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大学发展历史

一、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原因

大学的形成必须同时具备五个条件：一是有常备的教师；二是有常设的机构；三是有对高深学问（课程）的研究；四是有考试的组织实施；五是能够进行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的授予。

西欧中世纪早期，由于北欧的入侵，各地战乱频繁，社会生活动荡，世俗文化遭遇摧残。公元11世纪开始，西欧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得到初步的恢复，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纺织业、采矿、冶炼、金属制造业和建筑业开始兴起。手工业者由于受到农村封建领主的压榨，纷纷迁移到人员流动量大的交通要地或要塞居住并从事贸易活动。由此，自治城市逐渐在手工业者和商人聚集、商品交换活动活跃的市集附近出现。

在这种自治城市中，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的市民阶层逐渐占到城市人口的绝大部分，城市市民阶层逐步形成，并进而成为城市的主体。通过和教会势力、封建领主势力的长期斗争，市民阶层逐渐获得了城市的管理权。自治城市的出现，为大学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一是自治城市多处于交通要道或商业水陆要冲，人员流动量大，商业活动发达。人员流动量大，为各类人员包括大批学者的来往和聚集。商业活动发达，既对教育活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聚集了社会财富。富裕的城市为大学的产生以及大批学者的游学奠定了扎实的经济基础。

二自治城市由市民阶层管理。管理好城市这个新兴的社会组织形态也亟需通过教育活动培养一些城市管理人员。另外，与教会势力、封建领主的斗争，自治城市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分化和复杂化，也对大学的产生提出了现实需要。

三是是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向西扩张和对“十字军”东征带回的大量文化作品的集中翻译活动，带来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广泛传播，社会文化进入快速发展期，大批自由的游历学者活动频繁，为大学的产生提供了文化和组织基础。

首先，经院哲学的发展为大学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经院哲学是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试图通过理性思考和抽象推论证明上帝存在和基督教具有永恒合理性的学问。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政治格局的不断分解变化，代表各种不同阶层和不同离异的神职人员、哲学家对“圣经”的阐释和理解也出现了分歧，也对“教父哲学”和原始基督教基本教义产生了疑问，掀起了多次大规模的辩论活动。辩论活动进一步动摇了基督教神学不可侵犯的理论基础，拓宽了人们的事业，启发和促使学者以一种更加理智的眼光和更为科学的思维方式对自然、对社会、对神学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同时，在一些哲学问题辩论的中心，会集了大批来自西欧和其他地区的学者，其中一些比较著名的学者还各自设立了讲学机构，招纳弟子，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这样的讲学机构，为大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其次，随着阿拉伯帝国向西扩张，和比较集中的古典翻译运动，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得以在欧洲以拉丁文的方式进行广泛传播。到12世纪初，亚里士多德有关形而上学、逻辑学、自然哲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著作逐渐被介绍到西欧，东方的几何、天文，古希腊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阿拉伯世界的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医学等著作，也几乎全部被翻译成拉丁文，介绍到西欧。在东西方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西欧逐渐形成了许多的学术研究中心。这些学术研究中心的形成，也对大学的产生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二、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办学特点

（一）拥有比较大的自治权

中世纪大学与古代东西方出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最大区别在于，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由个人创办，并由创办者自行招纳门徒，传授本门学派的观点学说，基本采取的是个人创办、师徒传授的教学方式。中世纪大学则是大学师生通过建立自己的行会以及各类各级组织机构，在拥有自治权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专业或职业传授知识，颁发统一的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其中，教师或学生行会拥有大学自治权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突出特征之一。

中世纪大学的自治权主要包括：招收学生和邀请学者、聘请教师的权力；自主制定教学内容和进行授课的权力；颁发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的权力；自主管理大学教学、行政等其他大学事务的权力；享有法外特权，对违背法律的学者和学生进行处理，不受所在地司法当局的干涉。

（二）普遍实行了开放办学

中世纪早期的大学几乎接受来自所有欧洲地区的学生。中世纪大学在欧洲区域内学者和学生们都可以自由流动，选择自己向往的大学从事学习和研究活动，而且各地大学的资格证书能够得到互相的承认（认可）。

另外，由于当时文化的语言载体主要使用拉丁语。懂不懂拉丁语几乎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人有没有受过教育的尺度。因此，在中世纪大学中，来自各地的学者和学生们都使用着这一共同语言——拉丁语，超越了地区和种族的界限，方便大家进行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

（三）教学内容相对单一

在中世纪的大学中，学部是大学进行教学的主要机构。由于各大学的规模、传统和培养目标各不相同，大学的学部构成也不尽相同。当时主要有文学、医学、法律和神学4个学部，其中，文学是作为预备课程（基础课程）设置的。只有巴黎大学才设有全部4个学部。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大学大多仅设文化、医学或文学、法律学部，只类似现在的单科大学。一直到15世纪末，欧洲大学中能像巴黎大学那样设置4个学部的大学都很少，大部分大学仅包括一二个学部。

从11世纪到12世纪中期，欧洲大学的课程内容主要是沿袭古希腊、特别是希腊化时代后期及古罗马的教育内容。12世纪末期开始，通过翻译和介绍阿拉伯

世界的文明，古典时期的希腊教育内容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哲学和科学内容才逐渐进入欧洲大学的课程。

（四）教学实施中授课和讨论穿插进行

中世纪大学最常用的教学方式主要有讲授和讨论两种。讲授分为正式教授和特殊讲授。正式讲授指已经取得正式教学证书的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场所进行的教学，特殊讲授指休息日，没有固定的场所，由已经取得学士学位、尚未取得正式教学资格证书的实习教师担任；讨论主要分为正式讨论和自由讨论两种。正式讨论经常举行，事先规定讨论题目、讨论地点和时间。自由讨论主要在教师讲授时穿插进行。在中世纪大学，由于书籍的缺乏，教学多采取了讨论的形式。特别是在神学学部以及在以波隆那大学（Bologna ）为模式建立的法律学部教学中，采取讨论形式训练学生的辩论才能是非常重要的教学手段。

（五）对学生的管理比较松散

一是没有入学考试。中世纪大学没有入学考试，从理论上来说，只要达到基本的入学年龄和入学水平，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例如，13世纪的巴黎大学文学部规定，年满14岁、掌握基本拉丁语者都可以入学。

二是学生可以随意游学。中世纪大学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向往的大学进行学习，随意在各地大学间游学，并不受学校的限制。

三、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

中世纪大学的产生，虽然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但是应该肯定，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奠定了现代大学的办学基础，为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贡献，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树立了学术自由、探求真理的典范

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尤其是中世纪大学拥有极大的自主权，推行学术自由，鼓励学者和学生探求真理，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现代大学成为先进文化的聚集地，与中世纪大学在社会系统中奠定的地位是分不开的。

（二）形成了学术中心，推动了思想和学术的发展

中世纪大学推行学术自由，会集了大量学者，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过程中，传播了社会文化，直接成为传承文化的桥梁；进行了对真理的探求，促进了社会思想和科学的发展。使大学成为了社会学术中心。

