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身后的故事

画家邢仪想为一位老人画肖像。

这是一位令她感到非常亲近，非常敬重而又身世悲苦、命途多舛的老人。

老人远在她曾经插队的陕北，她与她相识已二十余年。

她是作家路遥的母亲。

邢仪与路遥的妻子林达是清华附中同班同学，插队开始后，两人一块到陕北延川县的一个生产队，后来又一前一后到了西安，日常里两人都是对方家里的常客。她是林达最要好的朋友，也是路遥和林达从初恋直到后来十多年家庭生活的见证人。在林达的女友中，没有哪个人如邢仪这般长久而深入地介入到路遥林达夫妇家庭生活中。

邢仪所认识的路遥，不是作家路遥，而是作为朋友的路遥，作为女友丈夫的路遥，也是作为陕北窑洞里那个朴实老妇人儿子的路遥。

早在女友初恋时，邢仪便与林达去过路遥家，结识了那个养育了一位优秀儿子的母亲。从此，黄土地上这位母亲的形象便深深地留在她的心里。1996年，早已回到北京的邢仪与丈夫携儿子重返陕北。山川依旧，草木相识，然而物是人非，土窑寂寂。儿子英年早逝，老伴也早在十年前故去，陪伴垂暮老人的唯有西天的残阳和长夜的青灯。

此趟陕北之行老人的形象更加深深地扎根于邢仪的心里。而且带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邢仪在思考她能做点什么——为那位天才作家的那片贫瘠又丰厚的土地。

1997年金秋十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邢仪拎着画布和油画箱，奔赴黄土高原那个通信地址上叫做延川县黑龙关乡刘候家屹崂行政村郭家沟自然村的小山沟。

邢仪赶往老人家这天正逢集，川道里的土路不断走来三三两两的行人和坐满婆姨女子的驴拉车。刚刚照面过去的那辆驴车上好像坐着路遥他妈。俩人掉头追上去，果然老人在车上。老人怀里抱着一只篮子，听人喊她，待看清眼前的人，急急从毛驴车上爬下来，掩藏不住满心欢喜地对邢仪说：“七八天前县上就有人捎话说你要来，这阵子可来了，走，回喀！”

邢仪跟着老人回到家中。家中三孔土窑，是几十年前掏掘的，岁月的风雨早已使土窑破败不堪：没有院墙，窑内外的泥皮大片剥落，从来就没有刷过油漆的门窗更显粗糙破旧，不知是哪个年节贴在窑门上的对联，残片仅存，字隐色褪。老人怕孤独。一孔窑洞招了一户远门亲戚住着，好赖算是个伴儿，一孔窑洞堆放杂物，一孔窑洞留给自己住。与老人为伴的还有家中饲养的十只鸡，每天拂晓，雄鸡用高亢的啼声向度过七十五年风雨春秋的老人报告，她年迈的生命又迎来一次新的日出。白日里，母鸡下蛋后，声声急切地向老人炫示它们对这个家庭新的奉献，给老人呆滞而空洞的目光增添了些许欣喜，给空廖寂寞的小院增加了些许生气。本来是有十一只鸡，可黄鼠狼竟在夏末一个月色朗朗的夜晚叼走一只，心疼得老人第二天整整躺了一天。老人熟悉这十一只鸡，就像熟悉自个儿十根手指一样，清点鸡群，她不习惯点数，而习惯于在心里对号，大芦花、二芦花、欧洲黑、瘸腿……所有号对上了，她的心里才会踏实。

老人知道邢仪是来为她画像的。她告诉邢仪，儿子去世后，时不时有些不相识的人来看我，有说是记者，问这问那，有的给她照相，还有的扛着机器说是给她录电视，前阵子县上的人引来一个日本人，让她摆了很多的姿势，甚至让她比划着作出担水的样子，照了很多相拿回日本去了。对于这些来到这个土窑洞里的人，老人都怀感激和欠亏的心情，对邢仪同样如此，说她老了老了还害人，让旁人为她惦挂操心。

老人是路遥的养母，也是亲伯母。十七岁上，她的家里收下六十块彩礼，将她嫁给了清涧县石嘴驿王家堡一姓王人家。王家兄弟二人，她嫁的是大，两年后，老二也用毛驴驮回了新媳妇。老二讨回的这媳妇，比大媳妇的身价可高多了，彩礼一万块，尽管当时使用的货币比两年前贬值了许多。可也是大媳妇的彩礼翻多少个跟头也追不上的。对此，大媳妇心里没有半点不平，而且这老二媳妇是她一手操办娶进门的，人家模样俊，身架好心灵手巧，哪样都比她强，彩礼不超过她就冤了人家。她的心里顺顺溜溜，兄弟妯娌和睦相处。命运也是个怪东西，从开始到后来，在王家俩媳妇之间，它似乎更青睐老二窑里那个女人，这女人很快就为王家添丁续口，头胎是个儿子，后来又生四男三女，而老大窑里的女人生到是生了三个娃娃，然而不是“四六风”，就是一些说不清的怪病早早夺去了娃娃的命，一个也没有抓养活。王家认定这是命，不能怨天尤人，老大女人心里开始颇不服顺，待到后来也不得不认命了。

