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演变,中国会领导世界经济新秩序吗?
新视角NPF摘要：
作者认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经济合作的多边组织中，中国只是一个身处被动位置的成员，而在美国最近面临严重金融危机的关头，中国却改变了姿态。本文将把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所采取的创新举措，重新定位在一个长期的维度上。从分析中，我们将看到，与中国的经济起飞相伴，中国从赞成世界经济秩序(这一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和推行的)的立场，逐渐转向简单的改良主义做法(这种做法并没有对既定的经济秩序提出根本性质疑)，到最近越来越采取了明显的修正主义方式(同时建立了典型中国式的新机构)。但是，中国的战略虽然变得更为激进，从根本上来说却依然是处于试行阶段，最终目标模糊不清。
作者Fran?oise Nicolas系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全文的上半部分。
中国与世界经济秩序：一场和缓却确实的对抗（上）
文/Fran?oise Nicolas(法国)
前言
试图强制推行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这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曾试图借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推行世界经济新秩序，但苦于没有可靠的领导者而没有获得成功。近日，中国似乎在这个方向采取了新的攻势，某些分析师认为，中国意欲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推行自己信奉的世界观，并力图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支持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之后，成立了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此类新机构，其目的也许正在于重新设计并重新定义世界经济秩序。
如何解读中国迄今为止可以被称为谨慎的姿态变化?这一姿态将带来什么结果?如何看待可能发生的结果?这些举措的确切性质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否因此而推断一个全新的、中国式的全球经济秩序将呈现于世?本文将尽力对相关各种问题作出解答。
为此，本文将以更长远的视角对中国最近采取的举措进行定位。首先，本文将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和推行的世界经济秩序背景下，中国实施的战略方案;随后，研究中国在经济起飞的形势下，对全球经济治理所选择的立场的演变;最后，分析北京最近所采取的各项举措，以确定我们是否将走向以中国为统领者、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中国和布雷顿森林国际经济体系：从合作到对峙
中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受益者
在整个发展和改革时期(始于1970年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停留在国际经济秩序治理的边缘地带，这一秩序是西方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主导而形成，不过中国也并未因此而提出异议。事实上，甚至可以说，无论是在商贸还是货币层面，中国似乎对西方/美国所主导的经济秩序适应得很好了。
中国因此而得到过世界银行(WB)的大力援助，并大受裨益。1980年加入该机构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成为该机构的主要“顾客”，在随后的25年内借款超过400亿美元，资助了近300个投资项目，其成功率之高，是世界银行所有贷款记录中前所未有的。虽然资助总金额较高，但也仍未超过全国投资总量的1%;就人均投资而言，也远低于我们观察过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可以说中国获得的资助并不是国家经济表现良好的主要原因。
除了利用银行融资，中国还得到过技术援助以及其他技术支持和培训支持。十分有趣也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从未在其经济政策定位上遭到世界银行的阻扰，从一开始，世界银行便接受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战略。另外，2007年公布的报告不仅详细分析了中国对该机构所作的贡献，也分析了中国通过与世界银行合作所获得的益处。
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间的关系并不复杂。虽然中国从未获得过该基金组织的资金援助，但却能够做到通过与该机构的合作获得最大利益：定期向其寻求技术援助服务，并且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上向其进行定期咨询。此外，中国还经常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比如在1986年对人民币进行贬值。
因此，很奇怪的是，尽管两者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差异，中国表现出的却更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捍卫者而不是诽谤者的姿态。由此，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并没有对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表示支持，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本可以动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确，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出自于日本，这也许足以使中国对它失去兴趣;但在该项目尚处于讨论阶段时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被动姿态，也毫无疑问地方便了美国对该项目进行暗中破坏。同样，当众多亚洲国家集体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危机管理提出批判时，中国也并没有表现出同仇敌忾。
最后，考虑到其发展战略的外向性质，当在其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准备阶段，贸易伙伴提出要求时，中国也能欣然接受。而在接纳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前，工业发达国家对中国提出的各种要求比对任何其他经济体都要严格得多，加入世贸组织也就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提供了推行众多改革的方案策略。另外，中国还可以被当作是该组织创立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自此以后，中国便参与到了世贸组织的游戏当中，虽然它的行为并非总是与承诺完全一致，但广义而言它遵循了游戏规则。不管怎样，中国对世贸组织给予了支持，它不仅参与了贸易谈判，其中包括一些多边协定的商讨，而且参与了争端解决机制，并接受了相关裁决。
