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对于儒家价值观的坚守

杜甫对于儒家价值观的坚守

及其当代意义

张效民

摘要：本文以杜甫的大量作品为依据，对其忠君恋阙、伤时忧国、反映战争破坏、黎民苦痛，希望地方官吏施行仁政，反对横征暴敛、继承儒家诗教传统，发挥诗教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对于杜甫坚持儒家观念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指出杜甫坚守儒家价值观，具有突出的实践性特点，这些方面同时，对于当今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普世性价值观念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杜甫儒家价值观坚守当代意义

今年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诞生1300周年。在杜甫的故乡和他生活过的许多地方，都在为这位伟大人物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网络上还出现了纪念杜甫的强大的呼声。一位千余年前的历史人物，能够在今天人们中间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是很少见、非同寻常的。这或许表明：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呼唤杜甫精神的强大的民意基础和精神需求。我相信，这绝不仅仅是呼应当前我国大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政策要求，而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当代中国所欠缺的传统精神文化的需求和呼唤。

网上的声浪、民间的声音，也许反映的是来自民间的情绪性的要求，那么，从社会思想文化需求的角度探讨生活于农耕社会的古人杜甫还能够为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何种精神的滋养与经验的借鉴，换言之，研究杜甫还具备何种当代意义，是很有意思、很有意义的。 一

文化精神是人的精神家园，任何社会都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都必须有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的价值观念的约束与规范。这种普适性的社会价值观念，是国家民族的国脉族魂。中国社会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大力推崇孔孟学说，使儒家文化成为历代的主流文化，儒家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也就成为全社会尤其是社会精英们必须坚持、身体力行的普适性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杜甫就是他那个时代中坚持这一主流普适性价值观念的典型代表。杜甫坚持这一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于“礼乐崩坏、王纲解纽”、战乱频仍、个人颠沛流离的混乱时代，显得尤其崇高、可贵。因此成为历代奉行儒家理想的文化精英们所尊奉的偶像、所讴歌的灵魂，这也就是杜甫能获得“史诗”、“诗圣”、“诗神”崇高声誉的重要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正是在这个方面，杜甫给我们提供了在任何时候都坚持其具有普适性价值观念方面的借鉴与启迪。

杜甫是儒家价值观与行为准则的坚定不移的实践者、坚持者。他最为显著的特点即在于对于自身价值观念的毫不动摇的坚守。杜甫一生不得志，流落辗转，潦倒终身，但是他始终以儒家自居、以儒家自励。时时以儒士的眼光与情怀去观察时局、认识社会、忧国忧民。他幼承家学，从小饱读诗书，辗转流离中也自称“腐儒”（《宾至》）1、“老儒”（《忆昔二首》）、“儒流”（《赠虞十五司马》）；晚年在湖湘，也自称“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大约在他离世前不久，他还念念不忘地把“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交付于他做官的朋友，勉励他们“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可见杜甫一生对于儒家价值观和政治理想的坚持。注意这里希望其“早据要路”，并不是希望得到在官场的援引，而是“思捐躯”，为国献身。这是一种非同于那个时代一般官场人物的思想境界。 杜甫的这种坚持不仅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坚持，更为重要的是把这种儒家理想转化为自己的实践性行为。立身朝堂，则尽忠奉职，绝不含糊，希望在政坛上大展宏图，实现“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纯”（《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的儒家最高政治理想。他明知这种坚持可能为自己带来祸患，也在所不顾，因为“致君尧舜”的理想必然要求行动，这种行动体现在杜甫的行为中，就是犯言直谏。在历尽人间悲酸，几经努力，他终于在肃宗朝里得到一个小官的位置。他其实是很珍视的。他写道：“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悯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述怀》）。但他在力图纠正君王的偏差遗失时，也是奋不顾身、尽职尽责的。在《北征》中他说到当时的情况：“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抗言直谏，疏救房琯，被贬出朝廷。《壮游》诗中也说：“备员且补衮，忧愤心飞扬。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诤守御床。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只得弃官携家入蜀，依附做官的朋友，开始了又一轮颠沛流离的艰辛生活。

