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商行20年发展反思:值得每个城商行人看!

轻金融导读

城商行依然面临转型发展的困惑和压力。一方面，城商行既有优势明显，具有体制灵活、决策链条短，“船小好掉头”的特点；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规模小、人才短缺、业务同质化、综合经营能力不强等劣势。如何在行业找准自身定位？如何实现顺利转型升级？如何扬长避短，最大程度发挥优势？这些问题的答案无不决定着城商行的生存与发展。

作者：王旭明 时磊 李立群 李琪

来源：《中国银行业》杂志

一、砥砺发展二十年见证历史性转变

1995年7月，当全国第一家城商行——深圳城市合作银行（1998年更名为深圳市商业银行）开业之际，谁也不曾预见，二十年后的今天，城市商业银行会发生怎样的历史性转变。

1995年12月末，全国城商行（含城市信用合作社）总资产为0.45万亿元。2014年末，全国145家城商行总资产达到18.08万亿元，为1995年的40倍。1995年12月末，全国城商行（含城市信用合作社）总负债为0.43万亿元， 2014年末，全国城商行总负债达到16.8万亿元，20年增长了39倍。2014年，全国城商行实现利润1859.46亿元，为1996年的43倍。1995年，在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城商行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更不用说在国际上有所影响，而2014年，我国进入全球前1000家排名之列的111家银行中，有67家为城商行，进入前500的城商行达到26家。

二十年来，城商行砥砺前行，不辱使命，通过重组改制、引进战投、跨区域发展、综合化经营以及上市等举措，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粗放式经营到精细化管理的转变，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数量和规模的银行群体，与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一起，构建了我国多层次、多元化的银行体系，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成为普惠金融的生力军，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2015年9月召开的城商行年会上，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对城商行发展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城商行对于我国经济金融的历史贡献体现在：成功化解了地方金融风险；积极支持了地方经济发展；完善了现代商业银行体系；活跃了金融市场；探索了我国银行改革的方法和路径。过去二十年里，城商行直面问题难点、抓住矛盾焦点，把握历史机遇、应对现实挑战，创新经营理念、探索商业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

经过经济大潮的洗礼，我国城商行的成长和发展令人瞩目。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城商行面临新发展环境，新的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和竞争环境，带来的不仅是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在转型升级之路上，城商行任重而道远，需要审时度势，探寻新的未来。

在城商行群体发展中寻求个体规模突破。城商行作为一个群体，发展水平不一，从资产规模上来讲，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和江苏银行地处特大和大型城市集群，已经成功突破万亿元大关，接近中型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在接下来的五到十年内，在我国城商行群体中，资产规模突破万亿元的银行数量会逐渐增多，一些在公司治理、经营理念、管理先进、产品创新等方面优势发展的城商行会向万亿元资产规模发起冲击。当城商行的资产规模突破万亿元之后将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其规模效益、盈利能力、市场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能够更好地应对经济金融风险，其对优化我国银行业结构、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市场化过程中加强互助合作增强竞争力取得共赢。随着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完成，以及经济“新常态”、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城商行面临着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经营模式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与此同时，相对于国有五大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身处中国银行业“第三梯队”的城市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集约经营、产品创新、风险控制、IT建设、地域限制和网点覆盖等方面，城商行个体显得势单力薄，底气不足。

事实上，面对日趋复杂的外部经营环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商行开始多种方式积极尝试以加深合作协同。“一带一路金融联盟”、“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长三角城市商业银行联席会议”、“西部联盟”、“河北城市商业银行合作组织”、“鄂赣皖湘四省城市商业银行《战略发展业务合作协议》框架”等，通过建立或紧密或松散的合作组织和机制，在支付清算、业务合作、IT系统运营、产品开发、教育培训等方面展开合作。

城商行群体探索互助合作、协同发展新模式，共谋未来，形成一种覆盖更多基础客户群的服务体系是适应市场竞争的必然之举，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克服同大中型银行相比既没有先发优势也没有规模优势的不利局面，重新打造竞争优势，共同抵御风险，实现群体共赢。

在转型升级中持续强化差异化专业化特色。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市场化竞争日益加剧，商业银行的议价能力和盈利空间都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从国际经验来看，有两类银行能够有效应对利率市场化的冲击：一类是专业化银行；另一类是定位于为特定社区核心客户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的社区银行，以关系型业务为重点，满足当地居民需求。未来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竞争日趋充分，特色化的商业银行应运而生，这也是我国商业银行差异化经营的终极体现。

