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一文的五大硬伤
《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一文的五大硬伤 | 观察
导读
《辽宁日报》刊发的文章《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该文展现的事实部分和议论部分都没有遵循新闻语言的相应规范。从专业角度来看,该专题有五大硬伤,刺猬公社带你一起思考该文在表述精度、用词规范、数据使用、逻辑思路、引用规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注:全文仅见于2014年第22期《新闻界》,敬请关注。)
11月13日,《辽宁日报》推出了专题《大学课堂上的中国》特别策划第一期,主稿标题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以下简称“《老》文”),署名为“本报编辑部”。该文认为,“中国成为大学课堂负面典型的案例库”,“呲必中国”,“大学课堂上的中国随意被抹黑,一些老师在讲台上牢骚失控,这不是偶然的现象”,文章呼吁大学教师“别把中国当做靶子,随便拍打,随意责骂”,“在你们发表看法的时候,请注意语气和分寸”等等。
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所言,作为媒体,《辽宁日报》拥有调查社会现象和舆论监督的资格。笔者也认为,说《辽宁日报》不懂大学实际情况、无权置喙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从文体上看,《老》文夹叙夹议,既不像消息、通讯,也不像系列、连续或组合报道,更像是一篇新闻评论。然而,遗憾的是,这篇文章立论的依据,即《辽宁日报》声称的“派出记者奔赴5座城市20多个高校,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听了近百堂专业课,整理近13万字的听课笔记”,在文中没有任何具体呈现,从而使立论基础显得相当飘渺。
更令人遗憾的是,即使算是一篇新闻评论,无论是文章展现的事实部分还是议论部分,都没有遵循新闻评论语言的相应规范。从专业角度来看,该专题有以下五大硬伤。
1
新闻语言有自己的规范要求,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精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夸饰和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给受众造成歧义。要“言之有物、物有所指、指称得当”。
在该专题《编者的话》中,《辽宁日报》声称“在策划推出之前,我们在省内外几大高校中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调查,在各个学科老师和学生中间召开了7场座谈会”。很难想象,以中国大学门类之全、学科之多,7场座谈会能涵盖“各个学科”,文章想以这种方式来体现调研的全面性,表述上却有以偏概全之嫌。
想要展现全面性的,不止这一处,《老》文称:“辽宁日报的记者奔赴东西南北中,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听了近百堂专业课。大家被老师们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自觉的责任意识所感动。”
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城市跟“东西南北中”如何对应,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实在没明白上述哪座城市位于中国西部。笔者并不是刻意钻牛角尖才注意到这点,而是因为这是作者为了展现调研地域的广泛性而做的表述。作为建构全文观点的基础性文字,作者在表述时需要更加精益求精。
这一段话中,“大家被老师们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自觉的责任意识所感动”也不是精确表达,“大家”无疑是指《辽宁日报》奔赴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的记者,但是,是所有记者都被感动了吗,还是只有一部分?他们确实都是被老师们渊博的专业知识等因素感动了吗?还是其中有记者被代表了?
一个老编辑告诉笔者,他从不会让“异口同声”、“众口一词”这样的词出现在报纸上,因为从现实角度衡量,这种全称判断(断定某类事物中每一个对象都具有或不具有某种性质的判断)是很难成立的。
《老》文中还有一句:“有的老师传递肤浅的‘留学感’,追捧西方‘三权分立’,认为中国应该走西方道路;公开质疑中央出台的重大政策,甚至唱反调;片面夸大贪污腐败、社会公平、社会管理等问题,把发展中的问题视为政治基因缺陷。”
“贪污腐败”是问题,笔者对此没有疑问;而“社会公平”、“社会管理”是中性词,怎么会是“问题”呢?很明显,此处用“片面夸大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社会管理不善等问题”才比较恰当。
2
文章开头已提及,《老》文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摆事实、拿证据,虽然声称去5城市听课的多路记者“整理近13万字的听课笔记,大致概括出‘大学课堂上的中国’三类问题”,文中却没有一处例证,几乎全都是在做判断、下结论、提建议。
《老》文中这么表达:“对党的创新理论不屑一顾,动辄把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归结为理论的失败„„把社会上的顺口溜和网络上的灰色段子当做论据,吓唬学生‘社会险恶’,劝导学生‘厚黑保身’。”
什么叫“不屑一顾”?什么叫“动辄”?“吓唬”是怎么进行的?
