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54年夏，毛泽东傲立于北戴河海边，忽生江山人物之思、往来兴替之慨，作下这首充满帝王豪情的名篇。自此开始，北戴河从一个避暑胜地变成了“帝王行宫”，众多影响共和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和权力争斗都在这个临时政治中心上演。

　　从避暑胜地到“夏都”

　　盛夏时节的北戴河，是中国最神秘而又重要的所在地。中共高层元老集聚于此，在被严密保卫的别墅里进行磋商，为即将到来的十八大做准备。

　　《纽约时报》称“这是一场在海滨上演的宫廷权力角逐”。报道引用匿名人士的话说：“他们就是在这里解决派系争斗并做出决策的，到秋天北京开会的时候，大家只是举举手而已。”

　　北戴河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滨海避暑地，沙软潮平，层峦叠翠，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光绪十九年(1898年)清政府正式辟北戴河为避暑地。国内外的巨商富贾、学者名流、达官显贵云集于此，纷纷抢购土地、大兴土木、修建别墅。1949年北戴河解放时，这里有别墅719幢，这些别墅依山傍海、造型别致、风格迥异，在十里长滩上形成一道独特的建筑风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批建筑就陆续成为“人民疗养事业用房”。1949年5月，中央组织部先遣人员来到北戴河，建立中央组织部北戴河疗养院。在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的浪潮中，中央许多单位在北戴河建立疗养院。作为一种待遇享受，国家领导、外国使节和专家、全国劳模、战斗英雄都被安排到北戴河疗养和避暑。

　　1952年，中组部北戴河疗养院交中央办公厅管理，改名为中直机关北戴河疗养院，规定中央干部一年有一个星期左右的北戴河休假期。1953年秋，中央决定次年夏天在北戴河办公，遂筹建中办警卫局北戴河管理处，对外称“中直疗养院一分院”，中央领导来北戴河大多居住于此。北戴河办公制度正式形成。

　　1954年4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戴河，不过只是路过此地去秦皇岛考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首次到北戴河住的是“章家楼”，但毛泽东不爱住洋楼别墅，喜欢宽敞的平房，酷爱游泳。正是因此，中直疗养院当年就开始修建“一号楼”和“第五浴场”，这里成为毛泽东常年夏季避暑和办公之所。

　　作为最高领袖和中央领导们的聚集地，北戴河见证了一个个重大决策的形成，在平民百姓眼中，北戴河成为神秘的胜地，很快有了“夏都”之称。

　　风云变幻的阶级斗争

　　北戴河是中央领导们的避暑休假场所，也是办公议政之地。与中南海的区别在于，北戴河可以为领导们减少许多恼人的日常事务，他们利用此机会就有关外交、内政、人事、理论等方面重大问题进行充分沟通、磋商、协调，并将最后形成的成熟意见拿到中央全会上拍板。

　　这种非制度性的议事制度的特殊意义在于为党内的帮派政治和权力安排提供便利和合法性。平时，不仅京外的政治局委员们不经召唤不敢擅自来北京，就是京官们也不敢随意串门。北戴河办公的好处在于，它取消了组织活动和非组织活动的界限。高层领导及其家属们欢聚一处，主要活动似乎就是在海滩边游泳、打牌和下棋，但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也在这里被定夺。

　　毛泽东曾多次召开北戴河会议，第一次是在1958年的8月17日～30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决策都在这次会议作出。狂风巨浪的“大跃进”运动，北戴河会议是最高潮的标志。

　　按照毛泽东“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想，“以钢为纲”成为国策。毛泽东将钢产量作为国家强盛的标志，在北戴河会议上反复强调要抓工业、抓钢铁。为了推进工作，他还提出“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对于钢铁生产，毛泽东“决心大于困难”；但对于农业生产，他的感觉过于良好。1958年上半年大放粮食“卫星”后，毛相信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于是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甚至说“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这股热浪烘托出毛泽东早已心向往之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将“大跃进”推向最高潮。

　　值得一提的是，炮击金门的决策也在此时此地做出，毛泽东一边与领导干部开会商讨经济建设，一边听汇报、下指示，北戴河“一号楼”成为毛遥控千里之外的金门炮战的指挥所。

　　由于错误的中央决策，这次北戴河会议一年后，中华大地即遭遇三年大饥荒，饿殍千里，生灵涂炭。1962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原本重点讨论怎样渡过困难时期、如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无奈风云变幻，在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已经有所缓和的阶级斗争气氛再度升温。

　　毛泽东在会议上针对当前形势发表讲话。他说，从部队同志那里得到的消息，农村形势已经好转，不是一片漆黑。毛的讲话集中于阶级斗争形势，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与会人员心领神会，这是针对各讨论组只讲经济问题、不讲阶级斗争问题作出的尖锐批评。

　　毛不仅不承认“大跃进”的严重后果，还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的包产到户责任制称作“单干风”严厉批判。称邓是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说他一贯不愿搞合作化，要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邓子恢身后的支持者即是刘少奇，很显然，这是对刘少奇的一次严重警告。

　　在这次北戴河会议的尾声，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反映小说《刘志丹》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在紧接着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揭批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成为会议主题。

　　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

　　会后不久，阶级斗争的矛头沿着惯性指向了文艺界，这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惊心动魄的权斗

　　1965年后，毛泽东不再去北戴河，而“文革”期间，许多中央领导被批判和下放，中央暑期办公自然中止，北戴河近40所疗养院几乎全部停办，中央别墅区多数地段都人去楼空。这段时期，在北戴河居住时间最长的是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