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型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研究

　　摘要：近年来接连发生的以儿童为对象的多起“仇恨”型杀人事件后，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本文对这些事件进行理性分析，分析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结合犯罪预防的相关理论，探索针对性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仇恨 社会紧张理论 挫折―攻击理论 　　一、“仇恨”型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要素特征 　　近几年来，社会上发生了多起令人震惊的个人攻击无辜民众的行为，媒体多将其称为“仇恨”行为，也有人将其称为“个体反社会性犯罪”“个人恐怖犯罪”，这里称其为“仇恨”型危害公共安全行为，是指个人为发泄不满情绪，而对不特定对象实施的凶杀、爆炸纵火、投毒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这些报复性行为指向不特定群体或某一特定群体的不特定对象，被害人与行为人多是素昧平生，多是没有任何纠葛的陌生人，手段凶残，不仅会给事故受害者带来人身和财产损失，也使得每一个民众都有可能成为这种伤害行为的受害者，严重威胁着民众的安全感。治安管理机关也为此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一）犯罪行为人方面 　　首先，行为人的杀人动机源于生活挫折，或特定的困难。行为人多为农民、无业人员、失业人员，报复行为发生之前，多遭受生活挫折，往往受到政府工作人员或他人的不正确、或不公正对待，或者是自以为的不公正对待，产生不满情绪，迁怒于社会，遂把报复的目光转向社会无辜者。其次，行为人存在人格障碍。人格障碍是人格在发展和结构上明显偏离正常，以致不能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的心理行为表现。[参考文献： 　　罗大华、刘邦惠： 《犯罪心理学新编》，群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6 页]人格障碍者在道德观念、理智、情感、性格等方面有种种缺陷或异常；第三，行为人存有同归于尽的念头。多起“仇恨”型危害公共安全行为中行为人在行凶后选择自杀，如郭云、唐永明、朱军等。 　　（二）行为场所方面 　　从行为空间看仇恨”型危害公共安全行为通常都是发生在公共场所，如居民住宅区、公共交通场所、办公场所、商业场所等等。犯罪人意图发泄不满，选择此类犯罪空间，一是因为该场所人员密集，有足够的侵害目标，公共场所虽有警察和辅助力量的巡逻，但也较易出现“警察真空”，民众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也便于犯罪人隐匿和实施攻击行为。二是该场所有大量的“观众"，一旦发生人身伤害事件影响面大，容易制造骚乱和恐慌，符合行为人向社会宣泄其不满情绪而把事情闹大的目的，和“让全社会都知道”的心理。 　　（三）行为过程方面 　　从行为的发生看，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行为动机的累积性和行为发生的突然性。仇恨型犯罪的犯罪动机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罪犯在社会、家庭或者单位，长期遭受挫折和打击，集聚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导致了仇恨犯罪动机的产生。这些行为的起因或是一些小的利益冲突，或是人际关系摩擦、感情纠葛，或是生活受挫、身患疾病，或是经济贫困，或是寻求政府解决的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或解决不公平的问题，等等。就是这些看似不大的问题，却可能引发当事人对现状的不满，累积发展成为仇视他人、仇视社会，进而采取攻击行为，以宣泄其内心的仇恨与不满，寻求心理平衡。 　　二、“仇恨”型公共安全行为发生的原因 　　（一）社会紧张的分析 　　1938年，罗伯特默顿提出了一种明确以社会学的主要假设为基础的犯罪理论，即“结构紧张”理论。在默顿的紧张理论中，在文化上鼓励的欲望和结构上受挫的欲望的压力之下，人们肯定要做一些事情来使生活变得可以容忍。一种逃避或者适应方式就是转向犯罪，把犯罪作为获得物质成功的替代性手段。根据默顿的力量，尽管有一些适应这类紧张的方式，但是，这些方式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得到的，只有其中的一些人才有可能卷入犯罪。社会紧张理论为“仇恨”型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发生提供了背景解释，有利于从社会角度对该类行为发生原因进行深层的、全面的分析。 　　（二）行为人人格障碍的分析 　　“挫折―攻击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挫折容易引起攻击欲望和攻击行为，从而导致大量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行为的产生。[吴宗宪： 《西方犯罪学》，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第 2 版，第 288 页]美国心理学家索尔！罗森茨韦克最早提出挫折―攻击理论，全面分析了挫折可能引起的行为可能，认为在挫折的情况下，由于引起挫折的障碍因素不同，个人会有三种反应：一是外罚性反应，即把挫折引起的愤怒情绪向外界发泄，对外界的人或物进行言语的、身体的攻击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从外界寻求引起挫折的原因，即使不存在客观的外部原因，也会归咎于外部。 　　具体说来，首先，行为人的经济条件较差，容易遭受挫折。从近几年来发生的案例来看，“仇恨”型危害公共安全行为人不仅社会地位不高，而且经济上较为贫困，生活无望。其次，行为人自治能力低下。随着社会矛盾的增多和社会紧张的出现，自治能力低下的个人无法应对或应对失败，不满自己的处境的同时心态失衡，不同的个体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的必经环节，不仅需要更为健全的社会管理来解决，还有待于公民个人能力的提高来消弭。第三，行为人人格障碍。仇恨型犯罪，不再是“冤有头，债有主”式的复仇，而是面向公共群体的暴力报复。如前所述，人格障碍是一种人格在发展和结构上明显偏离正常，以致不能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的心理行为表现。 　　三、停止“仇恨”之思考 　　（一）消除社会紧张 　　“仇恨"，暗示社会是一个被追究的对象，然而，我们无从去追究社会的责任。社会不是一个责任主体，这个社会的主要责任者是政府，政府具有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力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政府通过日常依法行政管理使社会生活有序进行，维护社会公平，提供社会帮助，每个人的生活、福利与之相关。相对于社会，政府既可以成为反思对象，也可以是一个反思主体，而且是一个适当的行动主体。当社会被“报复”的时候，政府应当明白，政府能够通过善治改变社会，改造社会，在更高程度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首先，不断完善社会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其次，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和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最后还要强化社会保障措施。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实实在在为他们解决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充分尊重其生存权和人格尊严，社会正式控制机构为他们提供顺畅高效的权利救济渠道，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他们的不良情绪，缓解他们对社会的仇视和敌对心理。 　　（二）干预个别的“仇恨”心理 　　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教育理念。犯罪人格与犯罪心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完全可以通过良好的教育得以消除。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和规则意识，彻底改革功利性的应试教育和意识形态的说教，培养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决能力，学会制度化地表达和维护个体的合法权益、监督政府的决策和执政过程，为法治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 　　另一方面还要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提升社会资本。关注民生，不仅要解决民众的生存物质需求，还要关注民众的精神需求，民众的真正的自己的精神需求在社区层面，注重邻里互动活动的开展，如多种形式的文化、体育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接触的机会，有利于消除陌生感，增加社区的社会资本，帮助人们维持社区感，并在该地区产生对异常行为的非正式控制力。群防群治工作的多种形式也增加了社区中邻里互动，人与人之间频繁的接触，彼此之间逐渐产生了一个信赖与互信的网络，使社区内社会整合资本上升，有利于形成非正式的社会控制。 　　[作者简介]张风超，女，河北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律理论与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