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边塞诗研究综述

胡大浚　马兰州

内容提要 本文概述了肇始于1924年至今的唐代边塞诗研究历程，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研究发轫期，发展期，成熟期。评介了重要的论点、论著，总结了研究工作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 边塞诗　研究

边塞诗作为唐诗苑囿中的一个大宗，几乎从其产生起就有品评出现，但从文学流派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和分析，则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从流派概念的提出到全面系统的研究，迄今经历了艰难曲折而又成果辉煌的七十余年；研究历程则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二十年代初到解放前夕，为研究发轫期；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为研究发展期；八十年代以后为研究成熟期。本文拟就各阶段的研究情况略事概括、总结。

第一阶段：研究发轫期(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

一、概念的提出和初步界定

早在1924年，徐嘉瑞先生在《中古文学概论》一书中就已明确提出了“边塞派”这一概念。该书第五编第二章《唐代文学之分类》，对唐诗进行了主观与客观的“实质分类”；客观类即包括社会派、田园派和边塞派；其中边塞派以高岑、王昌龄、王翰、李颀诸人为代表；心理分类高岑属“情绪”类之“激情”小目。徐氏虽未加详论，但由此已能窥测到他对边塞诗的初步界定。1927年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一文也提到了“边塞派”的范畴，1930年在《唐诗研究·唐诗的分期》中，他进一步归纳了边塞派的特征，指出：“很多的闺情、闺怨的描写，就其意义讲还是边塞诗意义。”此后，贺昌群于1934年在《文学》二卷六号上发表《论唐代的边塞诗》一文称：边塞诗是“对异族征伐的反映”，其因西域文化的参和而更显“雄伟瑰丽”；唐代诗人“几乎都有几首边塞诗”，统计数量“有千余首之余”。该文还对边塞诗在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发展，作了粗线条的勾勒。贺氏是现代学术史上第一个统计边塞诗的人，虽然其统计结果与今人所统计的约两千首不同，其论述对盛唐肯定也不足，但它仍须重视。1935年刘经庵也试图对“边塞诗”作出界定，他在《中国纯文学史纲》第一编第五章中说：“古无所谓边塞诗，到了盛唐，岑高辈大概受了北朝民歌的影响，乃用北地的风物、边塞的状况，咏为边塞诗。”他的界定中也包括一部分闺怨诗。此外，杨启高《唐代诗学》中亦将唐代诗歌分为山水、田园、玄理、边塞诸派。

总之，现代意义上的边塞诗研究，肇端于这一时期。论者或从文学流派的角度，或从题材描写的范围，对“边塞诗”提出了界定。界定虽显粗略，但创始之功实不可没。

二、战争性质与诗人的倾向性

边塞诗研究史一以贯之的主线乃是对战争性质的分析，及以此为基础对诗歌价值作出的判断。三十年代贺昌群谓边塞诗是武功极盛的唐帝国征伐的反映。胡云翼及罗根泽《乐府文学史》直接称边塞诗为“征战文学”，四十年代中后期苏雪林《唐诗概论》持论略同而论述稍细，她说：边塞诗乃是“唐民族势力向外发展的结果”，战争不必赞美，然异族杀戮人民、占据土地、抢劫财货，“所以唐代对外用兵，实都是可赞美的民族自卫战争，而不是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侵略战争了。”她认为：“文学家心灵鼓荡于这荼火般胜利空气里，则其产生大批壮快兴奋的战争歌颂”亦属当然。

