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世情调"

　　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博尔赫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在学界引起的争论，认为博尔赫斯笔下的中国虽然貌似充满“异国情调”，但他笔下的中国人却与西方人有相“同”的思想感情结构，这种“同”是博尔赫斯赋予的，是为了实现他的创作意图：展现与现实相“异”的可能性。因此，本文认为博尔赫斯的“他者”实际上是现实人类世界，他创造了一种“异世情调”。博尔赫斯在形象学研究中的特殊性值得学界关注。

　　关键词：他者 中国形象 异国情调论 增殖 迷宫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博尔赫斯的中国引起的“同”“异”之争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创作常常涉及东方文化，其中中国形象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体现在《小径分叉的花园》《海盗金寡妇》《关于宫殿的寓言》《漆手杖》《科勒律治的梦》《长城与书》等作品中，中国文化对他的创作具有特殊意义，是其时空观宇宙观的具体显现。

　　中国的形象学研究自90年代末兴起以来，主要关注点都集中在社会集体想象物，即从作品中寻找一个时代的大众对异国的想象，而较少研究个人化的作家的想象。博尔赫斯从未到过中国，他的中国想象极富个人特征，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博尔赫斯的中国形象展现博尔赫斯在形象学研究中的特殊性。

　　博尔赫斯所展现的中国形象究竟是表达了他对中国的认同，还是仅仅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异国情调展现？多位研究者给出了不同观点。史景迁以《小径分叉的花园》为例，在进行《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系列讲演时，称博尔赫斯是“被中国深深迷住了的作家”，他说：“今天下午我才发觉在我们讨论的作品中，这是唯一一篇作者把自己当做一个中国人，并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小说。”显然，史景迁认为博尔赫斯作品的中国形象表现出了文化认“同”。张隆溪也认为博尔赫斯力求超越时空的局限，把握不同文化和历史阶段的本质，所以他强调突出的总是一切人的共通性，而非差异。

　　而福柯从另一个角度，得出了博尔赫斯所要表达的是东方与西方的“异”。他说中国百科全书的分类表现的“是另一种思维系统异国情调的魅力，同时显出我们自己的系统的局限性，显出我们全然不可能那样来思考。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的另一个极端，似乎有一种文化完全专注于安排空间的次序，但却不是把天下万物归于有可能使我们能命名、能说、能想的任何范畴里。”

　　国内研究者米家路则从后殖民理论观点出发，认为博尔赫斯的中国想象表现了他对东方的盲知，也是“异”他性（otherness）的体现。“卡夫卡和博尔赫斯都对中国采用了同一意象叙述：迷宫叙事。代表混沌与边缘的中国再一次从卡夫卡与博尔赫斯的许是理解中被驱逐了出去，而中国的物质真实便永远在符号上被否定了。”

　　由于形象学研究的兴起和博尔赫斯经常关注遥远的与西方文明相异的国度，在这两个前提下，“同”“异”之争在非常简略的博尔赫斯作品中国形象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说明，博尔赫斯作品中的中国与西方的“同”“异”相当引人注目，其强烈的个人化特性吸引了研究者，并引导着研究者做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本文认为，博尔赫斯作品中中国形象表现出来的东西方文化“同”“异”，不应被简单纳入社会集体想象物范畴，他是在阐述一种区别于社会集体想象物的独特的个人想象，这尚未被纳入中国形象的研究体系中。

　　二 博尔赫斯的“异世情调”

　　博尔赫斯努力将中国表达为神秘永恒遥远。在《关于宫殿的寓言》中，博尔赫斯写道：“那一天，黄帝向诗人展示了自己的宫殿。”里面是这样的景象：“堂榭、庭院、书楼以及六角形的漏刻阁……每一件珍贵的瓷器及每件瓷器上的每一个图案……似乎整个世界不能不都是花园、流水、楼阁和幻境奇观。”

