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泉流动利源深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至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中国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期间,外国来华人士以“他者”的视角,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曾在华生活近50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想理解中国人,就必须揭开他们的屋顶,去了解房子里正在发生什么。当然,这对于外国人来说,难于上青天。不过,他可以模仿中国人,将一个湿手指放在纸窗户上,使得纸窗户上留下一个小洞,通过这个小洞,至少能够观察到某些东西。”那些自“窥洞”所得的观察记录,保留了不少作者耳闻目击的场景和情感,虽难免失之偏颇,但其中不乏弥足珍贵的金融史料。 　　银本位传统 　　 　　货币制度是外国人关注的重点。英国传教士麦高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记载,中国各地流通的标准货币是银两,它相当于一盎司白银的重量。各种商业账册的记录和一切商业交易行为的履行,都是以银两为记账单位,“还没有哪种货币能取代银两的作用”。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何天爵在《变化的中国人》中写到,清朝中央政府有一套关于银子成色的通行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称“库平银”。政府照此标准收取一切进项并用于一切支出。这一标准规定银子的成色为98%。但是它对于民间的所有交易并没有任何约束力。“政府也没有制定任何法律来规范每两银子的实际重量和成色。各地使用的银两标准也互不相同。”因此,对于各个城市之间不同的银价标准,银行和钱庄必须做到了如指掌。 　　何天爵认为,政府对于熔铸银锭的事情从来不予以干涉,它完全掌握在私人钱庄和商号的手里。银锭通常被铸成椭圆形,有点像中国人穿的鞋子,外国人称之为“足银”。虽然有时也铸造较小一点,每个银锭大约重十两,但多数情况下每个都是五十两一个。这些银锭在日常交易中往往被切割成小块的碎银,以适应支付的需要。每块银锭上不仅打印着铸造者的商号,且有表示银锭纯度的特殊标志。素享盛誉的商号所作的标志一般都是真实可信的。中国的生意人能够根据每种银锭的铸造方式,异常精确地判断出它们的成色和纯度。铸造银锭的铸模通常由石棉做成。先将银子熔化,倒进铸模里猛地摇晃一下,待其冷却之后再倾倒出来。这样做成的“鞋子”,在其表面有若干细小的波纹,而在其各个边和底部,分布着一些针眼般的小孔。波纹越多,孔眼越细密,说明银锭的品级越高。 　　英国旅行摄影师约翰・汤姆森对广州商店的陈设观察入微,他在《镜头前的旧中国》中如此描绘:“商店里通常摆放着大小合适且光洁的木制柜台和带雕刻图案的货架。柜台后面是账房,用一扇木制屏风与前面的柜台隔挡开来,屏风上雕刻的图案像攀缘植物一般。一架黄铜天平和砝码放在显眼的地方,天平擦得锃亮并用红布衬垫,是 　　用来称银币、银锭,以及其他作为货币流通组成部分的贵金属物的。” 　　英国宗教人士李提摩太1871年在满洲里旅行时,担心乡野间糟糕的治安状况,决定把钱分开来携带。他在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写道:“分钱的过程可不轻松,因为中国的银子是按‘锭’流通的,每锭大概有一个拳头那么大,论重量大约是五十中国两或者六十六英国盎司。这样一个银疙瘩必须送到铁匠那里,加热至发红,敲成薄片,然后切割成重一二盎司的方块。我们把这样的方块缝进衣服不同的地方。” 　　 　　平民之货币 　　 　　美国传教士兼外交官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一书,被《剑桥晚清史》称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卫三畏在书中写道:铜钱薄而圆,直径略大于1英寸,中间有方孔,以便串起来。正面有“宝”字,省份名称用满文,列在方孔的两侧;背面有四个字,如“道光通宝”。铸造铜钱的场所设在各省省会,隶属户部管理。铜钱是一种合金,其成分的百分比为:铜50,锌41.5,铅6.5,锡2;或者铜和锌各半。但近50年来成色日趋下降,掺进了铁,大小也不如前,和面值不能相称。 　　麦高恩则把铜钱称为“平民货币”。他认为,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真正的流通货币是铜钱,银两被称为贵族货币,因为大宗买卖都是用银两来计算的,比如国家的税收、数额巨大的账目以及土地的买卖等等。在重大的政治交易中,涉及的金钱数额十分巨大,也只有银两才是双方认同的货币。 　　麦高恩充满感情地写道,铜钱是穷苦人的伙伴,即使是个乞丐,他的口袋里也会有几枚硬币。那些卖苦力的人,做梦也不敢奢望自己能拥有银两,干了一整天的苦力活,如果能得到二百个铜币,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若是挣了三百个铜币,他会笑着把这一天的收获交给妻子,好让她用这些钱来支付日常的家庭开销。