三、对边塞诗的评价

建国前，论者对边塞诗评价极高，几无异议。胡云翼说边塞诗人“替诗坛

开辟一块新的描写境界”；刘经庵则说边塞诗“给诗坛开了一条新的出路”。罗根泽称，诗至边塞始洗萎靡，开始走向振拔、质直、伉爽，盖“此受建安及北朝之影响也”。宗白华称初盛唐“出塞诗”为“鼓吹民族精神”的“民族诗歌的结晶”，“一洗六朝靡靡的风气……成为壮美的文学”(《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1935年)；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赞美高岑诸人是“放怀高唱的一派”，盛誉岑诗万籁怒号、虎虎有生气，开辟了诗坛新路。苏雪林则说边塞诗“具有一种异国情调”，诗至开元始涤除齐梁余习，由女性变为男性，岑参即是“更充分表现男性的一个”。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将高岑归为浪漫派，称其痛饮狂歌，无暮年之消沉，无隐士高人之味，有现实的人生观，其诗亦跳动、活跃。这些评价充分肯定了边塞诗的创造性及为唐诗开辟新路的功绩。

作为边塞诗研究的发轫期，从二十年代到建国前夕，其成绩主要表现在对“边塞诗派”概念的初步界定，及对其艺术特征和意义的归纳和评说。苏雪林关于战争性质与诗人倾向性的论述，开启了贯穿边塞诗研究史的一大主线。徐嘉瑞《岑参》一文(1927年)从“崇高”理论的角度，对岑参诗作了精辟的论述，他罗列并分析了岑诗中系列意象共两组十八种，成为现代史上第一个用美学理论分析岑参诗歌的学者。可惜他开辟的道路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罕有人至，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改观。

第二阶段：研究发展期(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

建国后研究者们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重新观照、审视包括边塞诗在内的文学遗产。学者们用阶级观点分析诗歌，并与民族矛盾结合起来研究边塞诗，他们往往从诗人与统治阶级、人民的关系上切入，对诗人、诗作进行价值评判，人民性成为测试诗人思想倾向的含金指标。这是本时期边塞诗研究的指导原则。对战争性质的探讨仍是本期研究的主线。研究者用毛泽东正义非正义的战争哲学观武装自己，以战争性质来检验诗人的倾向性，判断作品的价值。影响深广的“战争性质决定诗歌价值”的批评模式开始形成。本期边塞诗的研究成果并不丰富；相对而言，研究工作显露出一些明显的偏颇和不足。一是战争性质探讨日益占据龙头地位，探讨角度和方法也愈来愈远离文艺特性；以致唐代边战的论辩代替了对具有丰富内容的边塞诗的深入研究。二是阶级性、人民性有时被强调到不适宜的地步，作品分析往往简单化。三是片面理解古为今用，突出表现在从当时国际国内局势出发，夸大主战诗的意义而否定反战诗。

一、关于诗人对战争态度的论争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首先提出：天宝战争属侵略性质，高适诸人歌颂侵略之作应予否定；但他并未全面否定边塞诗。1957年，沈玉成《论盛唐边塞诗》(《文学遗产》增刊三辑)一文，论证了自唐初迄玄宗百年边战的主流属正义战争，否定了范说。他注意从保护商路上看唐代边战，是八十年代大讨论中一些观点的滥觞。同年，赖寒吹、林楠在《岑参诗是歌颂武功吗》(《文史哲》1957年第2期)一文中对两年前黄兰坡论岑参诗“歌颂武功”的观点提出异议；其分歧也集中在诗人对战争的态度。黄文以为岑参歌颂帝国武功隆盛并非鼓吹战争；赖氏以为“歌颂武功”会引申到美化战争上面，故驳之甚力。1961年1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易朝志执笔的华东师大57级学生讨论成果《试论边塞诗与战争的评价问题》，表面上既批判黩武主义，也不姑息无原则非战思想，但全文明显抬高主战诗，集中批判“否定战争的倾向”，对即使“有原则非战”的诗作也抱持不满。到了3月15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唐代边塞诗的评价问题》学术简报。文中援引《扬州师院学报》1960年第9期上李廷先和赵继武的文章，开始大力挞伐反战诗，以为“反战诗都是腐朽没落的世界观的集中体现”，这类诗“以虚伪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假象出现，而实际上是害怕战争的思想感情的流露”。此前易文提到边塞诗“鼓舞我们去为当前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和平而进行坚决斗争”，就已透露出一些不正常气息，到了《学术简报》则完全明朗化，并以官方舆论形式肯定下来。