　　这些都是明显属于古代中国的物象。不仅是黄帝的宫殿，在上文所列出的博尔赫斯的所有有关中国的作品中，背景都只与古代中国有关，现代中国社会完全是隐形的。即使《小径分岔的花园》的主人公于准是一个现代中国人，是一个逃避追捕的德国间谍，但小说的主要场景英国汉学家艾伯特的居所，完全体现的是古代中国特征。

　　可见，为了表达独特的宇宙观，博尔赫斯致力于表现中国与现实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巨大的距离。这固然圆满地为博尔赫斯的写作提供了具体可感的载体，但是也产生了一系列与他的个人观点相违背的结果，导致部分学者认为博尔赫斯依然视中国为西方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部分。

　　可以肯定的是，博尔赫斯的中国与历史和现实的中国无关，他也无意于还原真实的中国。但与此同时，博尔赫斯也非常讨厌谢阁兰提出的“异国情调论”的说法，在对《源氏物语》的评论中，他认为翻译者韦利更“注重小说中人物的激情，而不是异国情调这种注重无疑是正确的”。

　　虽然博尔赫斯鄙视异国情调，然而在读者眼中，中国依然表现出了一种与现实相“异”的“异国情调”。作为这些读者中的一个，福柯在《词与物》的开篇引述了博尔赫斯的“中国某种百科全书”的分类，“中国某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服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

　　福柯将之视为各种相互陌生的概念化方式的一个象征，各种整理事物的体系不可通约的一个寓言。他从博尔赫斯的描述中感到东西方的思维是“异”的。因为那无奇不有的荒唐可以产生破坏性的结果，摧毁寻常思维和用语言命名的范畴。

　　福柯的理解可能代表了许多西方读者的阅读体验。这种误读是与博尔赫斯创作中的暗示相联系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主观意图和实际创作中的矛盾理解为伽德默尔所提出的先见（fore-having）概念的制约——任何研究者在进入理解之前注定要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制约，而那种所谓排除个人的先见或偏见的客观主义理解不存在。要跳出文化系统的认识基素或基本符码，要摆脱历史先验成分的限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西方读者难免也认为博尔赫斯的中国带有“异国情调”的特征。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他笔下的中国也不是平常国人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中国，于是中国人同样觉得博尔赫斯创造了“异国情调”的中国。 　　博尔赫斯热衷于幻想文学，他曾说：“我为推动我国的幻想文学走向高潮尽了力”。笔者认为，博尔赫斯在形象学研究中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用幻想的东方和幻想的西方一起共同创造了一种“异世情调”。在这种“异世情调”中，人类世界内部的对立成为次要的，人类由所处空间不同带来的相“异”，让位于现实与现实的其他可能性之间的相“异”。

　　可以确定的是，博尔赫斯并不打算还原中国历史，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因为博尔赫斯写出了严重违背中国事实的作品：从中国古代建筑史来看，迷宫（labyrinths）并不发达，尤其当迷宫专指西方的走迷宫游戏时更是如此。但博尔赫斯却能把许多的迷宫故事拟设在中国。这大约是因为中国古代园林的不对称性使他觉得这与迷宫有着本质上的一致之处。他仅凭感觉就进行了文学创作，并没有去查证中国是否有真正的迷宫传统。这就导致博尔赫斯创作的中国“异”于事实存在的中国，也“异”于西方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中国。

　　三 谁是他者

　　东方一般被看做西方的他者。吉普林认为：“东即是东，西即是西，这两者永不会相遇。”对于东方和西方本质是相同的还是相异的问题，很容易划分出一条楚河汉界，将西方作家列入相对的阵营。但博尔赫斯的哲学观念颇为复杂，并且他的思想源头部分来自于东方，所以充满探索精神的博尔赫斯不会仅仅将东方视作他者。

　　再加上博尔赫斯具有明显的怀疑精神，他不满足于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与哲学派别的解释，反对定于一尊的唯一的答案。他作品的主角不是人类的具体行为和情感，他探讨宇宙和人根本的问题，因此他需要以遥远的同类表现人类共同面临的困惑作为立足点发问。只有让遥远国度的人们也对相通问题进行思考，博尔赫斯才能得到强大支持，以此针对现实世界发表异议。所以，中国不可能是博尔赫斯的“他者”，反而是他创作的立足点之一。他用中国故事和西方故事表达一样的观点。“我总是在写同一篇短篇小说，我有三四个故事情节，用不同的手法来写他们，采用不同的语气，将它们安排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这样一来就是新的了。”

