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反思

“人文精神大讨论”20周年再反思②

对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反思

□曾子炳

喊出的是自身的不满和郁闷

二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人文精神倡导者所顾虑的一些现象已成为现实，他们批判的事物则更加泛滥，像是拜金主义等，同时他们自身也产生了分化；相反他们的批驳者所认同、坚持的理念现在已成为生活中的常态，自然大多也是趋于恶化的。可以说整个社会的发展偏离了参与讨论者的预期，这其中既体现出一些人文学者思想和思维的局限；也在于人文精神本身是一个发展的理念，根本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面相，也需要不同的信念。

发起人文精神讨论的学人大多生于解放后，经历过“文革”，并成长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文主义高张的氛围里，或者是其中的弄潮儿，而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商业大潮来袭，九十年代初官员、文人下海成为一个潮流，当时面对人文学者日益边缘化的处境，整个社会世俗化的演进，世风日下，一些学者大呼“人文精神危机”，或者称之为“人文精神的失落”， 用王晓明的话说，那些发起人文精神讨论的人有着一种切身的不安，担心“文化和人心的败坏”；陈思和在讨论之初则认为：“人文精神的失落恐怕不是一个局部的学科现象，我怀疑的是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在当代还有没有人文精神。”无论是不满社会的人文环境的败坏，还是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质疑，显然都是从个体的感受和认识出发的，作为讨论的参与者之一，南帆认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更像是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处境的应答。”

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学者对整个国家人文精神的衰落的感受是真切的，而知识分子的感受、待遇和处境确实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风向标，不过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文关怀和精神追求与一个社会的文明及精神状态之间却是复杂的关系，我们不能自然地将知识分子群体的遭遇作为整个民族人文精神的缩影，更不能将自我和个人所研究的内容等同起来。现在看来那时并没有人文精神重建的可能，当时的讨论虽广泛、深入且不乏激烈，但多是自说自话，众说纷纭，连何谓人文精神都难于达成共识，他们更多喊出的是自身的不满和郁闷，也没有提出多少有建设性的理念。

西方观念如何与传统文化结合

那时人们倡导的人文精神大多来自于西方的观念，同时很多观念现在依然适用，比如“以人为本”等，只是我感到人们对之的理解往往还是传统和现实的，这也表现在一些学者的传统心态以及思维方式之中，也正因为很多人强调的人文精神主要来自于外来的思想，而不是根生于本土的文化和现实之中，这些价值自然与我们传统的文化有一个相互作用、结合的过程，而且在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中也有适应性的问题，一方面是外来的思想与中国的现实不会天然相适合的；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我们对外来理念的认识或是我们生存的现实都会发生改变，当然这若成为我们的一种自觉，那么才可能意味着我们自身人文精神的自觉和建构的可能。

当时的争论主要表现在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判断上，过多表现为批判性的，而不是坚持和建构。而且他们还主要是从知识分子的群体来着眼的。张汝伦最近还认为人文学科的人们倡导人文精神“我觉得最根本的不是传承知识，是维护一个理想。”这难免有点过于强调自身，而没有从人文学科和现实的关系上，更不要说从整个社会的发展及可能性上来反思自身的处境和人文精神的。

我们在反思人文精神时不能过于将之和具体的个人或是群体联系起来，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社会的某种人文状态，小国寡民，固然没有现在的道德问题，然而这样生存状态中的生命也很难谈得上什么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可能性与实践

我们还应该注意的一个方面是人文精神本身是多样的且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这不仅表现为与中国的现实不断地作用和结合，也在于我们的现实和传统也在不断地生成着与自身相适应的内容，以“个人”为例，在不同时期，对于人的认识和人的表现是不同的，要落实“以人为本”就需要相应的文化形式和理念，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与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或许在概念上是相近的，但是这种概念和精神所对应的现实和人生则是根本不同的，那时的人道主义是人的解放，而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是开放和包容性，其表现及实现的方式甚至有对立之处。

这就是任何的人文精神都需要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以及可能性与实践的问题，我们虚拟一个人文的理论高标其实是无益于自身和社会的。为什么人文精神倡导者们所批判的王朔以及他的支持者王蒙等人所具有和认同的理念会成为现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来自于他们个人真实的感受和需要，也与现实是合拍的，当然他们也有某种理论的自觉，典型的就是“躲避崇高”。确实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的人文追求理应是解构的，要解构那种革命情怀或是背离生命真实和现实可能性的宏大理论，回到常识和生命的常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谈得上真正的人文精神的建构。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精神状态与其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是密不可分的，但也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性也可以说是体现出整个社会精神状态的一个指标，如果知识分子所认同和具有的某种精神风貌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游离的状态，那么这往往预示着这样的社会出现了价值观及精神的问题，而这时真正具有建设性的思考可能是消解性的——无论在知识分子群体还是在社会中。

从这一点看，九十年代中期，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还是反传统、消解“文革”的遗毒——当然这是从观念层面上讲，实际上发展经济是对这些落后观念更有力的破解和改造，如此真正明智的知识分子理应对发展经济持支持的态度，那时可能由于这种内在的张力使得知识分子们大多感受到的是失落，他们的思想和追求其实也背离了这个群体应有的理性。（本文是由上海《文学报》与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联合发起的“人文精神再讨论”活动征文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