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利息和货币的主要性质

第十七章 利息和货币的主要性质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货币的利息率对就业量水平的限制似乎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因为如果资本资产是新生产出来的，利息率会为该资本资产必须得到的边际效率建立一个标准。这个说法，乍一看来，很令人感到困惑。于是，人们很自然地会问：（1）货币和其他资产相区别的特殊性在哪里；（2）是否只有货币才有利息率；（3）在一个非货币经济中，将会发生什么情况。直至这些问题得到回答以前，我们的理论的全部意义是不会被了解到的。

我愿提醒读者，利息率不过是一定数量的货币，与根据契约，例如未来一年之后，所得到的超过我们称之为“现货”的差额，或者根据契约未来支付的一定数额现金的价格之间的百分比。所以，似乎可以说，对每种资本资产而言，都存在一个类似利息率的东西。以小麦为例，一年后的交货量是一个确定的数量，它今天的交货价值也即“现货”交割为100夸特小麦。如果一年以后交货的数量为105夸特，则可以说，小麦的利息率为每年5％。如果一年以后交货的数量为95夸特，则小麦的利息率为每年－5％。这样，对于每种耐久性的消费品来说，都有一个用它本身计量的利息率——如同有小麦利息率，有铜利息率，房屋利息率，甚至钢厂利息率等等。

对于像小麦这样的商品，其“期货”和“现货”市场价格的差额，同小麦利息率维系着一定的关系。但是，由于期货合同是以货币计量未来交割的市场价格，“现货”的市场价格也不是以小麦来计量的，所以，此处牵涉到货币利息率的问题，其中的确切关系可以表述如下：

我们假设，小麦的现货价格是每100夸特为100英镑，一年后交割的“期货”价格是每100夸特为107英镑。同时，假设货币的利息率为每年5％，那么，小麦的利息率是多少呢？既然100英镑的现货能买到105英镑的期货，而105英镑的期货将买到98夸特小麦的期货。这就是说，100英镑的现货能买到100夸特小麦的现货，而100夸特小麦的现货只能买到98夸特小麦的期货，这样，小麦的利息率就是每年－2％ 1。

由此可知，没有理由认为，不同的商品会有相同的利息率——或者，为什么小麦利息率会等同于铜利息率。因为从市场上的要价来看，“现货”与“期货”合同的差别，对不同商品来说，显然是很不相同的。我们将发现，这会给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提供线索。因为，线索可能是：各种商品自身的利息率（我们如此称呼各种商品的利息率）中，真正起作用的很可能是最高数值的利息率（因为，如果资本品要想生产出来，资本的边际效率必须达到这个最高数值的自身的利息率）；线索又在于：有理由说明，为什么货币利息率取最大值（因为，像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某些力量在减少其他资产的自己的利息率中起作用，但在货币的场合不起作用）

可以补充的是：正像任何时候都存在不同的商品利息率一样，货币经营者也都熟悉这个事实。甚至用两种不同的货币，例如英镑和美元计量的利息率也不一样，因为用英镑计量的外国货币的“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的差异，对不同的外国货币来说，一般是不同的。

现在每种商品都可以像货币那样作为衡量标准来衡量资本的边际效率，因为我们能够用我们选择的任何商品。例如小麦，来计算任何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的小麦的价值；并且使得这一系列小麦年金的当期值等于用小麦计量的资产的当期供给价格的贴现率，就是用小麦计量的资产的边际效率。如果预期可供选择作为衡量标准的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没有变化，于是不论用二者中的哪一种作为衡量标准，每一项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都将是相同的，因为得出边际效率这个分数的分子与分母是按同一比例变化的。然而，如果两种标准之一用另一种计量的价值预期会发生变化，则依照哪一种作为衡量标准，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就按其变化的同一百分率变化。现在用一种最简单的情况说明这一点。例如，作为两种衡量标准之一的小麦，预期其货币价值将稳定地按每年a％的比例上升，若假定另一项资产以货币计量的边际效率为x％，换成用小麦来计量即为（x-a）％。由于所有资产的边际效率会按同一量值改变，因而衡量标准不论选择何种，它们的边际效率大小量的顺序是不变的。

如果有某种复合商品，严格地说它可以作为一个代表。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就可以把用这种商品计量的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当作这个商品唯一的利息率和唯一的资本边际效率。当然，这样做会遇到与建立唯一的价值标准同样的困难。

所以，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到，货币利息率同其他利息率相比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和其他利息率处于完全相同的立足点。那么，以前各章所赋予货币利息率在现实中具有支配地位的重要性，完全来自它的哪些特点呢？为什么产出量和就业量和货币利息率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和小麦利息率或者房屋利息率密切联系在一起呢？

让我们考察一下各种商品利息率在一个时期（譬如一年）对不同类型的资产可能发生的情况。由于每种商品依次被当作衡量标准，所以每种商品的报酬也就必须用它自身的数量来衡量。

不同类型的资产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三种性质。它们是：

（1）通过有助于某种生产过程，或者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某种资产生产出一个用其自身计量的收益或者产量q。

（2）除去货币以外，多数的资产不管它们是否被用于生产某项收益，会遭遇损耗，或者仅仅由于时间的推移而引起某些费用（除去它们的相对价值的任何变化），也即它们会引起一种用它们自身计量的保管费C。它对我们现在的目的：划一条线来区别在计算q以前减去的费用和包括在C中的费用，是完全无所谓的。因为我们以后所关心的只是q－C。

