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空间结构过程及模式研究

人文地理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２３９８（２００８）０１－００６９－０５

２００８年第１期总第９９期

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空间结构过程及模式研究

姚晓瑞１，２

（１．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西安７１００６２；２．宁夏广播电视大学历史系，银川７５０００２）

Ａ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ＰＡ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ＹＡＯＸｉａｏ－ｒｕｉ１，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ａａｎｘ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６２，Ｃｈｉｎａ；

２．Ｈｉｓｔｏｒ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ｍｔ，ＮｉｎｇｘｉａＴＶ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ｉｎｃｈｕａｎ７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ｉｎａｌｏｎｇｃｙｃｌｅｏｆ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ｏｔｆｏｒｍ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ａ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ｏｇｉｃ．Ｔｈｉ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ｌｏｎｇｍｕｔ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ｎｃｉｅｎ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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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ｐａ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作者简介：姚晓瑞（１９６１—），男，宁夏银川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地缘政治。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２－２５；修订日期：２００７－１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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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的发展过程具有一种长周期内的重复态势。地理环境是空间结构存在的大尺度控制和自然基础。空间结构的动态过程包括秦以前结构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秦以后结构的融合、扩散和模式化，反映中国古代地理政治化和政治地理化的两个阶段。结构模式的静态分析，初步揭示了结构的一些重要功能特性，主要有强大的整体功能，独特的边缘效应和通过圈层同构，结构复制所展现出来的稳定性的复杂表现。对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空间结构的分析，是大尺度的整体轮廓研究，随着空间结构研究尺度的细化，可进一步对中国古代政治过程的诸多特性做出结构主义的揭示，从而推动中国古代政治历史研究的深化。

关键词：地缘政治；地理分异规律；空间结构；结构过程；结构功能

中图分类号：Ｋ９０１．４

文献标识码：Ａ

则性；经济政治地理的大格局由中唐以前的东西格局到中唐以后的南北格局，再到近现代的东、中、西格局的演变等。

垂直地带性规律对我国古代政治区域发展的影响亦具有较为普遍的意义。江南广大丘陵山地区的深度开发与民族融合以及由此引起的隋唐前后南北政区数量的变化。南方山地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及区域整合方式。再次是汉藏交流融合的限制及政权疆界的走向等。

地域分异规律对我国历史区域发展和政治空间结构的影响，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时产生直接影响，有时则是通过影响区域经济间接影响区域政治。有时是一种规律起主导作用，有时则是多种规律的影响相互叠加的结果。

２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空间结构过程研究

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的空间结构性，首先表现在它具有清晰的空间发展过程。从结构的涌现，演化到模式化的过程，是地域分异规律作用下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与中国古人政治实践活动相互作用关系的空间体现。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以前，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缘政治空间。在这个空间范围内的政治发展过程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方面，并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规律。无论是王朝的更替，农牧的冲突，疆域的盈亏变化，内部政区的演变，均呈现出一种长周期内的重复态势。运用空间结构分析的方法来揭示这一规律的丰富内涵，是本文的初衷和特色，结果发现，中国古代地缘政治不仅具有鲜明的空间结构性，而且这种结构的发展演变具有清晰的内在逻辑。

按照空间结构的基本理论：“一定地区区域结构的形成和变化，取决于构成区域各成份要素及各种不同物质结构的对应关系。具体地说，取决于两方面力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地球表面的性质，另一方面是人类活动本身［１］。”因此，分析特定地理环境下的地域分异规律对中国古代区域政治的影响是进行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空间结构研究的逻辑起点。

２．１从多点离散到多元趋核结构的“涌现”（见图１Ａ—Ｂ）

该过程所呈现的是，我国从旧石器时期到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分布。考古学证据显示我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目前已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有二百多处，除新疆、海南、天津、上海以外全国均有发现