杜甫在朝时间不长，虽然被贬是对于他实现政治理想的沉重打击，他本人对于自己的苦难遭遇也颇感不平，但他终不改忠君忧国的恋阙之心。他始终坚信唐朝不会因为叛军的叛乱而灭亡：“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坚信“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 ，“北极朝廷终不改”（《登楼》）。因此，他把复兴唐王朝的希望诗中寄托在肃宗身上，认为“君诚中兴主”（《北征》），“周宣中兴望我皇”（《忆昔二首》）；他时时关注着唐王朝与叛军的战事进展，表达自己的主张。在《塞芦子》诗中，他说“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为闻昆戌徒，为退三百里。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他希望尽快派人报告朝廷，落实这一战略，“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说胡兵进攻速度很快，晚了胡兵就来了，战机就会丧失了。体现了关心国家安危的忧急之情。他还不断关注着时局的发展，杜甫在蜀中时，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攻陷蜀西宋、维、保三州，杜甫作《岁暮》诗：“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第二年，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刚刚平定，吐蕃又大举东侵，攻入长安，代宗狼狈出逃，是所谓天子蒙尘，使杜甫忧心如焚。他在《释闷》诗中写出了当时的情况与自己忧国忧时的情怀。“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失道非关出襄野，扬鞭忽是过湖城。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他也控诉朝中奸邪，指斥“关中小儿坏纪纲”（《忆昔二首》）；处于辗转流离、饱尝苦难中的杜甫，对于国家太平、百姓安康的生活，自然有着正常社会人们所难能感受到的认识与体会。因此，官军的任何胜利，他都会欣喜若狂的心情加以歌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和《洗兵马》就是这类作品。

处于战乱中的人最渴望战争平息，社会安定。因此，他大声疾呼“安得壮士挽天河，洗净甲兵长不用，”使“隐士不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洗兵马》），万民康乐、永享太平；从安定国家，纾解民苦的角度出发，他还对历史上此类英雄频频加以歌颂，如《蜀相》、《古柏行》、《咏怀古迹五首》中对于诸葛亮的歌颂，尤其是《咏怀古迹五首》之五赞誉“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凌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也为诸葛亮因“命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而深深地惋惜。

杜甫坚持儒家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忠君忧国是必然的内容。我们不必去指责杜甫的忠君恋阙是出于统治阶级统治秩序的维护。即使在那个时代，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做到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事实上在安禄山破长安后，也不是有不少高官“从贼”了吗？从个人人格品质上讲，杜甫的忠君忧国也是高尚的行为。君国同体，君即是国，忧君即忧国的认识也是古代士人的共识。我们没有理由去否定杜甫坚持儒家价值观、忧国忧民、渴求国家统一与安定对于今天的借鉴意义。

二

“忠”与“仁”是儒家价值观念中两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忠”是与国家、君王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概念；而“仁”则是与人、与民联系在一起的概念。《论语》、《孟子》2中多次讲到“人”、“仁”与“仁政”的问题。认为“仁者无敌于天下”，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儒家也有着自己一以贯之的认识。这就是孟子所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 尽心章句下》）在儒家看来，君是国家社稷的所有者，是民的统治者、治理者；而民又是社会财富的贡献者，官府税赋的缴纳者。君离不开民，无民则无君，因此，君须爱民。省刑法、薄税敛、深耕易薅则是“仁政”的具体体现与措施（《孟子. 尽心章句上》）3；民离不开君，无君则为蛮夷，因此，民须忠君；君对于民的治理，则委托“官”来实施，所以古时地方官把出守称为“代天子巡狩”、“为天子分忧”。因此，官员在地方治理中应该体现君的爱民之心，亦即施仁政。

唐太宗十分清醒地深化了民与君关系的认识，他把民喻为水，把君喻为舟，提出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一符合儒家观念的著名论断。这样，历代儒家就勾勒出国家社稷、臣民、君王之间有序关系、及国家稳定的清晰的关系谱和古代社会治理依循的路线图，这种正向关系，成为历代儒士共有的认识，也即成为儒家牢不可破的基本的政治理想与价值观。因此，除了忠君之外，忧民也是儒家价值观的十分重要的构成因素。

杜甫一生，从来也未能成为治理百姓的亲民之官。他身居乱世，无力去实践这个图谱所描绘的政治路线图，但这并不妨碍他直面社会、直面民生的苦难，并以自己能够采用的方式去加以表现和为民呼喊。这种方式就是杜甫诗中说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我们在杜甫诗集中随处可见那些表现战乱对于社会的破坏、官府对于人民的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诗篇，最为著名的当属他的《兵车行》、《悲陈陶》、《哀江头》、三吏三别诸作。