对于我国城商行来讲，随着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大多数城商行“大而全”战略导向必然由于资本金和运营成本的桎梏而难以为继，把有限的资源用在自己最为擅长的业务上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精品银行会不断出现，虽然该类银行的规模并不居前，但是其在某一业务领域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将会后来居上，因此，专业化是我国多数城商行在未来经营形势下的战略首选。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回顾过去，看到令人欣喜的转变历程，曾经的桎梏早已打碎，历史的包袱渐行渐轻，中国的城商行已经发展成为中国金融版图中的重要力量。在群雄并起、不进则退的市场化竞争浪潮中，城商行正在监管引领下，积极谋篇布局，突破自我，谋求实现历史的超越。

二、转型升级中闯出差异化经营的特色之路

近期，上市银行2015第三季度数据陆续披露完毕，16家上市银行上交最新成绩单，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值得注意的是，在银行业利润增速普遍下滑的情况下，城商行业绩却表现抢眼，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利润增速均保持了两位数。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商行这一群体的异军突起。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全国城商行总资产达到21.20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96%，占银行金融机构占比为11%；总负债达到19.77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13%，占银行业金融机构占比11.09%。

然而，在靓丽成绩背后，城商行依然面临转型发展的困惑和压力。一方面，城商行既有优势明显，具有体制灵活、决策链条短，“船小好掉头”的特点；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规模小、人才短缺、业务同质化、综合经营能力不强等劣势。如何在行业找准自身定位？如何实现顺利转型升级？如何扬长避短，最大程度发挥优势？这些问题的答案无不决定着城商行的生存与发展。

以变应变：城商行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平安银行战略部总经理袁文胜指出，与此前中国粗放型经济相呼应，包括城商行在内的商业银行，发展呈现重规模轻效率、重速度轻质量等粗放型特征，大多数商业银行将信贷投向了固定资产投入高，资金密集型的行业，从而带动了资产和信贷规模的迅猛增长。

相关数据显示，2003-2013年，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中，我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年均增速超过了19%；利润总额增加了近53倍。其中，资金主要投向诸如钢铁行业、房地产行业等重资产行业。在以信贷投放为驱动的盈利模式下，商业银行营业收入较为单一，总体创新动力不足。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在经济下行期，尤其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包括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在内的支柱产业陷入转型升级和产能过剩的困境，商业银行不良率也开始攀升”，一位业内人士坦言。

此外，我国的金融生态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伴随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商业银行所享有的制度红利将逐渐消失。2015年10月23日，央行在降息降准的同时，宣布放开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已接近尾声。同时，我国金融脱媒长期趋势已确立，商业银行传统的优质大客户被资本市场迅速分流，大中企业对商业银行的依赖度将减弱。

作为银行业“第三梯队”的城商行压力开始凸显。近年来，城商行传统信贷业务下滑趋势明显，2015年1-6月贷款增速较前5年同期平均水平增速下降1.32个百分点。此外，尽管城商行整体盈利情况良好，但传统依赖规模增长和息差收入带动利润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

袁文胜认为，过去多数商业银行并未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经营逻辑，呈现高度同质化，大多商业银行都采取了“追随策略”，对相关产业的发展规律并没有深刻的认知和探讨，也缺乏完整经济周期的考验。如今，在“新常态”下，包括城商行在内的商业银行转型发展迫在眉睫，唯有以变应变。

认清自我：在挑战与机遇中找准定位

在城商行的发展问题上，上海银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助理张吉光撰文指出，城商行发展放缓固然与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因素密切相关，但自身固有劣势也不容忽视，由于存在基础薄弱、规模小、人才短缺等先天瓶颈，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在经营地域、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短板。而这也是城商行转型发展中面临的最现实挑战。

具体来说，由于经营地域所限，城商行经营状况与地域经济高度相关，在经济下行期，面临更加突出的集中度风险和利润下行压力。同时，专业人才短缺也在一定程度上掣肘了业务的创新与拓展。“现在对小微企业的服务不再局限于某一项，更强调综合金融服务，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性人才，部分城商行无法进一步拓展相关业务，以及建立完善的风险识别技术”，一位某地区城商行人士直言。另外，“互联网+”时代对城商行的科技技术、硬件设施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但目前大多数城商行科技系统仍相对薄弱，亟待提升。