（3）在一个时期内变现一项资产的能力可能呈现出一种潜在的方便之处或安全之处。这对于不同种类的资产是不一样的，即使这些资产的原始价值是相同的。这种方便之处或安全之处是无形的。在每期终了之时，可以说，也不会由有形的产品表现出来。然而，它是人们愿意为它而支付某种代价的东西。人们愿意为资产处置权提供的潜在的方便或安全之处而支付

（除去资产的收益或者保管费用之外）的代价（用资产本身来衡量），我们称之为流动性升值l。

由此可见，在一个时期内，从资产所有权预期可以得到的全部报酬等于收益减去保管费加上它的流动性升值，即q－C＋l。就是说，q－C＋l是任何商品自身的利息率。其中，q、C、l是用其自身作为标准来衡量的。

正在使用的工具资本（例如，一台机器）或者消费资本（例如，一座住宅）的特点是，在正常情况下，它的收益应该大于它的保管费，而它的流动性升值可能忽略不计。至于流动性商品的存货或者剩余闲置不用的工具资本或者消费资本的特点在于，承担用它们自身所计量的保管费用而任何收益与之相抵消。与此同时，只要它们的存量超过有限的水平，虽然它们的流动性升值在特殊情况下具有重要意义，但通常也可以忽略不计。至于货币，它的收益为零。它的保管费用可以忽略不计，而它的流动性升值是相当大的。诚然，不同的商品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流动性升值。货币可能承担某种程度的保管费，即安全保管费用。但是，货币和所有（或者大多数）其他资产的实质性区别在于：在货币场合，它的流动性升值大大超过其保管费；而对于其他资产，它们的保管费则大大超过它们的流动性升值。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假设住房的收益为q1，保管费和流动性升值忽略不计；小麦的保管费为C2，收益和流动性升值忽略不计；货币的流动性升值为l3，收益和保管费忽略不计。那就是说，q1是住房利息率，－C2是小麦利息率，l3是货币利息率。

要决定不同类型的资产在均衡状态下的预期报酬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必须知道在预期的那一年各种资产相对价值的变化。用货币（只需要账面上的货币，小麦也可以同样使用）作为我们的衡量标准，又假定住房预期的升值（或者贬值）的百分比为a1，小麦为a2。在前文，我们已经称q1、－C2和l3分别为用它们自身作为价值标准的住房、小麦和货币的自身利息率，也即：q1是用住房计量的住房利息率，－C2是用小麦计量的小麦利息率，l3是用货币计量的货币利息率。如果用货币作为衡量标准，则a1+ q1、a2-c2和l3，即转化为共同的货币价值标准后，而分别称之为住房折算成货币后的利息率、小麦折算成货币后的利息率以及货币折算成货币后的利息率。用这种符号，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财富所有者直接需要的是住房、小麦或者货币，要取决于a1+ q1或者a2-c2或者l3何者最大。这样，在均衡状态下，用货币计量的住房和小麦的需求价格将是：在各种财富之间的利益不分彼此，没有差异，也就是a1+ q1、a2-c2和l3会相等。选择哪种商品作为价值标准对上述结论不会造成影响，因为从一种标准换成另一种标准会使三项都做出同样的改变，即改变的量均等于用旧标准计量的新标准预期的增量（或者减量）。

新生产出来的那些资产，其正常的供给价格小于其需求价格；而这些资产又是那些边际效率大于（在它们的正常的供给价格的基础上）利息率的资产（二者用相同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不论这个价值标准是什么）。当资产的存量增加时，它们的边际效率即趋于下降（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前文已经有所论述），而开始时它们的边际效率至少等于利息率。因此，除非利息率同时下降，它们的边际效率的下降将会达到这样一点，即超过这一点，就不值得生产了。当没有任何资产的边际效率等于利息率时，资本资产的进一步生产就会停止。

我们假设（只是作为我们现阶段论证中的一种假设）：有某种资产（例如，货币），其利息率

是固定不变的（或者当产量增加时，比其他商品的利息率下降地更为缓慢）。这时，各种资产将如何进行调整呢？由于a1+ q1、a2-c2和l3必须是相等的，又由于根据假设，l3或者是固定不变或者是比q1或者-c2的下降更为缓慢，因而a1和a2必然上升。换句话说，就是除去货币之外，其他每种商品的当期货币价格相对于其预期的未来价格而言将趋于下降。因此，如果q1和-c2继续下降，将会达到一点，在该点，生产任何商品都是无利可图的，除非其预期的未来的生产成本会上升，高于其当期生产成本量，这个量足以抵偿把现在生产的商品保存到未来高价出售所需要的保管费。

现在严格地说来，前文说过的货币利息率限制产量的说法， 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说：当资产的数量普遍增加时，有一种资产的利息率的下降最为缓慢，以致最终使得其他资产的生产都无利可图——除非像刚刚讲过的那样，在当期的和未来的生产成本之间有特殊关系的偶然情况下，因为当产量增加时，其他资产自身的利息率会下降到某个水平。此处，一种资产接着一种资产地降低到有利可图的生产水平以下——直至最后，一种或者较多种的资产自身的利息率维持在高于任何一种资产的边际效率的水平。

如果货币只是作为价值标准，那就很清楚，造成困难的并不必然是货币利息率。我们不能仅仅通过一道法令用小麦或者住房代替黄金或者英镑作为价值标准来排除我们的困难（像有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因为，现在的事态表现出来的似乎是：如果继续存在着任何一种资产，当产量增加时，其自身的利息率难以下降，则同样的困难仍然会存在。例如，黄金会继续在一个国家充当利息率下降相对缓慢的资产，而该国早已实行不兑现的纸币本位。