由于受当时国际局势及国内备战思想的影响，从服务现实政策的需要出发，此时许多文章盲目批判反战诗，策应了政治气候而脱离了古代文学实际。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被文革所打断。十年文苑一片萧条，边塞诗研究几乎停止。本期一篇有份量的文章是赵镇平、赵慎修的《论高适和岑参的边塞诗》(《北京师大学报》1961年第2期)。该文肯定了唐代边战，并对高岑边塞诗中抵御外侮、杀敌报国的内容作了恰当评价，对高岑谀颂征南诏和取石堡这类诗歌给予否定。文章虽从战争入手，但立论公允，论述深刻。

二、具体诗人评价

主要集中在高岑身上。五十年代前期论者多能恰当肯定高岑诗作，后期因受现实政治影响出现盲目否定岑诗的倾向。黄兰坡详析岑诗艺术，倍极赞誉；赖寒吹虽反黄氏而鸣，却不否定岑其诗，尤其对众矢之的的《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深为辩护，用心良多。赵镇平文从多侧面论析高诗的爱国精神；指出爱国精神是岑参作品的中心，也注意到怀乡之作占二分之一的岑诗“另一特色”；论高岑异同亦可为人接受。后来赵继武对岑诗提出价值异议，以为岑诗反映都护而不及士卒，且害怕战争，有反战思想，故否定之。该文被《光明日报》的“学术简报”转引而倍受重视。

三、关于盛唐边塞诗作为文学流派的存在及边塞诗繁荣的原因

部分论著也作了初步探讨，然多从社会条件之表层着眼，强调了边战频繁，交通发达，文人赴边获得边塞生活的体验诸方面的原因；其代表性成果便是产生于六十年代初期的两部著名文学史，即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中的有关论述。由于它们作为高校教材被普遍使用，影响极广，以至其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有关唐代边塞诗繁荣的理论探讨，大抵被规范在同一个口径内，少有突破。

第三阶段：研究成熟期(80年代初以后)

本阶段以吴学恒、王绶青《边塞诗派评价质疑》(《文学评论》80年第3期)为起点。此文发表犹如飞石击水，沉寂多年的学苑骤然涌起大波。该文对唐代边战作了一次总的定性：是压迫侵凌少数民族的不义的罪恶战争。颂美边战的诗自然也成了侵略者的赞歌，只有少数反战诗幸免于难。这种对边塞诗的全面否定，立即引起古典文学界强烈反应。短期内争论文章纷纷发表，涉及问题方面颇广而焦点则集中在战争性质判定上。争论持续到八1984四年中国唐第二届年会及其后的十几年间。

一、关于战争性质的争论

《质疑》否定开天边战，并“顺理成章”否定边塞诗，吴、王反对者反击也集中在战争性质的重估上，借以捍卫边塞诗价值。于是争论便迁移到史学领域。大多数论文倾力于战争正义性论证，以是否先施武力、先涉入对方领土为判定战争性质原则；并据以判断边塞诗的价值。这种讨论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与诗歌研究终隔一层。周祖譔等对这种“三十年来惯见不疑的正统研究方法”作了批判，指出“撇开艺术形式只从政治角度对文艺作品进行评价显然是片面的，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一文艺批评原则在实际批评中的具体应用。”呼吁注重艺术反映现实的特殊品性，重视边塞诗美学价值，重视文本，正确看待“诗本事”[1]。胡大浚则侧重于从边塞诗内容的丰富性入手，通过对全部近2000首边塞诗的考察指出边塞诗虽围绕边战而发，然绝非战争所能范围。“举凡从军出塞，保土卫边，民族交往，塞上风情；或抒报国之志，或发反战呼声，或借咏史以寄意，或记现实之事件；上自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下及朋友之情、夫妇之爱、生离之痛、死别之悲，只要与边塞生活相关，统统都可归入边塞诗之列。[2]”对蕴含如此丰富的诗歌作品，简单地以战争性质来判断其价值，自然难得其义。由此战争性质与诗歌价值之间人为的简单逻辑关系被斩断，僵化的批评模式逐渐被人们屏弃。论者在重视艺术文本的同时，尝试运用各种批评方法以阐发边塞诗的文学价值和蕴义，研究工作由点上的深入过渡到整体进步。