需要强调的是，在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竞争不充分的情况下，上述劣势对城商行的制约作用尚不明显，但随着经济下行，行业竞争进入白热化，其受到的制约将愈加凸显，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城商行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张吉光认为，尽管城商行具有上述发展瓶颈，但其机遇和优势也显而易见。从机遇来看，“对于城商行来说，在经济新常态下，机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小微企业金融，是国家扶持的重点，也是城商行未来业务增长的重点和优势所在；另一个是零售业务，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将来自于消费，消费升级换代将带来消费金融以及理财等机遇。”

而从优势来看，一方面，由于成立之初城商行就确立了“以立足地方为核心、以坚持中小为关键、以服务市民为重点”的定位，客户更加下沉，具有转型先发优势。另一方面，城商行相对大型银行来说体制机制更加灵活，决策链条更短，从转型的进程和速度来说应该更加顺畅。

不过，他强调城商行上述优点的发挥有一定前提，那就是城商行一定要对自身有清晰的认识和定位，真正践行差异化、特色化的经营理念，如若一味采取“跟随策略”，走垒大户、拼规模的老路，与大型银行同质化竞争，上述优势则无法发挥。

差异化经营：转型升级的核心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城商行要实现转型升级，关键与核心是真正落地差异化经营战略。回顾历史，从城商行成立之初，监管明确其定位为“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市民百姓”，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15年城商行年会上表示，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既是城商行的比较优势所在，也是城商行竞争发展的必然选择。

重庆银行金融研究院的学者指出，城商行的差异化经营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相对大型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来说，城商行应接地气儿，做深做透当地市场，专注中小企业或者小微企业。“城商行的一大优势就是能够有效获取当地客户信息，且成本相对较低，在中小企业服务中，具有较好的商业可持续基础。”

二是城商行之间的差异化竞争，应结合各家禀赋、优势和特点，进一步下沉客户，深耕当地某一特色产业或客群，从而形成错位竞争。“比如，小微里包括大学生创业、返乡农民工、离岗人群等多种客户群体，可以细化为多种具体业务，一家银行很难覆盖所有业务，不同城商行之间应明确符合自身定位的目标客群。”

尚福林指出，城商行可以探索专业市场领域的特色银行发展模式，以及特色业务的专业银行发展模式。一方面，引导城商行积极向专业市场领域特色银行转型，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特点，选择具有发展潜力、契合自身特点的特定市场领域，作为发展转型的主战场。另一方面，城商行可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特点，重点致力于发展部分核心竞争力强、客户吸引力大的特色业务，切实做专、做精、做强。

“专业市场的特色银行，大型银行不愿去做，优势也没有城商行明显，它的前提条件是需要银行落地，对客户经营情况非常了解。比如浙江舟山某家城商行做的渔船合格证质押贷款，做得非常好。这家城商行能够及时了解真实信息，从而可以控制真实性风险，实现盈利。而特色业务的专业银行，是指银行在某类金融服务中，创新特色产品，例如在小微业务中，重庆银行就有‘诚信贷’这种纯信用贷款，金额不一定大，但能及时解决客户资金需求”，重庆银行金融研究院的学者表示。但他强调，未来城商行的发展模式选择除了需要监管引领外，最终还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

有业内人士指出，城商行还应从以客户为中心，按照精细管理、精准服务的要求，改善业务流程，创新服务方式，切实提升特色服务的匹配。战略制定阶段利用对内外部环境、内部资源条件进行精细化分析，准确识别自身不足与优势。战略实施阶段运用精细化管理对发展目标和战略规划进行科学、系统规划，跟踪执行各项分解后的战略任务。同时，利用精细化管理，通过掌握客户基本信息、金融产品使用情况、资金变动等情况，对客户进行细分，有针对性地开展产品创新。

不过在一位资深城商行人士看来，除了城商行坚持践行差异化战略外，还需要国家和监管层面为城商行提供良好的机制，使得城商行能够轻装上阵。“城商行形成真正的差异化经营还需要机制安排。比如，在经济下行期，小微企业金融不良压力加大，如何对不良资产实现快递处置和剥离？如何分散风险？如何引导城商行的资产投向？都需要相关机制的支持，但目前还是欠缺的，期待能尽快完善。”