（三）为后期大学发展提供了许多有意义的办学实践经验

早期中世纪大学形成了初步的学科划分和学位制度。比如学科划分制度，这种按照职业划分的教学和组织形式一直影响着现代大学。再比如学位制度，现代各国高等教育的学位制度虽然存在一些差别，但都是直接源于中世纪大学。现代意义上的三级学位制度直接起源于英国大学，英国大学是深受巴黎大学的影响，引入的学位的概念，后来，英国的学位制度被移植到美国。19世纪后，随着美国

研究生教育的出现和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影响，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按照美国模式建立了现代意义的学位制度。

另：关于对贾永堂老师总结的“中世纪大学树立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典范”的不同意见

中世纪大学确实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也广泛的推行了学术自由。但是，应该确定的是，出现这种现象和中世纪大学产生的背景、所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状态是相适应的。现代大学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中世纪大学有着质的区别，功能上有了很大的拓展，日益成为社会大系统中的重要一环。现代大学不应该也不可能拥有中世纪大学那样的自主权。

关于典范，从字面理解应该是“典型”和“范例”。关于“典”，《说文》中指出：典，五帝之书也„庄都说, 典, 大册也。《尔雅·释言》中：“典”，经也。再来看“范”，《尔雅》中：范，法也。范，常也。在这里，“范”是模具、模型的意思。宋·沈括《梦溪笔谈·活板》中记载：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仍密布字印，满铁苑为一板。目前，我们一般认为，“典范”是值得仿效的人或物在某方面的表现，或者其基本特征是最正规, 合乎规范的范例。从这样的解释上可以看出，“典范”应该是可参照可模仿，也是应当参照应当模仿的。

中世纪大学在自主权和学术自由上的典型性毋庸置疑，但是作为“范”（范例）就实在说不过去了。目前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丝毫不具备类似这样的“自主权”生存的土壤。另外，由于高等教育已经日益成为社会大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其在社会大系统中的地位、作用日益重要，势必越来越会受到统治阶层的控制，趋向有利于维护和发展统治阶层利益的方向发展。因此，现代大学的自主权至多也仅将表现为办学上的适度的自主权，学术自由也至多表现为追求真理过程中的适度的自由。一旦触及或影响统治阶层利益，或者触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利益，必然会遭到限制。但是，从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只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才能真正加快人们认识世界，探索真理的进程。从这个角度讲，“充分的学术自由”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因此，我将贾永堂老师总结的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中的相应一条改成了“树立了学术自由、探求真理的典范”。

西方大学起源：

大学基本组织和传统的起始时间模糊不清，但它必定在12世纪形成。最初没有教学楼或教育基金或超出课堂之外的教学活动。它们仅仅是教师和学生们自发的联合体。

大学这个词汇源于拉丁文"universitas" ，并指代所有的社区或人们联合体。学生们不是去大学，而是去" 研究班(studia)"或" 普通研究班(studium generale)" ，后者意思是教育中心。一个" 研究班" 有三个特征：

1、学校吸引或至少是广邀各地的学生，不仅仅是一个特殊国家或地区的学生。

2、它是一个高等教育的地方；也就是说，至少学院的科目--神学、法学、医学--在那里被教授。

3、这些科目由大量--至少很多--教师来教授。

13世纪初，有三个研究班，这个词汇绝对适合并且享有独特而卓越的声望；它们是教授神学和人文学科的巴黎、教授法律的博洛尼亚(Bologna)和教授医学的萨莱诺(Salerno)。 后来，当其他城镇的学校希望与巴黎或博洛尼亚平起平坐时，它们便申请罗马教皇训令或帝国敕令，以创建一个" 普通研究班(studia generalia)" 。没有从教皇、皇帝或国王那里获得许可，任何" 普通研究班" 都没有权力授予学位。最初，学位仅仅意味着教学许可证，没有其他意义。只有几个学校因它们极好的教学活动而为人知晓，并获得了超越地方的重要性。 早期历史

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没有大学，但他们的确有一些伟大的教师。大多数教育内容是哲学、修辞和法律方面的，但它并未正规地组织起来。像苏格拉底或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伟大教师没有颁发任何证书。然而，在查里曼(Charlemagne，768-814年) 时期开始的、并随着博洛尼亚和巴黎大学的建立而达到顶峰的知识复兴运动中，古典古代的作品是最重要的。

蛮族入侵摧毁了罗马帝国的学校，紧接下来那段时期在欧洲文化史上是最黑

暗的。这产生了满足教会需要的修道院学校和大教堂学校。" 本尼狄克寺院制度几乎创造了唯一的知识和教育的家园，并且创建了欧洲最有权力的教育机构，直到大学发展到取代了它而作为教育手段为止" 。

11世纪是从黑暗时代进入历史上一个最进步的时代的转折点。宗教的恐怖统治被一种积极的宗教热情取代了，后者产生了诸如教皇西威斯特利(Silvester)二世时期人们熟知的杰尔伯特(Gerbert)、阿贝拉尔(Abelard)、彼得·朗巴德(Peter Lombard)和其他人物，他们改变了整个文化世界的面貌。而且，十字军东侵使欧洲各地区之间和欧洲各地与东方密切地联系起来。一种研究热情开始盛行，结果基督教世界的学校很快挤满了来自整个欧洲的学生。

神学教义是传统的，但一定数量的世俗知识被认为在理解圣书方面是必要的。世俗知识被称为" 七个人文学科" ，后者又分为两部分：三学科(Trivium)和四个高级学科(Quadrivium)。三学科由语法、修辞和辩证法构成。其中辩证法是黑暗时代的主要世俗教学内容，并且在大学形成时期的教学中是最重要的。四个高级学科由音乐、算术、几何和天文构成。算术和天文被教授是因为它们在寻找东方世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2世纪时，大量知识经由意大利和西西里、但主要通过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流入西欧。欧洲现在拥有一些运用阿拉伯记法写成的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著作，这些著作早就在大学和学院里使用了。法律和医学也是古代人所掌握的知识。到12世纪中期为止，许多人在从事把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著作翻译成自己语言的工作，而在另一百年的时间之内，所有重要的和不太重要的著作都可以被西方人使用了。

12世纪早期最著名的学者是彼得·阿贝拉尔(Peter Abelard) ，出生于1079年，是一个封建贵族的儿子。他早年迷恋于知识，并把自己的遗产给了弟弟，然后加入到去往法国并最终到达巴黎的大教堂学校的学生群。阿贝拉尔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对他那个时代思维习惯的挑战。阿贝拉尔领导下的学术运动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尽管它可能被称为大学运动，但它至少是大学形成之前的另一个时代。然而，阿贝拉尔的确开启了文化运动，大学便是从这种文化运动中诞生的。

大学发展史

一、 中世纪大学

在现代历史学的视野中，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已经不再是西方历史上一场可怕的梦魇，相反，它是一个富有独创性的文化时代。大学的孕育诞生，便是最能体现中世纪独创的遗产之一。虽然有人认为大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以及中国的先秦时期，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基本上都直接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现代大学的一系列组织结构和制度原则都与欧洲中世纪大学有着直接的历史联系；这些结构与制度在几百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与完善，在人类文明传承、延续与创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世纪大学起源的历史条件