二、关于爱国主义和民族问题的讨论

建国以来论者一直认为，爱国主义是边塞诗的灵魂，战争性质是判定有无爱国主义的前提，讴歌正义战争，揭露不义之战就表现了爱国主义，反之则无。吴、王《质疑》以开天边战为不义而一笔抹倒边塞诗；反对者则多着力论证开天战争的正义性一面来辩驳。对此，周祖譔指出：论者对爱国主义的理解过于促狭，仅限于讴歌正义战争和揭露不义之战；而且用爱国主义概括内涵丰富的文艺作品，会抹杀不同文艺的特殊性，用词亦滥[3]。胡大浚则认为“边塞诗不等于爱国诗”，“边塞诗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关系，既有统一的方面，又有不一致的方面”。边塞诗人对战争、异族的态度千差万别，不同诗人、诗作对同一战争持绝然相反的态度亦比见层出。况且，边塞诗内容万象竞呈，仅以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评之不符合文学实际。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用今天所认为的爱国诗来范围唐代的边塞诗，或把边塞诗的美学价值局限于今天所理解的爱国主义精神，都是不全面、不科学的[4]。诸多学者更从多侧面阐释了爱国精神的丰富内涵，体现出对“爱国主义”理解的逐渐深入。

在民族问题上，吴、王《质疑》误把唐蕃矛盾划归国内民族矛盾；《质疑》的反对者中也有一部分人以目前的政治统一比附、齐同唐朝的统一，把唐蕃战争视为“中央与地方政权之间的矛盾”以为立论的基础。这些都是从“今人”出发，而非“从唐人”出发，结果以今例古，背弃了历史条件，对史事作了不恰当的论述。郑文等学者指出，唐与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矛盾属“国与国”的矛盾，当兵戎相见时属敌我关系[5]。故以今日国内各族比附唐时边塞民族如同以今日疆域范围唐代疆域一样显然不妥。不少研究文章还侧重论析边塞诗所描绘的唐代边塞多民族聚居区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虽有刀兵相见之仇怨，更有敦睦和谐的感人场面；“异域”的自然风光，塞上民族奇异的人文景观，民族音乐、舞蹈、服饰等文化花果，绚丽多姿。故边塞诗的内容绝非“民族战争”所能隐括，边塞诗不能仅仅视为民族矛盾的产物。

三关于边塞诗本身的讨论

(一)何谓边塞诗

历览边塞诗研究史，歧见纷出，原因之一就是对边塞诗的涵义缺乏界定。从二十年代以来研究者主要从征战、边塞风光等题材角度泛泛言说，至五六十年代未见多大进展。直到1984年年会上产生了一些为人瞩目的定义。论者主要从题材限制、时间限制、地域限制、生活经验诸方面来规定边塞诗。题材上须以与边战相涉的生活为内容，对此人们持见大同小异。时限有人远溯《三百篇》；有人以为始于汉乐府古题；有人则框定于盛唐。地域上多数人主张限于长城沿线及河西陇右等地，一些人则以为凡反映唐代边防地区(如川滇等地)征战生活的诗篇均应笼括在内。有人认为边塞诗有“生活限制”，即诗人须亲历边塞，有人则对此持异议。兼澄宇指出，反映安史之乱的诗歌不应归入边塞诗之列[6]。胡大浚认为：边塞诗产生于隋季唐初，极盛于开天年间，流响于唐之中晚叶，因此边塞诗有“史的规定性”；但这只是一种约定俗成，而不排斥其它朝代有性质相类的诗歌。边塞诗有题材内容的规定性，即与边塞生活相关，但“其中既有描写战争的‘军歌’，又有大量不直接写战争的抒情诗、咏物诗、山水诗、朋友赠答、夫妇情爱之类的作品”，只有建立一种综合的认识，才可能对一代边塞生活的背景、内容、影响，给予完整的把握，作出正确的评价。[7]”