所以，在赋以货币利息率以特殊重要性时，我们已经暗中假定：我们通常所使用的货币具有某些特殊的特性，当产量增加时，使得用它自身所计量的自己的利息率比任何其他资产用其自身计量自己的利息率更难以下降。这种假设能成立吗？经过思考，我认为，我们所知道的货币的一般特点可以证实上述假设条件的合理性。由于已经被认为时价值标准的货币具有这些特点，所以货币利息率是唯一重要的利息率这一结论能够成立。

（1）导致上述结论的第一个特点是这样的事实，即：不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不管货币当局的行动，仅就私人企业的力量而言，货币的生产弹性是零，或者无论如何是较小的——在这里，生产弹性 2的意思是：用于生产货币的劳动量对单位货币所能支配的劳动增量的反应，就是说，货币并不能很轻易地被生产出来——当用工资单位计量的货币的价格上升时，企业家不能任意地把劳动转向生产货币。在一个使用不兑现纸币而实行通货管理的国家中，这个条件是严格要求达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金本位的国家也大抵如此，即：除非黄金采掘业是一个国家的主要产业，否则，能够被用于生产货币的劳动力增加的最大比例是很小的。

现在，对那些有生产弹性的资产而言，我们之所以假定它们自己的利息率会降低，是因为我们假定：随着产出率的提高，它们的数量会增加。然而，对于货币而言——暂时不考虑工资单位减少的影响，或者货币当局有意识地增加货币供给的影响——它的供给则是固定不变的。因此，货币不能很轻易地由劳动生产出来的这一特点，给我们提供了初步的理由表明，相对来说，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是难以下降的。而如果货币能够像谷物那样生长，或者像一辆汽车那样能够被制造出来，经济萧条就可以避免或者得以缓和。如果其他资产用货币计量

的价格趋于下降，更多的劳动量就会转向生产货币；——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以采金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的情况那样，虽然就全世界而言，这种方式最大的转移量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2）然而，很明显，不仅货币具有上述特点，而且在生产上完全缺乏弹性的一切收取纯地租的生产要素或者商品也都有这些特点。所以，还需要有第二个特点来区别货币和其他收取地租的生产要素或商品。

货币有别于其他生产要素或者商品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替代弹性等于或者接近于零，即：当货币的交换价值上升时，没有其他生产要素或者商品有替代它的倾向，或许在微不足道的程度上，应该除去货币商品也被用于制造业或在工艺品行业的情形。由此可见，货币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它的效用仅仅取决于它的交换价值，而货币的交换价值会和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同比例地上升或下降，结果当货币的交换价值上升时，不像收取地租的生产要素那样，有用其他生产要素替代货币的动机或倾向。

这样，当用劳动计量的货币的价值上升时，不仅不可能投入更多的劳动去生产货币；而且，当对货币的需求增加时，人们不会像对其他收取地租的生产要素那样，减少对货币的需求，转而需要其他商品。所以，货币又是一个追求购买力的无底洞。

对这种情形唯一的限制条件在于：当货币价值上升，对这种上升未来能否得以维持会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形下，a1和a2会增加，这就等于商品折合成货币后的利息率会提高，从而刺激其他资产的产量。

（3）第三，我们必须考虑上文论述的这些结论是否会被这个事实所推翻，这个事实是：即使货币的数量不能通过把劳动转移到货币生产上而得以增加。然而，说货币的有效供给量固定而毫无伸缩余地，也不尽正确。特别是当工资单位降低时，一部分现金会从别的用途中转移出来以满足流动性偏好的动机；而且，当货币价值降低时，货币的存量在社会财富总额中会占有一个较高的比例。

我们不能从纯理论上证明，这种反应可以使得货币利息率有一个适度的下降。然而，有几点理由结合起来会形成一种有力的论据来证实，为什么在我们所习惯的这种类型的经济中，货币利息率往往难以做出适度的下降。

效率的反作用；——因为我们所关心的是由此所引起的边际效率和货币利息率之间的差额。如果工资率下降的影响是产生一种它以后还会再次回升的预期，那么，结果会完全有利于我们的论点；如果相反，影响是产生还会进一步下降的预期，则对资本边际效率的反作用可以抵消利息率的下降 3。

（b）用货币计量的工资倾向于粘着不变，即货币工资比实际工资更加稳定。这个事实会趋于放缓用货币计量的工资单位的迅速下降。再者，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则处境可能会更坏而不是更好，因为如果货币工资容易下降，往往会预期对资本边际效率有不利反作用的货币

工资的进一步下降。此外，如果工资被固定在某种诸如小麦这样的其他商品上，那么工资未必仍然会保持粘性。正是由于货币其他的特点——特别是使货币具有流动性的特点，被固定在货币上的工资才具有粘性 4。

（c）第三，此处我们考虑论述的最基本之处，即货币满足流动性偏好的特点，因为在某些经常会出现的情形，特别是当利息率低于某个数值时 5，这一特点会使得利息率缺乏敏感性，甚至在货币数量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财富大量增加时也是如此。换而言之，当货币数量的增加超过某一点时，货币由于流动性而得到的收益并不随着它数量的增加而下降；即使下降，也达不到其他类型的资产由于数量同等程度增加时而导致的收益下降幅度。

