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部长撰文透露退休人员参加社保或缴费

　　据报道，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一直是民生所指，民心所向。其中，老有所养就是指当我们老了，不能再像年轻人那样工作时，希望可以得到家庭、社会的赡养。而我们现行的医疗制度就是要体现这样一种社会的互助共济，在退休后，大家仍然可以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不需要再缴纳医保，也能看得上病。

　　但是，面临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而国家又在不断提高医保报销水平、扩大病种报销范围，同时还要把更多人纳入保险范围中，如今，越来越多的地区出现了职工医保基金紧张的情况。针对这一现状，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发表署名文章称，正在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

　　在我们以往的观念里，退休了，当然就不用再缴纳社保，而这一政策如果实施，势必打破现有的规则和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那么，它究竟能否行得通?又该如何推进?推进过程中又面临哪些阻力?

　　2016年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署名文章中，明确提及，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说，这意味着，退休人员或许仍须缴纳职工医保，退休人员过去一直享有的优惠政策将不再存在。

　　郑春荣表示，当前，我国的政策法规规定，退休人员有两大优惠政策。一、不缴费，个人账户每年医保给他打钱，个人不缴费，但个人医保账户由医保局支付款项。第二，个人承担医疗费的比重比较低。

　　资料显示，根据现行制度，退休职工一般患病较多，而退休后收入低医疗负担较重，考虑到退休人员在以前的工作期间，已经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因而不需缴费。

　　与现行政策相比，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一旦推出，势必将加大退休人员负担。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今天，我国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医疗费用持续上涨，从1991年到2013年，我国人均医疗费用年均增长17.49%，我国医保基金入不敷出趋势已相当明显。截至2013年，我国已有225个统筹地区的城镇职工医保基金出现收不抵支，占全国城镇职工统筹地区的比例高达32%。郑春荣分析，医保费用全部让在岗职工和财政承担不具有可持续性。

[财政部部长撰文透露退休人员参加社保或缴费]

　　郑春荣指出，我国进入老龄化高峰期，一方面不参保，一方面又享受了比较高的医疗报销比例，这样会给医疗保险制度带来很大的老龄化风险。也就是说，退休人员的无缴费最终财政负担落在在岗职工和财政身上。从长期来讲，这样的医保制度不具有可持续性。

　　一些分析认为，老人也属于弱势群体，让弱势群体来缴纳医保好像有违财政公平，国外发达国家的情况如何?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介绍，国外常见做法就是退休人员和养老基金等其他社会团体来共同承担缴费义务，从而减轻财政和退休人员的共同压力，来解决老龄化冲击。

　　褚福灵建议，退休人员缴一部分，养老保险基金也缴一部分，而这个养老保险基金不是给退休人员钱，而是养老保险基金作为一个个体也来缴费。

　　换个角度来看，在我国，退休的概念实际上就是社保意义上不再缴费，如果退休后医保还要缴费，是否与社保的基本概念相悖?对此，郑春荣认为，真正操作中，需要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要对职工医保双轨制是否已完全取消、怎样建立动态评估机制等统筹考量。

　　郑春荣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修改社会保险法，要用法律形式明确退休人员的缴费义务;其次，还是要对退休人员有一定的倾斜，毕竟退休人员的整体收入相比在职人员要低。

　　在褚福灵眼中，修改宪法有一定难度，更为可行的方法或许是规范现有的缴费年限，由此来达到医保基金的收支平衡。

　　褚福灵认为，这个改革的力度小，和社会保险法也相吻合，这正是改革的一个领域，就是各地的缴费年限不太一样。比如载北京，男缴费25年，女缴费20年，也有地方缴15年，还有地方缴30年。我们无非是要解决基金平衡的问题，那么，通过规范缴费年限，达到一定的年限，就可以达到收支平衡。这样的改革力度也是到位的，符合社会保险的规则。

　　以下为《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全文：

　　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但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任务艰巨。