三、加强市场化创新以拥有应对风险新利器

“要着力遏制不良贷款上升势头”，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不久前举的2015年城商行年会上指出，城商行所处的地域环境差异较大，面临的风险环境各不相同，自身承担风险的能力不是很强，城商行出现风险，从全国看是区域性风险，从地方看可能是系统性风险，相关各方必须把守住风险底线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事非经过不知难”，其实，早在成立之初，城商行就是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物，经过艰难组建和风险化解，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城商行合规经营，稳健发展，如今资产质量已明显提高。而现在城商行面临的风险压力，是与全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及全银行业增速放缓的大基调同步的，城商行也并非是风险表现突出的金融机构。但是，在风险冲击面前，中小银行的防线相对薄弱，风雨来袭之时很可能成为脆弱的一环。

当前，经历前期经济上升阶段大规模的信用扩张，面对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城商行信贷资产正步入违约高风险期，不良贷款与不良率双增长，此外，流动性压力加大，案件风险增多，新的跨业风险浮现，政府对地方融资平台采取的清理工作给银行带来新隐患。新常态下，新的风险正在酝酿。对此，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应强化金融市场化创新手段，才能拥有应对风险的新利器。

防范不良：风险化解的首要任务

当前，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双升”压力较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防控信用风险仍然是城商行的首要任务”，尚福林主席在城商行年会讲话时表示，要通过不良核销、资产转让、贷款重组等措施消化存量，采取贷款重组、重签合同、收回再贷以及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等方式减少增量。

应该说，此轮不良贷款的爆发所涉及的银行带有普遍性，整个银行业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资产，大中小行均无法屏蔽这一风险。客观而言，与成立初期相比，城商行资产质量已明显提高。从数字看，当前城商行的不良水平总体平稳，不良贷款率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低于大型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与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水平相当。

而从历史纵深的维度看，城商行本是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物，也曾一度被视为银行业体系中的“包袱”和“高风险点”。二十年来，城商行处置风险，摆脱困境，进入佳境，进而异军突起，已取得佳绩，在化解风险方面也已积累了不少历史经验。但在新时期，仍需要进一步摸索新办法。运用金融市场化新手段，才能开拓风险化解新路径。

银监会副主席曹宇不久前在城商行年会上指出，支持城商行多种方式补充资本，包括支持通过资产证券化、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平台等途径，盘活存量资金，处置不良资产，调整资产结构。

这其中，打造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平台，是资产转让的新模式之一。也有利于充分运用金融市场手段，化解不良压力。“我们要盘活存量，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信贷资产的流转能够降低银行信贷行业的集中度、区域的集中度和借款人的集中度，优化资产结构，分散信用风险”，银行信贷资产登记主管中心董事长吕世蕴表示，该中心从2013年7月开始试点，2014年6月获批成立，为信贷资产的盘活存量提供服务支持等，“不良贷款在整个经济调整期上升是必然的，压力也比较大。城商行需要引入一些金融市场上的手段和方式，利用信贷流转市场、债权市场等金融市场，创新手段和方式。”

“应引入投行思维处置不良资产”，采访中，内蒙古银行战略部副总经理、内蒙古财经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杨海平也认为，应多采用金融市场化手段。具体而言，就消化存量而言，一要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处置不良资产，树立不良资产经营的理念；二要运用投行思维处理不良资产，即通过引导、支持客户进行资本运作与重组来盘活债权；三要精细化地实施信贷救援，在尽职调查的基础上，与客户共同想办法，寻找盘活存量的突破口。而就减少增量而言，一要在深入研究经济形势及开展市场调研的基础上，选择信贷投放方向，修订信贷政策；二要以投行业务为切入点，对资产负债表遭到破坏的企业进行诊断，在此基础上提出综合解决方案，以此为依据进行贷款操作；三是要进一步强化信贷全流程的精细化管理；四是重塑审慎严谨的信贷文化。

杨海平对记者补充说，城商行体量小，更应该树立全周期视角，银行家应拥有对经济周期的驾驭能力。一方面要加强预判，审慎经营，“对青天而惧闻雷霆不惊，履平地若危涉风波无患”。另一方面要未雨绸缪，以丰补歉，“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

“从我们的实践来看，不良资产的产生都会有两到三年的滞后期，这方面风险的预判应该要加强，包括加 速资产负债平衡方面的调整，加强风险管理技术方面的调整等，所以风险管理的针对性要很强”，西安银行董事长郭军也认为,“目前，国内金融创新非常快，各种风险相互交织在一起，风险管理的难度和复杂性在不断提升。对于一些新型业务，中小银行要在风险管理方面加强创新，特别是关注新型风险管理与传统风险管理之间的差异，向科学化、系统化、精细化风险管理方面转变。”