陕北是个穷地方，清涧又是陕北的穷地方，生活的担子像黄土包一样沉重。王家老大眼看着在家里熬不出个像样光景，便带着妻子走出家门闯荡。夫妻俩在外帮人种地扛活，后来在延川县落了脚。他们掏了一孔窑，盘了炕，砌了灶，算是有了个家，但在这个家里面，许多个冷风凄凄的夜晚，夫妻俩蜷缩在灶角柴窝里过夜——炕头让给那些从榆林一带下来揽工的石匠、皮匠和窑工，为的是能够多挣几个钱。辛勤劳苦，省吃俭用，夫妻俩又掏了两孔窑，添了些农具，养了鸡羊，一份家业算是置起来了。

路遥是在幼年时过继到伯父门下的，伯父无子嗣，而他家兄弟姐妹一长串，过继给伯父一个儿子，长得也很壮实，将他过继给伯父撑起王家另一爿门户最为合适。尽管他很不愿意，但他还是噙着眼泪告别了父母和兄弟姐妹，翻过清涧和延川之间的一道道沟壑墚峁，在郭家那三孔窑洞里，他由侄子转变为人子。

那一年路遥七岁，父母给起的大名叫王维国。

有了儿子，王家老大两口心里踏实下来。儿子就是他们的指靠，是他们在世上过日子的盼头。他们喜爱这个儿子。家里光景过不到人前，不像人样儿，但破衣烂衫，总想让儿子穿得暖一点；粗糠野菜，总想儿子吃得饱一点。在遭饥荒的年月，儿子饿得面黄肌瘦，母亲硬是撑起腰板走出门去，讨饭都要为儿子讨回一口食来。年幼的儿子似乎从一开始就明白了他在这个家庭里处于什么角色和要承担什么责任，拦羊、扒草、背粪、掏地，嫩弱的肩膀和双手早早就在劳动中打磨，而且身上有种倔强、不示弱、不服输的劲头，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极强的自尊心。俩口虽然不敢对落脚在这个穷家贱户的儿子的将来抱什么希望，但他们已经看出，他日后不论做啥准能成事。

村里的学校又到了招收学生的时候，不少孩子背上书包，路遥羡慕他们。但一贫如洗的家庭哪能拿出钱来给他报名，给他买笔买纸买课本？更何况他还承担着家里好多活儿。他把热烘烘的心里拱动的愿望强压住，没有向父母张口。一天早晨，母亲却把他从炕上叫起，在他脖子上挂了一个书包，轻声说：“上学去吧！”

那一刻，路遥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

邢仪此趟来给老人带来了一大包东西：糕点、奶粉、果汁，老人接过这些东西的时候，非常过意不去，说这个世界的人好，说公家好，说要是没有好人，没有公家，早就没有她了。老人记性已经有些不大好，先一天做过什么事，在哪儿放了件什么东西，今个就忘记；但这几年谁来看过她，谁寄来什么东西，她却牢牢记在心里。这是一位不会忘记曾施恩于她的人和事的老人。

老人给邢仪讲起遥远年代谁曾借钱给她，解决了路遥上学报名没钱的“难肠事”，讲谁接济过儿子一件棉袄，谁曾给过她一个偏方治好儿子的痢疾。

陕北山沟里的娃娃上学，识几个字就行了，谁也没指望娃娃喝几滴墨水就能成龙变虎。村里的学校只有初小，也就是一年级到四年级，五、六年级属于高小，只有县城才有。迈进高小的门槛不容易，但路遥却考上了。随后的问题是，他的家庭有没有能力送他去县城读书？

