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文化研究初探
彝族漫谈
师宗县 彭勇林
初中地理教科书显示,在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彝族数量776.2万,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居第七位,算是“大族”了,彝族是西南地区的土著,历史上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云南陆良地区发现的《爨龙颜碑》和在曲靖地区发现的《爨宝子碑》,都是彝文最早期的记载,距今有1600余年的历史。
彝族遍居云南、四川、贵州、广西4省区,四地中,尤以云南分布最广,计有一个彝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一个彝族和其他民族的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6个彝族自治县(漾濞、峨山、石林、宁蒗、南涧、景东),另有彝族同其他1至2个民族共同实行区域自治的自治县9个(镇元、禄劝、江城、巍山、寻甸、元江、新平、景谷、普洱)。从云南省的地名沿革来看,地主也非彝族莫属,这方面,很多专家学者已做了大量的研究,不再赘述,根据我自己多年来的观察了解,就我们师宗县来说,很多汉族居住地区的地名皆为彝族地名,如大同,阿梅者,阿尼格、拖落等等。
作为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彝族,不管是人口数,还是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些年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工作,也有大量专家学者投入到彝族文化的研究中,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相对蒙、藏、纳西等民族,总觉得力度不够,影响不够。上述民族的音乐、舞蹈、绘画、民俗,在中国别具特色,也出了一批知名的文化人,对中华民族文化具有重要影响,而彝族虽然居住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但在中华民族文化中,似乎处在边缘地带,影响微乎其微。所以,对彝族来说,特别对彝族知识分子来说,任重而道远。
中华民族是历史上不同民族共同融合发展而来的。民族融合不仅历史上存在,现在也存在着。我们村子(师宗县补戈村)彝汉杂居,汉族70余户,彝族50余户,彝族还保留着大部分风俗习惯,但从语言来说,30岁以下的人,基本不会说彝语。究其原因,我想,这一地区不是彝族聚居区,汉族数量远高于彝族,为了交往的需要,很多本来精通本民族语言的中老年彝民,都放弃了彝语,青少年不会彝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彝族的很多风俗是和彝语紧密相连的,如丧葬的诉经,婚俗所唱的祝福调,都用彝语来完成,随着语言的消失,这些习俗也有消失的危险。其实根据老人的讲述,很多丧葬习俗及婚俗这些年都已经放弃了,一些青年结婚甚至到城里包馆子,一餐解决问题。
1998年8月,我曾骑单车到泸西弥勒石林等县转了一圈,发现彝族被汉化的现象不仅在我们师宗存在着,连石林泸西这些彝族较为集中的县也存在着。泸西金马至石林圭山段公路边一村子有部分彝族居住,一问之下,风俗丢了不少,彝语则已不知为何物。再细问,村里已经没有懂得彝族语言的人了。当然,像石林这样的彝族自治县,彝族的数量是相对较多的,但很多局部地区,汉族的数量仍是高于彝族的。
有意思的是,民族融合,不仅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融合,,少数民族对汉族融合的现象也存在着,师宗龙庆彝族壮族乡的卜勒村280多户居民中汉族只有30余户,其余的皆为彝族,因为彝族非常集中,所以语言民俗都保存得较为完整,日常交往都用彝语,耳闻目染,很多汉族便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彝雨了。
民族融合不仅在语言上,在风俗上也存在融合的现象。壮族的三月三,彝族的火把节都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节日了。比如火把节吧,在师宗的很多汉族地区,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这一天,村民们也会玩火把吃羊肉。汉族则有更多风俗习性被彝民所接受,春节最早是汉族的节日,这不用说了。很多地方性的节日如我们这里农历七月半的“鬼节”,也开始被部分彝民所接受。其他的如丧葬、婚俗等也有被同化的现象。
民族融合的现象是我国民族分布“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造成的。“大杂居,小聚居”
的民族分布特点,对社会的发展有利有弊,从利的方面说,我国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有利于各民族相互交往,团结合作。使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共同繁荣。从不利的方面说,占弱势地位文化的民族会被占优势地位文化的民族所同化,并最终消失。但从整个社会历史的进程来看,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先进的文化才会被接受,而放弃的一般都为落后的习俗(历史上,西方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文化殖民例外)。
还是以我最熟悉的身边的事例来说明。师宗县的彝族人口两万有余,彝族聚居区的社会发展总是落后于彝汉杂居区。从文化来说,彝汉杂居区的彝民很早以前就懂得读书识字的重要,我父亲1933年出生,13岁时,家里经济条件稍有好转,爷爷便把他送进了村里的私塾,成了当地白彝族中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1951年参加工作,曾任当时大同区的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大哥也成了当地白彝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现就职于云南师范大学。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现在,我们村子读书成风,不管成绩的好坏,家长必定尽力扶持孩子读书,考不上高中就去读中专技校。如果孩子不读书似乎在别人面前就低人一等。想爷爷当年送父亲读书也是因为从小给汉族地主放牛,或多或少受汉文化影响,知道读书才能有地位。
彝族聚居区的彝民们就不是这样了,孩子读书辍学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龙庆乡的猴子箐村为纯彝族村子,直到2007年才有了读到初中的孩子。其他彝族聚居的村子,通过读书而得到工作的人也远低于彝汉杂居区。
从经济来说,彝汉杂居区的彝族经济发展也高于彝族聚居区。彝汉杂居区的彝民观念先进,能尝试用多种手段获得收益。而彝族聚居区的彝民们则很少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只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劳作,其收益取决于天时。
不过,若从语言及民俗来说,这些地区倒是保存得很完整,学龄前儿童基本不会说汉语,为他们今后的上学识字带来了困难,也许这也是造成这些地区很少有人能通过读书而走出去的原因之一吧?看来,民俗文化的保护及经济文化的发展永远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揭示了民族文化研究任重而道远的一面。
针对师宗彝族汉化现象严重这一现象,我认为,对师宗的彝族学工作者来说,抢救彝族文化比发掘彝族文化更显得重要。
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年轻人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自然而然地会摒弃一些他们认为的陈腐的东西。被摒弃的,或许就是彝族文化中的精华。如白彝族的婚俗,通过我的调查,早些时候曾经环节众多,有磕头、挑水、套新郎、笼火、染花脸、唱祝福歌、躲山等。而现在很多彝族青年选择到镇上包馆子,就算在农村举办的,也仅有磕头、唱祝福歌和染花脸还在时兴着。而染花脸,原本是用锅烟灰染成黑的,近十几年来,因认为婚事是喜事,不应染成黑的,便改为染成红的了。但是,据彝族历史上对黑色的崇拜,打花脸用黑色肯定有它的道理,具体的原因还有待研究,这样简单地有黑改红,应该是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如前所述,随着彝语的逐渐被放弃,很多风俗习性也就随之消失了。如丧俗,和其他民族一样,彝族对死也是十分重视的,只要是成年人,从他咽气的那一刻起,很多礼性便展开了,这种“死”的礼性在出殡前的“发丧”达到高潮,亲戚朋友献上祭品后,由专门的祭师(毕摩)进行祭祀,祭祀是用彝语进行的,其内容也待研究,但是随着彝语言的被放弃,这一习俗也面临着消失的危险。
彝族学内容博大精深,以上所述仅为自己的肤浅认识,在这里贻笑大方,还望同行多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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