中世纪后期对其后欧洲的发展影响深远，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西方许多的制度框架都开始形成。

1、中世纪早期教育制度的影响

加洛林王朝的改革：查理曼对文化教育的重视、阿尔昆颁布兴建大教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的敕令。

2、知识与学术的复兴

翻译运动：开发阿拉伯文献和希腊文献的努力 13世纪上半叶开始，翻译变成了一种主要的学术活动，其地理中心在西班牙。

学术的复兴：经院哲学、大师的讲学（阿贝拉尔）。知识分子的出现

3、城市与行会的影响

经济的复苏和城市的兴起：教育和城市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行会组织：在中世纪的城市里，外来的学者们没有城市的公民权，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就需要一定的形式将他们组织起来。在当时的自治城市中，除了宗教组织之外，行会组织是市民阶级中最普遍的一种组织形式。行会(guild) 是中世纪城市中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能互相帮助而结成的个人之间的自由联盟，这种联合，对内可以管理和监督自己的成员，对外可以保护组织的利益不受侵害。行会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分为师傅（master ）、帮工（journeyman ）和徒弟(apprentice)三个权力和义务各不相同的等级。师傅是行会的正式成员，师傅和徒弟之间订立了某种契约作为行会内部组织的章程。徒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只有获得了师傅称号才能真正成为行会的一员，才可以独立从业。在中世纪强大的教会势力和封建势力控制下，行会是最能保持一定自主权的组织形式，学者们看到了这种组织形式的好处，也开始模仿工商业行会组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行会。

（二）中世纪大学产生的方式、阶段和地理趋势

有关最早大学的争议：萨莱诺大学、波伦亚大学、巴黎大学？

自然形成：波伦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

蜂群式衍生：剑桥大学、帕多瓦大学、维切利大学

权威创办：那不勒斯大学、图卢兹大学、罗马教廷大学

1198——1300年： 18所大学的出现，16所比较活跃

1300——1378年：19所大学的建立

1378——1500年： 以“大分裂”为分水岭 大学大量出现

66所）。

16世纪新的大学仍然在建立。

地理趋势：意大利南部——西南欧——中欧以及东欧

3） 中世纪大学的类型及特点

教师型：巴黎大学 到1500年63（或者

教师行会 以教师为主体管理大学

学院：四个学院都有 学院是巴黎大学的基本单位，是最重要的管理机构

同乡会：教师和学生的组织

学生型：波伦亚大学

学生行会 以学生为主体管理大学

同乡会：山南联盟、山北联盟

教师由学生雇佣、同乡会的学生选举自己的校长，代表大学拥有司法权

混和型：蒙彼利埃大学、布拉格大学

德国早期的大学都仿照的是巴黎大学，建立了四个学院，但是法学院的学生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在这一点上，受到了波伦亚大学的影响。

（四）大学与外部的关系

“大学是一个独特的既分裂又分权的社会的偶然产物”——哈罗德·珀金

西方中世纪，可以说是一个无序的社会，教会的权威开始削弱，世俗皇权的力量开始壮大，民间社会由于城市的兴起而开始发育。中世纪大学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权力分崩离析的无序型社会。大学在权力斗争的罅隙中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权力，并且逐渐成为一个自治的机构。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欧洲强大的中央政权不复存在，中世纪的西方再也没有一个中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利，欧洲成为一个四分五裂、高度分权的文明之地。“在它的政治意识和理智意识的中心是基于教皇吉莱西的双剑说的二元论，即世俗的与宗教的，帝国的与教皇的，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主教管区，两者双方都声称是古代罗马皇帝的合法继承者。” 这种二元论把中世纪社会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种势力：一边是以教皇为主导的教会势力，包括大主教、主持和教区的牧师；另一边是以皇帝为核心的世俗势力，包括国王、贵族和庄园主。两种势力均有各自适用的法律形式，世俗法和教会法，相应地也有处理法律事务的两类法庭。因此，两种势力之间的财力和权力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从11世纪开始，各世俗国家正随着商业的复苏和城市的兴起逐步形成并且力量强大，而此时教会也不肯放松甚至要加强对西方世界的统治，教权与皇权在中世纪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展开了激烈的、此消彼长的斗争。中世纪后期独特的政治形势为大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大学与教会

1215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Alexander Ⅳ）在发布的通谕《好像树木的生命》（Quasi Lignum Vitea）中也声称，“巴黎各学校的科学在教会中，好像生命树在

地上乐园那样，是灵魂之殿堂中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正是在巴黎，因原罪而残废、因无知而盲瞎的人类，才通过神圣科学发出的真正光明的知识，恢复了自己的视力和美貌。” 教皇对大学情有独钟，因为大学能为他们传播教义，能使他们的教义在诸多宗教团体中巩固地位，同时在与不断扩大的异端邪说的斗争中取胜。这样不但加强了罗马教皇的中心权利，也能防止世俗权利和地方封建势力的扩大。另外，他们也希望能从大学中招收到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成员作为接班人。教皇西勒丁二世（Celestine Ⅱ）和西勒丁三世（Celestine Ⅲ）以及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都曾是阿贝拉得（Abelard ）的学生。

纵观整个中世纪，大学的体系是荫庇在教会之下的。从12世纪40年代开始，在巴黎学习过的人在教会法庭、天主教会学舍以及教廷都表现卓越。由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任命的红衣主教中有六分之一的人、由格列高利九世(1227－1241) 任命的有二分之一的人，都在巴黎学习过或者是教过书。

大学与王室

腓特烈大帝在有关学习自由的法律中提到，正是通过知识，世界才得以启蒙，生命才会服从于上帝。这一陈述精确地表明了最高世俗权威的观点：学术既能丰富知识，也能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大学与城市

大学在城市里诞生的早期，并没有引起市政官员们多大的注意。为了求知，师生们到处活动，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当师生们的

数量越来越大时，城市开始为这种难以控制的国际人口大伤脑筋，所以在大学诞生的早期阶段，对大学基本上持有的是一种排斥的态度。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当局发现大学的罢课和迁离不仅使他们的城市丧失了科学中心的声誉，而且也失去了由大学团体的活动而带来的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同时，大学还是为城市和教会培训顾问和官员的教育场所。

（五）大学特权的获得：居住权；司法自治权；罢课权和迁徙权；颁发教学许可证；免税、免役权；其他特权以及特权涉及的范围；特权的衰落

大学是西欧中世纪留给现代社会的一笔宝贵财富。在中世纪的西欧，大学享有多种特权。这些特权包括居住自由、生活和教学秩序不受干扰、司法自治、罢课和迁徙、免税免役、自主颁发教学许可证，等等。这些特权，一方面是大学及其师生为了维护自身权利同教会、国王和城市进行斗争获得的；另一方面，也是大学巧妙地利用国王和教会的矛盾而获得的。除了“斗争”和“利用”之外，大学独特的社会地位，如大学师生的僧侣身份、大学为包括教皇在内的高级僧侣提供教育机会、大学教育成为城市和商业需求依赖的对象、优待大学是尊重知识的传统的一部分，等等，所有这些因素，自然而然地都对大学获得特权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特权不但保护了大学的自由，促进了大学的普遍兴起, 也扩大了知识的传播，为近代欧洲大学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奠定了基础。通过对中世纪大学特权的研究，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力量与大学发展之间的互动和问题，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六）大学的内部组织与管理