在这种情形，货币微小的（或者可忽略不计的）保管费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保管费相当可观，则它们会抵消因持有货币而预期可能得到的好处。公众会对应于比较小的刺激而愿意增加货币的持有量，就是由于流动性的好处（实际的或者设想的）用不着考虑抵消由于时间的流逝而大量增长的保管费。除去货币以外的其他商品的情形，为数不多的商品储存数量固然可以向商品使用者提供某些方便之处。但是，在面临储存较大数量的商品的问题时，即使它代表一笔价值稳定的财富而值得去做，这种有利之处也会为商品的储存费、损耗等费用所抵消。因此，当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就必然会由于持有的数量较大而蒙受损失。 然而，对于货币而言，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情况并非如此，——正是由于各种不同的理由，即那些公众认为货币最具有流动性的理由。因此，对此寻求补救之道的那些改革家们，企图人为地创造货币的保管费，即要求法定通货必须定期缴纳一定费用以加盖印记或类似标志，才能继续保持其货币资格。这些人的思路是正确的，他们的建议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实际价值。

所以，货币利息率的重要性来自其特点的共同作用：第一，通过流动性偏好的作用，利息率可能不大和货币数量相对于以货币计量的其他形式的财富的变化比例相适应；以及第二和第三，货币具有（或者可能就有）零值（或者可以忽略不计）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其中，第一种情形意味着，对财富的需求可能绝大部分集中于对货币的直接需求；第二种情形意味着，当这种情形发生时，劳动不能被用于生产更多的货币；第三种情形意味着，如果某些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低廉到足以很好地承担货币的职能，但这也不能缓解对货币的需求。唯一缓解之法——除去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化——是来自（假设流动性偏好不变）货币数量的增加，或者来自——在形式上是一回事——货币价值的提高，从而使既定数量的货币提供更多的货币服务。

因此，货币利息率的提高会抑制对利息率有弹性的一般商品的生产，而没有可能刺激货币的生产（根据假设，货币的生产是完全无弹性的）。货币利息率，可以通过高于所有其他商品利息率而妨碍所有其他商品生产的投资，同时又不刺激货币本身生产的投资，因为根据假设，货币是不能生产的。此外，由于来自投资动机的货币需求富有弹性，因而支配着这种需求的条件的微小变化，不会对货币利息率产生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货币的生产缺乏弹性（除去官方行为外），因而要想通过自然调节作用影响货币的供给以降低货币利息率，也是不实际的。对于普通商品的情形则并非如此。由于对普通商品流动性存量的持有缺乏弹性，因而对它的需求的微小变动，就会使它的利息率急剧上升或下降。而同时，它的较大的供给

弹性，又会阻碍它的现货价格不致高过期货价格太多，这样，对于普通商品而言，如果听其自由波动，则“自然力量”也即市场的一般力量，将倾向于降低它们的利息率，直到实现充分就业，使得商品的供给普遍缺乏弹性，正像我们所假定的货币所具有的正常特点那样。这样，在不存在货币和不存在——当然，我们必须如此假设——任何其他商品具有所设想的货币特点的情形中，各种利息率只有在充分就业时才能达到均衡状态。

这就是说，失业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人们需要的是像月亮那样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当人们渴望的东西（也即货币）是某种不能生产以及对它的需求不能轻易被抑制的东西时，就无法被使用。补救之道只能是劝说公众相信纸币也是货币时，而且要有一个由政府控制的纸币制造工厂（也即中央银行）。

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即：传统上假设黄金最具有适合充当价值标准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供给缺乏弹性。正是由于这个特点，最终恰恰成为造成问题的根源。

我们的结论可以用最一般的形式（假定消费量既定）表述如下：当所有现存资产自身的利息率中最大者等于所有资产的边际效率最大者时，投资量不可能进一步增加（用自身利息率最大的资产来计量）。

在充分就业状态下，这个条件是必须要满足的。但是，如果有某种资产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都等于零（或者相对较小） 6，而且当其产量增加而利息率的下降慢于用自身衡量的资本资产的边际效率的下降时，这个条件也可以在充分就业达到之前得到满足。

在上文我们已经表明，一种商品被用作价值标准，并不是该商品的利息率是否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利息率的充分条件。然而，考察一下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即：像我们所知道的使得货币利息率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利息率的那些特点，在多大程度上与货币被用作债务和工资的衡量标准有密切的联系。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将契约关系用货币标准加以固定，用货币计量的工资通常比较稳定。这些事实毫无疑问地在使货币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升值上起了很大作用。如果衡量持有的资产和未来偿还的债务的单位相同，以及预期用这一标准来计量的未来生活费用会相对稳定时，则持有这种资产的便利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如果将一种具有高度生产弹性的商品作为价值标准，那么，人们会怀疑生产这种商品的货币成本将来是否还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此外，如我们所知的货币的微小保管费，在使货币利息率成为有意义的利息率时，起着和高度流动性升值一样大的作用。因为此处重要的问题在于流动性升值和保管费用之间的差额。而且，除去金、银和银行券之类的资产之外，大多数商品的保管费至少要等值于作为契约和工资的价值标准的商品通常所具有的流动性升值。从而，即使把当前（例如）英镑所具有的流动性升值转移到（例如）小麦上，小麦的利息率仍然不可能上升到零以上。由此可见，虽然契约和工资用货币为价值标准来加以规定这一事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高了货币利息率的重要性，然而这一事实还不足以造成货币利息率可观察的特征。