　　无论任何国家，生产要素总量是相对有限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素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制约，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数量推动经济增长总会遭遇瓶颈，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提高最终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将会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在“三期叠加”阶段，针对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杠杆率较高等结构性问题，我国正在持续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增长潜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推进国企改革，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改革，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和劳动力素质，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基本理念、重大举措作出了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我们要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化解经济发展中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着力推进制度创新，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5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增就业超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全国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呈现勃勃生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但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任务艰巨。亟待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一般经济规律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前者主要包括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加，后者是指扣除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贡献后，由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要素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的改进与革新带来的产出增加，反映了各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能，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关键因素。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发展早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进入发展中后期阶段以后，要素投入的贡献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这是因为无论任何国家，生产要素总量是相对有限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素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制约，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数量推动经济增长总会遭遇瓶颈，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提高最终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将会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我国过去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重要因素。据有关机构测算，1982—201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21.5%。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导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未来一个时期，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核心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发展动力顺利转换。

　　二、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结构性矛盾

　　近年来，我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抓住和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仍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制约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连续下降，预计“十三五”时期继续减少1000万人以上，人口红利逐步消减。人口老龄化加剧，2014年末老龄化率达到15%左右，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用工短缺，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3.2%，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3.5%，高于同期劳动生产率(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1.1%的水平，劳动力成本增长已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政策刺激下投资大幅增长，资本边际产出效率明显降低。从2008年到现在，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的投资已经显著上升。投资回报率低，直接影响了企业投资意愿。投资结构也不尽合理，设备投资占比不断下降，从2008年的23.5%降至2014年的19.4%，土木建筑类投资上升，2014年占比已达2/3，增加投资更多依赖政府和房地产投资。再加上前些年我国产业链基本以土木建筑类投资为核心来布局，也造成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杠杆率较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杠杆率迅速上升。尽管总体债务规模可控，但我国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与2008年相比有较大幅度提高。这种状况不利于企业稳定发展、推进技术创新、迈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尽管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还不到40%，但部分地区偿债压力较大，存在局部风险。

　　一些制度机制抑制资源配置效率。一些领域垄断和行业准入壁垒依然存在，企业缺乏退出机制，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影响资本配置效率。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高技能和创新人才不足。劳动合同法一些规定有待完善，加上户籍制度的共同限制，影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创业。仍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规定使得审批手续繁杂，征地拆迁难，投资项目落地慢。农村土地改革滞后也使得土地缺乏流动性。这些体制机制矛盾造成交易成本过高，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影响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在“三期叠加”阶段，针对上述结构性问题，我国正在持续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加快关键性体制机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释放潜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努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加快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增长潜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难题，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价格改革，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为市场和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价格信号，为结构优化和自主创新提供基本保障。加快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完善企业破产退出制度。进一步简政放权，放开市场准入，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调动市场力量增加有效供给。

　　加快推进国企改革。规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推行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断优化，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和混合所有制发展，抓紧处置僵尸企业，允许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企业破产关闭，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竞争力和影响力。

　　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改革。全面推进落实财税改革方案，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以及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深化利率和汇率改革。允许实体企业、财务公司等组建不同规模、多元化的金融机构，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尽快修复证券市场功能，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引导各地规范推进，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本，提高投资效率。

　　深化社保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为核心，建立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约束机制和更加透明易懂的收付制度，在此前提下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加快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增长机制，并与缴费贡献密切挂钩。 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结合新型城镇化，办好乡、村医院，真正建立有序分级诊疗格局。

　　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和劳动力素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提高劳动生产率。适时调整完善劳动合同法，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促进劳动力在地区、行业、企业之间自由流动，完善劳资双方公平决定劳动者报酬的机制。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等政策，提高劳动参与率。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强化企业、社会办学作用，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大劳动者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建立健全与受职业教育的劳动人才相适应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推进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管理具体项目。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深化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实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鼓励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直接进入市场，按科技要素实现价值回报。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引入后补助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进入技术创新领域。支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关键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创建知名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尽快修改国有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规定，助推投资项目落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鼓励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实行地票制，农民宅基地还耕后，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变为资本，可携带入城投资创业，既有利于促进投资和消费增长，也有利于消化房地产库存。支持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既有利于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也有利于进城农民安居创业。

　　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这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应围绕大中城市圈发展紧凑型城市，增加城市密度，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以发展大城市为核心，建立重点城市圈;以省会城市为辐射，培育发展若干城市带;以县(市)城区为中心，带动发展中小城镇群。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要与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改革升级农业补贴政策，减少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减少对农产品市场的扭曲。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通过部分进口解决国内其他粮食需求缺口，实施土地休耕轮作、农业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修复，扩大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释放更多劳动人口转移到非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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