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八百里"之说辨正

　　摘 要：梁山泊方圆“八百里”之说因《水浒》的流传而举世皆知；但是，事实上该说法既不见载于宋元地理志书，亦非古代小说家的原创，而是由从《涑水记闻》到《事文类聚》等五本宋人笔记对一则材料的不断传抄讹变而来。现利用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方法，先还原文本讹变的发生过程并分析其原因，再针对该则材料中两个要素的历史背景――即熙宁时人对《农田水利利害条约》的评价，与王安石、刘��二人的交恶――进行考证与讨论，最后指出：“八百里”之说绝不可作为开展历史地理研究时的依据。 　　关键词：梁山泊 八百里 宋人笔记 讹变 王刘交游 　　中图分类号：K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1-46-51 　　一、《水浒》中的梁山泊“八百里”之说及其影响 　　元末明初，施耐庵和罗贯中著《忠义水浒传》，小说里以“八百里”来形容梁山泊水域大小的场景共有六处。列引如下1： 　　第十一回有两处。柴进向林冲介绍说：“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是宛子城、蓼儿洼。”此后朱贵引林冲上梁山，林冲的第一感觉是，“见那八百里梁山水泊，果然是个陷人去处。但见山排巨浪，水接遥天”。 　　第三十五回有一处。宋江向秦明、王矮虎等人介绍说：“自这南方有个去处，地名唤做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宛子城、蓼儿洼。” 　　第四十四回有一处。戴宗对邓飞、孟康等人介绍梁山情况：“八百里梁山泊如此雄壮，中�g宛子城、蓼�和荩�四下里都是茫茫烟水。” 　　第七十八回有两处。开篇赋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周回港汊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东连海岛，西接咸阳，南通大冶、金乡，北跨青、齐、兖郡。”后高俅要征讨梁山，上奏说：“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非仗舟船，不能前进。” 　　在这六处“八百里梁山泊”的描写中，除有对水面广阔、山寨地形险要的描写外，还涉及州县地理和交通大势。明清时期，《水浒》影响极广大，“八百里梁山泊”之说因之名扬天下；乃至后世不修《宋史》、不识沿革地理的文人对梁山泊的大小提出质疑时，总会引用《水浒》之说：1660年前后，清代某寿张令欲修地方志，直言“梁山泊仅可十里，其虚言八百里，乃小说之惑人耳！”2直到1934年，李素英写《大野泽的变迁》，还引《水浒》中“梁山泊方圆八百里”之语，认为“正和《元和志》所言‘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的话合拍”。1 　　查阅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以及元代的《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和《宋史・地理志》，均不见“八百里梁山泊”之说，可见“八百里”这个数字绝非来自地理志书的确切记载。由此来看，后世未详细考证者认为《水浒》开此说之滥觞，也情有可原。但事实上，施耐庵和罗贯中也只是拾人牙慧，“八百里梁山泊”之说绝非其首创，《水浒》成书前的三个多世纪中已经多次有人论及。在此，有必要对其来源进行详细考证。 　　二、从《涑水记闻》到《事文类聚》：五本宋人史料笔记中的讹变 　　考其根源，梁山泊“八百里”之说源自“刘贡父（按即刘��）好滑稽”的一则典故；仅有宋一代，就至少有五本著作收录了该材料，包括司马光《涑水记闻》、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江少虞《新雕皇朝类苑》、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以及祝穆《事文�聚》等，可见其流传之广。先将司马光《涑水记闻》的原文引录如下： 　　“集贤校理刘贡父好滑稽，尝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献策曰：‘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余顷，但未择得便利之地贮其水耳。’介甫倾首沈思，曰：‘然。安得处所贮许多水乎？’贡父抗声曰：‘此甚不难。’介甫欣然，以谓有策，遽问之。贡父曰：‘别穿一梁山泊，则足以贮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2 　　司马光所记的这则材料中，核心人物是刘��，即《资治通鉴》的副主编之一，他以“爱谐谑”、巧言讥讽他人而著称。在此基础上又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有人向王安石献策说“把梁山泊决干，可以得到良田万余顷”。二、献策者被诘问“梁山泊之水应该放到哪里去”。三、刘玢讽刺说“可以再凿一个梁山泊出来储存这些水”。 　　据邓广铭的评价，《涑水记闻》的史学价值很高，体现在其所记材料的原始与真实性上： 　　“《记闻》一书，是司马光平时把他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一些与国家的军政大事、或历代皇帝、或文武大臣、或朝章政典、或契丹、西夏等有关事项，随手记录下来，以备将来撰写《通鉴后纪》之用的。”3 　　同时，司马光仅比王安石年长两岁，刘��作为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助手，二人长期共事，关系很密切。