要考虑的第二点更为微妙。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会预期以货币为衡量标准的产品价值比以任何其他商品计量的产品价值会更为稳定。这一点当然不取决于工资是以货币来规定，而是取决于工资是以货币来计量从而具有粘性。那么，如果不以货币而以某种或多种商品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从而使工资更具有粘性（即更加稳定）时，情况将如何呢？这样一种预期不仅要求所涉及的商品以工资单位计量的成本是相对稳定不变的——不论生产规模是较大还是较小，不论生产周期是短还是长——而且还要求当期按成本价格出售后的多余的产品能被存放起来而又没有额外的费用，就是说，该商品的流动性升值大于它们的保管费（否则，由于没有希望从高价中得到利润，把该商品存放起来就必然会有亏损）。如果能找到可以满足这个条件的商品，则该商品就肯定可以被用作货币的替代品。由此可见，从逻辑推理上看，并非不可能有这样一种商品，可以预期用它来计量产品的价值比用货币来计量产品的价值会更为稳定。但是，这种商品似乎不大可能存在。

所以，我的结论是：一种预期用来计量工资会最具有粘性的商品，不可能不是生产弹性最低的商品，也不可能不是其保管费超过流动性升值数额最小的商品。换而言之，预期用货币计量的工资的相对粘性较大，是货币的流动性升值高于保管费用的差额大于任何其他资产的这种差额的必然结果。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各种不同的特点以累积的形式相互发生作用，共同使得货币利息率成为最重要的利息率。货币具有微小的生产弹性。替代弹性和保管费这两个事实趋向于增强货币工资将会相对稳定的预期，而这个预期又会增加货币的流动性升值；并且会阻碍货币利息率和其他资产的边际效率之间形成密切的相互关系。如果存在这种关系，那么货币利息率将会失去其重要作用。

庇古教授（还有其他人）已经习惯于假定：人们有一种认为实际工资比货币工资稳定的设想。但是，这种假设只有在设想就业量比较稳定时才能成立。并且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工资品具有高额的保管费。的确，如果人们企图把工资固定在工资品上以稳定实际工资，其影响只能是用货币计量的价格发生剧烈波动，因为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很小的波动就会使得价格在零和无穷大之间发生剧烈波动。货币工资应该比实际工资更稳定，这是经济体系保持内在稳定性的一个条件。

由此可见，认为实际工资相对稳定的观点不仅不符合事实和经验，而且在逻辑上也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假定我们所考察的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即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变化很小，则不会造成价格的剧烈波动。这与实际工资相对稳定的观点相矛盾。

作为对上文论述的一个注脚，值得强调的是，上文已经论述过的“流动性”和“保管费”都是个程度问题，而且，“货币”的特征只是流动性升值相对地高于保管费。

例如，我们考察一种经济体系，在其中，没有一种资产的流动性升值总是高于其保管费。这就是我给所谓“非货币”的经济体系所下的最好定义。这就是说，在该体系中，除去各种消费品和资本设备外别无它物。资本设备大致按照它们能够生产或者有助于在一个较长或较短的时期内生产的消费品的特点加以区分。所有这些物品，都不像货币那样，如果它们被储存时

会造成损耗或者引起开支，其价值大于它们所具有的流动性升值。

在这种经济体系中，资本设备会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区别：（a）所能帮助生产的消费品不同；（b）它们产品价值的稳定性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包的价值比时髦物品的价值更稳定）；以及（c）体现在它们之中的财富能够“流动化”的迅速程度，即生产产品的速度，出卖产品的所得能被重新体现于形式相当不同的物品之中。

于是，财富的所有者一方面要考虑各种不同的资本设备在上述意义上的“流动化”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做出对它们抵消风险之后的预期收益的最优估计，并且对二者加以权衡，以便决定持有何种财富。可以看到，流动性升值与风险费用有点近似，又有点不同——相当于我们能够做出的最好的概率估计和进行这种估计时我们所有的信心之间的差异 7。我们在较早的一些章节中讨论对未来收益的估计时，没有详细论述这种估计是如何做出的；而且为了避免论证的复杂性，我们也没有区分流动性方面和风险本身上的差异。很显然，在计算商品自己的利息率时，二者都必须考虑到。

显然，“流动性”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而只有流动性程度的大小。在估计持有不同形式的财富的相对好处时，除去该财富的保管费和使用它的收益以外，还要考虑到各种不同形式的升值。至于什么有助于“流动性”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含混不清的概念，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它取决于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然而，在财富所有者的心目中，在任何既定时间，对流动性所表现出来的偏好心态是确定的，是我们分析经济体系运行时所要求的最重要之处。

可能在某些历史条件下，持有土地在财富所有者的心目中曾经被认为是具有高额的流动性升值。由于土地在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很低这一点上与货币类似 8。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情况：持有土地的愿望和将利息率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曾经发挥过和现代货币同样的作用。要想把这一作用量化是困难的，因为土地没有能与货币债务的利息率严格相比较的用土地自身表示的期货价格。尽管如此，我们有时可以找到类似的东西，例如把土地作为抵押品时的高利息率 9。土地抵押时的高利息率往往高于开发土地所可能得到的净收益。这是许多农业经济中所常有的现象。禁止高利贷的法律主要就是反对这种借款，而且，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在较早期的社会组织中，现代意义上的长期债券是不存在的。如果土地抵押借款的利息率很高，会妨碍对当期生产新的资本资产的投资，从而阻碍财富的增长，就像现代长期债券的高利息率所起的作用一样。

经过几千年持续不断的个人储蓄之后，世界在资本资产的积累上还是如此贫乏，按照我的意见，这既不能用人类不注意节约的倾向来解释，也不能用战争的破坏来解释，而是由于过去对土地所有权所赋予的和现在对货币所赋予的高额流动性升值所造成的。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旧观点，这种观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用异常确定的方式加以表达：

