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人之死"命题中的"人"

　　福柯是20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其思想是后现代主义主要思想来源之一。他的理论如同他本人一样复杂难懂：“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希求我坚守自己……让官僚和警察们去费心保存好我们的身份证件吧。”他的“人之死”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持久的争论，他所提出的“人”的概念受到了各种误读。本文试图运用“知识考古”方法，分析福柯眼中“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并通过对福柯《词与物》中运用“知识考古”方法所划分的三个时期知识型的分析，阐述“人之死”命题中“人”的概念的内涵及意义。 　　福柯宣称“人之死”，实际上是讨论人的存在是对康德以来将人作为奇特的“经验――超验对子”的批判。福柯“人之死”中的“人”是在知识对象范围中提出来的。在《词与物》中，福柯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17世纪中到18世纪末）和现代时期（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他通过对这三个时期的知识型的讨论，分析了知识的可能条件和他冠以人之旧名的全新概念得以形成的决定性规则。福柯说：“在18世纪末以前，人并不存在……他是完全新近的创造物，知识造物主用自己的双手把他制造出来还不足200年。” 　　福柯提出，在16世纪的存在中，语言是作为大自然中的物而被研究的：“语言介于大自然的可见形式与密传话语的秘密适合之间，语言是一个分成块的自然，对照自身而被分块，并改变了其丧失基本透明性的一块。”[3]语言之所以能与自己所命名的物发生联系，靠得是事物的相似性。词是物的有形的书写，词与物在“相似性”的场所上相互交织形成了巨大的知识的网络。在这里，话语有的仅是评论。人还未在认知中出场，因为“知识在于语言与语言的关系；在于恢复词与物的巨大的统一的平面；在于让一切东西讲话：这就是说，在一个所有标记的层面之上，使次等的评论话语产生……知识的本义是阐释。”这时期，词是一种沉默的，需要人去一一识别的密码似的个体。认识的可能任务就是去揭示种种自然之间使彼此接近和依靠的那种相似性。语言是作为物的印迹而独立存在的，并不存在后来意义上的话语，只有书写。 　　古典时期书写的至上性受到了质疑。福柯借用堂吉诃德为例来结束相似性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在福柯眼中，堂氏就是书写本身：“在世界上，书写漫游在物的相似性中间。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存在着他作为可怜的西班牙末等贵族这一现实，所以只有从远处倾听表示了律法古老史诗，他才能成为一名骑士。”堂氏为了证明文本的真实存在，他只有在现实中实践书中记载的所有历程，通过寻找相似性来发现书写的标记。然而，在堂氏一次次的将现实之物玩笑般地冠以书本的符号之后，他嘲笑的是文本的空无一物。当差异在相似性中显现之后，词不再能像过去一般与物交织、拥有和物一样的实在与同一。“物除了成为自己所是的一切以外，不再成为其他任何东西；词独自漫游，却没有内容，没有相似性可以填满它们的空白；词不再是物的标记；而是沉睡在布满灰尘的书本中。”古典时期，词使自己变得透明，语言不在是独立存在的物，而是一种与思有直接联系，而又与物有大段距离的一种代表，一种符号，一种功能，成为“分析与结合的工具”。在这个表象的场所中，自我复制、自我分析、质疑自身。这个时期，“初始的文本被抹去了……所剩的只有表象了，表象在表达自己的词语符号中展开，并通过这一点而成了话语。”[8]正是话语自发地对物做区分管理，与表象织成新的网络，同时也限定思想。 　　在这一时期，通过话语而使词在表象上编织的这张大网中，人性与自然都属于同一功能要素。对人的研究仅是一个种、一个类、一个自然表象序列的整理。世界的可认识性并不由那样一种会使表象为他而存在的人之主体来决定，而是由表象场所中符号所建立起的事物的合理秩序所决定。 　　在福柯看来，现代时期知识型的转变是由于对这种物之序的合理性的质疑产生的，也正是这一知识型的转变，使人出现。因为可以指称的符号远远少于有待指称的事物，所以话语在表象的知识网中出现了大片的空白，使人得以出场――唯有人能将空白处的事物逐一命名，将世界重新推进话语的统治。福柯借尼采之口发问“谁在说话”。由这个问题展开对人这个同为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新的认知对象做出如下评述：“生命的存在方式，以及能确定生命若不向我规定其形式，就不能存在的一切，基本上都是由我的躯体给予我的；生产的存在方式，它的确定性对我的存在的重压，都是由我的欲望赋予我的；并且语言的存在方式，整个历史航迹（在词被说出的瞬间，并且也许甚至在仍然不太能觉察的时候，词就向这个航迹显现了），都只是沿着我的会说话的思想的细长线索而赋予我的。” “人”成为这样一种末世论的存在，即他被视为所有生物进化的最末端或说是最顶端，被视为所有历史与生产劳动的终极目标。一切围绕着人才有了意义。“人”这个推论性理性代替了“表象”与“相似性”，成为现代时期知识类型、认知场所。人的存在成了现代人知识的对象。这个“人”正是福柯在其“人之死”这一命题中所要批判与消解的。 　　福柯在人的限定性与确定性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对“经验与超验”、“我思与非思”和“人的起源倒退与返回”，质疑：“人如何能成为一个生命，即这个生命的血管或神经网、脉搏和深埋的力量都无限超越直接地给予人的有关这些的经验？人如何能成为这样一个劳动，即这个劳动的要求和法则是作为一个外来的精神性而强加给人的？人如何能成为一种语言的主体，即这种语言在几千年的形成中是无人的。”正是这个人的存在，成为知识全部的合理性条件产生的必要条件。福柯认为，现代性的真正断裂正是由人的独断而产生的排他性所造成的。对每个个体而言，世界所表达的整体意义总是以他者的形式存在。正是在总呈现为他人意义的历史中，只承认自己意义的，甚至是被主体边缘化的那些个人，逐渐从“人类学迷梦”中清醒。在话语停止的地方，人渐渐消失。世界的意义不再是在大写的“理性”的笼罩之下，而是分散在生命、劳动和语言之中。 　　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给后来的哲学家以深刻的启迪，“人之死”的断言开启了认识世界的新视角。他一生都在批判知识的合理性，试图寻找理性的替代。最终，福柯以经验世界生物性概念代替了现代主体中心论。 　　参考文献： 　　[1]福柯.知识考古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9.P19 　　[2]福柯.词与物[M].上海三联书店[M]，2001.12.P402 　　[3]福柯.词与物[M].上海三联书店[M]，2001.12.P48～49 　　[4]福柯.词与物[M].上海三联书店[M]，2001.12.P55 　　[5]福柯.词与物[M].上海三联书店[M]，2001.12.P61 　　[6]福柯.词与物[M].上海三联书店[M]，2001.12.P63 　　[7]福柯.词与物[M].上海三联书店[M]，2001.12.P84 　　[8]福柯.词与物[M].上海三联书店[M]，2001.12.P105 　　[9]福柯.词与物[M].上海三联书店[M]，2001.12.P410 　　[10]福柯.词与物[M].上海三联书店[M].2001.12.P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