［２］

，并呈离散性点状分布（见图１

Ａ），显示无分工的纯自然经济与自然环境的无差别性，其

时间约在１８０万年至８０００年前之间，这是认识中国文化“多元本土起源说”的前提，也是结构发生的初始状态。

约在８０００年前原始农业发生，在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开始出现集聚现象，点的分布日益密集，并开始区域化。建国以来发现的新时期文化遗址有７０００多处，时间约在８０００年前到４０００年前之间。根据考古学界对各类遗址的文化内涵、面貌、分布、文化层叠压及文化的演进等的考证，将遗址划分出不同的文化区系列，主要有：黄河中游，下游两个东西相对的文化区；长江中游，下游两个东西相对的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黄河上游文化区，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南文化区；北方游牧与渔猎文化区

［３］

１影响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结构的地理规律

地域分异规律影响制约地表事物。对我国古代区域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地域分异规律主要有纬度地带性、经度省性和垂直地带性规律，这些规律揭示了某些具有第一性的自然特征，从大尺度上控制了政治地理现象的分布特征和规律。

纬度地带性规律对我国古代经济区域和政治区域的分布、演变影响至为深远。主要表现有：由北至南的草原经济带、黄河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岭南经济带的分布；阴山—燕山、长城、秦岭—淮河、长江、南岭这些南北界线的排列；农耕经济区扩展的方向、极限；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的边界走向；分裂时期南北分治的边界走向以及南北竞争中往往北胜南败的现象等。

经度省性规律对我国古代自然区域的影响是从地势上由西南向东北呈三级递降，水气通量上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地形上呈网格状多中心多板块分布等。它对我国古代政治区域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分布的多元（中心）性；政权之间疆界和政权内部政区界线的不规

。这些

文化区的分布呈现出多元非连续性的地域分布格局。到原始社会的晚期，由于进化途径与进度上的差别，黄河中游和下游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表现出某种强势，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较强的集聚辐射作用，使这一带的文化遗址分布最为密集，并且向四周扩散，其文化因素在其他文化区中都有印迹可寻。在整体的多元结构当中引人注目的发展出结构核，并成为结构的重心，呈现出一种多元趋核的掌型结构形态（见图１Ｂ），这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反映。以上文化区的分布与我国上古传说中各部落集团的交流、征服与融合活动在地域范围上有着某种对应关系［３］。因而这种结构形态可以视为在地缘国家出现以前我国古代地缘政治结构的雏形。

这种结构的突出特点，一是存在明显的地缘重心，二是各文化区沿气候带和大河流域的东西带状分布，三是非连续的多区域性。这是结构由无序到有序的初级形态，还处于不稳定状态，其内部孕育着未来构型演变的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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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得到了现代地理学方法和信息技术手段的验证［４］。

２．２．２多域板块结构的形成（见图１Ｂ—Ｃ２）

这是多元趋核结构演变的趋势之一。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有着深厚的地理根基，区域政治也是长久的历史现象。当王朝统治末期，或受外力的冲击，或内部自行崩溃，结构核心区破裂，结构内部的作用方式由中心—外围互动变成区域之间竞争时，整体的圈层结构就会分解出大量的同级区域。当区域之间并行发展，相互之间的作用力达到某种平衡，则呈现短暂的板块结构（见图１Ｃ２）。由于区域差异性的存在，这种平衡是不稳定的。当核心区修复或高一级的区域出现，板块区域将被整合，并降为次级区域，此时区域竞争性就表现为次级区域与上一级区域在从属条件下的竞争。在该结构存续期间，力量极的数量有减少趋势，三极鼎立是其最简约的形式。该结构的突出特点是竞争性和不稳定性。前者使得分裂时期的割据政权为增强实力而加深区域开发，提高区域丰度。后者则由结构的无序导致自组织，因而往往是结构向更高程度、更大范围有序化发展的必要准备。

