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有可能的时代

　　谁不期望自己的孩子超越自己呢？比如说，家长都会想象如果自己的孩子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于南加州大学，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那将是金上镀金，让人自豪。家长会向周围的人大肆吹嘘，而孩子也会有机会谋到好工作，从而出人头地。 　　在中国，高等教育在急剧膨胀，近几年来新建的大学有九百多所。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拥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人将会被以前任何时候都多，随着中国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攀升，这些文凭亦会越来越有价值。美国在全球高等教育的地位现在依旧领先，全球排名前十的大学美国有七所，全球排名前一百的大学美国有五十二所。世人皆知并非每个学生都能进入最好的大学。美国有五千多所大专院校，全世界有一万七千多所大学，入学要求和学习计划各不相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和能力去选择。学生和家长都应为能接受高等教育而自豪，因为教育是人生成功的最佳途径。 　　中国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大，2011年至2012年，中国内地的三万两千名留学生中，美国学生有三千五百人，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来中国的留学生会更多，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会超过美国。在2013年，美国依旧会是外国留学生首选深造的地方，美国所有的大学里有4%的学生是外国学生，校园宽松环境里的各式思维有利于美国大学的发展。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特别是中国的学生和家长越来越看重美国的大学文凭，因为他们知道美国课堂的公开讨论和开放存取能提升学生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开放存取Open Access，简称OA，是不同于传统学术传播的一种全新机制，其核心特征是在尊重作者权益的前提下，利用互联网为用户免费提供学术信息和研究成果的全文服务，通过新的数字技术和网络化通信，任何人都可以及时、免费、不受任何限制地通过网络获取各类文献，包括经过同行评议过的期刊文章、参考文献、技术报告、学位论文等全文信息，用于科研教育及其他活动——译者注）。世人认可这些进步的关键因素和社会软实力的影响。根据2011-2012年的高等教育年鉴报道，中国在美国的学生有225，816人（其中中国内地194，029人，中国香港8，032人，中国台湾23，250人，中国澳门505人）这使中国成为在美国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其次是印度，人数为100，270，位居第三的是韩国，学生人数为73，000。十几年来，中国在美国学习的本科生人数第一次超过了研究生人数。 　　在本文中，我希望读者体谅我举几个我在中国的亲身体会。我早就知道要平衡教学和科研，在学术生涯中这两项是基础。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让人愉悦，而学生带给你的更多。荣幸的是多年来，我一直在世界各地的教室为学生授课、与他们辩论，从他们那里获益颇多。在我三十年的大学学术生涯中，我曾经在不同的国家给选修我课程的上万名学生授课和打分。我眼下主要在丹麦用英文授课，这儿的体制和我从教十四年的美国体制完全一样。 　　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在中国教授美国历史和政治既艰难又快活。艰难源于虽然学生对流行的国际青年文化了解甚多但对美国历史的知识却有限。对于大多数老师来说，更具挑战力的是怎样才能使这些通过死记硬背，英语技能很好的学生面对巨大的压力而不失“面子”，因为这些学生很少或者是从来也没有人问他们诸如“但这是什么意思？”和“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 　　在2009年的《美国历史》杂志的“教学与教材”专栏中，约翰·索菲基昂教授John Sauvigian说，高等教育的目的“要求历史学家在教授历史时要从说教转向育人”。