每个人都知道，财富的积累之所以受到抑制，利息率之所以能得以维持，其原因在于，大多数人都偏好于满足现在的欲望，而不是留待满足未来的欲望，即原因在于他们不愿意“等待”。 在我的《货币论》中，曾把我心目中唯一的利息率称之为利息的“自然率”，并给出了定义——用我在我的《货币论》中使用过的名词来说，即能使储蓄量（像在那里所定义的）等于投资量的利息率。我相信这个定义是对威克塞尔的“自然利息率”的发展和明确化。按照他的

说法，自然利息率是一种能使物价水平保持稳定的利息率。至于究竟什么是物价水平，他并未明确地加以规定。

然而，我当时所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根据这个定义，任何社会在每一就业水平下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自然利息率。同样，对应于每一个不同的自然利息率，都有一个使该利息率成为“自然利息率”的就业水平。这就是说，在该利息率和就业水平下，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可见，谈论这个唯一的自然利息率，或者认为不论就业水平多高，根据这个定义，都可以得到具有唯一取值的利息率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当时，我还不明白，在某种条件下，经济体系能够处于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我现在认为，过去我认为在学术发展上似乎很有前途的“自然”利息率的理念对我们现在的分析不会有多大的用处和重要性。它不过是维系现状的利息率，而一般来说，我们对于维系现状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如果有任何这样一种唯一的和重要的利息率，那么，这种利息率应该是我们可以称之为“中性” 10利息率这个名称的利息率，即在经济体系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在一系列上述意义的自然利息率中与充分就业相符合的那个自然利息率。虽然这个利息率表述为适度利息率或许会更好些。

中性利息率还可以更严格地定义为：在产量和就业量达到整个经济体系的就业弹性为零时的均衡状态下的利息率 11。

以上论述告诉了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要使古典学派的利息率有意义，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假设条件。古典学派的利息率理论既假定实际利息率总是等于我们刚刚定义过的那种意义上的中性利息率，又假定实际利息率总是等于能把就业量维持在某一固定水平的利息率。如果对传统的利息率理论做如此解释，则我们很少或根本不会对它的结论产生异议。古典学派的理论还假设：银行当局或者市场的自然力量可以使市场利息率满足上述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并且，它所考察的是在这一假设条件下，什么规律支配着社会生产资源的利用和报酬。由于这种假设条件的限制，产量只能取决于假定为不变的就业水平以及当时的设备和技术。那么，我们就能安全地置身于李嘉图的世界之中了。

第十八章 一般就业理论的重新表述

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我们的论证思路加以综合的地步。首先，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是有用的，即：在经济体系中，我们通常把哪些因素视为既定的；哪些是经济体系中的自变量；哪些是因变量。

通常我们视为既定的因素是：现有的技能和可用的劳动量，当期可用设备的质量和数量，现有的技术水平，竞争的强弱程度，消费者的偏好和习惯，不同强度劳动的负效用以及监督和组织活动的负效用和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包括下面所列举的各个变量之外的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各种力量。视为既定的意思并不是说假设这些因素是固定不变的，而只是说在我们所涉

及的范围内，不考虑或者不计入它们的变动所造成的影响和结果。

我们所说的自变量，首要的是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表和利息率。这些变量前文虽然已经有所论述，但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所说的因变量是：以工资单位计量的就业量和国民收入（或国民所得）。

我们视作既定的那些因素会影响我们的自变量，但并不完全决定它们。例如，资本边际效率表部分地取决于作为既定因素之一的当期资本设备量，部分地取决于不能根据既定因素加以测量的长期预期状况。但是，还有某些其他因素完全由某些既定因素所决定，因而也可以把这些被决定的因素看作是既定的。例如，既定因素可以使我们推断出相当于任何既定就业水平的用工资单位计量的国民收入水平为多少，从而在我们视作既定的经济体系的框架内，我们可以说，国民收入取决于就业量，也即取决于当期用于生产的劳动量。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国民收入和就业量二者之间存在唯一的相互关系 12。再者，既定因素还可以使我们推断出总供给曲线的形状，这条曲线体现了不同类型产品的供给的物质条件——即对应于用工资单位计量的任何既定的有效需求水平而用于生产的就业量。最后，既定因素还为我们提供了劳动（或者努力）的供给函数，从而告诉我们，尤其是在哪一点上整个劳动的就业函数 13不再具有弹性。

然而，资本边际效率部分地取决于既定因素，部分地取决于不同种类的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与此同时，利息率部分地取决于流动性偏好的状况（也即取决于流动性函数），部分地取决于用工资单位计量的货币数量。这样，我们有时可以认为，我们的最终自变量包括：（1）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对流动性的态度，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2）雇主和被雇佣者之间的讨价还价所决定的工资单位；（3）中央银行的行为所决定的货币数量。因此，当上述因素取给定数值时，这些变量就决定国民收入（或者国民所得）和就业量。但是，这些变量可以加以进一步的分析，它们并不是各自独立的最终因素。

把经济体系的决定因素区分为两组，即既定因素和自变量，从任何绝对的观点来看，当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区分必须完全以经验为基础，以便于一方面把那些变动似乎很缓慢或者与我们研究的问题关系不大，以致短期内的影响微乎其微的因素归入既定因素一类；另一方面把那些其变动对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归入自变量一类。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发现是什么在任何时候决定一个既定经济体系的国民收入和（几乎是同一事物）它的就业量。这意味着在像经济学这样复杂的研究中，我们不可能期望做出完全精确的一般性结论，而只想找出那些其变动对我们的问题起主要决定作用的因素。我们的最终任务是：在我们实际生活的这种经济体系中，选出那些中央当局能够慎重地加以控制或者管理的变量。 现在让我们尝试把前文各章的论证作个概述。在综述时，各个因素出现的顺序和它们在本书中出现的顺序相反。