学院

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

学院有自己的负责人，通常称为院长（decanus ）。还有一个财务主管(receptor)，执礼杖者，一个共同的印章以及章程。院长最早出现在13世纪的巴黎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院长是教师中的一分子，从教师中选举出来的，负责学院的日常管理、教学、辩论和考试等工作。

同乡会

在很多大学中，同乡会是一个重要的特色，同乡会主要是学生创建的团体，也有学生和教师的共同努力创建的。巴黎大学有四个同乡会，即法兰西同乡会、皮卡底同乡会、诺曼底同乡会和英格兰同乡会（英格兰同乡会包括来自中欧和北欧的学生）。在波伦亚和帕多瓦等等这些学生大学中，大学一般都被划分为两个联盟（山南联盟和山北联盟），联盟本身又按照更小的地理区域被分成同乡会。

学舍

在法国、英格兰和德国，学舍所创制的教育模式对现代欧洲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演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学舍（collegium ，又译做学寮、学院）最初是为贫穷学生提供的住所。后来变成了一个自治或者半自治的学术团体，他们在捐赠的房子里学习和生活。

巴黎大学一开始就有学舍，最早的学舍是1180年为18名贫穷学生建成的十八人（Collège des Dix-huit）学舍。1186年，圣托马斯（College of St Thomas）学舍建立。1257年左右索邦的罗伯特（Robert of Sorbon）建立了索邦（La Sorbonne ）学舍。14世纪末期，巴黎大学拥有大约70个学舍。

英国牛津，默顿学舍（Merton College），建于1264年。剑桥的第一所学舍，彼德豪斯（Peterhouse ）学舍建立于1284年，是以默顿学舍为原型。

在南部欧洲，学舍的重要性没有欧洲中西部那么显著。欧洲南部的学舍一直都没有获得任何组织和教育上的意义。原因在于，意大利的学生往往和市民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和市民一块住宿，享受同样的住宿条件和政治权利。波伦亚最古老的学舍起初就由创立者授意只向少部分贫穷的学生提供住宿、饮食和经济援助，不提供教学。

（七）大学的入学、课程和教学

1．大学的入学仪式

生活在中世纪的年轻人到了14岁左右的年龄时，就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了。新生入学要经历一个入学仪式，且起初是在大学生中间流行的非正式的“清扫”典礼，意思是去掉年轻人粗俗的习气和野蛮的兽性。大学中先入学的老生们不但在钱财方面要敲榨刚入学的新生，而且还取笑他们是邪恶、肮脏的怪物，认为他们身上有类似牲口的怪味、迷惘的目光，长长的耳朵，使人想起野猪的獠牙。因此，他们在入学之前首先得受到体罚和洗礼，清除这些东西。新生被装扮成长着鸟嘴、牛角和爪子的怪物，开始一个滑稽摹仿的忏悔仪式，招认他有那些古怪的坏习惯，人们就去掉他们想象中的双角和肉瘤，给他洗澡，锉掉他的门牙。这一仪式的实

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入学时新生要遭到老生的欺负。由于受害者越来越多且仪式越搞越过火，大学不得不开始干涉这些事情。1340年巴黎大学颁布了一项法规，其中规定：老生不准收受新生的钱财，欺负新生的人一旦让学监和校长得知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2．课程

文学院：七艺和亚里士多德哲学；高级学院

入学仪式完成之后，学习便可以开始了。当时的一学年被分成了四个学期，第一个阶段从10月9日至12月16日；第二个阶段从1月13日到棕榈主日（Palm Sunday ）；第三个阶段从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到降灵节后的星期五；最后一个阶段是从圣三主节后的星期一到7月20日。假期共有11周之长：四周的圣诞节假期、三周的复活节假期和10天的降灵节假期，这一体系直到今天几乎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中世纪时欧洲的大学一般有文学、医学、法律和神学四个系。其中，文学系是其余三个系的基础。所有学生首先必须先进入文学系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三艺（trivium ），即文法、修辞和逻辑；四艺（quadrivium ），即音乐、算术、几何及天文；还包括三大哲学，即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大学里，文学系课程的具体内容也是不断发生着变化的，但大范围还是固定在七艺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中。中世纪大学的学生只有作为文学硕士毕业以后才能进一步升入神学、法律和送学这三个高一级的系学习。

3、教学

演讲：普通演讲、特殊演讲、粗略演讲

辩论：普通辩论、自由辩论

大学教学最常用的方法是演讲（lectio ），由阅读、评注和介绍作业几部分构成，同时穿插不同程度的讨论。演讲又根据其在整个教学中的重要性的不同分为三类。最重要的一种演讲称为普通演讲（ordinary lectures），这是大学教学规定必须使用的基本方法，通常由年长的、富有经验的教师采用。其次是特殊演讲

（extraordinary lectures），作为普通演讲的补充，由不太出名的教师为讲。最后一种演讲叫粗略演讲（cursory lectures），一般作为教学训练的一部分内容由学士或年长的学生来讲。大学教师在教学时一般都会依据不同的教学内容用到前两种演讲方法。而粗略演讲因为大多数时候是由学生举行的，所以在整个大学体系中很难找到自己的地位。

大学中与演讲对应的另外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是辩论（disputatio ），这是一种古老的教学方法。辩论也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形式是阿贝拉得（Abelard ）的“是”与“否”的辩论方法（普通辩论），另一种形式是“问题辩论”（自由辩论）（quaestiones disputatio）。问题辩论是较为常用的辩论形式，每两个礼拜进行一次。辩题由教师在辩论前一天晚上出出来，学生们事先思考一下题目，辩论后分成支持和反对两组，教师再出来总结这些问题（determine ）。作为最高级的一种形式，问题辩论气氛活跃、激烈有利于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因此，问题辩论成为大学教学中的一大特色。在大学教师们中间，年也举行两次大型的辩论（quaestiones quodlibetales），探讨一些深刻的问题。

4、学位

学位：硕士和博士学位、学士学位

硕士（master ）原意为一个行业中的师傅，在大学里就是指教师。博士（doctor ）起源于拉丁文doctus 这个词，是doceo 的过去分词，在拉丁语中作动词“教学”的意思。起初，硕士和博士都是用来称呼大学教师的，并无高低之分，只是在不同的大学用法不同而已。“硕士、博士和教授这三个头衔在中世纪完全是同义语”。在早期的巴黎大学和以巴黎大学为模式建立的其他大学中，硕士是神学、医学和文学院流行的对教师的称谓，有时也用教授这一称呼，但博士称呼却很少使用。在博洛尼亚大学，法学院的教师特别喜欢用博士头衔，教授头衔也经常使用，但一般没有称呼硕士的习惯。后来，这两个头衔才渐渐开始产生差别：巴黎大学文科的毕业生，凡通过考试被认为具有当教师的品德和才智的，授予硕士称号；对于神学、法律、医学等科的毕业生，考试合格的授予博士称号。因为文科在当时是基础学科，只有先在文科毕业后才能继续在神学、法律、医学等方面深造，所以慢慢地硕士与博士也开始成为高低不同的两个等级，硕士是较低的等级，博士被看成是较高的称号。到了15世纪时，博士已成为高级系教师的专用头衔，而硕士成为低级系教师的专用头衔，原来可以互用的硕士和博士称号，至此就有了高低之分，成为两个不同的学位级别。