因此，司马光所记的这则材料，很可能是由当事人直接告知的。在《涑水记闻》的版本中，涉及梁山泊面积的只有“涸之可得良田万余顷”，而无“八百里”之确数。但是，在成书时间晚于《涑水记闻》的几本著述中，对该材料的记载在大意上非常相似，细节却不断讹变，直至出现了“决梁山泊八百里以为田”。下面以史料还原其真相。 　　对于《涑水记闻》的成书时间，邓广铭云：“司马光这部随手记录的杂记，不但司马光本人在世时不曾加以整理、编次和刻印，在他身后，直到北宋灭亡，也还是没人加以整理、编次和刻印”，但是他征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绍兴六年（1136）的一段记事，证明在司马光去世的元佑元年（1086）之前，“在社会上已经广泛地流行着它的一些传抄本”。4因此，元�v年间成书的一些史料笔记就已经开始引用、转录《涑水记闻》里的一些材料。以其中比较早的一本《渑水燕谈录》为例，同样收录了这则“刘贡父好滑稽”的典故，原文为： 　　“往年士大夫好讲水利，有言欲涸梁山泊以为农田，或诘之曰：‘梁山泊，古钜野泽，广袤数百里，今若涸之，不幸秋夏之交，行潦四集，诸水�p入，何以受之？’贡父适在坐，徐曰：‘却于泊之傍凿一池，大小正同，则可受其水矣。’坐中皆绝倒，言者大惭。”1 　　《渑水燕谈录》成书于元佑四年（1089），刊刻于绍圣二年（1095），作者王辟之生活在北宋中期的英、神、哲宗三朝，做了三十多年的 州、县官，按他本人的说法，该书所记皆为他在任上亲身听闻的“闲接士大夫谈议”，即知识分子有关朝政、同僚、文史、艺术的议论，因此大部分内容都很翔实2。王辟记载的这则典故，与《涑水记闻》版本的核心人物、三个要素都完全相同，行文却大相径庭，不像是从《涑水记闻》抄过来的。考虑到《渑水燕谈录》的成书与著者的官衔、交游状况，真实的情形应该是：王辟之写作时，并未真正看到坊间流传的《涑水记闻》传抄本，但告诉他这则材料的人确实是看过的，并且在以“刘贡父好滑稽”为核心的讲述中，把三个要素完整地转述了出来；王辟之觉得值得一记，就按照自己的文字进行了记述，并且加上了“梁山泊，古钜野泽，广袤数百里”之语。毕竟，王辟之常年作为地方官员，年岁差的又多，不太可能从王安石、刘��、司马光等人的交游圈子中得到第一手的资料。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即位的高宗命赵鼎谕范冲编类《涑水记闻》，绍兴六年（1136）八月，整理完毕呈缴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建州的书坊开始以《司马温公记闻》之名私刻此书3。同年，江少虞所著的《宋朝事实类苑》成书，也收录了这则“刘贡父好滑稽”的典故。江少虞有感于北宋太平之美，为保存事实，给当时和后世提供借鉴，同时弥补前人记载北宋事实“零散琐碎之失”，将散见于群书的北宋历朝史事逸闻分门别类汇编成一书。后世评价《宋朝事实类苑》的辑佚和校勘价值高，就在于其征引确凿，真实保存了所引材料的原貌4。江少虞录“刘贡父好滑稽”照引自《渑水燕谈录》，并注明出处5，因此《宋朝事实类苑》中的典故可以与《渑水燕谈录》视作一个版本。需要指出的是，《类苑》颇受时人欢迎，刊行之后立刻流行开来；南宋文献中不乏当时人阅读《类苑》的记录，可见其影响之广。 　　因此，到了邵博《邵氏闻见后录》成书的绍兴二十七年（1157），《涑水记闻》、《渑水燕谈录》与《宋朝事实类苑》已经同时在坊间流传了多年。《闻见后录》也记载了这则典故。原文为：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予以与优旃滑稽，漆城难为荫室之语合，故书之。”6 　　已有的三个版本中，核心人物刘��和剧情的三个要素都完全相同。仔细比较，邵博更像是将《涑水记闻》与《渑水燕谈录》的版本综合了起来，并且进行了一些发挥――将《涑水记闻》的“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余顷”与《渑水燕谈录》的“梁山泊，古钜野泽，广袤数百里”，改成了“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并且刘��的“别穿一梁山泊”改成了“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邵博如此发挥的动机其实也可以理解，古代文人著述，习惯彰显自己对历史掌故的熟悉：所以王辟之为司马光的“梁山泊”加上注脚“古钜野泽，广袤数百里”，以显自己对地理志书很熟悉；而邵博更是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大野泽“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出发，直接换算为梁山泊方圆“八百里”，才有了“梁山泊八百里水”的说法。据此看来，邵博为后世“八百里梁山水泊”之说的始作俑者，实为无误。 　　在南宋灭亡之前，这则至少已经被三部史料笔记记载过的典故继续流传，祝穆在《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十的“性行部”，也将其收录，并冠以“嘲好水利”之题目： 　　“王荆公好言水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湖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湖，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予为类优旃滑稽，漆城难为荫室之语，故书之。”1 　　北大图书馆的沈乃文曾经对《事文类聚》的成书做过考证：同居住在建阳的朱熹家族一样，祝穆家族曾在建阳这个大规模的书籍生产集散地从事刻书和卖书，以获利作为家庭经济来源的一部分。祝家刻过《方舆胜览》，《古今事文类聚》的前四集成于理宗淳�v六年（1247）腊月，当时祝穆约五十岁，自叹“今老矣”；但祝穆生前可能只刻了前集，而其子祝沫可能在度宗咸淳三年（1267）刻了后、�m、别集2。