　　也许他认为把关注点从人的身上转移到伟大的宇宙中，更能使人类从各种死胡同中走出来，得到更大的发展。因为不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东方中心论，人在观察他者的时候都不免以一方为中心。不论强调文明的“同”还是“异”，其背后的指向都是一种现存的文化模式。而博尔赫斯表现出对未知世界的喜爱，他个人化的虚构中国的努力，是为了表达他独特的宇宙观，展示一种新的文化思考模式。这体现了“他者”形象塑造的创造力，通过一种对自我位置的重新认知和无限的指向推动了现代人类思维观念的发展，博尔赫斯在形象学研究上的独特意义正体现在这里。

　　四 增殖的世界——博尔赫斯的写作策略

　　博尔赫斯以全人类共同的疑惑发问，他的写作意图首先表现在以人类本质的“同”作为前提，展现神秘的宇宙，以此求得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相“异”的可能性。因此他笔下的世界是神秘的，因为只有神秘的世界才具有许多人类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这样也就给予博尔赫斯很大的创造空间。博尔赫斯有着宏大的写作理想，他要“从书中产生新的书。能够超越所有语言的死亡，超越作者的荣誉限度，能存入人们的记忆并不断增殖”，也即给予读者们从未想到过的，用文字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创造一个个人化的新宇宙。

　　落实到写作策略上，博尔赫斯需要一个空间概念作为载体来容纳他的宇宙观。这个空间可以被称作乌托邦，它是巨大的、遥远的、充满不可知的，让人敬畏的。它并不真的存在，而是由博尔赫斯构想出来，体现着博尔赫斯对现实重新思考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现实世界的“他者”。博尔赫斯所阅读到的中国恰好符合这个要求：它具有时间和空间上双重的遥远。在这个时空中，博尔赫斯以其深奥幽玄的文风为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物，确定了抽象化的形象。

　　可见，博尔赫斯试图用自身的文学和哲学观念统领世界（当然包括了中国文学）。这一倾向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与“殖民”相比较的，勒罗伊·波利叶（Leroy Beaulieu）说：“殖民就是一个民族的扩展力，它的繁殖力，它在空间上的扩大和激增，就是将宇宙或宇宙的一部分完全纳入这一民族的语言、习俗、观念和法律之中。”类似地，可以将博尔赫斯的创作意图理解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殖民”，其对象是整个现实世界，博尔赫斯意图用自己的哲学和文学观念解释和创造出整个人类世界的“异”世界，并将之有效地传递给读者，使得读者的哲学和文学观念发生改变，与博尔赫斯一起实现世界的无穷“增殖”（multiply）。博尔赫斯的中国就是他进行“殖民”（“增殖”）的载体，是一种根源于他的写作意图的策略。他试图“以同求异”，这个人类的本质的相“同”之处却是博尔赫斯赋予给全体人类的。几十年过去，博尔赫斯的这些理念影响了全世界的几代作者和读者，事实也证明博尔赫斯以强大的扩展力实现了“增殖”。

　　参考文献：

　　[1] 史景迁，廖世奇、彭小樵译：《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 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New York：Vintage，1973.

　　[3] 米家路：《奇幻体的盲知——卡夫卡与博尔赫斯对中国的迷宫叙事》，《国外文学季刊》，1995年第3期。

　　[4] 埃斯特万·佩科维奇，屠孟超译：《博尔赫斯言谈录》，《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1期。

　　[5]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6] 费·索伦蒂诺：《博尔赫斯七席谈》，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7] Lagnes Murphy，the ideology of french imperialism，1817-1881，Washington：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48.

　　作者简介：肖凡，女，1976—，辽宁锦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化，工作单位：南京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