对“学士”（bachelor ）这个词的词源，不同的人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认为学士一词的原意是指没有财产的奴仆（Vassi non casato）；另一种说法是它源自行会中的一个术语，即“新手”的意思；一种解释认为学士一词原意是“月桂树的果实”，引申为成功的象征；还有一种解释是，它是一个拉丁文baccalarius 的

讹误，意思是“属下”，例如，社会地位较低的奴仆或者工匠的一名徒弟。在欧洲中世纪大学里，这个词用来称呼那些能帮助教师开展教学活动，但还没有获得硕士学位的学生。

随着大学的发展，学位的级别逐渐清晰起来，第一级学位是学士学位，类似于行会中准许学徒满师；第二级学位是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类似于行会的师傅，得到这一学位以后便完全有资格在母校任教，不久以后，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中的毕业生获得了不用考试就可以到各地大学去任教的资格（Licentia ubique docendi）。学位的高低级别形成以后，对学位的要求也有了差异。除了在较低一级的文学系之外，一些学生并不满足于学士水平，仍然继续深造，获得高一级的硕士或者博士学位。

5、考试

当学生在文学系学习了4~5年规定的课程之后，就可以为第一个考试做准备了。中世纪大学为授予学位而进行的考试不但名目繁多，而且持续时间也相当长。每所大学都有不同的规定，即使在同一所大学里，不同的时期考试的规则和内容也有很大的变化。

中世纪早期，学士学位还没有正规化之前，学生要获得学士称号一般不用进行考试，任何学生入学四五年之后只要他的老师允许他从事教学活动就可以被称为学士。后来为了防止不合格的学生参与教学，各大学开始颁布法规使学士学位正规化，学士一词也逐渐被限定下来，仅指文学系中通过了规定的考试，获得了粗略演讲许可的候选人。考试成为获得学士学位必不可少的一步。在巴黎大学如果一个学生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学士了，他应该首先请自己的老师开一张凭证

（Schedula ），证明他已学完了指定的课程。这张凭证由主考官仔细审核以后，学位申请人便可以参加在12月份圣诞节前举行的初试（Responsiones ）了，在初试中，他要同一位教师讨论语法和逻辑问题。如果初试通过的话，他可以参加“预考”（examen determinantium）或者“学士学位考试”（baccalarian dorum），这时他必须证明自己符合规定的要求，并且应该通过回答教师委员会的提问，表明他已掌握教学大纲中规定的著作。最后一步才是获得学士学位的决定性考试（determinatio ）：候选人要在四旬斋期间讲几堂课，以证明他有能力继续自己的大学生涯。如果这次考试顺利通过，这时候选人就有权利把自己称为学士，正式参与教学活动了。

巴黎大学的学士从事学习和教学两年之后，就有望最终结束他的学业获得正式的大学授课许可证了硕士学位。这最后的考试也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重要的是作出一系列评注和回答总监或副总监领导下由四名教师组成的委员会的提问。通过的候选人几天后在隆重的庆典上由大学总监授予许可证，这时候选人要发表一篇报告（collatio ），但这只是一种形式。大约六个月后他在“试讲”（inceptio ）过程中正式成为硕士。“试讲”的前一个晚上，他要参加一个隆重的讨论，称为他的“初夜”（Vesper ）。在“试讲”那天，他在学院全体人员出席的情况下，进行他的第一次讲课，并得到他的学位荣誉证件。我们可以看到在巴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考试过程要比通过学士考试的过程长得多。

在博洛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要经过两次考试：个别考试（examen privatum ）和公开考试或答辩。个别考试是真正的资格考试，所谓的公开考试（conventus ）实际上只是一种仪式而已。个别考试非常严格，由副主教或其代理人与另外四名教师主持。这种考试的形式是发表演讲或者对准备好的两篇文章进行讲解评注，主考官可以提一些问题要求候选人作答。考试过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首先，考生要宣誓遵守考试规则，不徇私舞弊；其次，考官严格地主持考试；最后，考官

对考生的考试结果进行秘密投票，以决定该生是否具有资格获得教学许可证和博士学位。

如果候选人通过了个别考试，他这时还只是一个获得应试准许证的人，只有在公开考试之后，他才能取得博士学位，并作为教师授课。

6．学位的颁发和授予

从原则上来说，大学的学位应该由大学自己来颁发。但早期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巴黎大学。起初巴黎大学发放学位的权利操纵在巴黎教会中负责教育事务的教务长（chancellor ）手中，一个人要取得学位，必须得到教务长的批准。而巴黎教会的教务长常常利用这种职权来干涉学校事务，压制学校师生。大学教师们对教务长的做法非常不满，大学师生为了摆脱巴黎教会教务长的控制，在12、13 世纪时与其进行了长期的、顽强的斗争。随着大学的发展壮大，在教皇地帮助下，大学逐渐从教务长的手中夺得了这一权利。1219年，教皇贺诺利斯（honorius Ⅲ）规定，只要学生达到了标准，不管巴黎的教务长愿不愿意，大学都可以颁发教学许可证给他。1252年，大学从英诺森四世(innocentⅣ) 手中完全获得了此项权利。

博洛尼亚大学的公开考试实际上是一种学位授予仪式，表示学位候选人已通过了考试，可以获得作为任教或从业资格的博士学位，成为正式的博士。在巴黎大学，这一仪式是在“试讲”时举行的。在“公开考试”或“试讲”的这一天，大学要举行盛大、隆重的典礼。

在典礼召开的前一天，候选人在仪杖官带领下绕城一周去邀请市镇官员或他的私人朋友来参加典礼，然后是请一些吹喇叭或其他乐器的人来助兴。庆典是这样开始的：候选人在教师的陪伴和同伴的簇拥下由仪杖官从他的寓所带出来参加早晨的弥撒，然后来到大教堂。候选人在大教堂中发表演讲，然后与事先从学生中选出的对手进行辩论，这是他第一次在大型辩论中担任教师的角色。接下来是他的引荐人向副主教推荐他，副主教表达一些赞美之词后开始隆重地授予他授课准许证：先给他佩戴一枚象征着教学职业的徽章（insignia ），然后站到教师席位中去，手持一本打开的书，按着在手指上戴上一枚金戒指，在头上戴上四角帽。最后人们上前热烈地拥抱他、亲吻他致以衷心祝福。