对于全球的人文学科来讲此言既是示范，也是挑战。在中国，历史、文学和语言系聚焦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还有待发展。中外教授都在鼓励学生要从背景和内容着手，然后再积极的回答问题，或更具体地说要积极的质疑问题的答案。 　　在上大学前，大多数中国学生接受的训练是简单而直接的寻求事实，学生不学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根本不知道或反对黑格尔式的顿悟，即质疑胜于肯定。大学之目的在于支持学生运用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帮助学生质疑并寻找更好的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至少在美国和欧洲大学的教授中此乃共识。工薪阶层中未上大学的人相信有一个最好的或正确的答案，但这种思维实质上是“反智力”的。也许在小学和中学的初级阶段，机械的学习有作用，但死记硬背无法帮学生世界舞台上走得更远。 　　大学里的人文教授相信设问与答问同样重要，历史就是创造一个知识层面，而同时也寻求理解。对答问的质疑如设问一样重要。虽然让学生明白这个基本的道理很重要，但学生有时还是会被要求去死记硬背人名、时间和文本，而不是去叩问这些信息意味着什么。世界上最佳学校里的学生埋头于后现代理念，次一些的学校里，学生被要求学习和重复那些被认为是错与对的确定答案，而不是强调阐述和弘扬真理的重要性。2012年6月13日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贺卫方对《经济学家》的记者说高考产生的学生“只知道学习和做题，思想独立屈从于机械的学习”。学生学习只是为了提高成绩和考上大学，而一旦进入大学，就不得不从新学习，拓展新思维从而多方面看问题和解决开放式的问题。答“问”易也，问“答”虽难但有回馈。 　　大家都知道只有2%的学生可以上诸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这样的顶尖大学。2012年，中国有九百多万考生参加高考，入学率是75%，剩下25%的考生上不了大学。高考是以机械的死记硬背和照本宣科为基础。大多数学生是背诵“好文章”，以便能在考试中有用武之地。学生能给出正确答案，但却不会解释为何正确或是从细节上去讨论问题。学生有能力引用课本上的段落和句子，但却不会拓展自己的创造和分析技巧。我在给学生上历史课时，我会首先告诉他们历史是对事实的辩论、建构、阐述和理解。正如清华大学的贺教授说的那样，光秃秃的事实价值不大。 　　从2006年到2011年，有五个学期，我曾在中国不同地方的四所大学教过“美国思想史”“美国艺术社会史”“当代美国”“美国文化”“美国政治”“国际关系理论”“政治哲学比较”等课程。这四所大学是西安的西北大学、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实业巨子李嘉诚创办的广东汕头大学和珠海的联合国际学院。联合国际学院的老师大部分是外国人，授课和考试都是用英文。（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简称UIC）由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与广东省珠海市携手创立，是首家中国内地与香港高等教育界合作创办的大学，获得教育部特批。自2005年11月举行成立暨奠基典礼至今，UIC已迅速发展成为一所拥有独特教育理念的国际化大学。学院设有工商管理学部、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理工科技学部三个学部，下设十五个专业。学院实施四年全英文教学——译者注）。在西安和上海，我的身份是富布莱特杰出教授，在汕头和珠海我则是合作研究和教学。 　　我的课有十五到二十五人的小班，也有七十多人的讲座。我也曾在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的其他十七所大学做过有上千学生参加的大型学术讲座。2011年，我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带二十名学生到丹麦和瑞典考察社会福利，我们参观了医院、养老院、精神病院、监狱、中学、市长办公室和几所大学，与政府官员，包括现任丹麦议会主席莫恩斯·吕克托夫特MogensLykketoft和普通百姓多次接触。