这些表述都违背了新闻表达的相关原则:应使用具体的名词和生动的行为动词;避免滥用形容词,避免用大量副词修饰动词;避免在报道中做判断和推论,让事实说话。
更关键的是,这些表述都是相关媒体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引述第三方中立客观的观点,因此,相关媒体在做这些表述时的首要责任,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呈现证据即做这种表述,在用词上违背了新闻表达的原则。
比起模糊地讲有些教师在课堂上喜欢“吓唬学生‘社会险恶’,劝导学生‘厚黑保身’”,如果此处有明确信源,比如,某大学某教授认为,会比媒体自己跳出来下结论要中立客观得多。
3
国内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总会出现很多数据使用问题,这篇文章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比如,《老》文中写道:(辽报微信公众号)后台共收到300多个微故事。一位叫Kiko的大学生的留言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说:“不知从何时起,说中国坏话、骂这个社会成为了时尚,我们一个老师,逢课必讲‘瞧瞧人家国外’。案例教学时,负面的例子全是中国。如果中国真像老师们讲得这么灰暗,我们毕业之后将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这个社会?谁来给予我们建设这个国家的信心和力量?”
此处只提及一个学生有这样的反映,然而,《辽宁日报》官方微信却称:“在后台共收到300多条留言。不出辽报君所料,许多留言中都反映,在大学课堂上说中国坏话、骂这个社会成为了时尚,逢课必讲‘瞧瞧人家国外’成为普遍现象。”
“一位”变成“许多”,两篇文章都是《辽宁日报》发出的,不知道哪个才是真实数据。
《老》文提到:“中国成为大学课堂负面典型的案例库,这是个别,还是普遍?我们用新媒体手段做了调查,结果80%以上的大学生表示碰到过课堂上‘爱发牢骚’的老师,对国家和社会的‘描黑’让学生们都看不过去。法律、行政管理、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尤为突出。”
新媒体手段到底是何手段,这是《辽宁日报》最应该告知读者的,因为读者有权利知道调查的取样方法和过程,以此判断结论是否严谨。但很遗憾,这方面呈现付之阙如。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网络时代后,有很多所谓的新媒体调查手段,结果却往往只是挂在某个网站上的一个网络小调查。笔者曾撰文指出网络调查的缺陷:从统计学来说,在网站上所做的调查,可被称为“自发性回应样本”型调查,愿意接受调查的人,通常是对某个议题有强烈感觉、尤其是负面感觉的人,所以他们常常才会不嫌麻烦地去回应。
这样的“自发性回应样本”型调查也经常会制造闹剧。许多人可能还记得2004年杜蕾斯公司宣布的该年度“全球性调查报告”,结论竟然称:“世界范围内,每人平均拥有10.5个性伴侣。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数最多,为19.3人。”杜蕾斯公司就是使用的网络调查,结论之荒谬不言自明。
所以,读者难免要对《老》文中的“80%”打个问号。
4
一篇文章要想站得住脚,需要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表达畅达,《老》文从形式上看,是在做新闻论证,其论题相当于推理的结论,其论据相当于推理的前提。从过程上看,新闻论证一般先有论题,然后用论据证明论题的真实性,新闻论证要求论题和论据必须真实。
《老》文由于没有充分展示论据,所以用论据证明论题的真实性过程也同样缺位。不仅如此,文中还有不少逻辑打架之处,引用原文试举一例:
应该怎样在大学课堂上客观准确地讲授中国?如何把光明的心态跟专业的知识一起传授给学生?怎样在回答重大社会问题的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求教于老师时,不管是博导、教授,还是讲师、助教,主流的回答都是旗帜鲜明的:不能这样!但也有老师如此质问:
“课堂怎么讲老师说了算,你能干涉我的学术自由吗?”