巴黎大学的试讲典礼与博洛尼亚的公考稍有不同。试讲是在候选人预先租好的用来进行教学的地方举行，而不是在大教堂举行的。候选人在简短表达对他所在系的感激之后，系中的一位教师要站出来将他一一介绍给同事认识。然后也要给候选人颁发象征知识的书，不过首先是一本关闭的书，表示他必须在头脑中掌握这门知识，不必要时不能随便传授给别人。显然，这一仪式保留了浓厚的行会传统，这本书是手工业行会技艺的象征，在行会中师傅只能将技艺传授给自己的徒弟而不能随便传授给外人。但是，教师行会在某种程度上又与手工业行会不同，向其他人传授知识是它存在的重要目标。因此，为了不自相矛盾，紧接下来候选人又被授予一本打开着的书，表示他必须有能力教其他的人，向他们传道解惑。然后同样是授予金戒指、四角帽和亲吻祝福。

博士学位通过以后，还要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被簇拥着浩浩荡荡地上街游行，举行招待宴会，还可以喝酒祝兴。后来甚至发展到还举行芭蕾舞表演、戏剧演出和体育竞赛。

中世纪大学的学生从入学到获得学位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学生入学的平均年龄是14或15岁，文学系的基础教育要6~8年的时间。没满20岁不能获得学士学位，医学和法学的学习在20岁~25岁间进行。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要想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需要再学6年。神学学位的要求更长，需要8个学年，并且至少要到35岁，才能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实际上神学院学生的学习期限总共长达15~16年之久。

中世纪大学学位制度的历史地位

近现代大学的学位制度深受中世纪的影响，从课程学习、考试答辩直到学位授予仪式等诸种环节，虽然在内容上可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形式上较大地保留了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可以说欧洲近现代大学学位制度的基本框架结构是在中世纪奠定的。

学位的最初涵义是对一个人任教资格的认可，是学者进入教师行会资格的证明，这一涵义也表明了一个人的知识能力或者专业技术达到了当教师的程度和水平，是教师资格的评价标准和衡量尺度。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学位制度在当时为教师的选拔和使用提供了一套客观的标准，也奠定了现代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和评价高等教育学术水平的基础，它有利于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提高。

学位等级制度的形成满足了社会对各级人才的需求，既有利于知识的传承，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以及牛津大学的硕士和博士最早被承认有不经过考试而到各地任教的权利（ius ubique docendi），使西欧各国的学术交流成为可能，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交流。这可以说是整个西欧基督教国家人才培养制度化的萌芽，是西欧教育体制的基础。

（八）大学的教师和学生

教师及其组织

教师资格：硕士或者博士学位

教师报酬：报酬的形式并不单一，而是多样的。学生缴纳的学费、牧师俸禄、自治城市支付、王室支付。较高一级学院中教师的收入一般要高于文学院，但也因时因地有差异。

教学职责：发表演讲、组织辩论。参加宗教仪式、大学集会和会议等等。某些教师会有机会被选举出来担任大学管理部门中的某些职务。如校长、学院院长、学监、估价者、财务人员等等。

并不是所有教师都十分敬业，履行所有大学规定的职责。有些教师也在大学之外为王室和教会服务，教学计划经常被打乱。

学生及其生活

学生的类型：五种类型

在欧洲中世纪大学入学者当中，至少可以发现5种类型的学生。这几种类型的学生同时存在，构成了一幅大学入学的金字塔形图表。其有着宽广的基座和相对狭小的塔尖。

第一种类型是文学院的学生。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学生都是年龄在14－16岁之间的年轻人，而且一般都是初次进入大学学习，也会因入学而面临一系列特有的法律和经费方面的问题。根据这类学生在所有大学入学者当中的分布情况来看，发现其社会背景以中间阶层居多，但贫富皆有。他们很可能在家乡上过拉丁语学校，至少掌握一些读写的基础知识，也有拉丁语法的基础。他们在自己选择的导师指导下以学院的方式进一步加深人文学科课程（cursus ）的学习。如果这还不够，他们就还要学习所谓的教学（paedagogia ），以使自己不至于落伍。即便这样，他们都还不能算是典型意义上的大学新生。然而这种想法却没有考虑时代的因素，因为他们并不打算在大学里获得他们所能够获得的所有知识，并以此得到医学、神学或者法学博士学位。他们上大学的期限平均为1.8年(这是来自德国大学的测算) ，而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数字还要更低一些。这类学生在大学里不要求考试，也得不到学术头衔——因此也就没有相应的“校园地位”（status in stadio ）。在那时的大学里，他们被称为“单纯学生”（scholaris simplex）。他们常常在新欧洲和阿尔卑斯北部的旧欧洲（见第八章）的有四个系科的大学里就读，尤其集中在巴黎以及英格兰的大学里。他们的人数常常占到在校生人数的50%或者更多，因此可以比较客观地认为，这类学生是中世纪大学的主角。

第二类学生也是文科学生。他们上大学的原因初看起来与第一类学生没有什么不同。从年龄、预备教育以及社会背景上看，他们同第一类学生没有什么显著区别，只不过在他们中间贫困学生的比例更大一些——德国和中欧的大学可以精确提供不同年代的有关数字。由这个明显的事实，可以推测出第二类学生代表着——尽管还仅仅是在很低程度上——通过大学及其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的愿望。与第一

类学生相比，第二类学生希望限制，或者按当时的说法“确定”（determine ）他们的学习方向，也就是说，在他们结束学习的时候，学校能证明他们获得了哪些技能。他们学习的目标就是获得“文科学士”学位，他们要在一名选定的导师指导下学习“学术课程（”actus scholastici）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才能获得这个学位。这些学生此时大约有16—19岁。假如运用现代的归类方法，可以把这类学生的毕业过程与现时中学生在升入大学之前进行的中学考试相提并论。在1350年—1500年之间，欧洲大学中文科学士的比例大约在20%－40%左右，因此，第二类学生在大学中与第一类学生一样普遍，是人数仅次于第一类学生的第二大群体。对他们中三分之二的人来说，学士是他们在大学中能够获得或者说希望获得的学位。在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大多数学舍，都把接受过上述教育作为成为教师的先决条件。

第三类学生也出现在文学院里，但他们学习的目标不仅仅限于人文学科。这类学生一般都已经获得“学士”学位（相当于现代的大学入学应具备的资格），再学习2－3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就可以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处在这个学习阶段的学生往往是19－21岁。这类学生的社会背景与第二类学生类似，尽管贫困学生的比例与后者相比明显低一些。如果这类学生在获得硕士学位后没有离开大学——要获得这个学位，还须在文学院义务教学2年，此举从中世纪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惯例——那么他们就可以继续学习医学、神学、教会法或者民法等高级系科的课程。这类“硕士—学生”（master-student ）在欧洲各地都能找到，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常常都是追随“巴黎模式（”Paris model）的大学的学生。如果仅是进行粗略对照，他们的确与今天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很相似。与前两种类型的学生人数相比，这类学生要少很多。尽管每所大学这类学生的人数不一样，13世纪和14世纪的数字也不同，但总体算来，这类学生大约只占大学入学者总数的10%-20%。然而一个更确切的事实是，在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进行教学了，因此，在当时的许多事例中，学生和教授之间很难清楚地加以区分。硕士—学生（往往是神学专业或许是医学专业的）要给文学院的年轻学

