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铭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原因

　　[摘要]邓恩铭从小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具有救国救民和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使其成为山东青年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思想敏锐、追求进步，是山东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共产党组织的发起者和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这是邓恩铭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主要因素。客观上，由于中共早期党员对中共一大重要性普遍认识不够，使得年轻的邓恩铭得以当选为中共一大代表。 　　[关键词]邓恩铭；中共一大代表；原因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4-0009-03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当时刚年满20岁、还是一名中学生的邓恩铭，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了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在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邓恩铭的年龄虽然比最小的刘仁静大一点，但是学历是最低的，资历也是最浅的，还是唯一的一名少数民族代表，这是非常特殊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邓恩铭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参与者和发起人？值此邓恩铭诞辰110周年之际，笔者不揣简陋做一些简要的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主观努力是邓恩铭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主要原因 　　 　　首先，邓恩铭从小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具有救国救民和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这是邓恩铭得以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情感基础。邓恩铭1901年1月15日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城关的一个水族劳动人民家庭。邓恩铭出生时，邓家祖孙三代仅有三间草房、二亩田，根本难以糊口。为维持生活，懂得些医术的祖父和父亲常常到盛产药材的瑶山苗岭采集药材，再到荔波县的大集市去卖，农闲时节还走街串寨行医。有一年暑假，邓恩铭随行医卖药的父亲走乡串寨，体验了各族人民所过的悲惨生活。当时邓恩铭编唱了这样一首歌谣：“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穿不好，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1]生动地道出了当时不平等的社会状况。贵州少数民族一直以来具有极强的反抗精神，早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台江就爆发了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清朝同治年间，贵州省二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人民也曾在潘新简的带领下举起义旗。生活在水族这种革命意识极强的环境中，邓恩铭从小嫉恶如仇。特别是对水族英雄潘新简，邓恩铭非常崇拜，曾作了一首小诗赞扬他:“潘王新简应该称，水有源头树有根。总为清廷政腐败，英雄起义救民生。”[2] 　　1917年8月，16岁的邓恩铭随叔父黄泽沛到山东济南求学，在离开贵州时，邓恩铭作《述志》、《前途》诗两首，以述其志：“南燕北飞，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赤日炎炎辞荔城，前途茫茫事无份。男儿立下钢铁志，国计民生焕然新。”[3]意欲投身革命改造社会的思想跃然纸上。邓恩铭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阶级不平等，贫富不平等，男女不平等，所以“按我们中国的社会情形说来，这种改造的事情，一定免不了的”，而且“改造社会这种事情确乎是我们中国的一线生机了”。[4] 　　其次，青年邓恩铭思想敏锐、追求进步，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者和山东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这是邓恩铭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思想基础。邓恩铭生长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裂变的年代。帝国主义列强加剧分割中国，国内战乱不断，人民生灵涂炭。民主革命风起云涌，武昌起义、云贵独立、民国建立、袁世凯复辟等重大政治事件接连发生，对青年邓恩铭产生了深刻影响。1918年，邓恩铭考入山东省立一中。在读书期间，他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曙光》等进步杂志和介绍苏俄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及民主、自由思想的《俄国革命史》、《辩证法》、《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社会科学大纲》等进步书籍及鲁迅的著作，逐步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中国的社会现象。 　　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函约齐鲁书社社长王乐平组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王乐平推荐了王尽美、邓恩铭与上海发起组联系，着手筹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9月，为了广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学习和研究，邓恩铭、王尽美联络在齐鲁书社读书活动中的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秘密建立“济南康米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专门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书籍。11月，邓恩铭与王尽美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革命理论的团体――励新学会，并出版《励新》杂志，王尽美被推举为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邓恩铭担任学会庶务，总揽会务。 　　1921年春，在北京、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发起成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邓恩铭还和王尽美一起，积极组织励新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深入到济南产业工人相对集中的企业活动，进行调查研究，传播革命思想，还吸收了少数工人参加励新学会。 　　第三，邓恩铭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是山东青年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这是邓恩铭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才能保证。五四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震撼了沉睡的中华民族。有着切肤之痛的山东人民更是感到与己休戚相关，反帝爱国斗争很快席卷山东大地。邓恩铭所在的省立一中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组织领导全校的学生运动。邓恩铭以极大的热情参加自治会的工作，虽然不是自治会负责人，但是却十分活跃，编印散发传单，进行街头宣传，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到各校联络，充分显示了他的演说、写作和组织才能。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让邓恩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使他的思想获得质的转化，放弃了读书救国及自救的梦想，开始探索、寻求更有效的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拯救中国、拯救民生的道路。 　　 　　二、客观因素也是邓恩铭当选中共一大代表的重要原因 　　 　　年轻的邓恩铭能够成为中共一大代表，除了自身努力之外，客观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共早期成员对中共一大的普遍不重视。有学者认为中共一大的历史意义是后人赋予的，在会议召开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的一些早期的重要人物都没有参加党的一大的原因，譬如陈独秀和李大钊。