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北农村习俗调查报告

赣北农村习俗调查报告

摘要：

1. 孔子曾说：“礼失，求诸野”，意思是说假如“礼”遗失了，要从民间去探寻和搜集、整理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余年文明史的国家，特别是绵延了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国家，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而传统习俗，就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2.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我国的封建社会，但是封建社会时期形成的一些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即使“文化大革命”时如火如荼的“破四旧”，也没有使这些传统习俗消除。相反，这些传统习俗仍然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南方的农村地区存在。

3．传统习俗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在我国淮河以南的农村地区，它们仍是农村居民们精神信仰的一部分。但是，它们当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何继承那些优秀的传统习俗，赋予它们新的时代内涵，是我们亟须解答的新课题。

正文：

亚欧大陆上的每一个民族，都有着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无论是欧洲的德意志人、法兰西人，还是亚洲的中国人、印度人，要想发展，就不可能彻底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即便是大力推行西化政策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将军，其身后也是毁誉参半。今天的土耳其，仍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但是，当我们看到拉丁化的土耳其文时，或许会有些不舒服——尽管我们不是穆斯林，但是在我们的想象中，土耳其语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才像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有历史学家将土耳其的这种现代化称为“自宫”式的现代化，假如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提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真的是很幸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王鲁湘等人拍《河殇》，认为“中国文化已经没有生命力”，“只有海洋文明的滋养，才能拯救中国这片干涸的大地”，鼓吹全盘西化。但是“河殇”派没有看到，在当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绝大部分的中国，“全盘西化”论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遑论付诸实践。如今王鲁湘当上了凤凰电视台的副台长，竟也长衫布鞋，侃侃而谈，讲起了中国传统文化，俨然一个“国学研究者”的模样。这不仅让我们感叹时过境迁，而且对他自己而言，恐怕也是上天对他开的一个大玩笑。

言归正传。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跳出“乱——治——乱”的循环，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没有因为战乱而毁灭。相反，传统文化以极强的生命力延续下来，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今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以及处世之道。新中国成立后，为发展现代化的需要而进行移风易俗，力图将传统文化中不符合新社会要求的内容剔除出去。1966年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最初就是在文化领域的群众运动。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当成“四旧”，一律砸烂，给我国的文化传承也带来了很坏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斥为“四旧”的一些传统习俗又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复兴。

在我国的人口构成中，农村人口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按照我国200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我国13亿户籍人口中，有9亿农业人口。如果再算上进城务工人员，那么农村人口的比重会更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农村为我们保留并继承了传统文化。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秦岭-淮河以南各省成为了保留传统文化最多的地区。而在这些省份中，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省的传统文化氛围比其他省份更加浓厚。2015年2月14日至21日，笔者借随母亲回江西省东乡县何坊村探亲的机会，对当地的农村传统习俗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入的调查。

东乡县位于江西省北部，行政上归属抚州市管辖，境内有王安石故里（位于黎圩镇）、书法家舒同故居、红星农场等风景名胜，属于赣北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县。根据《东乡县志》记载，该县成立于明武宗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早在该县成立之前，后划归该县的虎圩乡就以走出了明代著名学者解缙的恩师而扬名天下。该县成立之后，明神宗朝南京礼部主事，

戏剧家汤显祖也曾来到东乡求学。东乡县虽然建县较晚，但其下属的村落却都有着五百年以上的历史，因此在赣北农村中比较有代表性。在这些村落中，位于孝岗镇的何坊村更有着九百余年历史，并且在明清时期以举人、进士辈出而闻名赣省，加之笔者母亲也是生于何坊村，因此为笔者进行本次社会实践提供了便利。

2月15日上午8时30分，笔者和母亲从投宿的东乡县城内某旅店出发，乘车前往何坊村。之所以不在到达的当天晚上就进村，是因为按照该村习俗，久居在外的亲人回家，必须在早上，而且家人要在院中放一挂鞭炮，借以欢迎亲人回家，同时用鞭炮声告知全村自己家有人衣锦还乡。进村后，笔者和母亲步行进入笔者的大舅家。大舅、大舅妈及表兄等人见到母亲回老家，非常高兴，果然在院中放鞭炮一挂。