在我任教的哥本哈根大学，很多学生都享受的是全额奖学金，我们也有来自中国的交换留学生，大都来自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但来自其他中国大学的留学生人数也在逐年上升。我盼望着有一天，在欧洲的课堂里有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 　　在中国内地，学生的学习和研究悬殊，但有两点颇为明显。一是图书馆，多数校园里的图书馆建筑宏伟，但书架空空。各院系有自己的小图书馆或资料室，但开放的时间有限，且资料不外借。在我曾经执教过的四所大学院系里，其中三所院系有老师个人的资料室。在西北大学，从事翻译和英美文学研究的专家胡宗锋教授主持一个西方文化与翻译研究所，他的资料室有上千本自己和他人捐赠的图书资料。在广州的汕头大学，有两个美国研究资料室，是富布莱特学者，前汕头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保罗·莱文（Paul Levine）教授建的。莱文教授的资料室是中国从事美国研究资料最全的地方之一，但两个资料室建起来都不到七年。珠海联合国际学院有一个虽小但却很有高新科含量的图书馆。由于该校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携手创立，故该校的学生可以到附近学校更大的图使馆借书。然而相形之下，哈佛大学有一千五百万藏书，耶鲁大学有一千一百万藏书，稍次一些的州立大学，如佐治亚大学和佛罗里达大学各拥有四百万藏书，每天开放的借阅时间长达十六到二十小时。 　　在中国，第二个颇为显著的是大家都注意到几乎所有的教室都很现代化。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设备领先于西方，全国各地大学的大楼都很现代化。大多数学校的设施都有或者是正在更新设施，包括供教师使用的最新视听设施，如计算机、投影仪、影碟机、音响光控系统和高速互联网。由于上网的条件有限，很多设施都未能充分利用。但这些科技设施预示着向创造性教学的转变，而全球范围的电子数据资源会提升学生的学习和中国的软实力。 　　我必须承认自己最大的软肋是不懂汉语。除了会说“你好”“谢谢”“不要了”“好了”“冰啤酒”“米饭”和“再见”，我上课全讲英语。学生的情况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几乎全能听懂（也许能听个八九不离十），有的凑合着能听个半懂或者更次。我的俚语、口头禅、讽刺、反话、行话和艰涩的词语夹杂在一起，把学生们带进了“迷宫”。所有的学生都带着电子词典，上课时多多少少一直在查。识字少的学生会请教学习好的，我也会经常停下来为学生解释生词，或者问他们词典上的释义。词典上的释义没错，但大多数时候，如果不是第一定义，学生就会感到更加一头雾水。说句好听的，电子词典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我的中国学生中，除了我在珠海教的国际政治课，女生占绝大多数。一个大学生在西安的花费是每年八千四百元，在珠海是七万元，这还不算吃穿和课本费，学生和家长为教育做出的牺牲可谓大矣。比起全球的任何其他地方，中国的学生狂热于为考试而学，不愿为不能过关或得高分无关的讨论浪费时间。多数学生认为上学就是为了拿文凭和找工作，这无可非议，但却与那些期望教育的最终目的乃“致知”的教师们的愿望相悖。迫于工作和扶助家庭的压力，本科生尽量将四年的课程压缩到三年或更少就完成，用最后的一年时间来找工作。这就意味着学生常常每学期要上九门课，而每学期要上十八周的课。而西方国家每学期只有十二到十四周，学生每学期只上三到五门课。总体说来，课程的多少说明中国的学生面广，而美国的学生深邃。 　　另外一个鲜明的情况是，在中国的课堂上，如果说有外国学生的话也没有几个。随着在中国学习的外国学生越来越多，教室里学生来源的多样化会增加解决问题的答“问”和问“答”。中国的学生虽然背景各异，但成才的过程相差无几。所有的学生习惯于听讲，几乎没有上过交谈式的讨论课。在有些课堂上，学生也会做口头陈述，但很少有研究级别的讨论，就同学的观点、课本知识和老师的授课辩论和寻找不足。学生不苟同自己的所学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充分的利用知识，达成新的共识，而新的共识又会被挑战。 　　在我上课的所有教室里，即便是在新建的大学里，课桌都是摆放有序，且常常是固定在地上。只要教室里的课桌可以移动，我就会把课桌围成一个圆圈，让学生们围在一起，或者是让学生每一周都换座位，这样他们就可以和不同的同学坐在一起。所有这一切会活跃课堂的气氛，让每个学生觉得更加公平。 　　