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社会性别研究

　　摘要：卡森・麦卡勒斯在她的处女作《心是孤独的猎手》中描绘了逃避女性身份的少女、忍受双性同体煎熬的咖啡馆老板的性别选择困惑。本文将从社会性别视角入手，结合作家情感经历和美国南方社会背景，具体分析小说如何表现主人公力图突破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却逃不开孤独的结局。从而揭示作者对性别对立问题的不合理性的超前意识。 　　关键词：《心是孤独的猎手》；社会性别；孤独 　　20世纪美国当代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卡森・麦卡勒斯（1917―1967）在她成长的南方大地上书写着挣脱社会性别桎梏的血与泪。尤其是她的成名作《心是孤独的猎手》（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1940）所表现的孤独绝境，正是由于身处其间的男女因反抗既定的社会性别规范、文化历史观后惨遭身份解构而产生的。对于社会性别这一理论，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由女权主义者率先提出，其中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在《性别、社会性别和社会》一书中认为性别的不对等是社会文化体制有意造成的不平等，并批判了长期压迫女性的性别对立意识。随着女权运动和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社会性别研究的对象已不分种族、男女，例如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贝尔・ 胡克斯在性别研究中便把种族、阶级、民族等社会因素纳入其中，强调重视性别、种族、阶级、民族等各种压迫之间相互关联的思想根源；又如美国历史学家琼・斯科特在《美国史学评论》一文中提出应将社会性别研究置于复杂的历史维度中进行，去探索何以使得男人成为男人、或使得某些女人比其他人更“有男子气”的原因，从而得出隐藏在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间的联系。此外，性别多元化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它不仅摒弃了对性别的刻板观念，更重要的是在更广泛意义上追求性别平等与发展。本文将从社会性别视角入手，解读小说人物的性别意识困境，探究麦卡勒斯书写这一生命体验的原因，指出其对严苛的性别观的超前意识。 　　一、男权社会的桎梏与抗争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若曾提出：“性别（Gender）指的是与男性和女性相关的社会与心理特征。由于性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和文化决定，性别的含义也就随着时间和社会形态不同而不同。”由此可见，社会性别是区别于生理性别的后天行为方式与社会组织特征。它不仅限定了女性的行为方式，也规范了男性的社会形象。当然，正如马克思所说“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 通过劳动） 或他人生命的生产（ 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 一方面是自然关系， 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个体很难不与他人产生联系，而由此联系引发的各种矛盾中，社会性别矛盾并非是最紧迫的矛盾，例如，对许多底层黑人妇女而言，最先反抗的往往是阶级、种族的桎梏。可是，传统的父权制文化始终强调以男性为中心，将女性作为低于男性的“他者”身份存于社会文化边缘。因此，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期，女性从事的生育、生产劳动都被视为是义务性的，最终，这种状况使得性别矛盾转化为性别压迫。在盛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南方社会，女性的经济地位与现实婚姻饱更是饱受压迫。正如伍尔夫《远航》中所说：“人类有史以来的几千年，她们的事务一直是在幕后进行的。过着这种奇特的、沉默的难得展现的生活。当然我们也总是在写女人――虐待她们或嘲笑她们，或崇拜她们；但其中却没有一点出自女人之手的。” 　　就在如此鄙陋的世界中，寻求不到身份认同的麦卡勒斯将不屈的渴望化作小说中那一个个生动的形象，并将外部排斥、抗争与屈服的生存经历与内部迷惘、孤独的精神世界相融合，通过哥特式的表达去宣泄对社会性别矛盾的愤慨。