也就是说，祝穆记载这则“嘲好水利”的材料时，至少比邵博《闻见后录》成书晚了九十年。祝穆家族世代以藏书、刻书、卖书为业，对邵博的《闻见后录》肯定是见过的，祝穆不客气地照录了《闻见后录》的故事版本，只是将“决梁山泊八百里水”改成了“决梁山湖八百里水”。再后来，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和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广泛流传，“八百里梁山泊”之说终于被施耐庵、罗贯中采纳。 　　三、熙宁《农田水利利害条约》与王刘交游：对典故的背景补充 　　“八百里梁山泊”的由来和讹变虽然已经解释清楚。但作为补充，本文还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这则典故，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时不曾采用（《长编》全文录《记闻》的材料多达二百一十三条3），而如此多的宋人史料笔记却纷纷转引、收录，这是为何？ 　　再次回到对材料文本的讨论上来。前引五本宋人笔记中，该典故的剧情要素完全相同，最关键的两个环节便是“王荆公好水利”与“刘贡父好滑稽”：因为王安石“好水利”（即淤灌和放淤改土、围湖造田等，详见下文），所以会有客人或幕僚投其所好、献策涸干梁山泊；而刘��向来“好滑稽”，抓住机会发挥自己的个性，对“决梁山泊以为田”的献策者出言相讥，暗示其建议愚蠢、不可行。司马光对这两个环节并非偶然、随意记载，而是借此反映王安石、刘��的性格特征，以及他（或时人）对王安石颁布的熙丰《农田水利利害条约》的认识。宋人笔记虽然专注“搜集历朝史事逸闻”，却往往认为给自己提出“保存史实，为当世和后世提供借鉴”的要求，自然对这种信息量极大的材料不会漏记。 　　首先讨论“王荆公好水利”的历史背景。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即王安石入朝辅政的第一年，《农田利害条约》作为变法的重要内容正式颁布。全文共一千余字，收入《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七之二八；熙宁三年（1070）又对《农田利害条约》进行了补充，全文录入《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二�至二一。从地理分布上，熙丰农田水利法的实施可以分成“灌溉型”、“淤田型”和“干旱半干旱垦荒型”三种4，很快形成了“时人人争言水利”5、“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6的局面，熙宁三年（1070）到九年（1076）全国范围修水利工程“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7。尤其是北方的放淤改土行为，规模空前，成为古代农田水利史上的大事，明、清两朝多次效仿。 　　从熙宁二年（1069）开始，王安石组织在汴河放淤，开发两岸万余顷不耕之地。熙宁六年（1073）夏天，侯叔献等大引汴水淤灌开封一带闲田，竟将汴河引干，无法通航，在王安石的干涉下，侯叔献未受任何处罚。到了九月，朝廷反而赏赐侯叔献淤田十顷，以奖励其主持淤田之劳。为了适时淤田，朝廷甚至批准汴渠“权罢漕运再旬”。8由此可见，“时人人争言水利”之风到了什么程度。熙宁九年（1076）变法失败之后，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条约》也遭到了抨击，被称为“劳民而无功”、“费大而不效”等，不一而足1。司马光作为变法的反对者与政治斗争的胜利者，记载下“王荆公好水利”的典故，其实饱含着对王安石及其门客的讥讽，所以到南宋祝穆《事文类聚》收录这条材料的时候，才会直接冠以“嘲好水利”的题目。 　　其次，讨论“刘贡父好滑稽”的历史语境。刘��（1023-1089），字贡父，号公非，临江新喻人。进士出身，任国子监直讲。司马光修《通鉴》选为助手，专职两汉；后因反对变法，斥通判泰州，旋又起知曹、亳、兖等州，后又黜监衡州盐仓。元�v元年（1086），召用旧党，起��知襄州，入为秘书少监，改知蔡州，后又拜中书舍人，卒，年六十七。刘��与兄敞，兄子奉世并称三刘，曾合著《汉书标注》六卷。又撰有《东汉刊误》《五代春秋》《内传国语》《经史新义》等书。2 　　起先，刘��与王安石的友谊很深，王安石有《送刘贡父赴泰州清水》诗，称刘��“笔下能当万人敌，腹中尝记五车书”，又有《和刘贡父燕集之作》称“忘形论交喜有得，杯酒邂逅今良时。心亲不复异新旧，便脱巾缕相谐嬉”，此外还有《上元戏呈贡父》《过刘贡父》等诗相赠。但是在王安石开始变法之后，刘��为判尚书考功，同知太常礼院，在贡举、青苗法等重大政治措施上�c王安石发生了矛盾，“屡谑荆公”，常常弄得王安石狼狈不堪。他的政治立场和两汉史研究的造诣被司马光看中，被聘为《通鉴》编修。这段曲折的故事尤其引起笔记作家的关注，因此，在宋人笔记中关于刘贡父与王安石交游、戏谑、攻讦的典故极多3。正如《宋史・刘��传》中对其评价的那样，刘��“为人疏俊，不修威仪，喜谐谑，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4：尽管因为“喜谐谑”得罪了好多人，却终生未改。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英宗治平三年（1066），刘��受命为开封府试官，但是被监察史马默弹劾，认为不可，因他“轻薄无行”。《续资治通鉴》载“默除御史时，��有戏言，默有此怒，故妄弹奏��”，直指马默的弹劾是个人报复5。至于刘��是怎样与马默开玩笑，从而得罪了他的，《涑水记闻》不曾记载，而是收录在《邵氏闻见录》里，与“王荆公好水利”的典故并列：“马默击刘贡父玩侮无度，或告贡父，贡父曰：‘既称马默，何用驴鸣？’立占马默驴鸣赋，有‘冀北群空，黔南技止’之警策。”