在中国经济起飞的时期，中国很显然并没有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国家领导人的主要关注点在国内发展上。总而言之，中国对于这些机构的态度是照单接纳，它所做的只是尽可能通过这些机构获得最大利益。
跃居世界强国的中国及其首次发出的对抗信号
中国经济在连续一段时期内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的确极大撼动了世界各经济力量之间原有的势力关系。结合购买力平价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在1980年到2015年间，已经从全球第十一位跃居第一位，虽然按当前汇率计算，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依然十分强势地保持了领头羊位置(美国为174160亿美元，中国为103550亿美元)。
然而，世界经济秩序遭到撼动，这不只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也与中国融入到世界经济中的模式有关。例如，中国主要基于出口的发展战略，使其现行进出口贸易持续性保持顺差从而获得经常账户盈余，再加上外来直接投资资金的大量流入带来资本账户盈余，国际收支总盈余得以翻倍，因此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最终导致全球金融失衡。这一点多年来遭受诟病，它被认定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中国面临的挑战，便是如何管理这些给它带来无人匹敌的金融打击力量的外汇储蓄;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的挑战，是找到某种途径融入到这个牌局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国而言，再自然不过的就是，一方面是让自己从国际金融机构(IFIs)的监管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便是提高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因汇率管理而产生的第一轮紧张局势
一个国家的货币价值问题(最终将是汇率政策导向问题)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很容易固化而不易解决。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增长以及它们在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组成的市场上的竞争状态，很自然导致了众人对其操控汇率和低估平价的现象指责不断。中国也无法置身其外。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政府推动其经济政策的方式所进行的分析和建议更多是正面积极的，该趋势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却产生了逆转，主要矛盾集中在人民币的管理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人民币进行重新评估给中国政府带来的压力，激起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反抗，中国政府决定在2007年到2009年间，中断发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所要提供的磋商结果。这些首次发生的龃龉使中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关系的波动初露端倪。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治理展开的对抗
凭借其不断增长的经济权重，中国(和所有主要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另外几个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将会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在运行管理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进行再分配，从而更好地体现全球经济力量的新格局。分配额度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的最高限额，同时也决定了它在该机构中参与决策时的话语权比重。
最后，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讨论，特别是召开G20之后，2010年达成一项协议：一方面将配比总额翻倍，并把6%的投票权份额从“发达国家”名下转移给“代表性不足”以及新兴和活跃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
最终，中国成为大赢家：对各国配额重新调整后，中国所占比重从3.9%提升到6.4%，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股东，仅次于美国(17.4%)和日本(6.5%)，但领先于德国(5.6%)、法国和英国(两者均为4.2%)。中国之外的其他三个金砖国家(巴西、印度和俄罗斯)都位于十大股东之列。此次改革只能算小试牛刀，因为中国的份额根本不足以反映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而优点在于它可以更好地反映新的力量格局，但这次改革终究不能说明该机构意识形态的根基受到了质疑。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美国在再分配中并未有损失，它最初并不赞同该改革的执行，因此使得该改革无法实施到位。事实上，在作出这个(关于机构内部治理的)重要决定时，必须达到表决票总数的大多数——85%，而拥有17.4%投票权的美国也拥有少数否决股权(这让美国拥有了实际否决权)。尽管机构中其他成员一再向美国施加压力，但它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2015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举行年度春季会议之后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声明重申“绝不拖延执行”这一改革方案是他们的“重中之重”，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会因此而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当时只获得占配额总数77%的145个成员的支持。而要美国最终做出让步来为改革的实施开绿灯，还须等到2015年12月18日。
综上所述，中国跃居经济强国之后，其立场发生了演变，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意愿变得更加坚定。然而，中国这些不同举措却只是改革现有系统的边缘地带，并未对其意识形态提出质疑，尤其没有触动根基。最近几年其实是一个新的拐点：中国将逐步呈现带有一定修正主义特征的、更具进攻性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