《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米克便是同样受困于社会性别牢笼的南方女孩。十三岁的她足有五英尺六英寸高，既不穿丝袜和裙子，也不擦口红和香水，却以一个穿着短裤衬衫的假小子自居。在此，麦卡勒斯塑造了一个外表上极具男性特征的人物，也为进一步表现米克身上的男性气息作了铺垫。除了在外形上她长的远比同龄的女孩要高，在她心里也十分鄙夷那些躲在家中玩着洋娃娃的女孩们。并且，她还会在墙上写下“贱逼”这种让一般女孩所不齿的字眼。此外，她所崇拜的是爱迪生这类的发明家，所关注的是家庭之外、小镇之外的战事，所选择的是学习机械的职业技校。终日混迹于男孩之间的她不仅与男孩们比赛攀爬陡峭的屋顶，还在没上职业学校之前学会了抽烟。可以说她在性格、志向上是与男孩更为相近。这又反映出心理学家弗洛姆的一个重要理论，即一个人的性格是由个人性格与社会性格所组成，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性格恰恰“由社会结构以及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决定的。”社会结构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它们往往通过文化传播、社会体制来影响社会成员的思想。所谓的女性是柔弱、感性的，男性是刚强、理性的，皆为这种社会结构影响下的产物。但米克偏偏一反这种既定规范，这与当时社会悄然形成的风气不无关系。继1899年伦敦“国际妇女委员会”举办后，各类妇女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欧美各国，同时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情况，后方妇女获得了大量的就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女权运动赢得了日益广泛的社会关注。然而，战后整个社会对女权运动仍报以偏见“大多表现了男性现代主义者对女性新力量的恐惧，结果却产生了一种厌女症和胜利的男性主义的混合物，……在男性创造的现代主义中，厌女症的反应实在太明显了。”由此可见，虽然女性自我意识渐渐觉醒，但又不免受到男权社会强烈的抵制。而麦卡勒斯对于突破性别规范的困惑，正是米克所遇到的问题。在成长的旅途中，青少年要经历身体的二次发育，并逐渐认识自我，走向成熟。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成熟与异化如影随形的生存困境，形成人类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永恒探询。”当米克面对社会性别对立的前景，自然会产生恐惧，而陷入关于“我是谁？”的性别意识困境。一方面她认为若没有后天设定的女性社会身份，将会更容易获得社会资源。因此，她不愿接受传统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的教条约束，对于姐姐们极度女性化的装扮和志趣总是报以嘲笑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害怕公然挑战南方淑女文化而惨遭精神隔绝。只能把“学校、家和每天发生的事放在‘外屋’；外国、她的计划和音乐藏在‘里屋’。”在女性作为第二性的传统南方世界里，艰难地只身突围。为了实现成为音乐家的梦想，无论刮风下雨，她总会悄悄地到富人的花园里听一整晚的收音机，不放过用饭钱换来的上钢琴课的机会。哪怕没有人理解她的坚持，没有人倾听她的作品，她也将继续用力奏响梦想之歌。 　　在麦卡勒斯笔下，大多数主人公都成为两性气质的载体，他们自身所存在的矛盾性与不确定性，在她所着力刻画的少女米克身上尤为突出。就荣格的“阿尼玛（女性）和阿尼姆斯（男性）”理论所言，人天生就在情感和心态上具有双性气质。所以，作为一个身材高大且喜欢打架的假小子，米克迫切地希望像哥哥一样拥有自己独立的房间，拥有到外求学的机会。不过，身为两个弟弟的小姐姐，又不经意表现出女性气质。对于闯祸的弟弟巴伯尔，她一改之前顽皮任性的形象，想像母亲一样给予弟弟安全感。她外在的男性特征和内在的女性身份看似统一，实则充斥着不可调和的因子。其实，她用坚硬的男性外壳来伪装自己，正是为了掩饰自己因女性生理性别而失去了男性阳刚之气，可以说她想“成为男性”的欲望与“生理缺失”的痛苦一直将她分裂开来。同时，处于青春期的米克因找不到得到他人理解和共鸣的方法，就在女佣鲍蒂娅的建议下学习南方淑女的礼仪。作为一个甘愿只做贤妻良母的人，鲍蒂娅一直以亲身经历教导米克奉献家庭的观念等等，这些在潜移默化中都对在成长道路上徘徊的米克产生影响。除此之外，米克还试图通过举办成人仪式派对让自己融入其他同龄人中。她不仅穿上姐姐的连衣裙，精心打扮一番，还在言谈举止上约束自己。