6刘��的“爱谐谑”没有分寸，虽好讽喻别人，却往往演变成人身攻击；而在“决梁山八百里水以为田”的典故中，刘��的表现正是其一贯风格，加上涉及刘��与王安石的交游史，宋人因此备加记载以备后世。 　　四、余论 　　从文献史和书籍史的角度来看，两宋是我国古代史上第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其中，文人笔记的流行与发达尤能引起学界的极大兴趣。文人笔记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端，有唐一代则在形式与内容上得到发展，到了宋代终于达到创作巅峰。北京师范大学的瞿林东先生认为：北宋代士人对于撰写笔记极为热衷，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广，都决非唐人笔记可同日而语；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必须注意宋人笔记独有的史料价值。7作为一种时代性的特征，宋代士人即使是在进行诗文与笔记的创作时，往往怀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与史学责任感。英宗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完成了《归田录》的写作，并在自序中开宗明义地声称：“《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馀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8绍圣二年（1095），王辟之在为《渑水燕谈录》所作的《自序》中写道：“登科从仕，行三十年矣……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王辟之的同科好友满中行在题识中评价说：“前人记宾朋燕语以补史氏者多矣，岂特屑屑记录以为谈助而已哉……虽若琐碎而皆有所发，读其书亦足知所存矣。”1欧阳、王、满三人，用不同的文字，表达了宋人创作笔记时一个重要动机，即“（录）史官之所不记”、“以补史氏”，令后人“读其书亦足知所存”，即不使有价值的史事湮灭。 　　宋代士人对笔记应当“补史之不足”的认识，毫无例外地体现在《涑水记闻》《渑水燕谈录》《新雕皇朝类苑》《邵氏闻见后录》以及《事文类聚》的创作过程中。宋人的这种笔记创作观，与中国文人固有的著述习惯――既要展现自己熟识历史掌故，又要保持为前人加注的传统――相结合，就为“王荆公好言水利”典故版本的不断讹变，与“八百里梁山泊”之说的由来提供了文献学上的解释。司马光所记的原始版本为“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余顷”，王辟之将其加注为“有言欲涸梁山泊以为农田……梁山泊，古钜野泽，广袤数百里”；邵博结合二人之语，又据李吉甫“（钜野泽）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的说法，将其加工为“梁山泊八百里水”――当然，邵博的“八百里”也可能只是个随手写出的虚数，就像后世《西游记》第四十九回里的“八百里通天河”一样，只是形容水面宽广。邵博之后的一个世纪后，以世代刻书、卖书为生的祝穆、祝沫父子采用了邵博的“八百里”之说。由此可见，“八百里梁山泊”之说虽非由小说家首创，却也不是科学的记载，在具体研究时不足引以为据。 　　通过对熙宁《农田水利利害条约》的影响、以及刘��与王安石先亲善后交恶等历史背景的补充讨论，更能理解为何“决八百里梁山泊以为田”的典故会受到宋代学者的强烈关注：频繁的抄录，使其获得了讹变的机会；而后代学者持续不断的兴趣，终于使施耐庵和罗贯中在创作《水浒》时吸收了“八百里梁山泊”之说，《水浒》的流传最终又导致了该说法的广为人知。将上述考证过程完整述出，以备后来研究者参考。 　　On the Historical Saying"Eight-Hundred-Li" regarding Liangshan Moor in Circumference 　　JIA Chang b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14195 Berlin， Germany） 　　Abstract：The historical saying“Eight-Hundred-Li’s” regarding Liangshan Moor in Circumference has been widely acknowledged because of Shuihuzhuan. However the data in the saying was neither from geographical records nor made up by the author， as a matter of fact it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erroneous transformation of a piece of material happened among five Notes in Song Dynasty. The primary aim of the research is to conduct a bibli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progress of the erroneous transformation， and then to discuss two closely-related historical objects including Song Nongtian Shuili Lihai Rules and the association of Wang Anshi and Liu Ban as a further explanation of the happen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 　　Keywords：Liangshan Moor，“Eight-Hundred-Li’s”， Song Notes，erroneous transformation， Wang-Liu association 　　责任编辑：��思纯 　　1 分别参见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149、454、558、1006、1009页。 　　