[5]因为早期的中共党员普遍认为1920年党就已经成立了，如:蔡和森1926年在莫斯科作《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发展》讲演时说“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1927年在苏联驻北京使馆存放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中说“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在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也认为1920年中国已经建立了共产党,已经有了全国性的组织,中共一大不过是各地党组织派代表召开的统一主张的一次会议,并不是时下最重要的事情。[6]包惠僧曾回忆说,在广东推选中共一大代表的那次会上，“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7]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开会选举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时，李大钊甚至都没有出席，北京党组织的许多重要人物，如邓中夏、罗章龙等均以有别的事情加以推脱。刘仁静回忆自己当选中共一大代表情景时说：“1921年暑假……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张国焘、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去出席一大。”[8]刘仁静还说：“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的光荣不适当地落在了我的头上。”[9]这应该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因为刘仁静在当时北京党组织中年龄最小，资历也是最浅的。

　　恐怕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虽然邓恩铭在其中表现很突出，但是，无论从资历还是年龄来说，作为中共一大的代表仍稍显稚嫩。而王乐平似乎更有资格。王乐平早年就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并担任山东省议会议员。五四运动中，王乐平是山东反帝爱国运动的风云人物。五四运动后，他又在济南创办了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齐鲁通讯社，王尽美、邓恩铭等进步青年就是在这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探索改造中国和社会的道路中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因此，王乐平名声大震，成了山东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受到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等人的赏识，与之建立了密切关系。以往史学界一直认为王乐平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员，所以在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组织时，王便“向陈独秀推荐热衷共产主义的几名青年学生”如王尽美、邓恩铭。但山东党史研究专家殷汉文、李肇年经过考证研究认为，王乐平应该是一个共产党员。同时鉴于当时王乐平的名气、地位、影响和思想状况，他应陈独秀函约，在济南组建共产党组织是顺理成章的。[10]既然王乐平是济南共产党早期的成员，那么他应该比邓恩铭更有资格当选为中共一大代表。但是跟广州、北京小组情况相似，王乐平担任的社会职务比较多，工作十分繁忙，所以选派没有什么社会职务、时间比较多的学生邓恩铭出席。 　　 　　三、中共一大对青年邓恩铭的影响 　　 　　首先，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邓恩铭是第一次到上海，也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活动。他在这里遇到的都是当时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和革命先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聚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一个很好的学习和交流机会。邓恩铭和王尽美两人很早就到了上海，在等待开会的时日，邓恩铭足不出门，贪婪地阅读着大会发起组准备的有关资料和代表们带来的各种书刊，还拜访其他代表，热情与他们交谈，向他们求教工作和学习的经验，虚心学习，这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谈到邓恩铭和王尽美时这样写道:“他们来到上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籍，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请教。”[11]当然，作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邓恩铭也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这次会议上，邓恩铭、王尽美代表济南党组织向大会汇报了山东党组织组建的过程，并就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其次，参加中共一大使邓恩铭更加坚定了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同时也明确了工作目标和今后努力的方向。通过中共一大，邓恩铭进一步认识到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会议结束后，邓恩铭和王尽美带着在上海得到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浅说》、《工钱劳动和价值》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书籍回到济南，认真研读并广泛宣传。1921年9月，邓恩铭与王尽美等人成立了公开的学习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邓恩铭不仅自身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还经常与会员进行热烈的讨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许多济南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老成员，都曾回忆过当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时的热烈情景。于佩文回忆说:“王尽美、邓恩铭二同志，到上海参加共产党成立大会归来，带回了一些党的宣传文件，如《共产党宣言》等小册子，在几个学校寄售。”还“带回来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像片、纪念章等，很快地被人们抢购一空”。[12]后来，学会人员还注意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名义开展活动。邓恩铭在该学会的学习和组织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2年1月，邓恩铭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根据中央指示先后组建了中共淄博矿区支部和中共青岛支部，并担任青岛支部书记。同时在青岛发动和领导了胶济铁路大罢工以及纱厂工人大罢工。1925年8月，邓恩铭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担负起领导全省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的重任，成为了我们党的一名优秀领导干部。 　　 　　参考文献： 　　[1][3]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邓恩铭烈士专集[M]. 　　[2]高卓群.邓恩铭烈士青少年时代所作之歌[A].张业赏，丁龙嘉.邓恩铭[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4. 　　[4]邓恩铭.改造社会的批评[J].励新：第一卷第一期，1920－12－15. 　　[5]程金蛟.“南陈北李”缺席“一大”原因新探[J].长白学刊，2003（5）；李红涛.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原因新探[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0（4）. 　　[6]曾长秋.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若干史实新证[J].武陵学刊(社科版)，1997（5）；程金蛟.陈独秀不参加中共“一大”原因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3（9）. 　　[7]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A].“一大”前后(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86. 　　[8]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A].“一大”前后(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09. 　　[9]刘仁静.一大琐忆[A].一大回忆录[C].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47. 　　[10]殷汉文，李肇年.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和创建者是王尽美和邓恩铭吗?[J].东岳论丛，1993（2）. 　　[11]张国焘.我的回忆[M].香港：民报月刊出版社，1971.125 　　[12]于佩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前后[J].山东党史资料，1983（2）. 　　作者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