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

　　（接上期） 　　解放 　　解放了。母亲的病仍没有起色，但她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姐姐参军南下了，我也进入了大学，都不在家。对于母亲那几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没有细致的了解。只记得她和父亲突然忙了起来，家里常来一些客人，兴奋地同他们讨论着、筹划着…… 　　过去，他们的活动多只限于学术的圈子，现在新政权给了他们参与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实际建设工作的机会，特别是请他们参加并指导北京市的规划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对这一切，母亲同父亲一样，兴奋极了。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过去在建筑、文物、美术、教育等诸多领域中积累的知识和多少年的抱负、理想，在一个早晨统统加以实现。 　　母亲有过强烈的解放感。因为新社会确实解放了她，给了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在旧时代，她虽然也在大学教过书，写过诗，发表过学术文章，也颇有一点名气，但始终不过是“梁思成太太”，而没有完全独立的社会身份。现在，她被正式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 　　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她真正是以林徽因自己的身份来担任社会职务，来为人民服务了。这不能不使她对新的政权、新的社会产生感激之情。“士为知己者用”，她当然要鞠躬尽瘁。 　　那几年，母亲做的事情很多，我并不全都清楚，但有两件我是多少记得的。 　　一是1950年以父亲为首的一个清华建筑系教师小组参加了国徽图案的设计工作，母亲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一个成员。为自己的国家设计国徽，这也许是一个美术家所能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课题了。……在最初的构思中，他们曾设想过以环形的璧，这种中国古老的形式作为基本图案，以象征团结、丰裕与和平。现在的这个图案，是后来经过多次演变、修改之后才成型的。1950年6月全国政协讨论国徽图案的大会，母亲曾以设计小组代表的身份列席，亲眼看到了全体委员是怎样在毛主席的提议下，起立通过了国徽图案的。为了这个设计，母亲做了很大贡献，在设计过程中，许多新的构思都是她首先提出并勾画成草图的，她也曾多次亲自带着图版，扶病乘车到中南海，向政府领导人汇报、讲解、听取他们的意见……正是因为这样，她才会在毛主席宣布国徽图案已经通过时，激动得落了泪。 　　二是倡导某些北京传统手工艺品的设计改革。当时有人来向她呼吁，要挽救当时已濒于停产，眼看就要失传了的北京景泰蓝、烧瓷等手工业。她对这件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曾和几位年轻的工艺美术工作者一道，亲自到工场、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蓝等的制作工艺，观看老工人的实际操作。然后她又根据这些工艺特点，亲自设计了一批新的构思简洁、色调明快的民族形式图案，还亲自到作坊里去指导工人烧制样品。在这个过程中，她还为中央工艺美院带出了两名研究生。 　　尽瘁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年紧张的实际工作中，母亲也没有放松过在古建筑方面的学术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她和父亲以及莫宗江教授一道，在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后，将他们多年来对中国建筑发展史的基本观点，做了一次全面的检讨，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篇长文，第一次尝试着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重新回顾从远古直到现代中国建筑发展的整个历程，开始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探求一个更加科学的理论基础。 　　那几年里，母亲还为建筑系研究生开过住宅设计和建筑史方面的课，每当有学生来访，就在床褥之间，“以振奋的心情尽情地为学生讲解，古今中外，谑语雄谈，敏思遐想，使初学者思想顿感开扩。学生走后，常气力不支，卧床喘息而不能吐一言”。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母亲在建筑和美术方面的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谨的，对工作的要求也十分细致严格，绝没有那种大而化之的“顾问”作风。 　　我手头有两页她的残留信稿，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为了不使我的这份记述成为空洞的评议，这里也只好用一点篇幅来引录信的原文，也可以算是她这部文集的一个“补遗”吧。一九五三年前后，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建筑彩画图案》，请她审稿并作“序”，她对其中彩图的效果很不满意，写信提出了批评，其最后几段如下： 　　青绿的双调和各彩色在应用上改动的结果，在全梁彩色组合上，把主要的对比搅乱了。如将那天你社留给我的那张印好的彩画样干，同清宫中大和门中梁上彩画（庚子年日军侵入北京时，由东京帝国大学建筑专家所测绘的一图，两者正是同一规格）详细核对，比照着一起看时，问题就很明显。原来的构图是以较黯的青绿为两端箍头藻头的主调，来衬托第一条梁中段以朱为地，以彩色“吉祥草”为纹样的枋心，和第二条梁靠近枋心的左右红地吉祥草的两段藻头。两层梁架上就只出三块红色的主题，当中再隔开一块长而细的红色垫版，全梁青、绿和朱的对比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也不乱。 　　从花纹的比例上看，原来的纹样细密如锦，给人的感觉非常安静，不像这次所印的那样浑圆粗大，被金和白搅得热闹嘈杂，在效果上有异常不同的表现。青绿两色都是中国的矿质颜料，它们调和相处，不黯也不跳；白色略带蜜黄，不太宽，也不突出。在另外一张彩画上看到，原是细致如少数民族边饰织纹的箍头两旁纹样，在比例上也被你们那里的艺人们在插图时放大了。