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反腐新常态下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分析反腐新常态下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千百年流传下来，老百姓对好官的真切期望。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经济态势走向了稳增长、调结构、抓创新、促开放的新常态，另一方面政治态势走向了反腐败、讲规矩、履责任、重法治的新格局，为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塑造了新型动力机制，开创了新型活力源，赢得了国内民众的高度赞誉和国际社会的广泛瞩目。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反腐工作的持续推进，反腐高压的持续存在，很多地方政府部门到基层、企业指导的少了，商难招了，资难引了，发展慢了，为官不为的现象日渐抬头。其中很大原因是部分官员患上了“反腐恐惧症”，例如：以前是千方百计跑资金，全力以赴争项目，现在即使是上级给项目了，这些领导干部也想推掉，理由是现在“三公”经费规定严、审计严，如果跑项目，人情这个钱谁出、谁又敢出？出了事谁承担？还有的干部认为，多干事多出错，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干劲少了，担当小了，抓发展、促改革动力不足了。总之一句话，为官不为，甘当庸官、懒官、太平官。
官员不作为大大损伤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导致人民群众对领导不信任，有抵触、反感情绪，既损害了执政基础，又助长了社会的不稳定；官员不作为将会贻误发展机遇，导致单位甚至地区长期发展缓慢，一些市、县以前大干快上、热火朝天，这两年不以GDP论英雄后，项目也不上了，外资也不引了，活也不干了，经济直线下滑；官员不作
为损害了公务员队伍的良性生态，放任“为官不为”的现象不管，必然导致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退化和减弱。
2015年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正在徐徐铺开，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指日可待，官员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身上肩负的责任尤为重大。一官不为，直接后果是影响所在部门的工作，如果十官不为、百官不为、千官万官不为，传导开来，满盘的深化改革大局将陷入停滞，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该从何谈起？想到这，忧心忡忡油然而生。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既要破又要立，要立的，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要破的，一方面是那些一直存在的、比较顽固的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另一方面还包括那些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些临时性的体制机制安排。这些安排在改革过程中曾经起到过一些有益的作用，但现在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但很多官员思想和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从而导致“为官不为”。所以，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更具挑战。
对于面对高压反腐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环境而导致的“为官不为”现象，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坚决清除腐败毒瘤，净化执政生态环境。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开展的反腐斗争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仍然必须坚持。全国这么大，在各层级、各部门仍然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清理出来。现在中央继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并保持高压反腐力度，不光是要把过去的问
题揭露出来，而且还要逐步形成一个风清气正的执政环境，这个转变需要长时间不懈的努力。
第二，稳妥解决历史问题，卸下包袱轻装前进。如前所述，在各级党政机关中，很多手握大大小小权力的官员可能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除个别情况外，大部分问题都是在过去党风政纪不够严明的时期发生的，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这些问题对不少官员形成困扰，也是他们工作畏手畏脚，不愿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仍在继续进行，也许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卸包袱的过程。对于很多官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犯下的各种错误进行清理和甄别，对于问题不是特别严重，本人也充分认识的情况可以既往不咎。这样，可以大大加快清除腐败的进度，同时，也可以使不少存在各种问题的官员卸掉包袱，轻装前进。
第三，梳理完善新规，形成稳定制度框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在严明党纪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规则和决定。有的规定、规则是从党纪的角度来呈现的，这是非常必要的，能够迅速遏制党风政纪的下滑。但我们整个党政干部队伍中不仅包括党员，还有其他各类非党员的工作人员。同时，政府工作方式与政党的工作方式还是有差别的。如何将党纪转化为能够规范整个公共部门的规则，还要有一个转化过程。这里面有很多是可以直接转化过来的，也有很多需要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作出调整。过去我们在政府管理方面还是比较粗放，漏洞比较多，不少自由裁量权掌握在个人手里，缺乏有效监管，给各种腐败留下了漏洞。现在，党中央逐步加强党内纪律建设、党内法规
建设，并将其推广到政府各个部门，进一步去健全和完善整个公共部门，这实际上就是在建设新的公共部门规制体系，有助于广大干部厘清创新与违法的边界，释放干事创业的动力。
社会舆论环境对官员不利，收入待遇偏低等问题导致官员“不想做”。 新一届政府高压反腐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策略，既揭露出很多位高权重的高级党政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问题，也抓到了很多官位不高、但社会危害不小的底层小吏，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刮骨疗毒的大无畏精神，赢得了海内外各界的高度评价。但是，这些案件和问题的揭露和一些社会媒体的不当渲染，也使得整体舆论环境对各级党政官员不利，伤害了绝大多数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应该制定适合的激励人才机制。其一是要改变官员的收入结构。我国公务员的薪酬体系很不合理，基本工资非常低，可变的绩效部分比例非常高。在此次中央八项规定严明纪律之前，各级地方政府也都采取了各种变通的方式来弥补薪酬体系不合理的情况，但其中也有利用这种不合理的薪酬制度为本部门或个人大幅提高收入的情况。在纪律严明的今天，原有的很多变通方式已经被堵住，但公务员薪酬体系合理化、正常化的过程仍然比较迟缓，从而导致很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实际收入下降幅度比较大，与其具备的能力和付出很不相称，也大大影响了很多党政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其二是高薪养廉的问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还是偏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高薪养廉还是需要的。公务员加薪会遇到社会压力。但一旦出现无效
无能的政府，社会压力会更大，使得政府和社会进入恶性互动。通过高薪养廉塑造有效政府，为社会提供有效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就可以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实现良性互动。第三是政府的人才问题。在发达国家，往往是一流人才做企业，二流人才做政治。但是在后发展中国家，往往要吸引一些一流人才做政治，因为高效政府是赶上发达国家的有效途径。这里就有一个政府与企业界竞争人才的问题。新加坡的官员高薪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养廉，也是为了和企业界竞争人才。人们经常讲经济竞争力，实际上也要讲政府的竞争力问题。现在世界各国政府都是治理能力低下，主要是政府问题，而非经济问题。一个国家出现了严峻的经济问题，要走出困境还需要有一个有效政府。
引用郑永年教授【1】的话，通过三中和四中全会，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到位。但如果解决不了官员不作为的问题，顶层设计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如果改革方案实行不下去，不能为社会提供实在的改革成果，社会对改革和政府的不信任会降得更低，政府的压力也会更大。可以说，改革方案能否实施下去，也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重在执行”，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硬道理。
【1】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