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江青与汪曾祺

沈从文一生，钟情文字而备受政治左右，从京派领袖到午门讲解员，经历大起大落，却初衷不改，人格不降。他的学生江青，国立青大时尚为文学青年，最后弃文从影干政而竟以祸国野心家告终。衣钵传人汪曾祺本无心主流话语，却误打误撞加入操刀革命“样板戏”行列，顶头上司正是“大师姐”江青。师生三人的人生轨迹，放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实在是一出参差互映的戏剧，耐人长久寻味。

一

1931年对于沈从文和江青来说有着各自特殊又彼此相关的意义。

这年秋天，沈从文应杨振声之邀，到国立青岛大学国文系任教。尽管沈从文在其自订年表中仅仅做了如下简单的记述：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任青岛大学讲师，但这段时光却里程碑一样开启了他人生和创作的重要阶段。他创作的《从文自传》成为现代散文名篇，《人间世》向国内知名作家征询《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籍》的意见，周作人和老舍不约而同地回答是《从文自传》。《八骏图》作为沈作中讽刺都市文明病的成功尝试，受到著名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的击节赞叹。至于在青岛构思的《边城》，则确定了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特质的大师地位。紧随文学成就而来的是爱情的收获。1932年夏天，他终于得到了苦苦追求4年的张兆和的芳心，两人情定终生。之后，张兆和从苏州随沈从文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内编英文书目，而和她一起共事编中文书目的，还有后来成为国家主席***的妻子、政治集团“四人帮”之首的江青。那时她叫李云鹤，17岁。

江青到青岛大学要比沈从文早一点：“一九三一年春，我到了青岛。我的同乡又是旧老师赵太侔，一度曾是济南省实验剧院院长，现在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通过这些关系，他安排我进入青岛大学。”对于此前的生活，江青毫不讳言地说她被人瞧不起，文化水平低，衣服穿得破旧，穷。但这个从诸城乡下走出来的女孩子改变命运的愿望极其强烈。她喜欢演戏，喜欢抛头露面。她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每月只有30块的图书管理员（当时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梁实秋的月薪是400元），所以工作之余她就到处旁听，希望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她喜欢听闻一多的课，写过诗。曾向戏剧家赵炳欧教授请教，学着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是她的处女作。当然最让她感到骄傲的是小说。1972年她向美国学者维特克回忆时不无夸张地说：“我的小说全班第一”。教她小说的是沈从文。

那时沈从文在青岛大学开两门课：《中国小说史》和《散文写作》。他的教法很特别，没有讲义，只是即兴的漫谈，凭直觉说话，类似聊天，而且从不引经据典。他教学生创作，反反复复讲的一句话是：要贴着人物写，很多学生不理解。他从不给学生出命题作文，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自己命题。他湘西口音重，讲话声音小，学生很难懂。有的文章说沈从文因为有了上海、武汉授课的经验，就“讲起课来有条有理，游刃有余，内容充实，语言生动”，实在是想当然。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就说过，沈先生实在是不大会讲课的。晚年沈从文接收采访时也坦言自己不会讲课。

沈从文是动手不动口。他的长处不在讲，而在改。他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大用的词：耐烦。对自己的文章，他耐烦改。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头地脚页边，都是改的痕迹。作品发表了，改；成书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总要改。对学生的习作，更是百改不厌。给学生作文写的批语，常常比作文本身还长。同辈作家巴金等人都对沈从文“文章不厌百回改”的精神印象极为深刻。江青有一定的文才，沈从文比较赏识她，因此要她每周写一篇文章，给她仔仔细细地修改，一处一处地解释。任何有类似经验的人都知道沈从文这种教法对提高写作能力的实际效用，在唯一而短暂的大学生涯中，江青能遇到沈从文，受知受教，得益终身。沈从文离开青岛后一年，江青开始公开发表作品，《催命符》《拜金丈夫》《为自由而战牺牲》等小说、散文、评论各种文体频频见于报刊。远在北京的沈从文当时如果知道，一定倍感欣慰。沈从文是很希望江青走上文学之路的。出身蛮荒湘西自学成才的沈从文对于后辈无私奖掖全力扶持的一片赤诚，应该曾