我的大多数课是英语语言和美国研究专业，但有两堂大课是为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开设的，这些学生被要求每学期要参加两次英语讲座。学生英语好的寥寥无几，背景五花八门，有一年级的新生，也有博士生，全混在一起。高年级的学生知识面广，而年轻的学生则明显英文好，且更愿意参加讨论。 　　虽然我的教学方法随着课程、时间和不同的尝试在变化，但我意识到了多媒体演示的重要性。电影和网络的配合更胜一筹，这几乎让最含蓄的学生也能积极参与。也许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或许至少可以激发出千言万语。一旦确立了学生在讨论中的主动地位，我便会尝试着用新的方法去教授历史。孔夫子强调的是三纲五常，毛泽东提出了现代化，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则是不走老路，提倡中国走刨根问底的科学之路。我敢肯定习近平会更加强调分析型教学。 　　我利用多媒体，给每一门课增加了“影视之夜”。在给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上讲座大课时，我编的阅读作品图多字少。但就是每周仅有四页，其中两页全为插图的作业学生都不愿意做，因为英语功底有限。我两个小时的讲座，主要依靠多媒体，大多是一连串彩图组成的演示文稿，只有很少几个关键词和定义。用这种策略至少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虽然由于语言水平低无法进行讨论，但调动起了学生的积极性，通过讨论图片学生会学到更多。 　　我最愉快的教学是在西北大学，每周三小时的美国历史与文化课，我把课程分为一小时的讲座和两小时的研讨，帮我制订教学计划的是胡宗锋教授。为了确定教学计划，我在课前与每一个学生一一见面，了解学生的语言水平和知识背景，挑选了两位助教，然后为学生选教材。我有三十一名英语专业的研究生，专业分别为英美文学、语言学和翻译，每周大约读三十页比较难的材料。上课的时候我用幻灯演示文稿，在研讨时，我让每个学生就阅读的资料写三句话：一、中心意思（即读的是什么？），二、文章的主题，三、文章的缺点（即文章有何不足？）。另外，我要求对每一篇阅读材料给出五个关键词。这种简短的练习刺激学生积极讨论。学生每一周写一篇两页的小论文，期末写一篇五到七页的大论文，论述种族、性别和阶级以及所选课题中对权力关系继承的不同理解。 　　每周三下午上课，晚上放电影，都是大片，看完电影后讨论。我选的电影和阅读材料相辅相成，提出的问题涉及种族、性别和阶级，也关乎社会、社区、民族性、国际性、跨国主义、个人主义、异议、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我放的电影有：《激情年代》《最后的莫希干人》《断锁怒潮》《光荣之路》《恩怨情天》《纯真年代》《飞行者》《吃一碗茶》《火爆浪子》《一往无前》《晚安，好运》《猜猜谁来赴晚宴》《末路狂花》《惊爆内幕》《人性污点》《摩登时代》《阿甘正传》《欢乐谷》。 　　我的好多学生看过《摩登时代》Modern Times（《摩登时代》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卓别林的作品，在此不赘述了——译者注）和《阿甘正传》Forrest Gump，不过是在家里的电视上看的，我们的教室里有大屏幕。 　　我的电影系列打头阵的是《欢乐谷》Pleasantville，学生们一下子就喜欢起了托比·马奎尔Tobey Maguire，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他扮演的蜘蛛侠。电影中讨论的问题很多，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保守和九十年代的自由联结在了一起，随着人们对过去、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对自身的叩问，影片运用不断变化的黑白和彩色交替画面凸显二者的不同。这部电影也彰显了知识和教育在高等地位的作用。电影的故事情节具有浓郁的女权主义和青春活力。一些悟性高的学生看出电影中的社区控制在一小撮实施宗法控制的“灰衣人”和安全部队手中。诸如“欢乐谷”这样的口号是否表明当传统观念受到变革的挑战时一切便会不和谐？电影结束后，学生和一些允许来看电影的同事的提问很多，我曾就是否允许外人加入征求过学生们的意见，主要是担心讲话自由和信任问题，最终我决定任何人都可以来，但必须守时，坐在班里学生的后面，并且自愿参加谈论。