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的现实意义
“仁”的现实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中国的大圣人和至圣先师，其伦理思想最突出之处在于以“仁”为核心，并且把“仁”的思想与人生境界和社会理想紧密联系，使人的处世以及社会运行有了基本的依据，从而为我们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的实现成为可能。同时我们也应该思考孔子思想对现实的意义。
一、孔子“仁”的思想形成的背景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春秋末期鲁国人，是从宋国逃出来的殷遗贵族的后裔。《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说：“而丘也，殷人也。”司马迁在《史记》中又说：“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在当时重宗法制度的春秋时期，“野合”意味着什么？以上的生平介绍显示，孔子的幼年是不幸的。孔子也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孔子幼年所饱尝的人间的辛酸和苦难，以及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国家的文化环境，都潜藏着孔子后来形成其“仁爱”思想的契因和社会根源。
孔子的生平活动正处于我国奴隶制度解体，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最显著的社会特征是：政治统治权力正从周王室向诸侯公室再向大夫下移，周王室微而礼乐坏，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都极力从道德上寻找根据，并把道德作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同时，这一时期又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文化高潮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促进了文化思想，理论的大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伦理道德思想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孔子是这一时期的第一个思想家，也是上一个时期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孔子“仁”的思想的确立，与孔子所诞生、成长的鲁国的社会环境也有密切的关系。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是当时奴隶制的文化中心，保存着丰富的宗周典籍和完整的文物制度。鲁国的文化环境陶冶了孔子对周文化传统无限景仰的感情，他说：“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进而，孔子通过“好古，敏以求之者”的精神《论语·述而》，饱览鲁国保存的丰富的文化历史典籍，从中获得了一种极为清晰的历史感和一种历史眼光，同时，对殷周以来由宗教而道德的传统道德进行损益，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仁”的思想，并通过“明知不可为而为”的践行方式一生致力于绵延这种后来被称为华夏民族精神的思想，即一种以共同的，一般人的“人”，为根源的统一基础的“仁”的精神。最终他创建的“仁”的这种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这样，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主体的理论形态就在孔子这里形成了。
二、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三、孔子“仁”的思想对现实社会的影响
孔子“仁”的的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民族共有的家园，在中国历史上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的大变革和转型时期。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在这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社会潜藏着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为了实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孔子“仁爱”的思想有着可资借鉴的重要价值。
孔子主张“爱人”的思想是从自然之道为出发点，联系社会实践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与人生所应当遵循的道的标准。在孔子看来，由于虚荣，人们会争强好胜，逞能好斗；由于利益，人们会使用不当的心机和行为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都是使得社会人际关系紧张的因素，也是使社会失去和谐的根本原因。如果人们在社会中都能遵“道”（即仁道）行事，淡薄名利，社会的纷争势必减少，社会必将趋于和谐和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又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社会理想。它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体现着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根本利益，这就是当今社会之“道”。
当今社会拜金主义盛行，一些人见钱眼开，斤斤计较蝇头小利，甚至泯灭良心，把金钱利禄视为人生的全部内涵。什么理想、道德、精神追求，全被他们抛在脑后。现代社会中黄、毒、赌的丑恶现象屡禁不止，就因为这些人心理上的道德防线崩溃了，道德意识淡薄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每况愈下，道德危机突显，各种社会冲突接踵而来。因此，重新唤起道德追求，抵制物欲的侵袭，高扬道德理性和仁爱精神，不仅可以促进人们对道德价值的认同，而且可以促使人们道德习惯的养成，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为构建和谐社会夯实道德基础。
由于一些先天的和后天的条件的限制以及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当代社会出现了弱势群体。大量弱势者的存在，如果由于他们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缺乏社会的关爱，那么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势必会更加下降，对社会的认同感也会随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也很难处于和谐之中。孔子认为，所谓“仁”，所谓“爱人”，最主要的就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要把其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当作与自己同样的人来看待，并以自己的愿望、欲求去理解别人的愿望和欲求；当我们自己有什么要求和欲望的时候，总要想着我们周围的人以至于所以的人也都有这样的欲望和要求，因此，在满足自己的要求和欲望的时候，就应该也想着使别人满足同样的欲望和要求；同样，如果我不喜欢不愿意别人所加与我的一切，就绝不要以这类事情去强加给别人，由此可见，爱人之道在于尊重别人，关爱别人，由此及彼，推己及人。
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援助，是遵道、实现仁爱的行为，也是维护社会公正和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社会只有在关爱了弱势者，满足他们的平等愿望，使他们受到公正的对待，社会才可能和谐。从而为社会和谐提供一种现实性保证。东西方的发展历程证明，东西方的价值观有很大差异。西方社会强调个人的价值，东方则更注重强调群体的和社会的价值。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家庭是构成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家庭的和睦与否是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孔子的“仁爱”思想内涵了勤奋、诚实、孝梯、忠怒、节俭等相辅相成的伦理观念。这些伦理观念在当时促进了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协调，对维护当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尽管在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潮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现代化社会，改变了以往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了市场经济，人们普遍追求经济利益，忽视道德的建设和价值，导致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性淡化，道德冷漠，人类爱心荒芜，这一切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是背道而驰；但我国仍然保持的传统的代代相传的孝顺父母和尊敬老人的风尚以及特别重视礼节和道德观念的优良传统。当今社会通过有效的治理达到和谐同一，是中国优秀传统精神与现代精神的有机结合的结果，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