表现社会尖锐对立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把贫富之间的尖锐的对立展示的令人惊心动魄；他的《悲陈陶》把陈陶之战官军失败后的惨况、叛军得胜后的猖狂、市民希望朝廷击败叛军的期翼描绘得令人动容惊心：“孟冬十月良家子，血作陈陶池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他描述混乱不堪的社会乱局：“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他对于官军在人民面前犯下的罪行也不避讳，甚至还把揭露的矛头直接指向残暴的官军：“殿前兵马虽骁雄，从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尽在官军中”（《三绝句》），这种揭露是无情的、不留面子的。尤其是三吏三别，直接真实地写出了战争给予普通百姓造成的深重的灾难与内心的惨痛，更是使人不忍卒读。

杜甫写战争的残酷、写战争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写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与内心苦痛，不是那种置身事外的悲天悯人的情感的展示，而是与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切身感受紧密结合起来的。他是亲历者，也是当事人，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种与人民共同的撕心裂肺般的苦痛。他表达出来的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者（其实在战乱中的杜甫也就是一个普通的逃难者）痛彻肺腑的嘶喊。即使到了晚年，他关注民瘼的热情也未曾稍减。他在岳阳往潭州路上所见繁重的赋役给百姓造成的深重的苦难，对于官吏们不顾百姓死活而无止尽的劫夺表达了无比愤怒，也对因官吏的无休止侵夺而背井离乡的百姓表达了深刻的同情。他的《遣遇》中写道：“石间采薇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我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

正因为这样，虽然他无力去解救或者缓解人民的灾难，但是一旦他的朋友们有机会成为亲民之官，他总是要言之谆谆地劝告他们要善待百姓。《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诗中勉励韦讽赴任后能够尽忠尽职，遏制对于本已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的横征暴敛。他揭露战乱中下层官吏对于百姓的无情的“剥割”：“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勉励韦讽“操持纲纪地，喜见朱丝直。

当令豪吏夺，自此无颜色。必若救疮痍，应先去蟊贼„„行行树佳政，慰我深相忆。”把对百姓的关怀、对于官府对于百姓无尽诛求的憎恶、对于韦讽的革除弊政的殷殷期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写给崔公辅和送杨监的诗中，他也一再重申这一观点（见《赠崔十三评事公辅》、《送殿中杨监赴蜀见相公》二诗）。这些事实说明，杜甫还是一个儒家“仁政”理想的传播者、宣扬者。

杜甫于大历二年（767）秋，从夔州穰西移住东屯，将原来的房屋借给吴姓司法参军之亲戚居住。他特意写诗告诉吴参军不要干涉孤独的邻居老妇来园中摘取枣子。他说：“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贫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表现了对于因官府诛求过甚而扑枣充饥老妇的关怀体贴，体现出哀孤惜寡，扶危济困高度的仁人之心，这是杜甫心中最为柔软的人道情怀。

正是具有仁者情怀，杜甫对于关心民瘼的地方官员高度赞赏。在看到道州刺史元结《舂陵行》极为关注民生苦痛的诗作后，因赞赏元结的做法符合儒家“仁政”政治理想，写下了《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一诗。在序中他说：“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并《贼退后示官吏》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朝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并且以赞扬之诗“简知我者”，意在宣扬元结德政，以待效法。其赞扬、其用意可谓深矣。在诗中对元结的赞誉更高，期待更高：“灿灿元道州，前贤畏后生。观乎《舂陵》作，欻见俊哲情。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贾谊昔流恸，匡衡尝引经。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何时降玺书，用尔为丹青。狱讼永衰息，岂唯偃甲兵。凄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凉飙振南岳，之子宠若惊。色沮金印大，兴含沧浪清”。对于元结在道州冒着风险的爱民抗赋之举以及元结高尚的人品，做了高度赞扬，并希望它能够得到朝廷的进一步重用。 按：元结《舂陵行》4序言说:“道州旧四万户，经贼以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於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与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作为地方长官，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元结还是选择了为民抗命、守官待罪的举措，而且写作《舂陵行》以达下情，为民请命。杜甫对他的赞赏是没有错的。

三

杜甫对于儒家价值观的坚守，还体现在对于儒家诗教传统的坚持上。对于《诗》的认识，《论语》中有较多论及。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等等。在孔子看来，诗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重要的。孟子更是十分重视诗的作用，《孟子》一书中，他常常引用诗的句子来证明其观点，阐发其见解。可见儒家的宗师们是十分重视《诗》的丰富价值的。 当然，这里所讲的《诗》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后世的诗歌。但是自孔子删诗，定古诗为《三百首》，确定了儒家诗学的基本典籍，再经历代儒家的阐释与无数诗人的创作实践，即形成了儒家深厚的诗教传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作者。加上自隋唐以来，朝廷实施科举制度，开科取士，而诗歌则是科举中必考的科目，这更加刺激和强化了对于诗歌创作、诗歌艺术的追求。这一点，杜甫也莫能外。