“影视之夜”火爆了，每次都有100-120人参加。 　　我用从哥本哈根大学运过来的两百多本书在我的办公室建了一个小阅读室，由学生中的自愿者管理，每周开放三天（周末也开放），学生可以阅读到深夜。学校为我配备了新的电脑、影碟机、打印机和上国际互联网的便利。学生们可以用影碟机重放电影，并在课后讨论。阅读室很受欢迎，最用功的学生都来看书。我每周两次在办公室与学生会面，解释怎样交叉运用信息，区别文集、杂志、专著、教材、自传和批评文本中的不同材料，也在现场询问学生寻找参考资料的出处。 　　2008年秋在汕头大学，我的“美国政治”班上有十五名学生，“当代美国”课上有二十五名学生，我们有机会讨论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约翰·麦卡恩、萨拉·佩林等在其竞选过程中的表现和自传中的描述。中国学生活在当下的世界里，运用当下的例子会激发他们对当下的政治制度、社会和媒介加以比较。我经常会以“美国人和中国人会怎样比较今天所讨论的话题”这个问题作为讨论的开场白。学生们的阅读材料包括政治和历史课本以及我分发的分析美国总统选举进程的资料。在汕头大学莱文教授主持的项目研究中，他保证教室里的桌椅可以移动，以便学生进行讨论，教室里也有国际互联网终端。 　　像我后来在珠海上课一样，开始上课时我会打开互联网，在讲到当下发生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的事件时，我会让学生看《纽约时报》《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当然也看发生在中国的事。有些文章会在下一次上课时分发给大家。我们浏览针对各种事件的政治演讲、采访见闻和新闻连续报道。学生观看对领导人的采访以及晚间的搞笑节目会更好的理解这一切。有两个网站（即政治能见度Realclearpolitics.com 和政治Politico.com）可以看到每天的民意结果，大选预测以及连接到各种不同的文章和视频。课外，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资源拓展我们在有限的课堂所浏览的东西。我们的讨论课随即演变成了媒体表达和叩问媒介框架所需的批判思维技巧专题研讨会。 　　中国学生渴望讲自己的故事，也渴望了解有多种结论、甚至是有争议结果的故事。要是二十一世纪的科技能为学生打开探索的大门，他们就会探讨自己长期以来认为不可触摸的历史。约翰·索菲基昂教授所言是也：“育人至上，说教次之”，先有批判思维的技巧，后才有内容。 　　译者注 　　1.《激情年代》The Crucible，《激情年代》以美国著名剧作家亚瑟·米勒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成的舞台剧《严酷的考验》为脚本，以十七世纪在美国麻州沙林村发生的女巫事件影射麦卡锡主义的恐共疑云，四十多年后由作家亲自改编搬上银幕，故事讲述的是1692年，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清教徒社群里，一群女孩被指控对男子施以巫术，在宗教团体和当局的严刑威逼下，女孩们不得不撒谎陷害无辜。最终有19人以“施巫术”的罪名被送上绞架。该片让人思考的是什么是更深层次的诚实，什么是真正的尊严。 　　2.《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最后的莫希干人》改编于美国著名作家库柏的同名小说，以英、法两大帝国争夺美洲殖民地为背景，用殖民与反殖民，压迫与自由，殖民者与土著内部的斗争以及追求独立自由的白裔土著与殖民者之间的真情作为意蕴内核，尤其是影片中最后三个莫希干人身上张扬着的对自由、独立的不屈追求和勇猛抗争的精神，展现出一种人性的自由与完美，使人心潮澎湃，激荡不已。土著之间的相互争斗，野蛮而可悲。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以动物的方式互相倾轧、吞噬，而他们又无一不是殖民者压迫的对象和利用工具。他们流淌的鲜血都是殖民者罪恶的见证。在这些土著中，最为正直的就是这最后三个莫希干人。他们与其他土著的不同关键在于他们始终保持着人格的独立和清醒的头脑，他们决不加入任何一方的殖民军团中，他们始终昂首阔步，镇定自如地走在他们世代生长的土地上，在他们身上，集中显现了对自由的追求和维护的可贵精神。正是在这种坚定的人生信仰下，他们勇猛不屈，正直无私。 　　3.《断锁怒潮》Amistad又翻译为《勇者无惧》《阿米斯塔德号》是一部反映黑人奴隶争取自由的影片，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导演斯皮尔伯格借用《辛德勒名单》的纪实手法，艺术地再现了一场举世闻名的黑奴起义，但重心在于由此引起的一场解放黑人废除奴隶制的法庭斗争。