看到丈夫带了这么多的钱回家,妻子的眼睛里也放出了光彩。麦高恩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有一个男人来到市场上,他炫耀似地将一串铜钱搭在肩上,就好像是在向摊主们暗示,他今天就是来买东西的,因而他们必须对自己客气些。 　　日本中学教师中野孤山著有《横跨中国大陆》一书,他发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的通用货币只有那种带孔的小钱,而这种小钱里还混有一些被称为“乞丐钱”的薄而小的钱币。“乞丐钱”不能一枚枚地单独使用,要与其他小钱串在一起才能使用。小钱每天的行情不同,同样兑换一个银元,从八百文、九百文到一千文不等。“小钱的价格每天都在浮动,虽然没有报纸,可是很快就为当地人所共知,其信息传播速度之快令人称奇。” 　　明恩溥则注意到,许多店铺白天的销售额都是小金额,所有这些铜币要边数边用麻绳串起来,一千个铜币一贯,这种事情当然是很耗时的。他在《中国乡村生活》中记下了这样的细节:如果商行的业务相当多,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商行的伙计晚上拆散白天收入的大量贯钱,逐一核查,意欲在当中发现有特殊价值的希罕、珍贵的铜钱。 　　 　　购买力拾零 　　 　　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中记载,1850年,一个银元在福州兑换制钱一千四百文,到1854年换一千七百五十文,再到1863年8月仅换一千零五十文。而医学院毕业生、后来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则记录:一吊钱为100个铜钱,在东部各省,十吊钱相当于一块墨西哥洋。但中国有18个省,一吊钱在不同的省各不相同,从100个铜钱变化到83个(太原),直隶省则只有33个。 　　日本海军谍报人员曾根俊虎所著的《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对19世纪80年代各地钱价作了记载:北京(大钱称当十钱),五个一百文,五十个一吊,一美元凡九吊五百文;天津(小钱称京钱),五十个一百文,五百个一吊,一美元凡二吊四百文;通州(小钱称京钱),五十个一百文,五百个一吊,一两凡三吊四百文;上海(小钱称老钱),一百个一百文,一千个一吊,一美元凡一吊二百五十文;烟台(小钱称老钱),一百个一百文,一千个一吊,一两凡一吊七百三十文;蒙古(小钱称老钱),一百个一百文,一千个一吊;山海关(小钱称东钱),十六个一百文,一百六十个一吊;盛京(今沈阳),三十三个二百文,一百六十个一吊,一两凡九吊六百文。 　　美国旅行家盖洛是世界上第一个全程考察长城、中国十八行省和五大名山的人文地理学家。他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中记载,为了制作一面美国国旗,他购买了三尺红布、三尺白布、一块蓝布和一卷棉线,布花了532文铜钱,棉线则为100文,“我递给店主一块鹰洋,按宜昌的市价,值现钱820文。出于玩笑,我顺手拿起他已经串好的1000钱,取了200文。他笑了笑,点头表示认可。这样,我购买这些东西,似乎只用了620文铜钱。在中国要弄清钱的真正价值实属不易。” 　　在云南,盖洛作了如下记录:“星期天,我们吃的是星期六打下来的大雁。客栈的厨师精烹细烩,肉汤也味道鲜美。我还要了四十文钱(两美分)的泡菜,一小盆炖鸡(五美分),还有三个总共四磅重的红薯(每磅九文钱)。”在一个叫小板桥的集镇上,他停下来吃午饭。米饭是十文钱一盆,汤免费,酱油三文钱。鸡蛋是七个大钱一个,茶水七文钱。“这儿所使用的有两种钱,大钱和小钱,20个大钱和30个小钱都值一美分。虽然这些铜钱又重又脏,且币值不稳定,但在中国缺了这些是不行的。” 　　中野孤山比较了四川农村牛羊猪肉的价格,结果发现:“最贵重的肉是猪肉,次之的是绵羊肉、山羊肉、水牛肉、牛肉等。”其中,猪肉一斤价值一百二十文左右,羊肉六十文左右,牛肉五十文左右。因时因地不同,价格贵贱多少有些区别,但都大同小异,相差无几。”此外,当地人也饲养了很多鸡,出售时用秤称,用两三百文可以买到一只大鸡。鸡蛋价格,一个大概是五六厘,只论个数。他注意到,成都有东西南北四城门,城内80万人口的口粮全部是经过这四门运进来。所经过的城门不同,市价也有所不同。 　　美国学者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记录了山西、陕西、宁夏等地的物价。在山西的五寨县,1美分可买9个鸡蛋、一只鸽子,5美分可买一只公鸡,3美分或4美分可买到一磅未捆好的棉花。“如果每星期花上60美分,传教士夫人就可以把市场上最好的蔬菜、肉类摆在饭桌上。”西安有十来个销售外国商品的商店,中国人在这里能买到止痛药、牙刷、化妆品、甜露酒、香烟、炼乳、内衣、灯、钟、风景画、小折刀和体育用品。美国煤油卖到l加仑43美分。银川当地所产的一种石油膏,如果用骡车运到200英里外的地方,可以卖到1加仑31美分。 　　(作者系上海银监局党委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