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理论,理论的发展

作者：陈万松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8年12期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8)05-0010-07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由此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潮。30年过去了，“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1]10。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而取得一切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产生、形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又指导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探索、实践、发展，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个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当代司芬克斯之问。

　　在探索和实践中，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对三大问题作出了既一脉相承，又各有创新和特色的回答，体现出理论创新的共有品质。本文将取其创新特色，着重对邓小平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奠基性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创造性回答，科学发展观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开拓性总结作一论述。

　　一 邓小平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奠基性解读

　　对共产党人来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既理论又现实的难题。从理论上讲，100多年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就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成为了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理论指导。从现实来看，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共产党人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而欢呼，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曲折又使共产党人为之困惑。前者说明“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清楚”[2]139。后者表明“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2]137。面对现实的困惑，一个看似清晰实则模糊的基本问题油然而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包括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属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他们曾对这个“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进行过描述，并明确指出它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相比尚有很多弊病：“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3]12但限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并未能亲自参与社会主义的创建，因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只能进行原则性的理论预测和描述，模糊和缺陷也就在所难免。

　　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让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并亲身实践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回答。列宁强调从实践中来认识和回答这个基本问题：“对于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4]480他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推出了“新经济政策”，继而又在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设想，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就列宁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资借鉴的经验来说，列宁的回答已难能可贵了，遗憾的是列宁过早去世，“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137。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曲折从表面上看是违反客观规律、生产关系急于过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所致，实质上是如邓小平所说，是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毛泽东曾明确把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他又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明确指出我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也有很多正确的创造性设想，但他对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本质特征认识是模糊的，尤其对其历史阶段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对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建设规律认识不清，因而导致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错误：用阶级斗争来引领一切，用战争年代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改变生产关系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最终还是未能走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僵化模式的阴影，也未能正确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要发展，仍然首先必须正确回答这个拦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当代司芬克斯之问，这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要求。

　　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斩钉截铁地作出了回答：“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2]116“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5]231“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5]312他认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清，根源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不清，为此，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明确的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373对于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2]63，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2]252。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2]195。

　　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定，邓小平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同时也指出：“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5]312他从以下几个方面科学地探索并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2]63；基本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2]172；战略步骤和目标——“我们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2]251；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2]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5]236；政治建设——“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2]178；文化建设——“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5]52，“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5]208及领导核心——“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5]267。

　　邓小平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具有以下创新之点。

　　其一，在揭示社会主义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预测和描述，但又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经验总结中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完善。特别是针对中国的特有国情和经验教训，从历史阶段、本质特征、建设道路和发展战略等方面作出了全新的界定和阐释。

　　其二，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作出了科学而具体的新论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在提出上面两个论断时，限于主客观因素，理性设想多于实践总结。邓小平发挥了两者皆备并有机结合的优势，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论断，规定了制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切方针策略的科学依据。

　　其三，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科学的、动态的理论概括。这一理论概括冲破了过去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僵化模式，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打开了正确认识并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大门。

　　其四，从理论到实践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的提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纲领的制定；从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到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从各项方针战略的精心规划到建设实践的认真施行，邓小平理论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正是在邓小平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基性解读的基础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能不断根据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挑战，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回答，使之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发展和提升。

　　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创造性回答

　　一百多年前，当“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6]250时，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式诞生。共产党从建立那天起，就承担着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解放全人类。也由此面临着一个始终不能放弃的课题：加强党的建设。特别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解体并随之引发东欧剧变后，更引起了共产党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和由此形成的国际新格局，出现的新形势、新变化、新问题和新挑战，总结50多年建党历史和近30年执政经历的经验，科学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成为当务之急。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由于没有共产党执政的亲身经历，因而在他们的建党学说中只有普遍意义上的回答，而无专门针对共产党执政后的系统论述。对于执政后的党建问题，只是根据巴黎公社短暂执政经历的宝贵经验，提出了掌握国家政权后执政党应防止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告诫。“只有因对全社会负有新社会使命而得到鼓舞力量的无产阶级，即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使命的无产阶级，才能够粉碎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就是集中化的组织起来的窃踞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力”[7]412；“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7]376。列宁虽然有掌握政权、巩固政权的实践，但短暂的执政经历使他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成果十分有限，因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虽具有普遍意义，但更多的是具有针对当时俄国的特殊性。毛泽东有26年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历，他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经验出发，根据执政党面临的实际情况，指出“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8]667，强调要重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他在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理论探索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实际运用中却出现了偏差，使党的建设面临着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也使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根据改革开放之初党面临的严峻形势，继承和总结了党的建设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在着力加强党的建设、科学认识党的执政规律、有效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切实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思想，奠定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理论和实践根基。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形成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和国际新格局，面对世纪之交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新发展和由此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结合中国的党情、国情，创造性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最集中的体现。