互助机制：应对流动性风险一剂良方

“银行各种风险出事时，最终都表现为流动性风险”，尚福林主席不久前指出，要着力防范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往往是商业银行最致命的风险。城商行承受市场波动冲击的能力较弱，防范流动性风险更是如履薄冰。

“如果说不良风险是头疼感冒，流动性风险则是心脏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的王刚副研究员对记者分析说，在各类挑战面前，流动性风险对城商行来说隐患更大，是最现实的风险。因为与其他类型的银行相比，中小银行应对流动性风险的能力不足。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城商行承压较大，风险偏好快速上升，在资产配置上可能比以前更偏重高收益高风险的资产，这些给流动性管理带来进一步压力。

尚福林主席指出，要及时开展压力测试，做好流动性风险识别、计量和监测，加强主动负债管理，优化负债结构，提升负债来源的稳定性、结构的多元性、成本的适当性。还要探索建立流动性互助机制安排，提升流动性风险抵御能力。

这其中，流动性互助机制的探索脚步已在加快。今年的城商行年会上，20家城商行签署了《城市商业银行流动性互助合作公约》。银监会城市银行部主任凌敢在会上指出，下一步要积极推进城商行流动性互助基金建设。

尽管流动性互助基金仍在探索，但作为应对流动性风险的市场化创新手段，仍值得业界期待。“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利率市场化加快推进的形势下，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面临新挑战”，中国银行业协会城商行工作委员会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建立流动性互助合作机制有助于为城商行加强抵御风险能力。

除互助机制外，充分利用金融市场，以多元化的方式拓展资本补充路径，也有助于城商行缓解资本补充压力。银监会副主席曹宇日前指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商行在境内外上市融资，包括在新三板上市；支持银行发行新型资本工具和二级资本工具，拓宽资本补充渠道，等等。

“如果中小银行的发展能和新三板市场的发展红利捆绑在一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据齐鲁银行董事长王晓春介绍，该行在新三板挂牌后几个月来，交易较为活跃，新三板提供了融资便利，也有利于银行股份结构的调整。近年来城商行在A股上市困难重重，2015年6月，齐鲁银行另辟蹊径，成为首家登陆新三板的城商行。

“毫无疑问，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有利于流动性风险防范”，杨海平认为：“就直接效应看，新补充的资本意味着城商行可用资金的增加。就间接效应看，多元化的资本补充具有信号功能，能够在一定渠道发行资本工具或者上市融资，本身就说明该城商行具备很强的实力，因而能够增强消费者、同业、金融市场的信心，为后续的流动性补充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一些新的资本补充方式也浮出水面。不久前，央行决定在前期山东、广东开展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试点形成可复制经验的基础上，在上海、天津、辽宁、江苏等9省（市）推广试点，辖内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符合标准的信贷资产可纳入央行发放再贷款可接受的合格抵押品范围，这一新闻引起外界关注。

此举意在鼓励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扩大“三农”、小微企业信贷投放，但从另一视角看，也有利于缓解流动性压力。“这一金融工具的应用，对城商行意味着部分期限长的资产，能够置换为可用资金，这无疑为城商行的流动性管理工具箱增加了一个十分有效的选项”，杨海平对记者说，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是中央银行流动性管理方面的新探索，是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重要创新。

面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城商行只有刷新思路，绷紧神经，创新手段，才能守住风险底线，实现转型发展。

四、新形势下城商行战略性合作的破局之道

站在城商行成立二十周年的新起跑线上，联盟、合作、共赢，已然成为城商行在金融新常态下谋求破局发展的普遍共识和必然选择。从近年来城商行的合作实践来看，通过“合并重组、股权收购、合作联盟、平台搭建”等多种形式，我国城商行的“抱团发展”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基本实现了“协同创新、优势互补、互利合作、共赢发展”。

2015年城商行年会上，城商行在多个领域的合作探索成为亮点。前文提到的20家城商行签署的《城市商业银行流动性互助公约》，可以看作是城商行群体加强合作共赢的一个标志和信号。

但是，随着改革破局进入深水区，合作背后的难题也逐一显现。“1+1”是否一定大于2？已有的合作模式有哪些改进空间？如何提升合作粘合度、开拓合作深度和广度？这些都是新形势下城商行战略性抱团的必答题。

