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十七年文学_情爱叙事论

2009年03月

　　

第26卷第2期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YunnanNationalitiesUniversityVol126,No12Mar.2009

【当代文学研究】

“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论

赵联成

(云南民族大学中文系,云南昆明650031)

摘　要:在“十七年文学”思想膨胀的叙事中,情爱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始终受到政治理念和阶级意识的牵引。工农兵文学谱系中的情爱叙事,要么被作家严严遮蔽了,要么被红色政治理性高高地供奉于理想天国,它是神圣而非世俗的,它是革命而非是个人的,它是纯洁而必须是禁欲的。情爱本身应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私密性,不仅没能得切实的再现或表达,更被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格式为了“革命十恋爱”、“奖章十恋爱”的叙事模式。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政治理性;格式化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09)02-0124-04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境遇,在当代文学思想膨胀的抒情与叙事中,情爱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始终受到政治理念与阶级意识的牵引,它所表现的已经不再是男女个人之间的两情相悦的私密性行为,而是把情爱政治化和理想化了,日常情爱书写已经蜕变成了“政治理性”主宰下的宏大叙事百态、无私、事题中之义的”,被作家激越的政治性诉求严严遮蔽和彻底决裂了。几乎所有的作品,情爱的个体情感性和生理性叙事始终处于“缺席”的“不在场”状态,情爱书写本身的叙事意义与诗学价值,已经成为了非本体性的政治学演绎。不

论是表现革命历史斗争的“三红”(《红日》、《红)以及《林海雪源》岩》、《红旗谱》、《野火春风

恣意的曲解与霸权阐释,使新中国文学全面进入到了一个贬抑个性、崇尚共性和绝情少欲的“斗争”年代。尽管少数作家的创作有时也偶尔涉足情爱描写,、,人世间充溢着。形态各异、色彩纷呈,在红色政治理念和群体意识的匡缚下,被作家纳入到了格式化和类型化的写作图式,异性间灵与肉、情与性、爱与欲的碰撞与交融变成了纯粹的精神交流。

在作家的笔下,人物对情爱的体认与选择是与男女双方对待革命、集体、劳动的立场和态度相同为前提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爱情,只有建筑在对共同事业的关心,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劳动的热爱的基础上,才是有价值的,美丽的,值得歌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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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苦菜花》等“红色经典”,抑或是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香飘四季》、《创业史》和《山乡巨变》等长篇小说,男女之间的情爱结合皆无一例外地被描写成革命战士或劳动模范并肩战斗后的结晶,政治上的共同向往与追求决定了爱情与婚姻的最终归属。毫无疑义,“十七年”文学的情爱叙事主旨,典型地体现了作家对主流话语和道德唯理主义的自觉不自觉皈依的现实,清晰地映现了意识形态强力对于作家创作潜在影响与制约的历史轨迹。只因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被主流话语强调到了极端化程度,“文学是人学”的传统命题也受到了

【收稿日期】2008-12-15

被誉为新中国文学报晓之作的《柳堡的故事》中,新四军副班长李进与农村姑娘二妹子之间最具私密性的恋情,经过指导员耐心、细致地启发与开导后,李进终于认识到:爱情不是孤立、单纯的个人情感,而是与整个阶级的革命事业密不可分。正如李进在爱情与纪律间徘徊时对自已的追问:“一个人要光荣快活呢?还是享乐主义快活?”答案无疑是“光荣快活”了。所以临别时,李进信心满怀地向二妹子表达了自已升华了的情爱观:“你放心,我有哪一点对不起革命,就没有脸回来见

【作者简介】赵联成(1947-)男,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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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　　　　　　　　　　　　　　　赵联成:“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论

你。”这里,本应是情侣间最具个性特征的难分难舍的依依惜别之情,却被作家转换成了铿锵的政治誓言与决心。

更有甚者,在女作家柳溪的《我的爱情故事》里,男主人公云鹏向自己心爱的人求爱时说的是:“金燕!让我们团结战斗吧,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建设咱这美丽的故乡!爱祖国的观念不是空的。党已经为我们制定了宏伟目标,咱们携起手来大干社会主义吧,有你这样的伴侣,我多幸福!”金燕被慷慨、激昂的政治宣教俘获了,她紧紧握住对方发烫的大手,钦敬和爱慕地说:“二哥,你可真是一个铁打钢铸的”英雄。