员授课，后者就是那些选择他作为导师的第一类或者第二类学生。在他身边总会有一个弟子（clientèle ）、他的教室、他的家。这类学生中的许多人正是通过带学生，来获得支持他们继续深造的经济来源，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获得某个高级系科的学士学位。有些人更幸运一些，他们还会得到教授津贴、学舍舍长基金、奖学金、牧师薪俸以及大学或教会的资助金等等。硕士—学生还可能充任以下一些行政管理职位：如文学院的院长。如果他在学院里的工作得到特别赞许的话，甚至还可以当大学的校长。要想当校长，通常最好的机会总是出现在巴黎，因为在这里大学校长都只从文学院产生。

第四类学生与前三类学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在进大学之前，就已经具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并在大学中继续享有优厚的待遇。在他们迈入大学门槛以前，就已经是知名人士了，他们要么属于高级阶层，有很受人尊敬的高贵血统，要么就是出身贵族，或是拥有教会财产，或是来自成功的中间阶层家庭，因而显得与众不同。假如有人是贵族家庭的成员或者本人就是贵族的话，他上大学时还要带上一个家庭随从，家庭随从既是他的私人教师，又是侍从。这类学生就其社会地位来讲，文学院不是他们适宜的学习场所，他们也不适合医学、神学专业学生所处的学习环境，他们更多地是在高级系科或者培养律师的大学学习。这类学生所受的在某些方面相当于硕士水平的预备教育，是通过私人教师传授的，而不是在公共学校里获得的——或者他学习的文科课程是“在主修课程之外”的，他们不会也不想用考试来证实自己的知识水平。在从文学院毕业之前从事教学工作的行为会影响他们的社会地位。同样，高级系科在颁发博士乃至以下的所有学位时，也会出现这样类似的情况：学术头衔是否能和学生的阶层地位对应或者对学生来说能否接受这样的头衔——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上等贵族身上——都取决于他的社会出身。这类“上流社会学生”（student of rank）并不像一名普通的硕士—学生那样需要通过大学学习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类学生分布在欧洲各大学，但数目各有不同。他们最多地集中在法学类大学或者南欧古老大学的法学院里。在15世纪以后，“上流社会学生”的“国际”中心由葡萄牙转移到斯堪的纳维亚、从

匈牙利到不列颠群岛，最后来到波伦亚。从此以后，帕多瓦、比萨、帕维亚、佩鲁贾、锡耶纳以及意大利的其他大学，都弥补了学校声望与入学人数之间的差距。波伦亚的德意志同乡会入会记录（matricula nationis Germanicae）记载了自1289年以来的大量的有关学生名字和所处阶层的信息。尽管这个同乡会的名字具有区域性，但加入它的法学学生却几乎来自整个中欧、东欧、北欧。上流社会学生集中的地方主要还有法兰西南部和西班牙的大学，在这两个国家的阿维尼翁、图卢兹、萨拉曼卡和莱里达等地，这些大学的法学院教职工本身的人数就比文学院的要多。奥尔良的情况也类似。然而，新欧洲的阿尔卑斯北部地区的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在有四个学院的大学里，文学院学生大约占到在校生人数的80%，而且似乎在当地的社会机构里也是这类学生唱主角。这大概也算是一种更重要的社会平等吧。一所大学如果能让一名享有传统特权、地位尊贵的学生入学，会感到非常地自豪，似乎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在当时的中欧比较受欢迎的大学有埃尔富特、巴塞尔、弗莱堡和英格斯塔德等，其中后三所大学所在地是当时进入意大利的门户。正如硕士—学生是巴黎模式大学的特色一样，上流社会学生也是波伦亚模式大学的特色。上流社会学生与硕士—学生在某些方面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在他自己选择进入某个大学、某个系科后（每一个波伦亚人都有权利这么做），就可以设想发挥与硕士—学生相类似的作用，比如说，如果能得到同学的拥护的话，他就可能成为校长。而在巴黎模式的大学里，上流社会学生在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之后，才有可能获得荣誉校长的头衔。

第五类也就是最后一类学生，看起来似乎与现代学生最为相近，因为他们都希望能在学习结束之时，通过考试来验证自己学习成果，或许还可以拿到博士学位。一般来讲，这类“专修生”（specialist student）在某个高级系科获得“学士”学位之后，还要继续深造，以便获得医学、神学以及教会法和民法方面的专业资格证书（licentiate ），这也是一种允许其在大学的系科里执教的资格（licentia docendili）。如果本人愿意或者有余力，他接下来还可以攻读博士学位。像现代的大学生一样，他们的年龄也在20-30岁之间。然而，他们的相同之处也就是这些了。一些特殊

的数字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差异。由于这类学生处在“学生金字塔”的顶端，因此，他们在整个学生群体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在阿尔卑斯北部新欧洲的大学里这类学生非常稀少（如在德国只占大学入学人数的2%－3%），他们中的大多数集中在旧欧洲的古典大学、意大利和法兰西的著名医学院、法学院，以及牛津和剑桥的神学院里，在14世纪尤其如此。在意大利的大学里，国外来的专修生确实非常地多，绝大部分的这类学生和博士研究生来自所谓的德意志国家。他们有个特点，就是都有显赫的社会地位，要么是骑士的后代，要么就是城市上层阶级或上等中间阶层的家庭成员。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他必须要做非比寻常的努力，才可能跃升到这个层次，而这种升迁，没有非常强大的社会支持是不可想象的。中世纪的“专修生”与现代大学生的差异还表现在，他们进入大学学习不是为了以后的发展，相反，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或者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已经在社会上立足：要么是市政官员，要么在宫廷任职，而最常见的是在教会任职。专业资格和博士学位通常仅仅是给他们带来荣誉和声望而已。

这五类学生——单纯学生、学士、硕士—学生、上流社会学生和专修生——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一个完整的系统。实际上总存在一些混合了以上几种类型特征的学生。有一种被称为“一路跳”（course-hoppers ）的学生——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法学院和医学院学生，他们不一定是上流社会学生，但他们在不先学习各种人文课程的情况下，就可要求获得类似硕士的身份。还有，旧欧洲的许多社会规范也会经常打破上述分类的界限。各种社会纽带、朋友关系、家族关系、裙带关系以及家庭结构都能够影响到学生的地位身份和他们学习的目的。学生的个人能力和从他们教师那里所得到的帮助，都是在这样一些复杂环境中发挥作用的。比方说，受到关系庇护的少数人，即使他们并不是一定“阶层”的一员，却也能够享受到只有这个阶层的学生才可以享受的特殊优厚待遇。例如尽管他们没有参加学位宣誓仪式的资格，但在自称有学习的能力，并又研习过文科学士学位阶段指定的课程——一般都要求他们达到毕业所要求的年龄14岁——那么，他们就能够马上毕业。一个与此有关的著名例子是菲利普·梅兰克顿（Philip Melanchthon）。梅兰

克顿12岁时在他的家乡海德堡学习人文课程，当他17岁时就在图宾根大学获得了文科硕士的学位，他是约翰尼斯•卢希林（Johannes Reuchlin）的侄子，家境优裕，而且家人对他求学都非常支持，但他并没有因此就完整地读完规定的学业年限。在这样环境下，当一个人要说明他先前获得的学术荣誉有着非比寻常的重要性的时候，都得颇费一番心机。