面对难啃的硬骨头，和当前很多领域的改革一样，城商行这一群体，既要有勇于攻坚的精气神，更应有善谋善成的方法论，如此才能找到新形势下城商行战略性合作的破局之道。

跨区“突围”：联盟合作求解“1+1＞2”

自2011年以来，监管部门对城商行的跨区域经营审批收紧。截至2014年末，除总资产超万亿元的3家城商行已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搭建了区域性网络布局外，相当一部分资产规模仅有几十亿的城商行，仍局限在所在城市开展业务。可以预见，在未来的较长时间内，对于大多数城商行来说，跨区域经营仍遥不可及。这也是当下城商行实现破局发展的首要利益诉求。

而从全国角度来看，城商行群体遍布全国各大中心城市，整体又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庞大网络。因此，通过城商行之间跨区域的合作、联盟，能实现“曲线救国”，破解地域限制的难题。

仅今年一年，先后已有多个城商行联盟先后成立。

事实上，不论采取哪种形式，城商行跨区域合作的实质，是以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为切入点，建立城商行的全流程协同化的业务合作，借以谋求优势互补、协同创新、资源整合，从而实现“1+1>2”的效果。

行业协会：推动城商行合作的中坚力量

“当前，城商行自身和外在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再一味地追求重组的话，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又回到经济体中仅存在几家全国性商业银行的状况，而随着利率市场化进度的不断推进，过往带有行政性的浅层次的联合已经不能够适应当前金融环境”，《变革与发展——城市商业银行20年发展报告》课题组负责人、江苏银行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陆岷峰指出，“要改变此情况，需要加强城商行之间联合的粘合度，由少数几家向多数几家联合转变；由浅层次向高层次转变；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由单个项目向全面合作转变；由追求‘大而不倒’向追求‘整体共赢’转变。”

那么，如何使合作由少数几家向多数几家联合转变？进一步用好行业协会这一平台是王道。

作为推动城商行交流与合作的“正规军”和专业平台，成立两年多以来，中国银行业协会城商行工作委员会已在信息科技建设、研究、培训、银团贷款、同业业务等多个领域，积极拓展出城商行合作的可行模式和发展路径，有效避免了以往合作形式的随机性和短期性行为。

“城商行单体规模小，服务大企业、大项目的资金实力不够，也会提高集中度风险。但这并不是说城商行不能参与地方大项目”，在2015年全国城商行年会上，银监会副主席曹宇特别指出，“我们支持城商行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下，通过银团贷款支持重大民生和公共项目，支持地方城市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为此，日前在上海举办的“2015创新驱动与转型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兼城商行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张亮发起了城商行银团合作倡议。“银团贷款是金融同业合作的重要抓手”，张亮强调，“通过银团合作的方式，解决了城商行在大额贷款中难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抗衡的问题，弥补了在资金实力、网点布局等方面的短板。”

据记者了解，未来，通过中银协银团贷款服务系统信息交流平台，城商行之间将进一步建立起定期联络机制与培训机制，开展项目推介、产品合作，从而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打造“城商行银团”特色产品。

优势互补：找准城商行合作的业务抓手

那么，城商行合作又如何实现由浅层次向高层次的转变，促进资源互补，突破自身发展瓶颈，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日前，天津银行发起成立了城市商业银行合作平台“环渤海银银合作平台”，江苏银行推出了“税e融”业务，城商行清算中心也在进一步探索合作的可行路径，众多探索有望成为当前推进城商行合作的新抓手。

“中小银行金融服务功能是不一致的，因而这其中有很大合作空间。成员行可以借助与环渤海银银合作平台内金融功能齐全、业务能力较强的其他机构合作，推动各成员行在金融同业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方面的合作，开展代理贴现、代开信用证、保函、债券发行、理财资管、投资顾问等业务，突破功能限制，拓展业务空间，促进业务发展。”天津银行行长文远华向记者介绍说。

作为城商行合作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城商行清算中心依托资金清算这一主营业务，在提供信息科技外包服务和交易平台服务，打造城商行合作平台等方面也进行了有益探索。“比如，建一个网银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没有五、六百万元是建不下来的，而很多城商行规模小，自己建不经济。为此，城商行清算中心推出了网上银行托管服务，帮助城商行建设自己的网银”，上海银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助理张吉光介绍说，“未来，在理财产品开发等方面，可以基于城商行清算中心这一平台，探讨更多的合作可能。”