1839年夏，关着53名非洲黑人的西班牙运奴船“阿米斯塔德号”行驶到古巴海岸不远处，遇上狂风暴雨。黑奴首领辛克带头造反，以武力控制了全船。他们只有一个目的：返回家园。“阿米斯塔德号”在美洲东海岸漂流两个月，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海岸被美国海军拦截。53名非洲人以谋杀船员的罪名被起诉。 　　4.《光荣之路》Glory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壕中，战争的无力感和讽刺意味充斥全片。在后方安然自得地住在美丽城堡里的将军，向在前线卖命杀敌的陆军上尉达克斯下达了一个命令：不惜任何代价占领安特山。这一命令在当时的战况下无异于让战士们去自杀，任务注定是要失败的。将军为了掩盖自己犯下的致命错误，下令逮捕3个无辜的小兵，宣称他们犯下了临阵脱逃和叛变的罪行。 　　5.《恩怨情天》The Unforgiven讲述白人和印第安人互相复仇的故事，故事的情节是1850得州牧场的扎克立家族来了一位流浪汉，称扎克立家女儿是印第安凯欧族孤儿，引起凯欧族来此要人，整个问题是因为上一代白人与印第安相互寻仇，白人抱走印第安婴儿回家抚养，而该流浪客的儿子亦被印第安人掳走，向扎克立家族要求以女婴交换其儿子被拒而遭杀害，使其四处追踪迫害，最后水落石出，引起白人和印第安人的交战。 　　6.《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拍摄于1992年的美国电影。根据普利策奖史上首度获奖的女性作家艾迪丝·华顿1921年的同名小说改编，剧情主要描述发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纽约上流社会的三角恋情。 　　7.《飞行者》The Aviator ；故事中的主人公休斯生于得克萨斯的一个富有家庭，父母在他即将成年之时相继去世，为他留下了一笔巨额的遗产。后来休斯移居洛杉矶，成为一个著名的好莱坞制片人，除了大力提携珍·哈露等年轻女演员，还促成了经典空战片《地狱天使》等影片的拍摄，最终获得雷电华电影公司的所有权。休斯的传奇经历并不止好莱坞，他还入主美国环球航空公司并扭亏转盈，二战期间主持了蓝云杉飞机的发明和改进，战后他积极向电子领域拓展事业，旗下的公司对卫星技术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他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也享有盛名。《飞行家》取材自霍华德·休斯的个人生平，聚焦于他早期的生活和对飞行的热情，详细描述了他传奇般的发迹史。 　　8.《吃一碗茶》Eat a Bowl of Tea；根据朱路易Louis Chu同名小说改编王颖执导的电影，电影再现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给纽约唐人街两代中国移民所带来的恐惧和后遗症。这一法案拆散了无数中国人的家庭，剥夺了中国男人拥有女人的权利。它对中国家庭的系统性的灭绝在华人社区中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影片开头的场面是，排成长队的中国男人依次等候轮流去见一名妓女。唐人街沦为一个衰败不堪的单身汉市镇。种族歧视所造成的上一代的性功能丧失对孩子们产生了长久的影响。而电影的结尾却讲了一个恢复元气的故事；Mei Oi给她的丈夫Ben Loy喝一种千方百计从中国搞到的特殊的茶，以恢复他的性功能。电影的最后几个镜头预示了种族的延续、孙儿们的出生以及在新的土地上重建家庭。 　　9.《火爆浪子》Grease；又被翻译为《油脂》，故事讲的是澳大利亚姑娘珊迪·奥森爱上了学校“硬汉帮”的头头丹尼，为了能和他配对，原本端庄稳重的珊迪变得赶时髦潮流，也故意和全校有名的漂亮运动员约会。这样丹尼出于嫉妒又来追求珊迪。本片有很多歌舞场面，男女主角也唱了不少新老流行歌曲。成为1978年入夏以来美国影坛上又一部轰动的影片。 　　10.《一往无前》Walk the Line；也翻译为《与歌同行》，故事讲述的是约翰尼·卡什生于美国南部阿肯色州的小农场，农场工人的民谣和赞美诗让他自幼年时就迷上了音乐。酷爱音乐的妈妈嘉莉（谢尔比·林恩饰）一直激励着卡什在歌唱的道路上努力前行，“上帝在眷顾着你，总有一天你会为全世界唱歌的。”1950年，应征入伍后的卡什从内而外发生了变化，战争的残酷使得他开始独立思考一些沉重的话题，这种习惯养成了他日后作品的独特视角，同样是在军中，20岁的卡什第一次接触到了吉他，很快就无师自通地成了吉他高手。