(二)关于边塞诗人、边塞诗派的异议

近代文学理论介入边塞诗研究以后，一些人从文学流派的概念出发，指出边塞诗并无共同的思想倾向、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亦无以专写边塞为己任的诗人，不宜名之“边塞诗人”，圈以“边塞诗派”尤其不当。然而多数人不同意此论，认为应以创作主要成就和代表作作为判断边塞诗人的根据，用数量统计来确定是否边塞诗人是不科学的；盛唐边塞诗派作为自具风格、题材独特并区别于田园诗派的诗歌流派而存在，在唐诗史上成就巨大，影响深远，本属客观事实。

四、关于边塞诗繁荣的原因

三十年代初胡云翼就试图从创作群体的心理来解释它，他引岑诗“早知时世乱，少小谩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说明当时文人的普遍心态。而多数论者集中从社会因素上稽索其成因，分别从国家强盛、国威远播、交通畅达、民族交流、政治制度、文人入幕诸方面作了探讨。八十年代以来探讨逐步深化。二届年会上诸多论者指出：边塞诗是“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唐帝国文治武功极盛与古典诗歌高度繁荣成熟这样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舍唐而外，中国历史上确乎没有第二个朝代全面具备这种条件，因而必然不可能出现第二个边塞诗创作的高潮。[8]”从文学艺术本身的原因讲，则建安以来军旅文学对唐边塞诗的影响尤为深刻。其后，胡大浚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对边塞诗繁荣作了分析，指出“深沉的历史意识和特定现实条件造就的时代精神、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是唐代边塞诗盛极一时的根本原因，也是边塞诗的基本内容和深刻美学价值所在。[9]”此论标志着对边塞诗繁荣原因由外在、零星的因素探讨，深入到社会创作主体的美学趣味、艺术情感这些与作品题材、内容、风格更直接相关的层面，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五、新研究热点的增长

边塞诗无疑在盛唐达到极致，但初、中、晚唐亦各有成绩。可是历来研究者囿于“诗必盛唐”以至于成了“诗唯盛唐”，漠视中晚唐边塞诗。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及通行的文学史教科书肯定边塞诗只存于盛唐，至中唐绝响，也是中晚唐边塞诗研究难以发育起来的重要原因。八十年代以来这种局面开始改观。1984年年会上中晚唐边塞诗已成探讨热点，研究论文中，有六篇入选《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占全书四分之一；标志着研究者开始拓宽视野，结束以盛唐为唯一目标的研究格局。论者发现中晚唐边塞诗不但没有衰竭，反而愈趋兴盛，数量超过初盛唐。中晚唐国力式微，边土沦丧，边民沦为异族奴隶，诗人由此切入生活肌体，抨击黑暗，放射出批判主义光芒。董乃斌、王昌猷等紧扣时代变迁，揭示了中晚唐边塞诗内容的新变，并缘此考究了本期诗歌多议论说理、多忧伤感愤、格调多苍凉沉郁的艺术特质[10]；从宏观上抓住了中晚唐边塞诗的基本特点。与此相呼应，一些人对中晚唐诗人诗作作了微观分析，以期更加逼真地揭示这一阶段边塞诗的特质风貌。如马承五对李益边塞诗抒情特色的美学分析，梁超然对于濆诗冷峻刻画现实特点的分析等。[11]虽然如此，中晚唐边塞诗研究仍有不少薄弱乃至空白点，尚待开掘。