“江苏银行的‘税e融’业务，主要是基于纳税大数据进行纯信用的网贷发放。制度设计上严格遵循了‘系统共建、数据共通、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原则，在贷前、贷中及贷后环节，确保信息互通，授信额度按照约定比例分配，利息收入及授信风险均按照各自比例承担”，江苏银行小企业部总经理耿心伟向记者介绍说。记者在中国银行业协会城商行委员会小微金融工作组第二次会议上获悉，目前，基于“税e融”业务模式，江苏银行与甘肃银行已迈出了合作的第一步，推出面向甘肃地区小微企业客户的“税e融”网贷产品。未来，依托江苏银行“大数据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等核心技术的全流程支持，“税e融”业务有望成为城商行之间深化合作的创新尝试。

交叉持股：实现合作的“形散神聚”

那么，城商行合作又如何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从而促进当前诸多合作联盟的“形散神聚”？江苏银行法律保全部副总经理王凯宁建议采取股权投资的方式：“通过股权投资，城商行能够扩大经营半径、优化股权结构、形成稳定战略联盟，从而在市场开发、风险管控、人才培养等方面实现强强联合。”

江苏银行的陆岷峰同样给出了交叉持股的解决方案：“通过交叉持股，城商行就不需要再在其他区域租赁或购置办公地点、组建业务系统，可以利用被参股的城商行的庞大网络来开展业务，弥补区域限制的不足，同时扩大自身的经营范围，扩充客户资源和管理资源。”陆岷峰指出，“通过交叉持股所建立的联盟关系更加可靠，合作的程度会更加深入，联盟之间在跨区业务、金融产品、风险防范等方面的联合也会更加有效。”

2006年，南京银行通过认购日照银行18%的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开创了全国城商行之间股权合作的先河。此后，出现北京银行持有廊坊银行股份等案例。而哈尔滨银行2011年注资广东华兴银行（原汕头商业银行）10亿元，占股16%，成为全国城商行单笔对外投资额度最大的项目。

此外，在资产托管、资产证券化、灾备中心、反欺诈信息数据共享、银行卡统一标识等多个领域，都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猛药”祛疴、慢药固本、综合施策，面对“1+1=？”的命题，勇于攻坚、善谋善成、进一步提升城商行跨区业务的粘合度，方为新形势下城商行进一步加强战略性合作的破局之道。

五、监管新思维引领城商行整体发展共同提升

有效监管是银行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在今年的城商行年会上，监管层表达出对于城商行监管的新思维、新理念令人耳目一新。“扶优限劣”、“强优扶困”、“领头羊”等监管词汇频频跳出。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强调，要在坚持审慎监管的底线标准前提下，积极探索科学分类方法，践行“扶优限劣”原则。对此，银监会副主席曹宇进一步阐释，城商行监管工作总的思路是发展与管理并重，通过分类监管，强优扶困，“抓两头带中间”，实现城商行整体竞争力和风险抵御能力的提升。

联动监管：为城商行“画像”开“药方”

与大型银行相比，城商行属于地方法人，成立之初即定位为“地方银行、中小企业的银行、市民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地方民生是城商行的基因，因此，在风险化解、重组改制、信用构建等方面离不开地方政府的资源与支持，在国家经济整体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以服务地方经济为主的城商行迎来了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升级带来的新空间、新机遇。城商行的稳健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发挥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作用意义重大。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对城商行群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城商行要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深度参与培育地方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点，实现与当地经济发展转型战略的融合互动，将城商行的发展提高到与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地位。

对于城商行监管的重视，从银监会机构改革中得到了充分体现。2015年初，城商行的监管职责从监管二部脱出，单独成立城市商业银行监管部，专职负责全国城商行、城市信用社和民营银行的监管职责，成为监管架构改革的一大亮点。在地方银监局任职多年，有着丰富监管经验的凌敢正式出任该部门负责人。

在随后一系列的监管架构调整后，明确了对于地方性机构，银监会仅对法人机构的新设筹建、市场退出、重组改制和破产重整进行审批，其他市场准入权力下放给各地银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商行联动监管工作的指引》更是将监管工作细化到为每一家城商行发展水平一一“画像”，针对城商行存在问题，为地方监管机构开出解决“药方”。凌敢表示：城市银行部将重点关注系统性风险提示，更多开展对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和引领，加大沟通和协调；各地方银监局则对辖内城商行实施个性化监管，并对存在问题进行梳理总结，督促逐条解决。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对城商行实行联动监管，加强了上层指导力量，更加专注于对城商行监管工作的宏观整体研究和把控，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了地方监管机构积极性，从微观层面观察城商行实际经营情况，更有利于结合国家区域规划和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制定出贴合实际的监管政策，监管有效性和针对性得到进一步增强。