对她而言，换上成熟的服装也许只是为了成为同龄女孩中的一员，但从社会性别与文化的关联来看“它是描述我们社会地位、角色、服装装饰、行为等作为性别身份存在的标志。”实际上服装已流露出强烈的女性气质，暗示了她在社会分工中的女性地位。因此，在不知不觉中米克已通过自身的女性魅力吸引了身边的男性。同时，与当时大多数女孩一样，在对性问题讳莫如深的环境中，她对性知识一窍不通。由此，在派对之后变得越发女性化的米克“一旦面对着将引诱她进入性生活的男人，就会觉得不堪忍受。”压制性冲动的行为反而引来了失贞的结果。这让她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甚至感到自己的头都要被人拧断了。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认为“斩首在于女性相当于阉割对于男性，如果说阉割情结在文化上规定了男性的阳刚气质，……同样，阉割焦虑对于女性就是刽子手的代替，在女性就是失去头部。”可以说这种焦虑正是女性失去权力所引起的焦虑，相比与之发生关系并一走了之的男孩，米克作为女性却被剥夺远走高飞的权力，只能独自留下，等待生活的审判。无论她对男性气质的模仿多么成功，也始终无法逃避性别身份的差异，更无法挣脱社会性别意识的束缚。当生活的压力一次次挫败她的努力时，她的想法只能深藏在“里屋”――一个能够摆脱女性社会性别束缚的精神空间。 　　最终，为了分担家庭的经济重负，她甚至毅然放弃学业和梦想，走上了普通女售货员之路。她的选择看似向贫困妥协，实则是从性别意识的迷宫中找到了成长的出路――压抑的女性，深藏的孤独。可见，作为讲求性别对立意识的社会文化产物，她在抗争男权社会的桎梏时，已不自觉地受到男权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自然产生“阴茎羡慕情结”，又由于“本我”（Id）对生理性别的清楚认识和对“超我”（Superego）的不成功的反抗，最终使得身份诉求幻灭，性别意识矛盾在其自身被迫接受作为成人世界的弱势女性而化解。 　　二、双性同体的挑战与幻灭 　　正如米克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南方淑女，咖啡馆老板比夫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子汉。作为一个被社会性别意识建构起来的男性，尽管他具有男性生理性别，但其内心一直渴望着成为女性。在他看来“所有的人天生都是双性人。证据？青春和老年。老年男人的声音经常变得高而尖细，走路时挪着碎步。老年妇女有时变得肥胖，声音粗厚，长出黑色的小胡子。”其实，对于西方人而言，双性同体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双性同体（androgyny），从词源学上起源于希腊词汇男性 （andros） 和女性（ gyne） 的缩合。”除了《圣经》中，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他的一半――女人夏娃的故事可以说明男女同构，弗洛伊德和荣格更是在病理科学上为双性同体者在男女气质上的相通、互补提供证据。然而，现实中具有两性气质的人还是遭到诽谤与疏离。就麦卡勒斯自身经历而言，身为双性恋者的她把自己的婚姻生活搞得一团糟，还陷入了无边的非议与精神隔绝之中。其实，不仅是女性自身挣扎于社会性别角色，男性也试图挣脱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追求自己理想的性别身份。为此，小说中的比夫对于双性同体身份的诉求也经历了挣扎、变动的过程。 　　小时候的比夫就有把玩母亲发夹的爱好，长大了也还悄悄收藏着母亲的女式婚戒。但是，为了满足母亲对于一个男人应有形象的看法，他成长为一个“硬邦邦的男人，中等身高，络腮胡又深又重，脸的下半部看起来像铁做的”；之后，又为了符合大众关于男性在婚姻关系中强者地位的定论，而痛苦地维系与妻子冷淡的关系，尤其在他丧失性功能后，连在生理意义上的“他”也已经不能与男性神话相称了。由此“本我”与“超我”形成了二元对立矛盾。然而，妻子的突然离世却给了他一个重新释放内心需求的契机，就巴赫金“在无穷的肉体生命链中，怪诞形象所定格的，是一个环节介入另一个环节，一个人体生命从另一个旧的人体生命的死亡中诞生的那些部分。”来看，比夫通过占有妻子的女性生命力，暗自模仿妻子的女性行为来建构自己的双性同体身份。他一改嘲笑的态度使用妻子的柠檬味洗发水，还经常喷洒原本抗拒的香水。除此之外，他还重新装扮了生活环境：比如在卧室里挂上亲手制作的红色窗帘；在沙发上摆放有中国风的丝绸垫子；而架子上则是侄女的照片和身穿天鹅绒的小男孩彩画。在这个只属于他的私人空间中，他像一个主妇一样，把一切整理得井井有条。当他静静地欣赏自己的杰作时，甚至感到自己比妻子原本做的还要出色，而获得极大的快感。当然，这种隐匿的快乐很快便蔓延到公共生活中。