六、九十年代边塞诗研究概述

1990—1995年仍有百余篇论文发表，内容广泛；其中美学批评是一道鲜明风景，研究方法也较新颖。诗歌本体研究倍受重视，社会学批评文章比重下降，美学批评大受青睐。诸多文章着眼诗歌本体，通过对边塞诗美学品质的审视，总结了边塞诗取得的艺术成就。曹立波集中分析了富有西北边地特色的诗歌意象，对凝结其中的文化美学涵义作了阐释；倪培翔从时代精神、民族心理、创作审美标准、美学风格等因素入手，勾勒出边塞诗元气浑然的“盛唐气象”、独异的风骨美、阳刚之气的悲壮美、崇高美等美学特征。佘正松、张敬邻也分析了盛唐边塞诗“雄壮浑厚”的“崇高”美特征。韩玉珠专就西部风情美作了研究。[12]刘真伦则从文艺社会学入手，汲取丹纳艺术理论的积极成分，分析了构成边塞诗的地理、社会、时代三种元素，关注了“边塞”这一地理特征在文化地理学上的意义。[13]开辟了研究新视野，意义颇大，可待后人继续耕耘。

总览边塞诗研究七十余年的历史，成果颇多，而教训亦夥。这种教训表现在对古为今用、政治与文学研究关系的理解以及批评方法的选择运用等诸多方面。1)如何正确处理古今关系、正确理解古为今用，是边塞诗研究史上始终很突出的问题。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是为今日所用，这并没有错。但以某种现实功利为目的，狭隘地将古代文化遗产的价值理解为服务于特定时期政治需要，则势必肢解、贬低前代文化的价值功能，导致随心所欲地加以阐释而陷入伪科学的泥沼。政治意识影响古典文学研究自是不可避免，但以实现政治任务为出发点的研究，从来都是将政治阴翳带给历史，以至扭曲历史。借古鉴今最基本的前提是尊重历史；边塞诗研究中曾长期出现以现实政策图解、框范一千年前唐代社会的偏颇，正是由于古今关系处理失当，古为今用把握欠妥所导致。2)文学与史学研究，诗歌与史事间的关系，也是边塞诗研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传统批评中“证之本事”的方法自有其合理性，但将诗歌视为史事的图解、以边战性质判定边塞诗价值则显然偏颇，暴露出对文学理解的诸多盲点。艺术与史事虽钩连却有殊别，故不可简单以后者而勘定前者。这二者之间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在深化研究时切实予以解决。3)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自有其先进性和科学性。但长时期中我们看到的是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以阶级论定一切，以政治标准裁决文艺所有价值，遗弃美学标准，漠视文艺特性。这在边塞诗研究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可喜的是，边塞诗研究在经历长期彷徨之后，现已走上正轨。美学批评渐成主流，各种批评方法相继进入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的更新清晰可见。对以前未能良好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的反省，已促使研究者力图正确完美地使用。同时我们也看到，边塞诗研究领域尚有很大潜存蕴义需要挖掘，边塞诗繁荣原因、诗歌意象以及中晚唐边塞诗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边塞诗人诗作的整理、出版，相关资料的钩沉考索汇编等，都需要深入下去。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乃至空白点，都为后来者留下了开掘的巨大潜能。

注释：

[1][3]《论盛唐边塞诗及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唐代文学论丛》第四辑。

[2][4][5][6][7] [8][10][11][12]诸文均见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9]《唐代社会文化心理与唐代边塞诗》《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

[12]曹立波：《盛唐文人的从军热与诗歌意象之开拓》，《北方论丛》1991年第3期；倪培翔：《略说盛唐边塞诗美学特征》，《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佘正松：《具备万物，横绝太空——略论盛唐边塞诗的雄浑美》，《四川师院学报》1991年第4期；张敬邻：《论“边塞诗”的崇高美》，《淮北煤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韩玉珠：《琵琶起舞换新声：评唐代边塞诗中的西部风情美》，《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13]《论边塞诗的本质属性》，《江海学刊》1992年第4期。

[作者简介] 胡大浚，西北师大古籍所教授； 马兰州，天津外语学院汉学院教师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总第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