“扶优限劣”：增强创新驱动发展能力

实施中央地方联动监管，不仅契合了城商行地方法人的现实特点，也为城商行开展创新预留了空间。2015年城商行年会，监管部门首次提出“扶优限劣”的监管原则，支持做优做强，将创新驱动作为城商行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引擎。

对管理能力强、经营业绩优的城商行，鼓励积极创新，实现率先发展；对经营管理不佳、风险状况较差的城商行，督促逐步达标、稳步提升，尽快实现稳健发展；对高风险城商行，果断采取措施，推动平稳退市，拆除风险点。通过分类监管、正向激励，引导其苦练内功，增强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主动化解高风险。

“扶优限劣”是“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监管原则在监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而这个原则，早在2004年就已写入首份城商行发展全景规划蓝图——《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根据城商行群体中机构发展情况高低不一、良莠不齐的实际情况，分类监管是现实而有效的选择。

“扶优”方面，支持创新将唱主角。近年来，为适应业务发展需要和满足客户金融需求，城商行在资本补充、跨区域经营、综合化特色化经营等方面积极开展探索实践，业务创新速度较快、种类较多，部分创新业务也亟需得到监管方面的规范引导和政策支持。在资本补充方面，银监会副主席曹宇明确表示，将支持银行通过引进合格股东进行增资扩股，以及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在境内外上市融资，包括在新三板上市。这无疑给那些苦苦守候在A股、H股甚至是新三板等待上市的城商行，打入了一剂强心剂，通过公开上市增强资本实力、提高抗风险能力变得更加可期。银监会城市银行部主任凌敢表示，将在城商行收购兼并、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资产证券化、股权激励、员工持股等政策方面加强研究、协调和推进。

“限劣”方面，重点关注高风险。风险总是与创新相伴相行。作为城商行监管的重中之重，首要任务依然是防范信用风险。此外，随着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以及互联网金融、大资产管理和企业融资多元化等挑战日趋严峻，流动性风险愈加得到关注和重视，监管部门明确表态将支持探索建立流动性互助机制安排。在风险处置手段方面，除了继续使用传统的不良核销、开展压力测试、加大风险排查等手段化解、遏制重点风险以外，监管部门还有意加大对高风险行的市场化处理，如支持兼并重组高风险行，实施困难行帮扶计划，帮助高风险行及时化解风险等。

先行先试：“领头羊”计划将成重要抓手

“对于需要城市银行部研究准入的推进事项，我们将积极研究，有序推进，‘领头羊’优先考虑。”凌敢口中的“领头羊”，指的是银监会今年推出的“领头羊”计划中的12家城商行，包括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河北银行、哈尔滨银行、上海银行、浙江泰隆银行、徽商银行、郑州银行、东莞银行、重庆银行以及西安银行。

“领头羊”计划的监管思路与“扶优限劣”一脉相承。据了解，此次根据综合实力、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产品创新、特色业务、支农支小、资本管理和区域带动等八项指标，并结合2014年度监管评级结果，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的12只“领头羊”，将在探索创新、化解风险等方面先试先行，并给予一定的试错度，或成为实施“扶优限劣”监管理念的重要抓手。

一只手抓“领头羊”做优做强，另一只手抓高风险守住底线，用分管城商行监管工作的银监会副主席曹宇的话来说，“通过‘抓两头带中间’，强优扶困，实现城商行整体竞争力和风险抵御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说，推出几只“领头羊”不是目的，“领头羊”带领“羊群”一起前进才是目标。对此，曹宇副主席形象地形容，“支持做优做强，不是培养几朵鲜花供人参观，不是搞政策洼地，更不是给个别银行吃小灶。”一方面，充分发挥领头羊示范带头作用，另一方面，总结交流，适时推广领头羊工作经验，通过传帮带，最终实现城商行群体的整体快速发展。

城商行数量众多，发展不一，不可能按照一个路子发展，这一点得到了业内人士的普遍认可。对于监管部门推出的“扶优限劣”监管思路以及“领头羊”先试先行计划，一位城商行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领头羊”以及先试先行只是手段，银行不会太在意自己是不是“领头羊”，相反，练好内功积极争取政策支持才是根本之道。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5年第11期，原标题：城商行：超越二十年探寻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