同样,路翎的两篇描写抗美援朝题材的小说《初雪》、《洼地上的战役》,如果说前者是通过对朝鲜妇女具体、琐细的日常化叙事来达到了人性、人道的大写意、那末后者则凸显了生活中不可回避、人性中最常见的爱情问题。在《洼地的战役》中,爱情与战争水火不容,却同时出现在志愿军新战士王应洪的身上。很清楚,小说之所以对这份注定要夭折的异国情缘的浓墨重彩,是既不想用战争来否定爱情,盾仅在于:眼,,但从爱情的悲剧结局来看,作家控诉了战争对美好人性(爱情)的摧残,作品的潜在主题是反战的。这种对人性自觉不自觉的倾斜,无疑是小说最感人的内在因素,但却成为了它被大加挞伐的“罪状”。令人扼腕的是,小说的题旨明明是“作家有意将爱情仅仅作为王应洪这样一个青春个体,在战争状态下完成了自己人生成长仪式的一个必经的考验关口”、爱情最终服从了战争,作品的重心明明是在叙述男女双方在不该爱却发生了爱的情状中的矛盾、痛苦和困惑,可还是被批评者无端地指责为“把男女爱情的力量和人民战士与朝鲜姑娘爱情的‘正当合理’歌颂得十分伟大”,突出了“爱情对于一个革命战士的思想感情的重大作用”,而“人民的教育,党的教育,对他来说,都不是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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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看来在政治理念高蹈的工农兵文学大潮中,爱情叙事只有被彻底否定与埋葬,“小我”只有融入“大我”的怀抱,才能被革命承认与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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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即使用当下意识来衡度“百花时

①出现的那一批表现爱情与人性的小说,宗璞代”的《红豆》仍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学佳构。新文学中习见的男女知识分子爱情悲剧,被作家以不无伤感与幽怨的情怀激活了,这无疑是对“五四”以来革命文学中重理念预设而忽视个性创造的爱情模式的突破与超越,然而尽管作品在极力规避将出生于不同营垒的男女之爱纳入阶级的窠臼,但最终的悲剧结局仍然没有摆脱阶级选择这一命题,革命依然是异性间相互吸引、爱慕的主导条件。无独有偶,邓友梅描写的类似于当下婚外情、第三者插足的短篇《在悬崖上》,尽管作家力求突破以“政治选择为选择”的情爱模式,让男主人公同政治与工作上无法挑剔的妻子提出离婚,而向活泼美丽、充满青春朝气的佳丽亚求婚,以追求“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从小说的情节着眼,作品无疑是对过往革命文学爱情叙事的突破与超越,然而不无遗憾的是,,牵强地转化,是这样,“我”的“喜新厌旧”夫妻矛,就隐含有对现存秩序的不满与反叛的意味,经过党组织和群众的的帮助教育,主人公政治上的反省与悔改,夫妻矛盾的最终解决等,又无形中解构了作品情节所具有的反叛与超越的寓意,自觉不自觉地回到了政治选择的惯性轨道。

讲述青年女性在新中国建没初期爱情遭际的《美丽》(丰村),则把爱情与事业的矛盾描写成了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二元关系。女主人公季玉洁为了保持道德清白、精神完美,执守着“我不能破坏别人,我不能让别人痛苦”的人生信念,竟然不可理喻地拒绝了事实上并没有“破坏”别人家庭,更沒有“让别人痛苦”的婚姻,把自已深爱着的人推向了别人的怀抱。如果说初恋时季玉洁不懂爱情,甚至在思想观念上“还觉得厌恶”,那末后来与青年外科医生的分手,则纯粹是为了工作而牺牲爱情,放弃了自已本可以得到的人伦之乐,用女主人公自已的话说就是:“为了爱情,要我放弃工作,改变职业,这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样的牺牲与放弃,在作家看来,反倒实现了精神的升华,因为只有精神追求才是永恒的。正如小说结尾

①洪子诚将发生于1956年即“反右”前夕文学创作界人性复苏的时期,用《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年5月版)一书作出了全面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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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借“姑妈”之口所说:“玉洁是幸福的,她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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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会不幸福呢?”

此外,被“十七年”文坛誉为最擅长摄取生活中多彩的小镜头,着意表现人物情感与心灵的抒情诗人闻捷,在他那最具有影响力的《吐鲁藩情歌》中,姑娘们爱情选择的基本条件与标准,首先是男方作为劳动者或英模的价值:男方须有一枚“奖章”﹙《种瓜姑娘》﹚,爱情产生的时刻是“去年的劳动模范会上”﹙《追求》﹚,而在《金色的麦田》里,对未来充满憧憬与追求进步的女青年巴拉汗则把爱情成熟时机确定在“明年麦穗黄,等我成了青年团员,等你成了生产队长”的许诺与期待中。

同样,周立波名重一时的短篇小说《山那面人家》,新郎倌邹麦秋在最具有私密性和一己性的新婚之夜这一特殊时空里,仍然牵挂着集体的事业与人民的财产,在大伙闹新房的热闹与兴奋中,竟然脱身而出,到社里的地窖中看储藏的红薯种烂了没有。而被当时的主流话语誉为“诗史”和“里程碑”的柳青的长篇巨制《创业史》中,徐改霞面对进城或留下的两难抉择,梁生宝的长久暗恋后,作家是这样描述这位合作化运动带头人梁生宝的心理思绪的:“共产党员的理智,在生宝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考虑到对事业的责任心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不能使私人生活影响事业。他没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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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任性!他是一个企图改造蛤蟆滩社会的人!”吴强的《红日》中,副军长梁波与华静的极具理性色彩的有节制的情感交流,曲波的《林海雪源》里女卫生员白茹闭上眼睛深情地接受203首长﹙少剑波﹚轻轻的一吻,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里的男女主人公关于“吕”(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