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地悲剧到公共治理
对于政府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观点,各方面正在达成共识,而且很多时候政府机构就是问题的源头 没有谁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更适合评论经济。迄今为止,亚裔经济学家中惟一获奖的是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但他住在剑桥。作为一名金融监管的实践者与学者,我将借鉴诺贝尔奖理论,对当前亚洲经济进行分析。 2008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曾总结道:“过去30年宏观经济学的多数成果,至多可用‘无用’来评价,更苛刻一点可以用‘有害’来形容。”最近,今年诺贝尔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进入我的视野,她对我们理解集体行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和科学家一样,经济学家笃信自己的理论和信仰,排斥新的理论。自由市场的正统学说很难被撼动,出现不同于此的理论要么被嗤之以鼻,要么被认为是有缺陷的。但在这场危机中,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失败,动摇了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基石。 自由市场的理论起源于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的论点:个人的逐利行为可以产生公共福利。自由市场经济的笃信者认为,如果政府不插手,让个体自由地去做自私自利的事情,会产生最大的福利。这正是华尔街鼓吹并实践的,但却引发了1930年以来的最大的市场崩溃。 在1968年,生态学家盖勒特哈丁写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叫“公地悲剧”,挑战了斯密的观点。哈丁描述了这样的情景:个体农民完全从自己利益出发,不受约束地放牧,将导致公共用地被过度放牧,由此破坏了公共用品和环境。我们已经观察到,对森林的肆意砍伐是如何破坏生态的可持续性,并最终导致了全球变暖。哈丁的论文激发了人们对公共品使用的关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今年获得诺贝尔奖,与此相关。 有两种传统方式可以阻止公地悲剧发生。一是政府通过征税制止侵犯公共物品的行为;二是将公共物品私有化。 自由市场学派更偏向私有化,但经验显示,私有化很可能会导致“特权拥有化”,只有掌握了特权的人才会从这种私有化中得利。已故的政治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曾论断:甚至最激烈的斗争者――占山为王的“土匪”,也会保护公共利益,因为他从公共品中的分成最大。 奥斯特罗姆是第一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她本身是一名政治学家,还是一名行为学的实证分析者,但并不是一名纯理论家。她指出,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有大量集体行动困境的案例(比如公地悲剧),这些困境不是由更强的政府管制或者私有化解决,而是通过自我约束解决,这意味着个体的利他行为会导致对公共物品的保护。很多群体通过有公益心的个体、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来解决集体问题。 奥斯特罗姆认为,使社会协调运转的关键在于“互惠”“声誉”和“信任”之间的关系。她将互惠定义为人类行为或个体之间博弈行为的一种策略,最著名的故事便是“投桃报李”。“互惠”是促使人们产生“信任”和“声誉”的前提。如果对手合作,你可以通过合作达到公共利益;如果对手不合作,多数社会会强制执行一些惩罚,比如点名批评、羞辱及孤立等。 大多数人通过互惠来形成“声誉”,短期来看是不断地付出成本,但是从长期看来会获得净收益。“信任”是一项相当有价值的资产,可以产生社会内聚力。没有信任的话,人民用脚投票会导致社会分裂。公地悲剧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个体不信任彼此。 为了打破一些集体行动的困境,奥斯特罗姆强调传媒和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如果学校的教科书一直宣扬个体利益,那么金融领域出现像电影《华尔街》中的戈登盖柯(Gordon Gekko)及“金融巨骗”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这样的人物便不足为奇。 奥斯特罗姆还建议,国家的角色该做出些变化,她认为“全国性的政府对于管理国际型的公共物品来说太小,对于管理小范围的问题而言又太庞大了”。她建议政府和民间团体进行合作,给民间团体足够的空间和支持,来解决一些政府不能够有效解决的小问题。换言之,她反对那种简单的观点,认为世界的问题只是由政府和私有企业解决。公共物品领域需要公民以一种主人公身份参与进来。 传统上,亚洲社会将治理分为国家和家庭两个层次。公司的兴起将治理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公司(私人所有)及家庭。如今,又有了另一领域,即民间团体,这里的公民希望共同合作以保护公共利益,比如环境保护、教育、公共健康和社会福利。对于政府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观点,各方面正在达成共识,而且很多时候政府机构就是问题的源头。 奥斯特罗姆提醒我们,政府须和民间团体合作来增强社会凝聚力。遗憾的是大多数政府不会想到或不愿和民间团体合作。但这是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 作者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