总而言之，那张印样确是“走了样”的“和玺（木宛）花结带”，与太和门中梁上同一格式的彩画相比，变得五彩缤纷，宾主不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聒噪喧腾，一片热闹而不知所云。从艺术效果上说，确是个失败的例子。 　　从这段信中，不仅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专业的钻研是怎样的深入细致，而且还可以看到，她在用语言准确而生动地表述形象和色彩方面，有着多么独到的功夫。 　　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参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建造。这里，她和父亲一道，也曾为坚持民族形式问题做过一番艰苦的斗争，当时他们最担心的，是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会被某种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抄来的青铜骑士之类的雕像破坏掉。母亲在“碑建会”里，也不是动口不动手的顾问，而是实干者。除组织工作，母亲自己又亲自为碑座和碑身设计了全套饰纹，特别是底座上的一系列花圈。为了这个设计，她曾对世界各地区、各时代的花草图案进行过反复对照、研究，对笔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描画过几十次、上百次。我还记得那两年里，我每次回家都可以看到她床边的几乎每一个纸片上，都有她灵感突来时，匆匆勾下的某个图形，就像音乐家们匆匆记下的几个音符、一句旋律。 　　然而，对于母亲来说，这竟是一支未能完成的乐曲。从1954年入秋以后，她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完全不能工作了。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着、喘着，常常整夜地不能入睡。她的眼睛虽仍然那样深邃，但眼窝却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脸上见不到一点血色。 　　大约是在1955年初，父亲得了重病入院，紧接着母亲也住进了他隔壁的病房。父亲病势稍有好转后，每天都到母亲房中陪伴她，但母亲衰弱得已难于讲话。3月31日深夜，母亲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父亲。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年仅51岁的母亲已经没有力气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来之前，悄然地离开了人间。那最后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 　　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母亲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做她的墓碑，墓体由父亲亲自设计，以最朴实、简洁的造型，体现了他们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母亲的一生中，有过一些神采飞扬的时刻，但总的说来，艰辛却多于顺利。她那过人的才华施展的机会十分短暂，从而使她的成就与能力似不相称。那原因自然不在于她自己。 　　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与才能――文艺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同时，所有这些在她那里都已自然地融会贯通，被她娴熟自如地运用于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得心应手而绝无矫揉的痕迹。不少了解她的同行们，不论是建筑界、美术界还是文学界的，包括一些外国朋友，在这一点上对她都是钦佩不已的。谈起外国朋友，那么还应当提到，母亲在英文方面的修养也是她多才多艺的一个突出表现。美国学者费正清夫妇一九七九年来访时曾对我说：“你妈妈的英文，常常使我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感到羡慕。”父亲所写的英文本《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部分，就大半出自母亲的手笔。我记得五十年代初她还试图用英文为汉武帝写一个传，而且已经开了头，但后来大概是一个未能完成的项目。 　　总之，母亲这样一个人的出现，也可以算是现代中国文化界的一种现象。二十世纪前期，在中西文明的冲突和交会中，在中国确实产生了相当一批在不同领域中“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多少称得上是“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们是中国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的成就，不仅光大了中国的传统文明，也无愧于当时的世界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只生活了短短六年时间，但她的思想感情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因为，当时的新政权曾以自己的精神和事业，强烈地吸引了她，教育了她。以她那样的出身和经历，那样的生活和思想方式，而能在短短几年里就如此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全部信任、智慧和精力都奉献给了这新的国家、新的社会，甘愿为之鞠躬尽瘁，又是那样恳切地决心改造自己旧的世界观，这确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 　　1955年，在母亲的追悼会上，她的两个几十年的挚友――哲学教授金岳霖和邓以蜇联名给她写了一副挽联：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父亲曾经告诉我，《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诗是母亲在我出生后的喜悦中为我而作的，但母亲自己从未对我说起过这件事。无论怎样，今天，我要把这“一句爱的赞颂”重新奉献给她自己。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