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钱钟书私信侵犯的是发表权
北京一家拍卖公司近日宣布，6月份将在京拍卖已故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及其夫人杨绛、女儿钱瑗的数十封私人信件。鉴于钱钟书先生在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此事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但杨绛先生提出公开批评，社会舆论也一片反对之声。尽管如此，拍卖公司却仍然表示，这批信件仍将如期展出与拍卖。 在处理个人文件、私人信件时，拥有一定地位、名望的人往往会谨慎以对，因为这些文件、信件往往关乎同事、朋友不愿公之于世的一面，甚至涉及他们自身或者他人的隐私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几位大法官即为著例，比如，雨果·布莱克大法官在临终前吩咐儿子将个人文件以及私人信函全部付之一炬，而戴维·苏特大法官虽然在退休后将个人文件全部捐献给了新罕布什尔州历史协会，但他却立下规矩，要求将这些文件封存50年。 但如果这些文件、信件属于另一个人所有时，所有者的处理方式，或许会更少几分顾忌，而这也难免会招来非议。 数月前，作家张爱玲的生前好友夏志清教授出版了新书《张爱玲给我的信件》，收入了张爱玲的103封信件，涉及到张爱玲晚年美国生活的诸多隐私，包括她所经历的许多困窘和不堪，这也立即引来了批评，指责夏志清教授的做法于道德有亏，只是满足了一些人的窥私欲。 回到拍卖钱钟书先生私人信件事件上，信件所有人欲将这批信件拍卖，拍卖公司接受委托从事拍卖行为，这两者都不存在违法之处。但是，拍卖公司却在拍卖的同时公开展出这批信件，却属于一种侵犯发表权的行为。 著作权中的发表权，是指作者享有的决定是否将作品公之于众、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公之于众的权利。这里的所谓“公之于众”，是指以出版、展览、网络传播等方式披露作品，使之处于为公众所知的状态。“公之于众”是一种事实结果，与著作权人的主观意志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作品向不特定的人公开了，就构成“公之于众”，也就构成“发表”。如果这种事实结果是他人所为，并与著作权人的主观意志相违背，自然就构成对著作权人的侵权行为。但是，钱钟书先生已经离世多年，杨绛先生是他唯一的继承人，而信件所有人却同时又对这些信件享有所有权，到底应该由谁来享有这些信件的发表权，有权决定是否将这些信件公之于众呢？ 著作权包括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两个方面的内容。著作人身权是由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人格关系而产生的，包括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发表权等；著作财产权则是作者本人或者授权他人能够利用作品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包括复制权、发行权、收益权等。由于各国的立法传统不同，对著作权可否转让，规定各异。在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著作权可以像普通财产一样转让，受让人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著作权。而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规定著作权是一种与作者个人不可分离的个人权利，其中，著作人身权更是不能转让与继承的，可转让的只能是著作财产权。我国的著作权立法，遵循的基本上是大陆法系的立法传统。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他人是通过转让还是受赠得到作者的信件，他只能享有著作财产权，并不享有著作人身权。 而在拍卖公司拍卖钱钟书先生私人信件的这起公共事件中，尽管信件的所有人对这些信件享有所有权，但很显然的一点是，他并不因此享有包括发表权在内的著作人身权，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7条对此有着明确的规定：“作者生前发表的作品，如果作者未明确表示不发表，作者死亡后50年内，其发表权可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行使”，只有在“没有继承人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况下，发表权才能“由作品原件的所有人行使”。既然钱钟书先生的唯一继承人杨绛先生不同意发表，则无论是信件所有人还是拍卖公司，只要用公开展览的方式“发表”了这批信件，就将构成侵权。 拍卖公司或许是想增加这场拍卖会的轰动效应，才大肆宣传，要展出文化名人钱钟书先生的这批信件，但这一做法的违法之处，在于这是一种侵犯杨绛先生作为继承人所享有的发表权的侵权行为。杨绛先生所说的“公开私人之间的事，不妥”，固然是出于保护个人隐私方面的考虑，但钱钟书先生作为文化名人，属于公众人物，他的书信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在合理范围内公开一些“私人之间的事”，并不必然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不过，尽管杨绛先生一向淡泊世事，但此事不但关乎他们夫妻一向极为重视的私人隐私，而且也牵涉到著作权行使的问题，如果拍卖公司一意孤行，不但会给杨先生带来伤害，而且恐怕也将会为此种侵权行为负上法律责任。拍卖公司以此种方式来扩大影响力，实非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