经让来自诸城乡下的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旁听生江青十分感动。为了表达这种感激，江青甚至要给沈从文织一件毛衣。40年后，江青对《红都女皇》的作者维特克说，自己最喜欢的老师是沈从文。

1933年9月，沈从文携张兆和离开青岛大学，赴京完婚。之后，他先后担任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的教授，主编《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成为京派文学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而江青则并未像沈从文希望的那样从事文学，她结识了革命青年俞启威，加入“海鸥剧社”，参加中共地下组织，之后南下上海，踏入电影圈，然后被捕，直至出狱后投奔延安，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从她70年代对维特克的谈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国立青岛大学的这段时光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也是她早年求学之路上最值得怀恋的日子。那时她应该还有许多少女的憧憬。

二

1949年后，沈从文和江青的命运走向两个极端。

北平解放之前，也就是1948年12月，沈从文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这个对崭新时代的信念使他最终决定还是留下来。但这个“崭新”对他而言却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早在同年3月份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上，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 “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是“粉红色的作家”。追究郭文的初衷，也许是沈从文曾经善意地说过，郭沫若先生尽可以写诗，写戏剧，小说就不要写了，郭先生不适合写小说。郭沫若对沈从文的芥蒂一直到作古也没有解开。1981年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郭沫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为之作序，在序中郭对作者沈从文只字未提。这样的序也算古今少有，空前绝后。郭文《斥反动文艺》对沈从文是致命一击，然而直到北京大学壁报大字全文抄出《斥反动文艺》，沈才意识到自己深陷险境。巨大的压力让沈从文几乎精神崩溃，甚至自杀。被送进革命大学经过思想改造后，沈从文说自己“一天又一天地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他连续四次说到“个人渺小”。他脑袋里固执的自由主义不是拿到革大毕业证书就算清洗干净了，连老朋友郑振铎也认为他是个落后分子，其他不了解的人就直斥之为鸳鸯蝴蝶派，不屑得很。那种政治气候下，沈从文只能沉默以对。最终挺过来的沈从文选择了转业，彻底搁笔。对于一个视文学如生命的作家来说，搁笔意味着怎样的痛苦，可想而知。转业到历史博物馆后，沈从文的名字也就被从新中国的文学史上抹掉了，没有人讲这个人，连反面教材也当不成，好像根本不存在这么个作家。

玄黄未定，万象更新。当年的青岛大学图书管理员、旁听生李云鹤，后来的上海红影星、《娜拉》女主角蓝萍，现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夫人。当然主席夫人只是一种身份，不是职务，而江青要求工作，要求参政，要求权力，特别是要像30年代一样抛头露面万人瞩目。为此，中央斟酌再三，给江青安排了一个不大不小又适宜于她的兴趣的职务——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这是她在中共党内第一个正式职务，也可以说是她政治生命的真正起点。此后江青借这一职务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等等，出尽风头的同时也赚得了不少政治资本。不过，她在中国政坛上的火箭式发迹还要从样板戏说起。

1963年秋，《红灯记》获得***的赞赏后，江青开始专心致志地搞她的第一部样板戏《沙家浜》。《沙家浜》最初叫《芦荡火种》，是根据新四军第六团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改编的沪剧。江青要求改为京剧，树立样板，推向全国，随即把任务交给了北京京剧团。这时，汪曾祺作为《沙家浜》的主要撰稿人身不由己地卷进了这场由意识形态操纵的戏剧运动。

三

汪曾祺是沈从文最得意的弟子。1939年，汪曾祺因为看了《沈从文小说选》，从家乡高邮辗转而至昆明西南联大，成为沈从文的学生。后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常常将汪曾祺的文章推荐给报刊杂志，而汪曾祺自己却不知道，那时汪曾祺崭露头角，人家问沈从文这个人是谁，沈就回答，汪曾祺，我的学生，他写得比我好。老师这么捧学生，不多见。当然沈从文谦虚，汪曾祺也确实才高。他的《复仇》、《异禀》在40年代文坛别具一格，好评如潮，那时汪曾祺也不过20多岁。

