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的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
我了解的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形成于农耕经济基础之上,并具备多种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特质。随着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愈演愈烈,现代人更需要从传统中汲取智慧,获得启迪。我们有必要将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以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重新对传统文化进行定位,对传统社会进行研究,并认真思考其与当代社会的关系。
关键词:传统文化传统社会文化特质当代社会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四个显著的特征:
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
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之形成
从广义上讲,传统就是指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对后世存在影响并且相对稳定的东西。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必然存在精华与糟粕,并非传统的便都是好的。本文所论述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指那些具有生命力和永恒价值的优秀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精神与道德层面上的共性。它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体现,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结晶。”具体来说,又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内容。正是由于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观念和信仰,才能长久地集聚在一起,保持长期的兴旺发达。
以钱穆为代表的新儒家认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究其根源,最先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大略可分为三种类型:游牧文化、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发源于高寒的草原地带,商业文化发源于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农耕文化发源于河流灌溉的平原。这三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进一步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中国为传统的农耕型社会,其文化类型自然为农耕文化。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从而也决定了其与西方文化的根本性不同。
对于农耕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之影响,唐君毅先生有着精彩的论述。唐先生认为:农耕经济依赖于土地与气候,故农业之事只能尽人力以俟天;农业之人向地工作,而地上之植物上升于天,故得见上天下地之相通;农业生活定著而安居,则生于斯长于斯,对自然环境皆熟习而生情,惊奇之心遂少;又求定著安居以勤力生产者,亦自然爱和平。故农业之生活,使人倾向于内,重尽己力,求人我各安其居,互不相犯之愿浓;其精神之向上,则易为向一有内在性而周行地面之神致其崇敬;而对环境中之人物,易有悠久之情谊;伦理之念笃,艺术之审美心强。由中国人之农业生活,自然促进人之致广大而爱和平之精神,唯有内外之和平,而后个人有深厚之文化修养,以承前启后,民族之文化生命乃得悠久无疆,以向前扩
展。
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加上解大家视角和认识的差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是正常现象。愚见以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他的见解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有没有固化为制度大不一样。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例如,私人的各种宗教信仰,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如此等等,纯属非制度性的个人信念和行为,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犯公民自由。这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而且有些非制度文化是永恒的瑰宝(如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只有疯子或愚昧至极的野蛮人才会处心积虑去消灭。但涉及制度却无法含糊,如何选择关乎国计民生,辩论和改革无法避免。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制度文化。明末清初以来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从而无法认真吸
收人类先进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判断,有两点要注意:一是,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是在其特定自然社会环境,尤其是特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中华文明长存有其特定的经济基础——农业文明,这在当时全世界是最先进的。我们不能要求前人,在唐宋之际,就创造出适应2l世纪中国现代化需求的“先进文化”,关键是当代中国人,在文化发展上有何新的建树。哲学解释学有一个观点,传统文化创造者有一个“初始的视界”,它是由当时的历史情景所赋予的,而我们则处于“现在的视界”中去解读,伽达默尔主张应该把这两种不同的视界溶合起来,从而既超越“初始的视界”,又超越“现在的视界”,达到—个更高、更优越的视界——“历史的视界”,显然一个不尊重历史的民族,历史也会尊重它,理解本身是一种创造。我们要做的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是在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二是,历史是过程的集合体,大国兴衰、世界经济政治重心的转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作用推动国家发展,文化与经济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恩格斯讲过,落后民族也可以在思想文化领域演奏第一提琴。世界史表明,任何一种文化无论多么优秀都不可能保证让民族几千年长盛。1840年后中国人从文化自信陡跌到文化自卑,于是就有了一个潜意识,文化是万能的,被人打败了,文化肯定不行。把账统统算到了传统文化上,算到了老祖宗头上。学理上说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讲绝对点,1840年,中国是被一帮“鸦片贩子”打败的。
费孝通曾经说过,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不论那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这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中华文明的结构和机制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协调模式,它充分体现了古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孔子思想以“仁”为核心,“仁”是孔子学说的最高范畴、理想和标准。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是我们建立团结和睦多民族国家的基石。时至今日,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一国两制”等政治制度,无不缘于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追求“人格完善”的人文精神素质,强调“和合中庸”的和谐社会关系,重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与价值,在当今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还有,《孙子兵法》等典籍中体现的中国
兵家辩证法思想,也为世界所关注,《孙子兵法》被国外许多大学作为教材。
西方发达国家是借全球自然资源供给相对富裕的时期,借用资本扩张,霸权文化发展起来的。其间为掠夺资源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然而今天,全球资源、环境、生态、人口问题十分严峻,那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关系,国际交换关系,和国际财富分配关系还能继续下去吗?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今天凸显出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本小册子,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与池田大作(Ikeda Daisaku, 1928~ )对话录,展望21世纪的亚洲,讲到东亚崛起,作为文化基础,有“根”有“底气”的就是中华文化。1988年,法国巴黎,诺贝尔奖得主齐聚一堂。他们在《巴黎宣言》中写道:人类如果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中华文明五千年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过程中也几次遇到灭顶之灾,但凭着中华民族特有的韧性,都能绝处逢生,在长期奋斗过程中,开成了一种不断寻求与命运决战的征服者意志和民族的英雄人格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从民族精神的视角,中华传统文化有两种基本功能;是一种精神纽带,一种基本的精神特质,同时,又有一种道德教化的功能,这是一个民族的遗传密码,深藏在一个民族的血液中,内在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结构,它不会直接产生GDP,但离开了它民族就失去了凝聚力,千万不能“塞其源而欲其流远,伐其根而求其木盛”。本土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根”,是天大的事,是永恒的事,如印第安文化被迫“欧洲化”的过程,就是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日趋消灭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西方“强势文化”挟经济、政治之力,席卷全球,亨廷顿讲“文明冲突”,把儒家文化列为世界三大文化之一。我们却在自暴自弃,自乱阵脚。以色列人非常珍视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受了那么大的磨难,长期颠沛流离,有民族,无国家,但文化之根在仍然可以复国。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美军很快攻占伊拉克全境,但至今仍站不稳,是阿拉伯文化容不了美国占领。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深刻启示。
尤其是当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文化自觉”的反思,使我国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状况,摆正在世界上的位置,对于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上述一切说明中华传统文化不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而是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意义的。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我们先民追之不舍、迄今十多亿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行的;但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冯友兰曾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我们的智慧或可超然于文化之外,而我们的最终命运又必然统摄于文化之中。因此,理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不贰选择。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尊重”,“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
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发布《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
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我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目前,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与季羡林的“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论”,以及不少学者认同的“太平洋世纪论”都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将成为世界主流或内核。
总之,在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方方面面的变化。更加丰富,更加具有时代意义。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进程中,我们要时刻不忘吸取外来优良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加完善,更加适应历史的潮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扬弃了落后和腐朽,在吸收了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在融合了世界先进文化后,将在中国、在全世界显出勃勃生机。中国“礼义仁智信”的做人原则,教化为本、以德为先的政治策略,饱含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风俗民情,孕育中国悠久历史的名山大川,将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蕴藏着丰富价值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人类新一轮道德价值规范的重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