1955年，退役后到孟菲斯当地电台和酒吧驻唱跑场的卡什，凭借出众的音色博得了太阳唱片公司老板山姆·菲利普斯的青睐，随后与之签约，一气推出了三张单曲，其中《I Walk the Line》在“公告牌”乡村音乐冠军的宝座上驻留6周之久、热卖了200万张之巨，卡什的音乐传奇之旅由此铺开。卡什演出时永远一身黑衣，也常唱到犯罪凶杀等较灰暗的内容，所以被人赋予了“黑衣人”的称号。当卡什的声望趋于顶峰时，厄运也随之降临，在大量的演出安排下，卡什开始依赖吸食安非他命来缓解精神压力，药物的副作用很快就影响了卡什的生活，深受毒瘾困扰的他干脆抛妻别子远走纽约。在纽约，卡什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琼·卡特，如六月般温暖的琼是乡村音乐著名的卡特家族的传人，也是卡什朋友的妻子。在琼的帮助下，卡什重返阔别四年之久的乡村音乐的冠军宝座，二人的关系日趋明朗。但毒品与酒精的沉湎令卡什的演唱事业再度陷落低谷，忍无可忍的原配妻子终于离他而去，正当卡什处于绝望的边缘时，已与丈夫离婚的琼来到了他的身边，爱情和宗教的力量终于挽救了卡什，戒除毒瘾的他在卡特家族的强大支持和哥伦比亚公司的鼓励下，重新登上了事业的顶峰。 　　11.《晚安，好运》Good Night and Good Luck；这是一部有关著名的记者兼播音员爱德华·R·莫洛的影片。莫洛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众人物，他传奇的经历就是同声名狼藉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进行对抗和斗争，并最终将这个臭名昭著的政客从他的政治舞台上拉了下来。《晚安，好运》的剧情表现的就是历史上那次著名的美国众议院反共产主义听证会上的对峙。莫洛是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个新闻评论节目的主持人，他和节目制片人弗瑞德·弗莱德里，揭露了在当时政坛上呼风唤雨的麦卡锡是如何利用谎言和暴力手段，来达到愚弄、蒙蔽公众并进一步控制美国政治走向的种种劣行。莫洛与他的同事的行动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美国新闻史上最具传奇性的时刻。 　　12.《猜猜谁来赴晚宴》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电影讲述了一个争议性的话题——白人与黑人通婚——所带给父母们的困扰。一对热恋中的男女打算结婚，男方来到女方家里来征求女方父母的同意。这对男女与其他情侣最大的不同是肤色，女人是白人，男人是黑人。当女方父母看到男人时，都感到很震惊且不知所措。但女方父母都是很有修养的人，他们分别与男人聊起天来。此时，男人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们不同意，他是不会与女人结婚的。女方母亲渐渐接受了男人，而父亲在犹豫中。此时，女方父母的一位神父朋友来探访，非常赞同孩子们的婚姻，并且决定在晚餐前来助兴。随后，女方母亲的下属来猎奇，生气的母亲把她撵走并辞退了她。这时，男方的父母要来探望儿子，女人热情的邀请他们来自己家晚餐。于是在晚餐前，双方的父母、神父和这对男女以及黑人女佣都集中在了女方家里。两位父亲都不同意这桩婚事，而两位母亲都同意。女方父亲在神父的劝说下没有动摇，但是在与男方母亲的交谈中了解到：爱情不分黑与白，与肤色无关。同时，男人也与父亲表明了态度。最后，双方的父亲都改变了主意，同意了这桩婚事。电影在晚餐中结束了。这是一部轻松愉快的喜剧片，用充满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制造出一段段滑稽的搞笑场景。不过，电影却在这些笑料之下，反映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异族通婚，并且引申出种族歧视的方方面面，引发观众们的思考。该片用喜剧的方式反映了现实社会上异族通婚所带给人们的困扰，并通过这个故事将社会上人们对于这些事情的不同观点与看法表现出来，发人深省。 　　13.《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这是一部被奉为女性主义的经典影片。两个女主人公，塞尔玛和路易斯，塞尔玛是个温柔贤淑的家庭主妇；而露易斯是餐厅侍应生，有过被强奸经历的阴影，对男人十分戒备，性格刚强，但厌倦平淡的生活，于是两人决定周末一起出去旅行散心。不料塞尔玛在乡间酒吧由于过于单纯，险遭强奸，露易斯及时赶到并在盛怒之下开枪打死了这个出言不逊、不思悔过的花花公子，两人惊恐万状。