当妻妹说他会是个好母亲时，他竟没有任何害羞而是表示赞同。正是由于比夫的双性气质，他不仅想成为一个父亲来教授孩子人生的道理；更想扮演一个母亲，去照顾和宽慰孩子幼小的心灵。由此，在黑人医生的儿子威利被捕入狱时，他为威利带去了威士忌；在米克一家陷入纠纷时，帮助米克度过难关；对于自己的侄女更是有着无微不至的关怀。当然，麦卡勒斯并未就此停笔，让比夫成为完整的双性同体者。就酷儿理论家巴特勒所言：“没有真正的单一不变的性别，每个人所表现出的那一刻的性别都是他表演过程中的某一部分，因此，性别并不是固定的，它是流动的，不稳定的。”由于比夫没有女性的生理标志，便只能成为一个被排斥在男性和女性范畴之外的“他者”。所以，在尴尬的“双性同体”身份下，他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发生冲突，最终导致其陷入孤独的境地。原本的比夫总是站在咖啡馆柜台后静静地算账，而现在却主动关心他人的生活工作，如倾听杰克的生活与理想，关心哈里的学习与休息安排等。然而，他只不过换了另一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热情和对交流的渴望，就因为违反常态遭到了别人的误解。从而陷入衰弱、无助的状态，连生意也懒得照看。至此，比夫清醒地回归现实，在性别对立的世界中，重新压制自己的情感，将主体身份中的女性因素掩藏起来，接受传统男性角色的话语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麦卡勒斯在小诗《父亲，我们跨越了你》中曾提出人类虽然天生具有双性气质，却不得不因后天的某些因素而被分裂开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成不了完美的个体。可见性别规范的权威性阻碍了双性同体者前进的道路，而人自身男、女气质的矛盾又使得双性同体者饱受煎熬。但性别的双重性和并列性恰恰又显示了两种可能性的存在，那就是男性和女性，以及怪诞的双性同体。因此，当她让比夫在性别张力下转换身份时，不难看出比夫身上紧张的动态的关系。而这种怪诞的“双性同体”又与伍尔夫认为的相对和谐的双性同体有着本质差别，相反却符合巴赫金的怪诞双性同体理论，即认为通过强行占有女性特质的方式来实现双性同体。但麦卡勒斯认为这种方式只会对主体产生反噬。随着比夫母性气息日益浓烈，性无能与“阉割”特征也表露无遗，最终，这种不男不女的状态使其步入怪诞者的行列。而这又恰恰凸显麦卡勒斯写作中“怪诞”这一特点。其实，“怪诞”的书写不仅仅是对南方哥特式手法的继承，更是她对孤独、残缺的生命体验的一种表达。身为双性同体者，麦卡勒斯深知双性同体虽能弥补单一性别的人格缺失，但是这种大胆消解性别界构的行为，也为社交、道德观带来挑战。 　　三、孤独体验的跨越与回归 　　对于麦卡勒斯来说，为何直面主流性别意识观，探索边缘人的生存困境，从南方的社会环境和她的生活情感经历中不难窥探一二。麦卡勒斯的传记作家曾表示小说人物的经历就犹如麦卡勒斯人生的翻版。在一段对麦卡勒斯童年回忆的转述中，隐约可以见出假小子米克的雏形：“她（麦卡勒斯）通常在人群中很显眼，因为她不怕与众不同……当其他孩子穿长袜和高跟鞋时，她却穿着脏兮兮的网球鞋或女童子军的牛筋布鞋。卡森小点的时候，有一些女孩子会凑在一起，在她经过时对她扔石头，还大声讥笑，，故意用她能听见的声音说：‘怪人’，‘白痴’和‘同性恋’。”传统的身体研究视身材高大的女性为异类，而拒绝屈服于小巧、优雅的女性形象的女性更为周遭人所排斥。因此，身为一个外形怪异且不合群的女孩，麦卡勒斯如米克一样变得孤傲。加之麦卡勒斯一直被母亲关在家里练琴，疏于与人交流，失去童年欢愉的她对归属感的渴望也愈演愈烈。在此又与米克渴求同龄人共鸣的心声相呼应。此外，作为一个双性同体者，麦卡勒斯在婚恋关系中一直保持着双性恋模式。尽管她也如小说中的比夫担心身边的亲人、爱人因自己与社会性别观相悖的选择受到伤害，但是，随着与丈夫关系的破裂，她开始肆无忌惮地周旋于同性、异性爱人之间并且渴求得到同等的回报。这一经历投射在小说中便是丧妻后的比夫重新追求理想身份并且希冀自己的付出能得到他人的关注。不过，正如小说的结尾比夫不得不因现实的压力而放弃自己的选择，在面临一连串变故（丈夫的自杀、亲人的病世、情人的离开）的麦卡勒斯也在社会舆论的面前变得无能为力。 　　因此，麦卡勒斯常处于一种普通人无法理解的残酷写作之中，运用天性的敏感去关照在社会性别意识中迷失自我且不被理解的边缘人。尽管20世纪中期的美国“南方”在大工业生产浪潮中改变了传统的农牧方式，又在北方城市化文明的影响下走出了封闭的社会状态，但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新变还未能撼动南方的文化传统，打破严苛的性别对立意识尚未成为时代的主流。不过，自南北内战后，真正崇高的南方道德精神早已荡然无存，老一辈人所谓的骑士精神和淑女风范也已成了枯燥的教条，拘泥于历史重负的南方文明已满足不了新南方人对现代文明的要求。