尽管学生之间的分类界限不是那么明确，但在所有类型的学生中都普遍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他们都是神职人员，这在早期的大学几乎无一例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先是旧欧洲的大学，后是新欧洲的大学，神职人员背景的学生数量开始逐渐减少。在文艺复兴前，也许在整个欧洲，神职人员背景的学生已经成了少数。对于这种学生的非神职化，不应该错误地理解为那时候大学或大学教育的世俗化过程。在中世纪晚期的比较成熟的大学里，神职人员（clericus ）一词的涵义是非常含糊的。它不仅仅是指正规宗教机构（ordo clericalis ）中正式的人员，也并仅限于教会的权限和活动范围；从象征的意义或者社会历史的角度看，这个概念的涵义是发散的、完全不清晰的。它仅被用于一些特定范畴：广义地它是指上至教皇，下至教堂守门人——教会里面最低级别的主持——的所有教会人员，狭义地它则是指次执事（subdiaconate ）以下的所谓准神职序列当中的教堂主持。不仅如此，当人们对进入大学学习的神职学生进行考察的时候，也会遇到如何说明其不同来源的问题。至少在15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充任神职人员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因此，当时各个国家负责学生入学的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和大学监管人，都没花什么精力去系统地登记神职人员的身份。因此，统计当时神职人员每年入学的人数没有多少意义。上面所提到的大学中神职人员背景学生减少的情况是经过了很长的时期才慢慢显现出来的。大学中的神职人员，不仅在统计数据上，而且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越来越没有多大的意义。这种变化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也就是大学发展的初期，当时教会还完全独掌教育权，那时的学者（litterati ）就可以等同于神职人员。神职人员一词最终成了会书写的人的同义词，这个词也逐渐衍化成为现在的“职员”一词，即法语中的clerc 和英

语中的clerk 。相对地，“世俗”（laicus ）一词除了具有非教会这一内涵外，还有蒙昧无知的意思。在15世纪末的德国大学城里，人们习惯地把人区分成三种身份：僧侣、学生和俗人，由此强调学生介于僧侣与俗人之间的中间地位，当时人们常用“半僧侣”（half-priests ）一词来特指学生，这也是对上述现象的语言学上的证明。

那些已经成为神职人员——依照当时的法律，严格地说他们属于准神职序列——的所谓的“半僧侣”，并不因此对教会负有任何义务。这一点可以由当时居士（clerici uxorati）——即已婚的神职人员——的出现来证实，居士存在于所有类型的学生中。虽然在那些特许的大学中，居士身份的学生只具有有限的一些权利，比如说只给予一定的法定地位，但与教会给予其生活来源、以确保其衣食无忧——而正好他们没有终身职位——来相比，这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对那些硕士—学生（第三类学生）来说，有这样一种身份是不太可能的。因此，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当时社会的世俗化速度在加快。事实上，许多大学生是在他们入学之后或者更晚一些时候，才开始进入准神职序列拥有神职身份的。那些不考虑时代因素的人可能会认为教会不再是大学的亲密伙伴，甚至与那些进入大学学习的人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尽管大学不会与作为一个机构的教会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但是，教会却始终是中世纪大学生的最大雇主和付薪者，尽管往往表面上他们是在为国王、王储、庄园主和市政官员服务的。这是因为这些有权势的人都尽可能地先用从教会那里领取的俸禄，在入自己腰包之前，付报酬给那些能在大学毕业后为他们工作的人。到中世纪末，世俗社会与教会仍旧没能截然分离。那些在13、14世纪的人文学科和神学的大本营（如巴黎、牛津）十分活跃，当时占神学专修生主体的学生僧人（大多数都是托钵僧级别）是个特例，在这里必须用专门章节论述。

中世纪的学生是清一色的男性世界，根本没有女性的位置，实际上，这并不能归究为大学与教会的紧密联系，因为在中世纪时期，尽管大学在逐渐世俗化，但在这方面却毫无改变。理论上讲，也有例外的情况，一般是那些有特殊社会背景，有时甚至是与王储或者国王关系很近的人，才有可能打破惯例。在南欧，像王室、贵族、资产阶级（bourgeois ）等等这些高贵家庭，他们的子女教育基本上都是聘请私人教师，有的甚至是声名显赫的大学学者。在这种教育方式下，一些妇女在不少学科，甚至在法学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知识水平，因而具备了像那些上流社会学生一样进入大学圈子的能力，在14、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例如，马格达莱娜·本斯纽里（Magdalena Buonsignori），又如诺韦拉•德·安德烈埃（Novella d’Andrea）——当时著名的富翁同时又是波伦亚大学教授的约翰尼斯•安德烈埃（Johannes Andreae）之女。她们都曾是与她们家庭地位相符合的上流社会学生，后来两人都成了著名的法学学者。还例如，当时有一位名叫多纳•比阿特丽斯•加林多（Dona Beatriz Galindo）的拉丁学者，有确凿的史料证明她曾在萨拉曼卡大学附近接受教育，并在那里被召到信奉天主教的伊莎贝拉宫廷，做王后的拉丁语教师。上述这几个例外都出现在欧洲大陆的南部，这似乎有些偶然，然而，对其进行分析，却能得出这样的明确结论，即当时妇女接受大学教育的时机并未成熟。尽管如此，从法律上讲，妇女进入大学是合法的。大学教授的妻子或女仆，学舍或学生宿舍里的女佣、使女、女厨子，她们都被看作是与大学相关的人，就像大学管理委员会的官员、文员、资料管理员、文凭制作者或者印刷图书的人一样。正因如此，这些妇女也可以像后者一样进入大学，鲁汶大学校长的入学似乎就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

（九）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特点和价值

大学是“独特的中世纪机构”。

中世纪大学的特点：

(1)大学是师生自由结合，进行学习和研究的团体，例如萨莱诺大学，最初由有志于学医的青年联合起来和医生订立合同，规定学生交费，医生传授的条件，进行知识交易。中世纪大学按管理体制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的学生大学，由学生主管教方。教授的选聘、学费的数额、学期时限、授课时数等均由学生决定，如波隆那大学；另一种是先生大学，由教授负责管理，如巴黎大学。

(2)大学有相对的独立性，是自治的行会组织、拥有特权，独立于政府和教会之外。大学的核心价值观是自治和学术自由。如大学内部可设立特别法庭，教授有裁决权，大学有自治权；大学师生免除赋税、免兵役；大学教师有参政权，大学有颁发特许证的权利；学生有自己组织的同乡会。教师组成教授会，校长可以由同乡会领导人和教授会领导人推选。

(3) 制度化，实行学位制。知识传承的制度化、人才培养的制度化。学生毕业得硕士、博士学位。最初，这两种学位并无程度上的差别，以后分化成表示不同学术水平的独立学位。

（4）国际性：招收欧洲各地学生、自由流动、教学资格互相承认、共同的语言（拉丁语）。

（5）流动性。由于没有固定的校舍和校产，学校可以自由迁徙和流动。

6、宗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