杜甫出生于文翰官宦之家。这个家族奉儒守官由来已久。自其十三世祖、西魏名将、名儒，《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作者杜预以来，杜甫家族十几代均为簪缨之族、文翰之家，具有深厚的儒家文化和家学文化传统。其祖父杜审言还是武则天时代著名诗人，其父杜闲也有做官的经历。出生于这样的家族中，深厚的儒家文化与家学文化传统对杜甫的影响极其深刻。他曾在《宗武生日》中自豪的称“诗是吾家事”，告诫儿子宗武“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

轻”，勉励宗武认真学诗，不坠家风。而他自己则是从小即努力学诗，“七龄即思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自言“甫昔少年时，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他还向玄宗皇帝奉献过三大礼赋，也得到了玄宗的赏识，待制于集贤院。后又有《封西岳赋》、《雕赋》等。在《进雕赋表》中，他一改在《进封西岳赋表》中卑谦，而先述其家世：“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炤耀于明时。自先君恕、预以来，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乘之徒，庶可企及也。”可见杜甫既以自己家族为荣为傲，对自己的文章才华，也是很自负的。这和他早年的性格是一致的，也可看出他确实具有很高的儒家文化的素养，这也是他的儒家价值观念形成的文化传统的渊源。同时，这样的家族背景与文化背景，也在杜甫确立自己人生道路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章培恒、骆玉明指出：“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迹”5，是很准确的。

尽管杜甫具有济世安民、致君尧舜的强烈的政治追求，但是杜甫所处的时代和个人际遇决定了他不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人的心理补偿与转移机制更加促进了他对于不朽诗名的追求，而且在这种追求中融入了对于自己政治理想的强烈的诉求，或者说，他是把诗歌的创作看作是自己政治参与的一种方式。因此，杜甫在诗歌中把儒家诗教的各种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首先是政治思想、愿望情怀表达功能。政治思想观念的表达是杜甫的首要选择。早年他利用自己在诗歌中创作上的优势，奔走西京，以求得到仕途的援引；在流落西蜀、江湘期间，也以之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愿望；表达对于国家命运的关注，表达自己忠君恋阙的情怀。他的不少作品也具有强烈鲜明的对于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精神。批判现实，也是杜甫政治思想观点的表达方式。这种认识，古人就已有之。《艺圃伧谈. 古诗》就说：“杜甫诗多感时忧国，卓有仁人义士之风，非独才智兼人也。”这是很有见地的。6

其次社会认识功能。杜甫总是以儒家的视角，以诗的形式表达对于苦难民生苦难的极度关注与深刻同情；表达对于符合儒家“仁政”理想政治实践官员的赞颂，表达对于自己生不逢辰、抱负不伸的怨尤。在这些作品，杜甫以诗歌的形式把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苦难的现实表达的异常地充分。都体现了浓厚的儒家政治社会观念，也对后世人士与理解当时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现场材料，可补正史之不逮。杜诗被称为“诗史”7，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再次是人际交流表达功能。杜甫自觉的以诗歌作为一种社会交流与沟通的工具。在杜甫诗集中有着大量的应和酬唱之作，这些作品不是正常社会中的毫无思想内容的应酬，而是包含着杜甫在动乱岁月里对于帮助过自己的朋友、亲旧的真诚的感谢之意，也表达对于朋友不幸遭遇的不平与怀念，寄托对于从政朋友施行仁政、大有作为的希冀，情感真诚，艺术水平也高。通过这类诗歌，强化了思想、情感的表达，也凝聚了知音，也为自己赢得了理解和支持帮助。这类诗中，写给李白的那些诗歌可以说是抒发对于朋友怀念的千古绝唱。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具体评说。

最后还有抒情审美功能。读杜甫的诗，往往有一种强烈的“沉郁顿挫”的感觉。这是杜甫自己概括早年创作特点的话，但是后世更以之作为杜诗主流风格的概括，显得更加符合杜诗风格的主流，其实说这是杜甫诗歌的语言、韵律与情感的表达风格，可能更加准确。与“沉郁顿挫”相联系，杜甫诗中的抒情，常常带有一种强烈的孤独与悲愤感，一种鲜明的失落于无奈感。这在他旅蜀诗中时有所见；在夔州与湖湘诗中尤为突出。