同当时敏感多愁的南方作家们一样，麦卡勒斯也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她不能抛弃对南方传统文化的深深依恋，另一方面她也痛恨南方古板落后的思想准则。与此同时，南方文学对于性别意识这一问题也开始有了大胆、新锐的表现。就南方文学巨匠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为例，小说中爱米丽代表着一类固守过去而成为旧传统的殉葬人的南方淑女；与之不同的另一类代表则是玛格丽特・米切尔在《飘》中所塑造的斯佳丽，勇于面对过去并适应潮流。可见南方淑女的产生和毁灭都和不合理的社会性别制度相联系，即使没有南北战争，旧南方的文化和传统也会因为自身的僵化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当然，对麦卡勒斯而言，仅仅提出消除南方淑女的规范还远远不够，压制同性恋、双性恋的做法无一不是以牺牲人性需求为代价的不合理主张。同时，相较于已有公开的同性恋咖啡馆的北方大城市，南方社会对此现象仍讳莫如深，一部分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因无法承受社会大众的非议，不得不掩盖自己真实感情，或做出一些怪异之事。对这一现象的敏锐察觉，使得麦卡勒斯在创作中不仅讽刺了严苛的性别规范对个体精神自由的桎梏，也清醒地提出孤独这一永恒的难题对于尚未有自主性别意识的边缘者终究是无法逃开的怪圈。 　　麦卡勒斯曾说“在我小说中发生的每件事，我都经历过，或者将会发生在我身上。”作为一位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家，她在创作中融入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并超越自身的最初体验，对社会常态发起挑战。因此，通过分析小说人物的性别意识困境，揭示当时性别边缘者在性别对立文化下孤独的生存状态，进而理解麦卡勒斯破除禁锢的社会性别意识的诉求。 　　注释： 　　[美]戴维・波普洛.杜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83.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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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玛丽安・德柯万.现代主义与性别[A].迈克尔・莱文森.现代主义[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5][美]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M].陈笑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6]Sarah Glesson・White.Strange Body――Gender and identity in the novel of Carson McCullers[M].London：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7][美]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M].冯晓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8]李银河.性的问题・福柯与性[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2003. 　　[9]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哲学 [M].杨韶刚等译.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2003：139. 　　[11]董国英.父权制社会的牺牲品――析卡森・麦卡勒斯笔下的双性同体人[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0（5）. 　　[12]张鲁宁.弗洛姆社会性格理论评析[J].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20）. 　　[13]翟永明.成长、性别、父权制[J].理论与创作，2007（2）. 　　[14]张霁霜.性别流动视角下的双性同体观――以《心是孤独的猎手》为例[J].合肥学院学报，201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