路易斯因为有过被强奸的阴影，不再相信警方，所以断然拒绝塞尔玛说的主动报警的提议，她们迅速逃离现场并计划逃到墨西哥。途中警方的追捕步步逼近，在不断的斗争和取舍的挣扎中，两人的性格、个体独立意识发生很大转变。最终她们以英雄主义的方式向父权男权社会抗争，却以同样方式被推向不归路，只能投向最近的天堂，让上帝抚慰这不幸的灵魂。 　　14.《惊爆内幕》The Insider，根据新闻记者玛丽·布伦纳为1996年5月发行的《名利场》（VanityFair）杂志写的一篇文章《知道太多内幕的人》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改编。片中人物故事皆是真实发生的人和事。电影介绍美国烟草公司隐瞒香烟致癌的消息的故事。这个真实的美国故事向我们揭示了所谓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实质。它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也是一个传说。真正实现这个理想，需要人们去奋斗，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的国度里。有时也需要您付出生命的代价。 　　15.《人性污点》The Human Stain，根据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2000年出版的畅销小说改编，故事发生在1998年春天，人过中年的犹太人科尔曼·希尔科是一位著名的古典文学教授，就职于新英格兰小镇上一个非常有声望的大学，在学术界颇具威望。处于事业巅峰的科尔曼，却因为最近在课堂上的一句话而使自己陷入了危机。他称呼一些逃课的学生为“幽灵”，而被人指为种族主义者。就这样，科尔曼在自己50岁的时候走上了人生的下坡路，为了掩饰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他谎称自己患了癌症，想以生病为借口躲避人们的攻击。然而没过多久，科尔曼的婚外恋就被曝光——和他发生关系的女人，竟是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学校清洁工弗妮娅，她是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美丽却粗俗的女人，和科尔曼的这场婚外恋已经有好一段日子了。婚外情的暴露令科尔曼更加焦头烂额，他不得不寻求好朋友、作家纳森·祖克曼的帮助。其实，祖克曼一直在调查科尔曼的故事，并对他的身世极为好奇。渐渐的，科尔曼被引向一个充满欺骗、伤害和矛盾冲突的旋涡中，最终必定会揭露他那个永远不愿向外人透露的伤疤。 　　16.《阿甘正传》Forrest Gump，（阿甘是个智商只有75的低能儿。在学校里为了躲避别的孩子的欺侮，听从一个朋友珍妮的话而开始“跑”。他跑着躲避别人的捉弄。在中学时，他为了躲避别人而跑进了一所学校的橄榄球场，就这样跑进了大学。阿甘被破格录取，并成了橄榄球巨星，受到了肯尼迪总统的接见。在大学毕业后，阿甘又应征入伍去了越南。在那里，他有了两个朋友：热衷捕虾的布巴和令人敬畏的长官邓·泰勒上尉。这时，珍妮已经堕落，过着放荡的生活。阿甘一直爱着珍妮，但珍妮却不爱他。在战争结束后，阿甘作为英雄受到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在一次和平集会上，阿甘又遇见了珍妮，两人匆匆相遇又匆匆分手。在“说到就要做到”这一信条的指引下，阿甘最终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7.《欢乐谷》Pleasantville是一部与美国五十年代热播电视剧同名的电影，出品于1998年。影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映射出了面临世纪之末的美国人的心态——即向往世外桃源般的和谐生活又追求个性（尤其是性）的解放。影片探讨了传统价值与现代性之间的摩擦和错位，并涉及社会进步与道德进步的平行问题。 　　胡宗锋 　　陕西凤翔县人，西北大学文化与翻译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翻译学会理事，陕西翻译协会副主席，陕西译协文学翻译委员会主任。美国伊利诺大学（俄本娜-香槟校园）高级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英美诗歌、文化与翻译、陕西作家与世界文坛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