父母没有犹豫，儿子坐进教室里了。

陕北人把上山劳动叫做“受苦”，路遥父亲一身“好苦”。他以当年在他乡异土初创家业那样的劲头，在生产队挣断筋骨地干活，在黄土里拼命刨食。母亲也是一个好劳力，除了和男人一样上山“受苦”，还要揽起家里喂鸡养猪缝缝补补一大堆事情。一年辛苦到头，劳动手册上的工分记了不少，但生产队一直“烂包”没有个景气相，很难从队里拿回几个钱，而撑在家中窑角的粮瓮，往往还没有到春荒三月就亮出了底儿。儿子是背干粮上学的，星期天离开家里时背三天吃食，到了星期三，母亲便挎着篮子，赶十五里路，进城给儿子送三天后的吃食。在家里已经揭不开锅盖的时候，母亲的篮子里，仍有红薯，有南瓜，还有掺着糠的窝窝。南瓜是老人自个儿在窑背上种的，红薯是留给来年的苗种，窝窝面是向村里人讨借来的，家里再作难，就难在大人身上吧，不能让儿子在学校里断了顿。

高小毕业，路遥在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录取率中考取了初中，这是1963年。三年饥荒灾害拖下来的长长阴影，仍笼罩着陕北高原。再把他送进中学校门，供这个已长成半大小伙子、在生产队差不多已顶得上一个劳力的儿子继续读书，是路遥父母感到无限欣慰的决定。当他们把儿子送进县城中学大门的时候，实际上已为儿子的人生作出了另一种选择——那个大门连通着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

气喘病总在折磨老人，老人憋得难受，就吃止疼片。然而吞咽止疼片时，却不由生出另一中心疼的感觉——过去这小片片二分钱一片，几毛钱能买一瓶，尔今涨到八分钱一片，翻了几番，每次吃药，老人总有一种糟蹋钱的感觉。

家中吃水要到很远的沟里去挑水，老人没有这个力气，村里一个汉子帮着挑水，作为报偿，老人每天管汉子一顿饭。

小院里有盘石磨，这天来了几个婆姨推磨，还有一群小娃娃，院子里顿时热闹起来。邢仪到来，老人情绪很好，逢人便介绍说这是我儿媳妇的同学，专门从北京来给我画像哩。这天院子里显得有了神气。邢仪想表现在画布上，但却很难与心里另一种更为突出的感觉相融汇，这时她才明白，她选择的实在是一个很难表现的题材。

这天有一件事情使兴致蛮好的老人生了一阵闷气。家里养的十只鸡，每次喂食的时候，老人总要守在旁边看着它们吃食。邻居也有一群鸡，总过来抢食，特别是那里面有四五只长得高大威武的公鸡，凶蛮得跟强盗一样，不光抢食，还欺主家的鸡，害得老人每次都要像卫兵似的保护自家鸡们的权益。今天院子里人多，撒了食没留神，活生生地便宜了那群“强盗”，气得老人将笤帚疙瘩在窑门上直拍打。

老人和邢仪自然要谈林达，婆婆对这位儿媳妇至今怀有感念的心情。老人对邢仪说，儿子上大学前靠家里，上大学后靠的是林达，林达是北京人，家里境况好，在经济上给了儿子很多接济，就连背到学校里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达给准备的，没有林达，儿子延安城里念书，肯定是受恓惶。儿子生前俩人闹矛盾，后来有人在她面前对林达说长道短，她不愿往耳朵里听。老人对邢仪说：“林达棒价”。（“棒价”是陕北土话“好”）林达从北京还托人给她捎来八百块钱，“人嘛，不贪求啥哩，人家的好处咱要记住。”

初中毕业返乡后，路遥有一段非常苦闷的日子，正是青春年华却因“文革”而中断了学业，工作无着，前途未卜，加之他倾注满腔热情热爱的一位姑娘离他而去，失意与苦恼煎熬着他，正是在这个时候，林达走到了他的身边，在与命运拼搏中，爱情恢复了自信，为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母亲曾在他初恋失败时关切询问其原因，他赌气回答：“人家嫌我衣裳烂！”而这一次，当他将这位北京姑娘领回家门时，同样是那身破衣裳。母亲心虚地瞅着他不由捏了一把汗，他笑笑，说：“不怕，咱就是这样子，谁看上谁来，看不上走他的路！”

在北京知青中，林达参加工作算比较早的，她先是在公社做妇女干事，后调到县上通讯组，路遥有一段时间在县文工团打杂，编节目、管戏箱、拉大幕都干过，陕北山屹崂的文工团自然不会有什么角色，但这个县城却荟萃了几个日后在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人——诗人、《延河》杂志副主编闻频；现在北京的作家陶正；诗人、《延安文学》主编曹谷溪，都曾在这里与路遥一起谈诗论文，一起创办了一张文学小报《山花》。龙盘于渊，虎踞于坳，虽尚未酿成气候，却蓄势待发，壮怀激烈，心志高远。林达在延川算是官方正儿八经耍笔杆子的角色，但她却非常欣赏还正在野路子上闯荡的路遥的文学才情。当初恋的失败正在折磨着路遥的自尊和考验着他的自信的时候，她知道她该做什么了——她能抚慰一颗受伤的心。