流寓成都期间，是杜甫生活相对安定的时期。在这个时其中，杜甫也创作大量风格明丽，心情开朗的作品，体现出强烈的喜悦心情和审美情趣。他的《堂成》、《为农》、《江村》、《春夜喜雨》、《绝句漫兴九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水槛遣心》、《客至》、《宾至》、《赠花卿》

诸作，以及在夔州的《夔州歌十绝句》，或表达生活中的日常具体生活意像，或描山画水，表现民情风俗，都具有极其鲜明的审美功能与审美价值。

正是由于杜甫以深厚的儒家文化背景为支撑、又充分体现儒家价值观的创作，为他赢得了千古盛誉。稍后于他的著名诗人元稹认为他“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陈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所独专。8”黄庭坚认为“子美诗妙处乃在于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者，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9；元稹、黄庭坚注意到杜甫诗歌与《风》、《骚》之联系，也就是说元、黄认识到杜甫对于儒家诗教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应该说是很准确、深刻的。

四

往事越千年，杜甫的时代已经如烟逝去。今天，我们的国家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历程，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社会稳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今天纪念杜甫，缅怀其创作成就，景仰其人格襟怀，发扬其道德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毋容讳言，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正在经历一场道德的危机。价值观念的混乱导致一些人的行为严重失范，社会失信问题严重，官民矛盾突出，贫富差距明显，腐败现象不绝于耳，精英人士堕落为权势、金钱的奴仆，仁爱之心缺失等等，一句话，社会核心价值观缺失引起的诸种问题，毒化了社会风气，正在困扰着国家与社会，给国家的安定、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复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振兴和发扬包括杜甫精神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全社会接受与践行的基本价值观和执政者与社会精英践行的核心价值观及其相关的行为规范，具有十分紧迫、十分重大的意义与作用。

在这里，我们只能讨论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建立问题。应该说，儒家文化、儒家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得更加准确一些，儒家文化和儒家价值观中，包含着十分优秀的、可资今天我们建设社会基本价值观念体系借鉴的内容。毛泽东几十年前就说过，我们要继承人类文明中一切优秀的东西，继承民族中的优秀传统，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凡是对于我们今天有用的东西都要继承。因此，继承与借鉴包括儒家优秀文化传统在内的民族文化传统与价值观中适合今天需要的优秀部分，在理论上应该没有任何障碍。

当然，价值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而发展，而丰富。但这种变化、发展、丰富，并不是对于传统的彻底抛弃，而只能是在继承中扬弃，在扬弃中继承。价值观的核心内涵与基本规范是很难改变、也不能改变的，这种难于改变的内核，就是人类普适性的价值观。因为那是千百年来，数百代人的践行而凝固起来的观念形态与实践规范，一旦被极其强大的外在力量所冲决，就可能产生“礼乐崩坏、王纲解纽”的极其混乱、极难收拾的局面。

应该看到，社会基本价值观及其行为规范的建立绝不仅仅属于理论的范畴，而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实践性问题。我们纪念杜甫，研究其生平、作品、思想、情怀，可以看出，杜甫的一生，就具有着对于儒家价值观念的坚定、突出的实践性特点。我认为，杜甫在那个时代里所坚持的伤时忧国的爱国情怀、他的民本思想、他对于儒家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执着的继承与发扬，他对于诗歌创作的热忱与强大的创新精神与能力，他对于艺术探索的执着与坚定，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基本价值观念体系甚至核心价值体系与实践规范的丰富营养和精神资源，具有着极大的借鉴价值和巨大的启迪意义。我想，这符合当今社会道德建设的要求，顺应了时代与人民的呼声，也许就是我们纪念杜甫的当代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本文所引用之杜甫诗文，均据仇兆鳌注《杜诗详注》

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1999年9月北京第5次印刷；

2、本文所引《论语》、《孟子》中的内容，均依据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3、此三点可参考南怀瑾《孟子旁通》，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1版，412页的论述；

4、本文所引用之元结诗文，均据仇兆鳌注《杜诗详注》

本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1999年9月北京第5次印刷；

5、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中卷10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6、《艺圃伧谈. 古诗》，见程千帆主编《中华文学大典. 隋唐五代文学分典》第1册13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7、孟棨《本事诗. 高逸》第三，程千帆主编《中华文学大典. 隋唐五代文学分典》第2册63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8、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见《元稹集》，台湾. 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版，400页，2004年3月初版；

9、程千帆主编：《中华文学大典. 隋唐五代文学分典》第2册63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