　　建设什么样的党？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9]43进入新世纪后，他又强调：“面对我们肩负的历史重任，面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各种风险的考验，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10]292

　　怎样建设党，怎样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1]403，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思考、探索、实践的重大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江泽民就不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加以论述，从实践上加以验证，并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对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进行了总结，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一定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好存在的突出问题。”[10]568-569

　　与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比，江泽民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回答具有以下创新之处。

　　其一，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好，就要对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新理念[11]88。把正确认识党作为建设党的前提，其实质是要深入了解党情，改变“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的状态，把党的建设建立在有的放矢、实际可行的基础上。

　　其二，思想建设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12]。

　　其三，思想建设中提出了解放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新思维。“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11]246，从而赋予了党的思想建设以新的活力。

　　其四，组织建设中实行了强化制度体系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新举措。从制度和队伍上保证了党的领导的科学性、先进性。

　　其五，组织建设中提出了要在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党的先进性的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的新观念[10]284。这是对新时期社会阶级和阶层发生变化的正确判断和反映。

　　其六，作风建设中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10]279,280的新要求。这是对“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内涵的深化，也赋予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宗旨和密切联系群众这一党的优良作风以新的意义。

　　其七，作风建设中提出了建立党风廉政建设的体制与机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制，实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方针的新思维。把党风廉政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创造性回答，既继承了邓小平理论奠基性的探索成果，又为后来理论和实践的继续探索、发展以新的启迪。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针对新世纪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作为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使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回答更加科学和完善，也更加具有新的时代精神。

　　三 科学发展观：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开拓性总结

　　对人类而言，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对任何一个执政党而言，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也始终是个必须面对并很好解决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其中，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强调发展要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要重视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13]318。“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失”[14]516。共产主义要“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6]243，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4]649。

　　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毛泽东进行了艰辛的开拓，提出要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正确处理十大关系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处理好农轻重的发展关系问题，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发展等。毛泽东的这些主张是正确的，但在具体的贯彻实行中，尤其在处理经济发展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和发展的方式方法上出现了偏差，致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邓小平根据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形势特点，提出“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5]311，“发展才是硬道理”[2]377，“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2]131，“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5]129；发展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2]9；“经济发展要“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5]247，“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2]155。这些关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解答，是邓小平理论的创新之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之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其加以了丰富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11]224；“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10]273；要“通过改革来推动经济发展”[11]256，“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11]460，“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9]33；“要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9]19；“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0]294，“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10]462。这些观点把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观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继承了上述关于发展的科学理论，又“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1]13，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新命题，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总结和解答。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1]15

　　对于怎样发展，胡锦涛指出：“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1]15这是指导思想的树立，而在具体发展的根本方法上，则提出“必须坚持统筹兼顾，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1]16，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1]16。

　　在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上，科学发展观的创新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对原有的理论进行了拓展，使之更加完善和科学。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将奋斗目标由“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拓展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11；将“道路理论”由宏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为与之相配套的五条具体的特色道路，即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农业现代化道路、城镇化道路和政治发展道路；将“三大文明建设”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四大文明”；将由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组成的“四化”拓展为包括信息化在内的“五化”。

　　其二，对原有的一些提法进行了创新，使之更加符合发展规律。如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22；由“实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变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1]27；由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变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1]19；由“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变为“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其三，提出了关于发展的一些新命题和新思想。如首次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1]37“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33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1]39等。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创新性表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集体在对国内外发展经验的总结和借鉴中，对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遇到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有了清醒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承担的历史重任、完成的奋斗目标有了清醒的认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思想和实现途径有了清醒的认识，因而也就很好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也就成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13。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9]13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12，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创新品质，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

　　1.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创新基点。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源泉，也是科学性、先进性的理论保证。

　　2.以世情、国情、党情为创新依据。科学的理论和成功的创造必然来自于对客观实际和规律性的正确认识，非此，不能做到有的放矢和切实可行。

　　3.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创新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先导，是被实践证明了必须坚持的创新原则。

　　4.以国内外成功与失败的历史经验为创新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有善于总结和学习，才能善于创造和发展。

　　5.以广大人民的需要为创新目的。理论创新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衡量理论创新是否科学、是否能发挥指导实践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创新的理论是不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需要和根本利益。

　　6.以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为创新动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胜利，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惟有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才能承担起这一伟大的历史重任。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其创新的理论品质将进一步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收稿日期：2008-07-25

作者介绍：陈万松，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成都 61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