1949年后，汪曾祺进了老舍、赵树理主持的《说说唱唱》编辑部，搞起民间文学来。一直到58年打成右派，汪曾祺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编辑别人的稿子上，自己却不大写东西，渐渐现出与文学界的疏离状态。这期间有个随兴而就的作品却让汪曾祺入了戏行，也埋下他参与样板戏创作的伏笔。大约是1952年或53年春，汪曾祺不知怎么迷上了《儒林外史》，有事没事都捧着看，高兴了还给同事讲上一段。有人就开玩笑地说，不行你写个剧本得了。后来有一天他竟然真的拿出个本子：《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大家一惊，沈从文的学生、洋派作家还能写戏，可一看剧本，都拍大腿说好。《范进中举》后来排了戏，在北京戏曲会演中得了第一名。

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知交邓友梅说汪曾祺不仅能写戏，看戏也有水平，常有惊人之论。汪曾祺驾鹤西归后，67岁的邓友梅对汪的戏评仍然记忆犹新：“我和他看《伐子都》，他看完议论：很有点儿希腊悲剧的韵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责和内心恐惧折磨得发疯，白日见鬼，好，想象力丰富，编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这种大写意的表演法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优势！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对剧本的编排结构，对裘的唱功做功，他赞不绝口。演到姚期父子绑上法场，他击节叫好说：真是大手笔，好一出大悲剧。但演到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着皇上赦免姚氏父子，并带姚刚到前线杀敌立功，他像气球泄了气，连连摇头。全场观众都出口长气露出笑容时，曾祺却遗憾地再三叹气说：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剧，叫这么个轻佻的结尾毁了！”这些评论是很多行家里手讲不出来的。

凭着《范进中举》，1961年汪曾祺进了北京京剧团，当上了专职编剧。在此之前，他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1960年摘掉右派帽子后原单位民间文艺研究会却没有回收之意。苦等一年后，汪曾祺无奈之下给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杨毓珉和团领导、市人事局局长一说，他们都知道汪曾祺写过《范进中举》，写的不错，所以都同意，汪曾祺就这么改了行。

四

当时的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回忆创作《沙家浜》时的情形说，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他看的东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书。江青比较欣赏他，到上海去，她问，作者干吗的？后来江青曾当面问汪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岁数。杨毓珉回忆说，江青曾调汪的档案看。

江青对汪曾祺的“特别关照”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问题，汪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一九五八年打成右派。江青不放心这样的人搞革命样板戏，曾多次指示，汪曾祺要控制使用。这个控制使用让汪曾祺战战兢兢了好几年。另一个原因是江欣赏汪的文笔。当年参与样板戏创作的老同事们，包括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都提到过江青对汪曾祺这支笔的看重。一九七二年四月决定北京京剧团排练《草原烽火》时，江青脱口而出：“写词也有人，叫汪曾祺写。”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还提到一件事：“那时在长影拍《沙家浜》，剧团的人大都在长春。有一次江青要开会，特意说如果汪曾祺在长春，要派专机接回北京。其实当时他还在北京。”可见江青对汪曾祺的欣赏，乃至倚重。汪曾祺在文革结束后曾总结说，样板戏十年磨一戏，很精致。但主题先行，极左思潮影响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艺术。有些唱段可能会流行。这些唱段应该包括汪曾祺在《沙家浜》中写的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人一走，茶就凉，这话据说出自周恩来之口，汪曾祺听到后就拿来用上了，结果成了经典。

至于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弟子而江青曾就教于沈从文这段微妙的因缘，是否影响了江青对汪曾祺的态度，似乎无人提及。但江青曾看过汪的档案，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她不会不知道，她和汪曾祺这一层师姐弟的关系，她也不会不知道。。汪曾祺后来自己告诉好友林斤澜，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江青谁都可以训斥，就是没有训过他。据剧团的当事人回忆，江青每次看到汪曾祺都很客气，恐怕不止是欣赏汪的文才这么简单吧。

文革开始后，江青对汪曾祺更可谓是有“知遇之恩”。1968年4月，按照江青的授意，关在牛棚里的汪曾祺重新参加样板戏创作组，成了北京京剧团最早解放的几个人之一。紧接着，汪曾祺即被安排陪江青看现代戏《山城旭日》，幕间休息时，江青用一种家常的口吻对汪曾祺说：“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言外之意是，帝王将相戏不能写，但革命戏你汪曾祺应该写得比它好。