除了上述的“鞭炮迎客”之外，祭祀祖先也是农村传统习俗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笔者和母亲返回何坊村时正值农历新年，因此祭祀祖先成为了各家各户过年的重头戏。按照赣北传统，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在农历腊月二十九过大年，而大年三十并不庆祝，也并不守岁；而且在腊月二十九当天上午十点半，要在家中摆好供桌和清炖肉、活鱼、白米饭、酒等供品，供桌前的墙上挂祖先像，由家长带全体家族成员（包括已出嫁的女儿，但女婿仍不能参与祭拜）进行祭拜。祭拜时家长（父亲、祖父）手持三柱香，面向祖先像三鞠躬，然后上前将香恭敬地插入香炉中。在家长鞠躬时，其他人虽然手中无香，但仍然要随家长一同向祖先像三鞠躬。到此家祭遂完成。在供品中，清炖肉最有讲究：将猪后盘肉、鸡大腿肉放入锅中，不加酱油，只加盐清炖而成。在家祭结束后，参与祭祀的人要将除了活鱼以外的供品分而食之，以求得祖先保佑。母亲家的家祭是由大舅主持——外公早已去世。

家祭之后，还要到家外的“细八公”祠去进行公祭。和家祭不同，公祭祭祀的是全村共同的祖先——“细八公”何芾。据《宋史·循吏传》记载，何芾，号细八，北宋徽宗宣和元年进士，曾任黄州刺史，是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的妹夫。又据2005年修成的《横路何坊何氏族谱》记载，何坊村本名横路，何芾从黄州刺史卸任返回家乡金溪县时途经这里，看见横路风景优美，人烟稀少，适宜居住，遂筑庐留居于此。此后何芾又招来自己的子女一同居住。何芾去世之后，其子女在横路繁衍生息，人口越来越多，横路村遂更名为“何坊村”，延续至今。如今何坊村三百余户人家中，除三户半外，余下人家皆为何芾之后。因此在腊月二十九这天公祭何芾，也成为了村民的一项传统习俗。

公祭的地点，在村西的一处菜地里。“细八公”祠始建于南宋，而后历经战火，现在仅剩神龛。所谓公祭，其实也是各家各户依次对何芾进行祭祀。但因为是在户外，所以在摆供品、点香烛、上香等日常祭祀步骤完成后，还要放鞭炮一挂，才算是完成公祭。

除了祭祀、“鞭炮迎客”，何坊村村民在过年期间的“吃”也大有讲究。村民们当中有不少是多子女家庭，仅母亲就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何坊村住的这七天里，特别是腊月二十

九、三十、正月初一、初二的这四天，每天都是一个主题：“吃”。由于亲戚众多，且在赣北地区，过年期间亲戚多的村民必须互相请亲戚们吃饭。而且吃的饭菜也颇有特色。初二早上，母亲的四叔，也就是笔者的四外公请笔者和母亲吃早饭。笔者惊讶的发现，江西的米粉不光可以煮食，还可以炒食。在四外公家吃完饭后，笔者又和母亲回到大舅家，因为又要在他家吃午饭。午饭的饭菜中，芋头鱼汤是必不可少的：或是鱿鱼，或是草鱼，但都是活鱼，因此芋头鱼汤特别鲜香。此外，红烧肉也是午饭中必下的名菜。江西人号称“怕不辣”，除了红烧肉和芋头鱼汤之外，剩下的每道菜都必加辣椒。笔者是东北人，不习惯吃辣的；母亲在东北也生活多年，早已不能吃辣，为照顾我们，大舅妈和大表嫂做的菜中只有少数几道放了辣椒。

不过，在何坊村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和传统习俗中，还存在着一些陋习。比如乱占耕地。改革开放之后，村民们外出打工或是承包土地富裕了，便盖起新房来。今天你盖一幢，明天我修一间，这样一来二去，宅基地就不够用了。宅基地不够用，村民们就纷纷占用耕地。村子

的地形属于低山丘陵，耕地本就不够，经过村民这般乱占，耕地已经越来越少。又比如相互攀比。村民们穷时，只想着如何填饱肚子；但是富起来之后，由于头脑中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攀比之风就兴起来了。村民们所比的，不是谁家出了多少大学生，而是谁家的房子更阔气，谁家买了车而谁家没有，这种风气实在堪忧。

2月20号晚上，我们乘火车离开了东乡县。笔者的社会实践，也到此结束了。望着远去的景色，笔者不禁有了更多的思考。我们的物质富裕了，我们的精神也一定要富裕起来。农村的传统习俗能够流传到今天，一定是有其合理性；但是传统习俗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何继承那些优秀的传统习俗，赋予它们新的时代内涵，是我们亟须解答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东乡县志》，2005年版，中共东乡县委宣传部；

《横路何坊何氏族谱》，2005年，何坊村村民会委员会；

《辞海》，1979年版，辞海编辑委员会，上海辞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