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过是一滴清水
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 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时间。” 有人说得到她的一本书总要珍藏起来，她说：“我的书过了几时，就只配在二折便宜书市出售，或论斤卖。” 有人向她恳求墨宝，她说：“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杨绛不惯于向人赠书，她认为赠书不外乎是让对方摆在书架上或换来几句赞美的话。 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和钟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 低调：“我不过是一滴清水”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 她和钱钟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钟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钟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诚如钱钟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在她自己，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她还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八百万人民币。 成就：文学史上不容忽视 当我们习惯说杨绛是“钱钟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钟书的。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一度搞得钱钟书很紧张，生怕风头都叫杨绛抢去。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 这并没有影响杨绛自己的文学成就。在评论家徐岱看来，一部《洗澡》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不可轻视的位置。 1958年，杨绛准备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原著是西班牙文，她不懂。就先找来国外的译本看，如英文、法文、德文的，比较了五种译本以后，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杨绛想到，要想保证原汁原味，只有从西班牙文翻译。就这样，在这一年，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学西班牙文。 两年后，杨绛开始翻译《堂・吉诃德》。 因为翻译《堂・吉诃德》，1986年10月，杨绛获颁西班牙国王亲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2003年，杨绛出版了家庭生活回忆录《我们仨》，四年后，她推出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做了一次终极思考。 深情：为丈夫甘做“灶下婢” 杨绛的低调透露着她近乎执拗的文化品性，更是包含了她对钱钟书的深情。她拒绝出席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钟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为的便是恪守她与钱钟书的诺言，“钱钟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 有一次，江苏无锡市的领导代表家乡人民到北京看望杨绛，并提出出于对文化保护与建设的需要，想修复钱钟书故居、杨绛家的老宅。杨绛一听，连连表示，“我们不赞成搞纪念馆。” 无论在钱钟书生前还是身后，当被问及和他相关的事，杨绛最常用的词就是“我们”。在她心里，钱钟书其实并没有走远。她颇感欣慰地说：“我与钱钟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他说自己‘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