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教师研修班总结反思
高级教师研修班总结反思
历史事件也只是一个偶然（7月12日上午）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是一位博士生导师，他在12日上午为我们做了《辛亥革命，摇晃中的中国》的报告，其间，用大量的数据和史实告诉我们辛亥革命时期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当辛亥革命被当做历史的必然性写进教科书的时候，张教授开宗明义的说出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带点偶然性。就像是张教授在他的博客中提到的“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之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
张教授还提到辛亥时期媒体对政治的净化作用，媒体是自由的，它的监督功能才有，如果媒体是政府下的媒体，那么为当局服务还能有什么功能呢？
我不喜欢历史，是因为一直觉得这是一门怎么也学不会的学科，记不住那些事件发生的时间，背不下参与事件的人物和那些几乎千篇一律的意义。历史地图册也是让我头疼的图画，完全搞不懂东西南北。
但我还是毫不怀疑历史教材的正确，也从没有考虑历史这一学科应该培养学生怎样的能力，应该怎么样去理解我们的历史教材。
有人以为张教授这次的讲座是借辛亥革命的引子，联系当今的政治制度，呼唤一种觉醒式的变革，所以，第一个提问者这样说：“面对目前中国的腐败现象，变革的形式有哪些？对此，张教授的回答是：“这届政府是解决问题的政府，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官民矛盾问题……其中官民矛盾问题已经超过了任何年代，仇官情绪很高，政府却没有彻底解决，而是朝后推，这样做的结果是有可能在某一天崩盘……
问题二是：“如果辛亥革命成功，现在的状况会不会好些？“
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张教授说：“历史没有假设.”
问题三：请张教授估计一下，什么时候会变天？如何看待拆迁中的暴力问题？
张教授只是给出一点建议：持谨慎乐观态度，并认为对事物进行两分法的判断是错误的。
问题四：就个体而言，在现在的社会如何找到自己的幸福？
张教授：我们要积极劳动，就能获得相应的报酬，不能逃，只能努力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先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再去维护公共权益。
问题：现在的政府有没有被媒体净化？
张教授：媒体的监督不够，但比起改革前，有了进步，现在政府拒绝净化，防媒体。（事实上现在的某些媒体不是不想监督，而是一旦监督形成文字，某个媒体就要夭折，我没看过只出版了一期就夭折的《独立团》，但我相信韩寒是有思想的。夭折的原因又有谁能说得清呢）
问题六：你个人怎样消减这种社会带来的影响？作为教师我们能做什么？
张教授：我们还是有前途的，所谓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是整个人类的劣根性，所以不能妄自菲薄。作为教师，我们要去影响周围的孩子朝向光明，教育就是启发和激发认识世界的兴趣。
（我们能不能改变历史，或者说我们能不能创造自己的历史，当我们抱怨体制、诅咒政府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
7月12日下午 关于历史的悖论 （《看历史》杂志主编唐建光）
谁的历史
造纸术是谁发明的？是蔡伦？你一定回答是，因为教科书上是这么写的。那么，你有没有怀疑过教科书？
你可知道语文教科书中《朱德的扁担》还曾经是《林彪的扁担》？你知道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只是一个靠自己的一双手，靠自己节俭的生活才致富的小地主？你有没有试验过司南真的能指示方向吗……
如果教科书是假的，那么教科书上虚假的信息就会通过我们老师传递给学生，我们并不想成为帮凶，但我们也没有分辨真相与谎言的能力，其实这这里边隐藏着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又不能改变教材，那我们可不可以试图找到一条让学生能自己分辨谎言与真相的途径。
问题一：为什么总是把揭露谎言的责任放到老师身上？
唐建光：这不是对老师不揭露谎言的批判，而是当我们正面教育制度的时候，老师应该告诉他们思维的方法，可以让学生多读书，多方面的去考虑问题，授之以渔。
（其实我们不能理解为唐老师的发言是对老师的批判，而应该理解为对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面对谎言的教材，我们可以怎么做，仅仅是成为教材和学生之间的纽带是不行的。但这一点其实对老师来说也很难，因为我们的改变意味着自己要对自己做一个手术，就是要剪碎有过的以往，一旦剪碎，我们、我，又是谁呢？所以，私底下，唐老师的发言还是引出了不少的议论。）
真相往往是可怕的，范美忠发言说：就高中生而言，不是他们脆弱，而是我们脆弱，我们不主张以掩盖真相的方式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