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布雷的新闻评论

　　陈布雷(1890年～1948年)浙江慈溪人,“原以从事新闻事业为志愿,曾做过三次新闻记者”。① 1911年任上海《天铎报》记者,时值辛亥革命爆发,他首撰《谭鄂》十篇,倡言革命,欢呼武昌首义成功。以笔为武器,横扫千军,在当时的新闻界以“敢言”著称;1920年任上海《商报》主编, 勇敢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笔讨“五卅”惨案元凶。孙中山曾给予很高评价:“《商报》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苦撑,可称为忠实的党报。②”1928年4月任《时事新报》总主笔,既办报又为官,思想和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也为其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高扬反帝爱国大旗,宣传民主革命 　　陈布雷少年即受《时务报》、《新民丛报》、《警钟报》、《浙江潮》等进步报刊的影响,与同学组织“覆满同志社”,向往革命,相继宣誓:“驱逐鞑虏,还我中华。”③1911年春天,陈布雷任《天铎报》记者,时值武昌起义爆发,陈布雷满怀革命激情,连“作《谭鄂》十篇,按日刊布之”。④陈布雷站在革命立场积极声援起义,把《天铎报》作为宣传民主革命,推翻满清专制政府的舆论阵地:“鄂风泱泱,扇遍天下。”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蜀、粤、赣、皖之十二行省,三分天下,既有其二。”⑤在当时新闻界首称起义军为“革军”。当江、浙、沪联军占领南京后,陈布雷兴奋地高呼:“偌大一座金陵城,三日之间,居然尽入我民军之手。为革命事业除一魔障,即为人道主义除一妖贼。”呼吁“徘徊壁上之同胞,应幡然改悟,确信民军有肃清反侧之能力矣”。⑥他以笔为武器向清政府和北洋军阀展开猛烈进攻,表现出了关心革命、忠于革命的精神。他的言论立场坚定,题材重大,文笔犀利,针对性强,鼓舞民众相信革命定会成功,为辛亥革命摇旗呐喊。 　　陈布雷的评论始终高扬反帝爱国大旗,针对英日等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土,屠杀我同胞的野蛮暴行满腔愤慨,以笔讨伐。1925年5月30日,英日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陈布雷深入群众团体,每天撰写评论揭露英日暴行,要求严惩杀人凶手。他在写给四弟陈训慈的信中说:“这回学生运动,英捕竟开枪杀人!远道闻者尚且发指,何况我们亲在上海目击喋血前后这种种愁惨情形呢?……如兄者已近中年,残血犹热,真是人生未有之痛楚呢!”⑦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1928年5月3日,国民革命军进抵济南,“日本军阀横出阻挠,陈师鲁境,辱我官吏,残我民众。”⑧陈布雷撰写《暴日应惩》一文,指出日军暴行“非人情也!此种非分之侮辱而不予以对付,将世界无复有公理也。”“中国者,亦独立国家也……国民政府速以日本之暴行昭告于世界并采取抗议以上之行动。”⑨对此暴行他高呼“暴日应惩”,维护中华民族之尊严。 　　反对君主立宪,拥护共和,力主北伐,实现国家统一 　　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是前所未有的壮举。陈布雷对这一事物欣喜若狂,连写评论赞赏备至:“由专制而进于共和,诚矢勇猛精进之志,何难一蹴而几登。”对于那些主张“君主立宪制”者疾言厉色,大声斥责:“此不谙事势者也”,“二十世纪新建之国,决不容君主世袭之制再留于大地之上。”并明确表白:“吾民知有共和而已,他非所愿闻也。”⑩鉴于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人逆历史潮流而动,阻止革命,陈布雷撰文斥之为:“梁氏尔倡兹谬说,自诩新奇。”(11)南京政府成立前,为临时大总统人选意见分歧,陈布雷分析国内外局势,撰文力荐民国伟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称赞孙中山:“各国人民之挹其丰仪,聆其吐属者,久以民国伟人相许。”孙中山“一旦被举为总统,得以代表民族。”如孙中山得为总统,“军政共赞大业,则万众一心,完成民国于垂成”。(12)表现了陈布雷对临时大总统人选的正确主张与对民主共和政治的强烈向往。 　　南京临时政府迫于袁世凯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主张南北议和,辛亥革命面临夭折。陈布雷针对袁世凯欲窃国自居的险恶用心,痛批妥协思想:“袁贼停战计划,原欲以老我戎机”,革命军宜“早烛奸谋,胜之可必。”并以太平天国“固守金陵,不思进取”而失败的教训提醒领导者:“今养兵不用,坐令军人有干政之渐而予袁贼有离间之机。”(13)会葬送革命果实,应抓住时机,立即北伐,不给袁贼以喘息之机,实现国家统一。面对当时危急形势,几天后,陈布雷再撰文反对议和,力主北伐:国民军应抓住战机“水陆并进,念和议之误国,师到之日,慎勿令袁氏免脱。谨以夜光之杯,满贮自由之酒,山呼雀跃,祝马到功成,共和万岁。”(14)有如一篇讨袁檄文,笔锋犀利,慷慨激昂。不仅分析了革命所处的艰危形势,而且奏响了挥师北伐的战斗号角。 　　抨击军阀暴行,痛击丑恶政治 　　陈布雷的评论始终坚持抨击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认为“抵御外侮,则首在整理国家,裁抑军阀,伸张民治。”(15)军阀统治是封建残余的延续,“抵御外侮”与“裁抑军阀”二者关系密不可分。“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陈布雷连撰评论《北京惨案之旁感》对段祺瑞执政府悍然向请愿学生开枪的暴行予以痛彻抨击,并明指段祺瑞为罪魁祸首:“五十余青年之死,乃段氏死之。”