母亲对儿子的雄心壮志懵懂不晓，但对儿子婚事牵挂在心。儿子能好上一个北京知青，自然令她欣喜不已。林达来家里啥活都干，朴朴实实就像个当地女子一样，只是吃饭不会盘腿坐炕，而要趴在柜子上。林达问老人：“这样子难看不？”老人忙说：“不难看，不难看，自个家里，想咋样就咋样。”邢仪至今还记得，在县革命会林达住的窑里，林达、路遥、邢仪，还有其他几个要好的北京知青，常常聚在一块儿谈理想，谈抱负，唱苏联歌曲和过去一些老歌，兴致最好的时候是聊着唱着同时还有一些东西吃着：炒黄豆、红薯、黄米糕，还有那在陕北才有的玉米黄——这些吃的东西都是路遥母亲特意做的，她就像当年给在县城念书的儿子送吃食一样，隔些日子就会挎着盖块花布的篮子，给林达送来一堆吃食，她知道北京娃娃就好这些个口味。

一个朴实而又能力有限的老人，还能给她喜爱的儿媳什么呢？

在十多年的家庭生活中，路遥和林达后来闹起矛盾，对此外界多有评论，特别在路遥去世后，一段时间林达在道德舆论上面临如山的压力，其实最接近他们夫妇的人，一般都保持沉默。两人都是强性子，路遥以生命作抵押投入文学创作，无论对于自身还是对于家庭都很难顾及，而林达也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女性，让她放弃事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家庭妇女，那万万是不可能的。特别要命的是，林达又时时事事极为敏感地保护着她的自尊心和独立人格意识，比如单位派她出门办什么事，别人介绍她“这是路遥夫人，关照点吧”，她就特别反感，似乎她办事必须凭路遥的面子，而不是凭自己的能力。两强相遇，日常磕磕碰碰自然难免，其实早在路遥去世前，两人的矛盾就曾闹得厉害，甚至考虑过是否分手——这实在是他们性格的悲剧。

如果世人都拥有一种宽容而慈厚的心怀，如果能够学会理解和体谅人，如果承认林达在路遥成才的艰难旅程中曾给予他无私的奉献和宝贵的动力，那么，就谁也别指责，只能在心里分摊他们的悲哀。

一个山村的老妇人，一出家庭悲剧的母亲，在对这复杂世事的态度上，给了我们一份感动一份启示。

1996年那趟看老人，使邢仪最受刺激的是老人哭诉听到儿子去世噩耗时的情景，那份悲痛、绝望和无奈，在邢仪觉来如箭镞穿心，不由潸然泪下。这趟来，邢仪在与老人交谈中，总是小心翼翼想绕过这个话题，别去触动老人的心痛处，但几次老人却不由自主把话题扯到五年前初冬那些个昏天黑地的日子——这是她心灵上一道永难愈合的伤口，也是她一生中最感恨撼、永难释怀的事情。

儿子从生病到去世，没有人告知过她。

她未能见到永远睡着了的儿子。在儿子最后“上路”的时刻，她未能与儿子道别，未能为儿子送行。

当村里那个小女子在那个傍黑天跌跌撞撞奔到她面前，转颜失色地说：“婆，婆，我路遥叔殁了！电视上刚报的！”她根本不相信。怎么可能？儿子好好的咋就能殁了呢？谁也没给她说过儿子有啥病症呀！她巴望是小女子听错了，可小女却说没听错，电视上还有路遥叔的像，她顿时觉得像天塌地陷一般，两眼一黑，栽倒在炕上。

第二天一大早上，急得跟疯了似的她上了路，要赶到西安去看她的儿子，半道上硬是给人拦了回来。随后便是连续好多个不辨日夜与晨昏似梦似醒的日子，哭一阵，昏睡一阵，再哭一阵……她不记得这些天里她是怎样吃的饭，谁来看过她，都对她说了些什么，在似梦似醒之间，她只觉得自己的一颗心被老鹰叼走了，她的胸腔被掏空了……

路遥大学毕业到西安后，他被事业所累，回家次数并不多，有时回陕北深入生活，抽身回家看看，也是来去匆匆。问老人生活怎么样，老人总回答说好。路遥在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和吴天明一块儿在延川拍电影《人生》。他在家住了二十多天。那二十多天是路遥父母两口心里最快活、脸上最风光的日子，儿子成了人物，穷山屹崂的村子也跟着露脸，瞧瞧吧，村里人看他们老两口既羡慕、又感激的眼神……。路遥生前最后一次回家，是在他去世半年前，母亲没有从他身上看出任何毛病。他还是那么喜欢家乡的口味，还是那么喜欢她做的饭，那一顿洋芋擦擦豆钱钱饭，他吃了那么多，吃得直打饱嗝。兴奋的母亲没有觉出儿子的情绪有些感伤、有些悒郁，其实儿子这趟回家一踏进家门，心里便压了一种沉重的感觉。

