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洛阳发展的关系
丝绸之路与洛阳发展的关系
他们说：
孙英民(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 ：河南不仅是丝绸之路开辟、发展繁荣的见证者，还是保护和传承的坚定实践者。河南将抓住申遗成功和欧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历史机遇，切实加强遗产保护和宣传工作，把河南优秀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成果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王阁(洛阳大遗址保护办公室主任):现在申遗成功了，我们前期的努力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但这只是暂告一个段落，我们的保护工作还将更重，还需要我们继续长期不懈努力，共同保护好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传承子孙后代。
唐代时，洛阳是胡人云集之处
去年国庆档热映影片《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中，神都洛阳的南市附近是热闹的胡人区，这在历史上也是真实存在的。据记载，唐代时，洛阳是胡人云集之处，与南市毗邻的建春门附近，胡人部落曾盛极一时，“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袄神庙”。
2014年1月9日，龙门石窟研究院对外宣布，在龙门石窟西山红石沟北崖，发现一处唐代“景教”瘗(yì) 穴——唐代基督教信徒的“墓地”。
“景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派的一支，被视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资料显示，其形成于公元4世纪下半叶至5世纪上半叶的东罗马帝国，其创始人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聂斯脱利，曾因神学问题的分歧，被基督教法规和罗马帝国法律认为是“异端”。
据载，大主教聂斯脱利死后，其信徒辗转流亡到了波斯，并以波斯为圆点不断辐射向周边地区，唐代时，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国。
陕西西安所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记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 ，波斯人阿罗本自波斯来华传播景教。太宗下诏在长安兴建波斯寺(后易名大秦寺) 。
早在2006年，洛阳已出土了被学术界誉为世界级文化发现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石刻——八面体石棱柱，经幢底部残损，但大部完好。残存部分字迹清晰，上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1部，《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1篇等。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经幢的上端分别雕有十字架符号及“天神”形象。
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焦建辉介绍，目前发现的景教遗物有新疆高昌景教写经和壁画残片、敦煌景教写经与绢画、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及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景教遗迹则有新疆高昌寺院遗址，时间大概为公元9至10世纪，均分布在丝绸之路的沿线。
有专家认为，龙门石窟发现的景教遗迹与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一起，构成唐代景教的最重要遗存，也再次佐证了洛阳是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事实。
洛阳曾出土各种与丝路相关的文物
两汉至隋、唐，大量西域使者、商人、僧人经丝绸之路来到洛阳，被称为“胡人”。在洛阳出土的众多陶俑中，胡俑的数量非常多。他们深目高鼻，络腮胡子，头戴尖顶毡帽，脚穿长筒靴，或怀抱西域乐器，或手牵骆驼，形象非常独特。
一些西域人来洛阳经商、生活、定居，甚至死后就葬在了洛阳。在洛阳出土的墓志中，不少就是西域人的，如车师国王儿媳鄯月光的墓志、鄯善国王子鄯乾墓志等。
在洛阳出土的唐三彩凤首壶、龙首杯、鸭形杯、高颈瓶等，都是仿西域金银器烧制而成的。而数以百计的背驮丝绢、绸布的三彩骆驼，则是当时丝绸之路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
还出土有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和东罗马帝国福克斯时期的金币，1971年在关林一座唐墓中出土的玻璃瓶也是从外国输入的。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洛阳与西域诸国的密切关系，反映出洛阳在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龙门石窟作为当时社会各阶层发愿造像的集中地，这些西域胡人或其后裔与龙门石窟互动频繁，石窟内即有多例石、安、康、曹、史、何等胡姓功德主造像记。
骆驼蹄印的佐证
洛阳高铁龙门站不远处，林立的高楼间，巍峨的定鼎门矗立于河洛大地，碧水环绕。
定鼎门始建于隋大业元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是隋唐洛阳城外郭城的正南门，隋时称建国门，唐代李世民攻破洛阳城后被改为定鼎门，先后历经隋、唐、五代，一直沿用到北宋末年。
“现在看到的这座城门建筑，是我们为原址保护定鼎门遗址而建的仿唐代风格的保护房，相当于一个保护罩。”洛阳大遗址保护办公室主任王阁说，真正的定鼎门则在地下。
2007年，在发掘定鼎门遗址的同时，在门址的前方还发现了90米宽、南北走向的唐代路面，路面上清理出了密集的车辙、动物蹄印、人的脚印等，昭显着这里曾经的喧嚣和繁华。
然而，一些巨型蹄印却让发掘人员疑惑不解，“直径大概20厘米”，有人推测，可能是牛，也有人推测可能是传说中的“汗血宝马”。
“最初也只是和中原地区常见的动物进行比对，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符合的。”王阁说，直至一次在动物园看到骆驼，激发了发掘人员的灵感，经过比对，确认是骆驼蹄印，神秘蹄印的谜团方被破解。
也再次佐证了，“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胡商贩客，日奔塞下”，那些历史典籍中所记载的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城市洛阳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