1970年，江青亲点汪曾祺上天安门，参加“五二〇”群众大会。《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在几百人出席的名单中出现了汪曾棋的名字。老作家林斤澜当时正关在牛棚里，看到报纸一阵惊喜。十几年后他笑着告诉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门，还等你来救我了。”事隔30多年后，《沙家浜》的导演萧甲说，当时江青确实是想拉汪曾祺一把。

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说，父亲是一个摘帽右派，文革中没有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与江青对他的看重很有关系。汪曾祺对江青确实有过感恩思想，甚至也陷入过狂热和迷信的地步。但汪曾棋除了感恩戴德、诚惶诚恐之外，没有拍马屁，只是老老实实地写东西。邓友梅在《漫忆汪曾祺》中说，汪曾祺在那种形势下，头脑不热，神智不昏。照汪曾祺自己的话说：“我还有这点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从没有过非份之想。知进知退，保住脑袋喝汤吧 „„”他给老同学朱德熙写信，从不写样板戏如何如何，最多只写“我等首长看戏，回不了家”，没有丝毫炫耀的意思，也没有攀龙附凤的飘飘然，像干一件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江青倒台后，汪曾祺自认他和江青只是工作关系，但却没料到为这段工作关系又挨了两年整，先是被勒令做深刻检查，后被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断断续续写了十几万的交代材料。在那段苦闷的日子里，中国现代文学的神来之笔、绝响之音《受戒》开始酝酿了。

五

汪曾祺晚年特别喜欢引用杜牧的“忍过事则喜”，欣赏的正是诗句蕴涵的饱经沧桑后的豁达洒脱。荣也样板戏，辱也样板戏，烟云散后的汪曾祺不仅有了一份达观，那份坦诚也越来越显出赤子一般的纯净。在评价江青与样板戏的时候，汪曾祺直言不讳：江青在当时高层领导人中比较懂戏，对京戏比较内行。儿子汪朗说，父亲觉得江青对唱词好坏有鉴别力。不知道沦为阶下囚的江青在万人唾骂声中听到这番率直的表扬会做何感受。但是看看江青30年代在《新社会》、《大公报》、《妇女生活》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我们不禁也要嘘声：这个女人不简单。如果她在国立青岛大学继续文学之路，会不会成为和她的诸城同乡王统照、臧克家、孟超一样的著名作家，真是亦未可知。

海外文学史家夏志清教授60年代末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惊叹沈从文的独特风格，而当时沈从文正在湖北双溪下放劳动，养鸡，种菜，改造希腊小庙供奉的资产阶级人性。“文革”初起，有人知道沈从文是江青的老师，就劝他给江青写信，改变一下处境，被沈从文毫不犹豫地回绝了。1973年，江青特意安排沈从文到人民大会堂看演出，沈从文却“不知趣”地坐在角落里，于是这段应该颇具戏剧性的师生见面就这么没了下文。当时像章伯钧这些高层人士都知道沈江的师生关系，可沈从文却从来不提。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也看不到江青这个名字。沈先生曾有一句名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句话后来刻在沈从文的故乡和长眠之地凤凰的巨石上。这句话刻在沈从文的作品和人格里。

80年初，汪曾祺再次以小说家的身份登上文坛的时候，沈从文的煌煌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也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尽管这段时光成就了一位了不起的服饰史专家，美国学者甚至认为沈从文在文物研究领域的贡献不逊于他的文学成就，但回想一下，曾经叱咤文坛的大师，三十年不能写小说，三十年，连美丽的湘西世界都遥远而模糊了。

随着作品的解禁、出版、流行，沈从文越来越热，研究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沈从文却说，我的东西都是习作，不值得看。不过沈从文还说过，大家看我的东西是买椟还珠。美国学者金介甫在《沈从文传》的引言中说：“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看成成就相当的作家”。

不管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沈从文的作品会流传下去，因为他说过：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

（完）

参考资料：

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凌宇：《沈从文传》

叶永烈：《江青传》

汪曾祺：《晚翠文谈》、《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沈从文转业之谜》

邓友梅：《漫忆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