组织研究生所完成，而出版则迟至1974年。类似的还有王国昭《词话类编》。大陆与台湾，都有历代文论选出版，选目除少数不同外，大体相似。至于从各种诗话中摘编材料，以己意重新组合，出版各种《中国诗话精要》之类，数量就更大。不过此类出版物，于一般读者了解诗话或有助益，而对研究者来说，则并无实际的意义。虽然，原著的整理出版已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诗话词话文话赋话在古文论中只是一部分，如前所说，大量的文论散见于各种文献，无论是研究一位批评家还是研究一个时期的文论，仅靠有限的诗话是不够的。或者有鉴于此，有研究者正在从各种典籍中摘录论诗语，编成断代的诗话大全(12)。不过，如果要研究的话，仅靠这些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