2（清）顾炎武著：《日知录》卷十二《河渠》，商务印书馆民��十八年版，第32页。 　　1 李素英：《大野泽的变迁》，《〈禹贡〉半月刊》，1934年第一卷第九期，第5页。 　　2（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00页。 　　3 邓广铭：《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二期，第32页。 　　4 邓广铭：《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二期，第32-33页。 　　1 （宋）王辟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123页。 　　2 参见（宋）王辟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81年，“序言”。赵维国：《“赵元老”实为“赵元考”――〈渑水燕谈录〉刊刻讹误一例辨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四期，第76页。 　　3 邓广铭：《略论有关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二期，第33页。 　　4 王瑞来：《〈宋朝事实类苑〉杂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五期，第24―25页。 　　5（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第六十六“谈谐戏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74页。 　　6 （宋）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9页。 　　1 （宋）祝穆撰：《古今事文类聚（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927―833。 　　2 沈乃文：《〈事文类聚〉的成书与版本》，《文献》2004年三期，第166页。 　　3 邓广铭：《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二期，第36页。 　　4 杨德泉：《论熙丰农田水利法实施的地理分布及其社会效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一期，第80-84页。 　　5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九十五《河渠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69页。 　　6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45页。 　　7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167页。 　　8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九十五《河渠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69―2372页。 　　1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丁酉，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6年版，第5331页。 　　2 王仲荦：《和通鉴学》，《历史教学》1963年五期，第39页。 　　3 如南宋徐度《却扫编》记有“刘贡父旧与王荆公游，甚款。荆公在从班，贡父在馆职，居京师，每相过，必终日”。转引自宋衍申：《刘��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8年四期，第14-15页。 　　4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百一十九《刘��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388页。 　　5 宋衍申：《刘��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8年四期，第15页。 　　6（宋）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闻见后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38―239页。 　　7 瞿林东：《宋人笔记的史学意识》，《文史知识》2014年10月第十期。 　　8 （宋）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03页。 　　1 （宋）王辟之，陈鹄撰；韩谷，郑世刚校点：《渑水燕谈录 西塘集耆旧续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