２．２．３平层对峙结构的形成（见图１Ｂ—Ｃ３）

该结构在时空上都是多域板块结构的延伸，是多极力量中心进一步减少的结果。到三极鼎立时，已出现向平层对峙结构过渡的趋势，如魏、蜀、吴三国沿长江的南北对峙和北宋、辽、西夏沿长城的南北对峙局面。因而具有板块结构的一般特征，但在空间上仍然是多元趋核结构的一种发展趋势。由于纬度地带性规律的作用，在新石器时代，从北到南并列分布着草原经济带、黄河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珠江经济带，纬度平移运动对中心外围互动形成强烈干扰。与板块结构相比，它的特征是两极对峙（见图１Ｃ３）。农牧社会经济的分异和最大权值的自然和人工的地理限隔是结构存在的前提，它增加了政治分割的强度，促成了地理限隔两侧政治力量的凝聚。在中原王朝分裂的后期往往首先发生沿各经济带的区域整合，形成沿长江南北的对峙局面。另外随着长城

图１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空间结构过程图示

的修筑，加速了草原社会的政治发展，因而在中原王朝统一时期，则形成沿长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峙。这是一种简单的结构关系，缺乏力量平衡的调节支点，竞争具有零合性，其结局往往取决于双方克服地理障碍的能力。

上述三种构型代表了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格局的三种趋势，其中，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见图１Ｃ１）由于其形成于更为理想的地理条件中（封闭、均质的平原地区），并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政治的价值倾向（大一统），因而成为结构发展的主导趋势。

Ｆｉｇ．１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ｐａ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ｕｒｓｅ

２．２多元趋核结构的发展演化（见图１Ｂ—Ｃ）

２．２．１从多元趋核到中心—外围结构的发展（见图１Ｂ—Ｃ１）

这是结构发展的主要趋势，因为结构核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结构秩序排列的主导，必然导致空间的集聚与扩散。在它的强势作用的影响下，周围的文化区程度不同的发生向心内聚运动，从而导致中心—外围结构的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空间的离散性逐步减弱，连续性逐步增强，到战国时，政治区域间的隙地消失，疆界形成，结构呈现出整体性。从夏朝的地缘国家取代原始血缘社会，中国地理政治化的进程开始。以后的夏商周三代均在黄河河曲地带建立统治中心，范围逐渐扩大，并逐渐形成从中心到外围的政治控制能力和从外围到中心的政治可靠程度的梯度圈层分布。这一时期的“华夷五方”格局（见图１Ｃ１），就是这一演变过程的结果。在观念形态上，虽然这一时期出现的圈层同心的“五服”思想在结构上具有黎曼空间的性质，但相对均质、封闭的中原地区依然是这一结构形成的坚实地理依据。这一点已在某种

２．３结构的空间扩散、构型整合及模式化（见图１Ｃ—Ｄ）２．３．１空间外部扩散及圈层结构的扩大（见图１Ｄ）

空间扩散遵循的基本规律是范围和强度随距离的增加和时间的延续而减小。

圈层结构形成的条件是其内部核心区和外部环境均处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夏商周时期的空间扩散主要在黄淮海平原范围内。秦汉以后经过农业开发和区域整合，到明清时期形成了对中国古代政治有重大影响的八大基本经济区，这八大基本经济区在区位上大致呈菱形分布（见图２）