„„
“一个普通的张三李四是可以这么质问的。但亲爱的老师们,因为你们职业的高尚,因为大学课堂的庄严和特殊,请不要这样讲中国!”
在这里,被质问的对象明显是“把这些问题求教于老师”的“我们”,意思的方向应是“亲爱的老师,你们不是普通的张三李四,不能这么质问我们”,谁承想,作者竟变成了呼吁“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这明显是逻辑问题:在叙述某件事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叙述另外一件事,与原主题没什么关系,甚至“风马牛不相及”。
《老》文开篇即称:“因为特殊的职业身份,老师不再普通,也不能普通。你们不是在公园的人群中随意褒贬时事的那个人,更不是在虚拟的互联网上灌水拍砖的那个人。课堂上两个小时讲授的内容,比不得酒桌上面红耳热的谈资,也比不得信手转发的一条微信。”
作者在这里把老师跟“公园的人群中随意褒贬时事的人”和“在虚拟的互联网上灌水拍砖的那个人”对立起来,但后两者有什么问题吗?究竟是违法了还是违规了,或者老师跟他们一样,是否就违背职业道德了?如果都不是,那这样对比的逻辑基础在哪里?很明显,这里违反了不矛盾律。
同样,“课堂上两个小时讲授的内容,比不得酒桌上面红耳热的谈资,也比不得信手转发的一条微信”,讲课内容跟后者究竟在何种层面上作对比,丝毫看不出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5
此文最大的遗憾,是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却找不到一个哪怕显示匿名接受了采访的被采访者,消息来源含混不清。而按照新闻操作的规范而言,稿子中所引用的材料,包括引语、数据、事例等必须做到准确可靠。
比如:但也有老师如此质问:“课堂怎么讲老师说了算,你能干涉我的学术自由吗?”这个老师来自于哪个地区,哪所学校,教什么专业课,记者是什么时候提问的,获得的回答是否符合该老师的整体表达意思,文中完全没做任何交代。
新闻作品中采用直接引语的时候,并不能保证读者看到的话语是原原本本的消息来源,如果再不交代话语的来源,其真实性将大打折扣。本来,引述者就有权挑选某个人的话或某些话放入报道中,报道者在选择时会渗入了主观态度从而影响了新闻表达的客观性。如果还缺乏具体来源,很容易让受众怀疑直接引语根本就不是出自被引用者之口, 而是由记者代劳。
文中还有不少引用,从新闻规范上来说,是不合格的,比如,“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的职场人天天发牢骚,生活越来越好,牢骚却越来越多。”这个调查是哪家机构做的,什么时候发表的,调查了多少人,是怎么调查的,作者没做任何介绍,因此可信度大为受损。
文中还有一些这样的表述,比如,“心理学家说,抱怨是人的本能。”这是具体哪一位心理学家说的,还是所有心理学家的共识,作者未作交代。“文学家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伟大的生活原则,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这句话由文学家而非教育家说出,本身就令人足够惊讶了,作者仍然没有交代出这句话的出处。笔者多方检索,也未能检索到这句话的原始出处。
在笔者看来,一篇意在引起广泛社会警醒的文章,却存在这么多的硬伤和纰漏,以致论点是否成立都备受质疑,这不得不说是新闻业务上的重大教训。
参考文献:
胡华涛:《隐蔽的错误:新闻写作的逻辑问题举隅》,《新闻与写作》,2012.1
周晓红:《直接引语: 间接的意识形态——对两则新闻语篇中直接引语的批评性分析》,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1期,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