投资引诱推动新的投资量增加到某一点时，使得每种类型的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达到一定的数量，并和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一起使得总的资本边际效率大致等于利息率。就是说，资本品工业中的供给的物质条件，对预期收益的信心状态，对流动性偏好的心理状态以及货币数

量（最好用工资单位计量）共同决定新的投资量。

但是投资量的增加（或者减少）会带来消费量的增加（或者减少），因为一般来说，公众行为的特点是只有人们的收入增加（或者减少）了，他们才愿意扩大（或者缩小）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的消费之间的差额。就是说，消费量的变化一般和收入量的变化是同方向的（虽然在数量上前者小于后者）。一定的储蓄增量和与之相伴随的消费增量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边际消费倾向来表示。由边际消费倾向决定的投资增量和与之对应的总收入增量（二者都用工资单位计量）之间的比例，可以用投资乘数来计量。

最后，如果我们假设（作为初步的逼近值）就业乘数等于投资乘数，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投资乘数去乘由前文已经说过的诸因素所决定的投资增量（或者减少量），来推知就业增量。 然而，就业增量（或者减少量）会提高（或降低）流动性偏好表（或者曲线）。这样，就业量的增加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量。这可以有三条途径：第一，当就业量增加时，即使工资单位和价格（用工资单位计量）不变，产量的价值也将增加；第二，当就业量增加时，工资单位本身会趋于提高；第三，由于短期内成本的增加，产量的增加会引起价格（用工资单位计量）的上升。

因此，上述这些关系的反应可以影响均衡的位置，而且还会有其他关系的反应。此外，在上述各种自变量中，没有一个不是随时可以改变而又不显示出多少改变的征兆，同时，这些改变有时还是很大的。由此可见，现实事态的运行是极其复杂的。尽管如此，把这些自变量独立出来对问题的分析还是有用的和方便的。如果我们沿着上面论述的理论框架来考察现实问题，就可以使问题更加容易处理。与此同时，我们对现实的直觉（直觉所考虑的事实比一般原理所能处理的要复杂得多）赖以发生作用的难以处理的材料也会减少。

以上是《通论》的提要。但是，经济体系中的实际现象由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表和利息率的某些特点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我们可以从经验中有把握地概括出这些特点。但是，这在逻辑上不是必然成立的。

要特别指明的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经济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产量和就业量虽然会有剧烈的波动，但就整体而言，它并不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似乎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停留在一种正常状态之下的经济活动水平，而又不显示出任何趋于复苏或趋于完全崩溃的倾向。此外，实际例证表明，充分或者甚至接近于充分就业是很少见的，是短期存在的现象。波动起初是很剧烈的，但是在没有达到极限以前，似乎逐渐地把自己消耗殆尽，这就呈现出一种折中情形：既不绝望，也不满意，成为一种正常状态。正是基于这个事实，波动在没有达到极限以前就把自己消耗殆尽，最终又能使自己回过头来，因而能建立起已经发现呈规律性状态的经济周期理论。价格也呈现同样的情形。价格在对出现的干扰做出反应之后，似乎可以找出一个能暂时停留的相对稳定的水平。

现在，由于从经验中得来的事实没有逻辑上的必然，那么，我们就必须假设，现代世界的境况和心理倾向必然有产生这种后果的特点。因此，有必要考虑，什么样的心理倾向会使经济体系倾向稳定，然后根据当代我们关于人类本性的一般知识，再考虑这种倾向是否会存在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能够解释所观察到的结果的稳定条件如下：

（1）边际消费倾向应该是这样的，以致当社会产出由于使用较多的既定量的资本设备而使就业量增加（或减少）时，表明产量和就业量二者之间比例的乘数的数值大于1，但数值并不很大。

（2）当资本的未来收益和利息率有变化时，资本边际效率表（或者曲线）必须是：新投资量的变化和前两个因素的变化不会过于不成比例，也就是：资本的未来收益或者利息率的温和的变化不会引起投资量很大的变动。

（3）当就业量变动时，货币工资趋于同方向的变动，但和就业量的变动不会过于不成比例，也就是：就业量的温和的变化不会引起货币工资的很大的变化。这是物价而不是就业量的稳定条件。

（4）我们可以补充第四个条件，这个条件与其说是经济的稳定条件，不如说是经济体系的波动向着一个方向变动到适当程度后自行扭转方向的条件，即：一个时期的投资量高于（或者低于）前一个时期。如果这种情况在一个时期（用年来计量）还继续的话，就会对资本边际效率产生不利的（或者有利的）反作用，但不是很大。

(○)(1)我们的第一个稳定条件，即乘数大于1，但又不是很大，作为人类本性的一个心理特征似乎是很有道理的。当实际收入增加时，当期需求的压力会减轻，而超过已有生活水平的差额会增加。实际收入减少时，结果正好相反。由此可见，当就业量增加时，当期消费自然会扩大，但少于实际工资的全部增量，无论如何，这是社会的普遍状况。此外，这也是个人通常遇到的情况，对政府来说也是通常如此。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年代，失业的累积增加通常会迫使国家用借来的资金提供救济，情况就更是如此。