告别母亲的时候，路遥深深叹了口气，对母亲说：“儿子不好，妈，我以后好好孝敬你们！”

谁知这竟是他与母亲的诀别！

路遥病倒后，有关单位通知了他的几个弟弟。在他病重期间，五弟从清涧老家赶来一直守护在他的身边。弟弟们也许是不愿让家中老人感情受煎熬，也许是认为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路遥病情不断恶化的情况，他们并没有告诉陕北的老人。路遥去世，治丧委员会决定接陕北老人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最终不知何故老人没有接来。现在清楚的是，弟弟仅仅通知了清涧老家的父母，而延川的老母对于一切竟毫不知晓——这位可怜的母亲被遗忘了。

路遥若有知，能认同这种感情天平的失衡么？

母亲想不通的还有，为什么要把儿子烧了？殁了，留下个囫囵尸首，送回来找块黄土一埋，还有一个坟堆堆，想人了还能照（看）一眼，如今变成了烟，想照个影影也照不见。人们告诉烧了还有个骨灰，骨灰装在盒子里，跟棺材一样。她便要求：“那就把骨灰给我送回来，我守着他，给他做伴。”

但骨灰老人最终也没看上一眼。与老人相依相伴的就只有那棵大槐树。

掠过树梢的风儿能把老人的思念带给远方的儿子么？

邢仪与老人告别时，老人送她两口袋东西，让她带回北京，一袋是小米，一袋是杂豆。老人还央求邢仪一件事情：“给林达捎个话，把远远的照片托人给我捎一张，我想孙孙哩，有照片我就能照见孙孙了！“

邢仪鼻子一酸，连忙点头答应。

老人特别感激邢仪给她带来的奶粉，说喝奶粉让她的气喘病好了许多，心口不那么堵了，比吃止疼药强。邢仪知道奶粉并不能治老人的气喘病，说不堵，也许只是因为喝了奶粉就吃得少了，减少胃部对肺部的压力。邢仪便劝老人多喝奶粉少吃饭，老人说：“还能常吃奶粉？奶粉贵着哩！”邢仪本想告知她窑炕里留下些钱，转念又怕老人推辞不受，只是说：“您别太舍不得花钱，有困难了，不是还有公家、有大家吗？”

路遥去世后，延川老母的命运和生活状况引起了人们的关心，陕西作协按照国家有关政策，除一次性抚恤金外，每月定期还给老人以经济补助，有时还派人去陕北看望老人；《女友》杂志社向社会发起募捐活动，募集到资金15000元。《女友》总编王维钧委托曹谷溪处理这件事，这可使老曹犯难了，他考虑到老人家庭中的实际情况，这些钱没有全部交到老人手里，而是由县民政局设账管理，并规定了严格的领取办法。原则上，募集到的钱作为基金存起来，以利息补贴老人所需，这笔利息加上作协补助，老人每月可以领上250元，这250元钱，除老人外，任何人都不能代领，而家中如遇意外事急需花钱时，必须由乡上出具证明，县民政局批准，银行才能批准，银行才能在固定的生活费之外列支，这钱同样必须由银行亲手交给老人。

一笔数目并不大的钱，却让人煞费苦心！

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为了保护老人的利益呢？路遥去世三周年的时候，延安人把路遥的骨灰接回陕北，隆重地安葬在延安大学校园内的文汇山上。就是这所学校，曾在一个纷乱的时代，为路遥提供了三年宝贵的读书时光；就是这所当初连土围墙都是豁豁牙牙极不牢靠的简陋校园，却钢铁般巩固了路遥的文学理想，并赋予这理想以奋飞的翅膀；正是在这杨家岭旁文汇山前的窑洞里，路遥的名字才最初飞出黄土高原层叠连绵的山峦梁峁，开始为外界所知晓。

母校骄傲地送出了自己的优秀学子，最终又深情地迎回了自己的学子。

路遥永远安睡在母校的怀抱里，安睡在生他养他的黄土山中。

而那位曾同样将儿子送出门的母亲，却难以寻找到这份慰藉。她只能背依那棵老槐树，永远无望地守望。

在她的生命岁月中，最牵肠挂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她的儿子——路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