1926年4月25日,我国著名记者邵飘萍被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杀害。次日,陈布雷愤怒至极,称这一暴行实为:“入民国以来,除袁世凯军政执法处时代外,未有不顾法律,不重人权,下如此骇人之手段者也。”(16)用檄文一般的锐利之笔义正词严地声讨反动军阀枪杀新闻工作者,扼杀言论的滔天罪行。曹锟贿选失败被囚后,陈布雷列其罪状揭其本质为“昏庸贪鄙”,北洋军阀政府与曹锟实乃一丘之貉,对曹锟的审判“任意迁延”,“而并无为国惩奸之意”。这种行为“实为中国司法上之污点,而今之逃脱,国民得向段政府要索其人者也”。(17)言辞激烈地抨击北洋军阀的丑恶嘴脸。 　　陈布雷的新闻评论猛烈抨击当时黑暗腐朽的社会政治,认为曹锟贿选总统,段祺瑞执政府公然枪杀请愿学生,奉系军阀杀害著名记者邵飘萍,扼杀新闻言论,都是丑恶、腐朽的黑暗政治的体现,是造成国家统一的巨大障碍。他认为“然就实在状况以观察之,则政治为物,甚难与罪恶绝缘。”“政治活动者又往往兼富有野心与权力欲。为目的不择手段。”(18)这些言论有力抨击了军阀统治下的丑恶政治。 　　多从道德层面立论,缺乏阶级分析立场 　　陈布雷新闻评论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表现他在对当时社会政治的评论多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的道德层面,缺乏科学的阶级分析。当邹韬奋评价陈布雷“反对曹锟贿选的文章最为精彩”时,陈布雷自己则认为当时对这个问题“全从道德方面着想,法律尚在其次,在曹锟是破坏中国的传统道德,在他心里简直觉得曹锟和他个人为仇,所以能言人所欲言。”(19)正因为从道德方面立论,却不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辩证地看待当时的政治事件,无法辨别正义与非正义,其思想的局限性日益显露出来。 　　其次,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陈布雷的观点不仅保守,而且愈趋反动。他一生并未信仰共产主义,国共合作时,能接受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但认识却是片面的:“共产主义者之宣传”,“仅在解脱外国之侵略与桎梏而已”。“在国内之工商界,现时尚无痛恶彼党之必要。”并断言:“依吾之观察,中国者,岂但为最不适宜于试行共产党之国家,亦且为不适于军阀政治的生存之国家。”他认定:“政治集团之有比较深厚的基础者,亦舍国民党莫属。”(20)这种反动的思想观念也是他后来倒向国民党的主观动因。 　　第三,分不清国内主次矛盾是陈布雷新闻评论思想的又一局限。他在《五四节之感想》一文中认为:“国家之大患,不在外国之侵陵,不在军阀之肆虐,而在国命所托之二大阶级之相互隔绝。”(21)二大阶级指“知识阶级”与“产业阶级”,这本属国内矛盾,但陈布雷却认为外国侵略不是大患,军阀肆虐不是大患,“知识阶级”和“产业阶级”的隔绝才是大患,他一贯主张的反帝反军阀的立场岂不全被否定!陈布雷把“各地工农之兴起太骤”当做北伐战争的“第一层隐患”,攻击工农意识“至为简单”,“鄂省民情”“狭隘强悍”。说明陈布雷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对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分析至为错误。 　　陈布雷任《时事新报》总主笔后,他的评论完全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他在《时事新报》上连发《论完成真正统一》、《再论完成真正统一》、《障碍统一错误心理》,反复论述“统一”之必要。陈布雷所言之“统一”,其实质是要维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党专制。无法看到中国的前途与希望,缺乏先进的思想武器的武装,分不清国内的主次矛盾,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没有任何前途和希望的国民党身上,成为陈布雷新闻评论的最大局限,也为其后来的个人悲剧埋下了伏笔。 　　注 释: 　　①陈王允若:《陈布雷之高风亮节》,《陈布雷回忆录》,台湾王家出版社,1967年版。 　　②罗炯光、向全英:《蒋介石首席秘书陈布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③④⑦ 《陈布雷回忆录》,第49页,第79页,第119页。 　　⑤《谭鄂(癸)》,《天铎报》,1911年10月27日。 　　⑥《喜捷》,《天铎报》,1911年11月28日。 　　⑧(14)《北京惨案之旁感(二)》,《商报》,1926年3月25日。 　　⑨《时事新报》,1928年5月4日。 　　⑩《共和而外非所愿闻》,《天铎报》,1911年11月17日。 　　(11)《梁启超之非匪夷所思》,《天铎报》,1911年12月21日。 　　(12)《宴安�毒》,《天铎报》,1911年12月26日。 　　(13)《不战何俟》,《天铎报》,1912年1月11日。 　　(15)《共和国家与生命保障》,《商报》,1926年4月27日。 　　(16)(17)《曹锟之逃脱》,《商报》,1926年4月3日。 　　(18)《政治之丑恶性》,《商报》,1926年3月7日。 　　(19)邹韬奋:《访政论家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 　　(20)《民族堕落之忧》,《商报》,1926年8月11日。 　　(21)《商报》,1926年5月4日。 　　(作者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传播系新闻传播学副教授)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