但是，不论这一心理规律是否被读者根据先验的理由认为是可信的，但可以肯定，如果该规律不能成立，则经验事实就会大不相同。因为在那种情形，投资的增加，不论多么小，也会引起有效需求的累积增加，直至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当投资减少时，将会引起有效需求的累积减少，直至最终没有一个人被雇佣。然而，经验事实告诉我们，我们通常处于一种折中的地位，这并非说不可能有不稳定性起主要作用的范围。但既便是有，这个范围也可能是很窄的，而且在此范围之外，不论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的那个方向，我们的心理规律必然毫无问题地会发生作用。再者，还十分明显的是，乘数显然大于1，但在正常情况下，它不会很大。因为如果它很大的话，那么投资一定量的变化，会引起消费量的巨大变化（只会受到充分就业量和零就业量的限制）。

(○)(2)我们的第一个条件说明，投资量的温和变动不会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无限大的变动，而我们的第二个条件说明，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或者利息率的温和变动，不会引起投资量无限大的变动。实际情况可能是：由于用现有的设备大幅度扩大产品的生产，因而成本会递增。诚然，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存在大量生产资本资产的剩余资源，那么，在一定范围内就可能存在相当程度的不稳定性。但是，当这些剩余资源的大部分已经被利用时，这种不稳定性就不再存在。此外，这个条件还对由于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迅速变动所造成的不稳定予以限制，不论这种未来收益的迅速变动是来自工商业心理的剧烈波动，还是来自划时代的新发明——虽然，或许更多地是限制向上而不是向下方向的波动。

(○)(3)我们的第三个条件符合我们有关人类本性的经验。因为正像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维持货币工资的斗争基本是维持相对高额工资的斗争。当就业量增加时，这种斗争可能在每一个个人的场合都会加剧，这是因为：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谈判地位有所改善；另一方面，是由于每个劳动者的边际效用递减，以及由于劳动者改善了的货币余额使得他甘冒风险。然而，尽管如此，这些动机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而且工人们也不会在就业条件改进时追求最高的货币工资，或者宁肯让工资有较大的削减，也不愿意遭受失业。

此处，我们再次面临和上述问题类似的问题，即：不论这个结论能否根据先验的理由认为是可信的，经验都表明，这样的心理规律在实践中必然是成立的，因为如果在失业工人之间

的竞争总是导致货币工资的大幅度削减，这必然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剧烈波动。此外，除去充分就业情形，不可能有稳定的均衡态，因为工资单位可能会无限下降，直至达到这样的水平，即：以工资单位衡量的货币数量的巨大变动所引发的压低利息率的作用足以恢复充分就业。这样，除了充分就业情形，没有其他不稳定的静止点 14。

(○)(4)我们的第四个条件不是关于稳定的条件，而是关于为什么经济萧条和经济复苏会交替存在。这个条件不过是以这个假设为基础的，即：资本资产属于不同的年代，随时间流逝而发生损耗，并非所有资产都有很长的使用寿命，因此，如果投资量下降到低于某一最低水平时，那么，只要其他因素没有大的波动，资本边际效率就会上升到足够的程度以使投资量恢复到最低水平之上，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同样，如果投资量上升到比前一个时期还高的水平，那么，除非其他因素发生补偿性变动，资本边际效率会下降到足以导致一次萧条的发生，这也是个时间问题。

基于这个理由，复苏和萧条能够在前三个条件所规定的限度内发生，如果这些有限度的复苏和萧条能够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而又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那么，即使这些有限度的复苏和萧条也会造成方向相反的逆转运动，直至相同的因素使其再次发生方向相反的逆转运动。 因此，我们的四个条件足以共同解释我们的经验事实的突出特点，即：我们的经济体系在避免了就业和物价剧烈波动的状态下，围绕着一个中间性位置波动，这个中间性位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低于充分就业水平，而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高于最低就业水平。如果低于这个最低水平，这个经济体系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这个中间性位置是由“自然的”趋势所决定的，即决定于只要没有改变措施就会持续下去的那种趋势，从而也就认为这种中间性状态是由于必然性的规律所造成的。事实上，上述四个条件的不受阻挠的统治，不过是观察到的现实世界的过去和现在的状况，而不是不能改变的必然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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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一关系首先是由斯拉法先生指出的。《经济学杂志》，1932年3月号，第50页。 参见第20章。 这是将在下面第19章要更为详尽地考察的一个问题。 如果工资（与合同）固定在小麦上，则小麦可能得到某些货币的流动性升值，到下面第IV部分，我们还要回来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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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见上文第157页。 零弹性是比所需要的必要条件更严格的条件。 参阅上文第135页的脚注。 “流动性”的属性绝对不能独立于这两个特点之外而存在。因为，如果一种资产的供给量可以轻易增加，或者对这种资产的需求可以通过相对价格的改变而轻易转移到其他资产上去，

那么，在财富所有者的心目中，这种资产就不大可能被认为是具有“流动性”的属性。如果预期货币的未来供给会有急剧的变化，那么，它自己也会很快失去“流动性”属性。 9 土地抵押借款以及借款的利息率固然都用货币规定，但抵押者也可以用交割土地的办法偿还债务——如果到期不能用货币偿还时，就必须用土地来偿债——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使抵押制度近似于一种利用土地期货来偿还土地现货的契约。也有的地主根据契约制度把土地出售给佃户，这更接近于期货和现货的交易。

10 这个定义并不符合近来学者们对中性货币所下的许多定义；虽然我的定义也许与这些学者头脑中所设想的内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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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阅下面第20章。 在现阶段，在有关的就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略去了不同产品的就业函数具有不同的曲度所产生的某些复杂性。参见下文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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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下文第20章给出了定义。 工资单位变动的影响将在第19章予以详尽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