［５］

，

并与具有古代政治文化地理意义的“五岳”的位置大致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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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１Ｄ“五岳”区位）。“五岳”“以其显赫的景观形象，均衡的地理分布，逐渐成为王朝国家的疆域坐标、国土象征与地理框架［６］。”在这个范围内是农业开发程度最高，人口、城市密集，道路网络化和政治同质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这是被称为“中原”的地缘核心（见图１Ｄ核心区区位），是空间进一步扩散的物质能量中心。由于东亚大陆内部区域经济的互补性，核心区与自然疆界以内的长距离地理范围形成了日益密切的空间相关。秦汉以后，圈层结构迅速向外围扩散，并在地理条件和先秦“五服”观念的双重影响下形成了新的外围圈层结构。首先在第二阶梯和海岸线形成边缘层（见图１Ｄ边缘层区位）。它有两个相对的半月形地带组成，即从东北到西南的农牧交结半月带和东南海陆半月带。在这个范围以内是郡县化的地区，是中原王朝的基本疆域。在边缘层以外，大致沿蒙古征服中原的路线，呈现出环形边疆层（见图１Ｄ边疆层区位）。它由东北、漠北、西域、青藏、云贵五个政治地理单元组成。在地理环境上，边疆地区由东北至西南，纬度渐减，高度递增，两者互补，在物候、植被上呈现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在经济上基本上属于游牧经济地带。在政治上，秦汉以来疆域轮廓的分合收扩，都在这些区域单元的不同组合之间。由于秦汉以后的空间扩散是在非均质的地理条件下进行的，距离衰减的作用更为明显，农牧的政治主导权在边缘层和边疆层表现出复杂的作用关系，形成美国历史地理学家拉铁摩尔所称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的施政区域转变为中央官员的施政区域。二是在以“山川形便”划分政区的同时，对一些重要的地区兼用“犬牙相入”的原则，将区域分割的自然限制消弭于无形。魏源在《圣武记》中对此作了总结性论述：“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江淮之险失。”

在中原汉族区和民族边疆区的相互整合方面，各朝均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汉唐是气势恢宏的开拓，其边疆政策的创立、对西域、辽东整合的成就均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宋明是内部的整合，海上事业发展的成就更大一些；辽、金由于有农耕的基础，对其辖境使行双轨管理，这对整合南北农牧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具有重要的开拓性和过渡性的作用。元蒙则是以疾风暴雨式的军事征服，彻底冲破了大漠、高原和长江几种权值最大的地理限隔，扫除了政治一体化的最重要的地理障碍；满清则是上述这些成就的集大成者。其中元蒙的进军路线对边疆圈层的形成具有一种地缘上的象征意义。

从秦汉到明清，结构经过两千年的空间扩散，外部达于自然边疆，内部结构相互融合，逐步形成核心—边缘—边疆的圈层梯度分布，行政管理层次上的政区、城、镇、乡村的等级系列和控制程度上的赤、畿、望、紧、上、中、下，都护、羁縻、外藩的等级系列。结构由此在新的活动层次上与地理环境形成新的互动关系，并逐渐成为一种稳定的模式，影响并制约着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空间的演变规律，这是政治地理化的长期结果。

３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的结构功能简析

任何结构都具有外在的功能表现。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结构的功能特性是在近代以后与外部地缘环境的相互作用中逐

图２中国古代基本农业经济区区位

步显现的，由于该结构形成的漫长过程和复杂的地理基础，对其功能特性的认识将是一个逐步深入并引人入胜的过程。

Ｆｉｇ．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ｒｅａ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

在空间扩散的时间节律上，从夏商周到战国，从三河地区扩大到整个核心区历时两千多年非常缓慢。秦疆域迅速扩大到边缘层，汉唐则进一步扩大到边疆区以外，用时不到一千年。元明清６００多年通过疆域整合，边疆基本形成，这是扩散的饱和阶段。

３．１结构的整体性功能

中国古代疆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它巨大的规模和完整的形势。按照结构的整体具有非加和性的原理，在古代，它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文明类型，主导了整个东方世界的政治秩序。在近代，它抵制了西方列强的冲击，没有使欧洲破碎的地缘政治格局在中国的复制，避免了地缘政治的非洲化，以至于在西方地缘政治学家的眼里“中国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世界……它过于强和具有同一性，因而不易被压碎”［８］并将整个亚洲的问题，归结为就是中国问题。在现在和未来，中国巨大和完整的空间规模是参与国际地缘竞争的基础。其所具有的巨大地缘政治潜力是整个世界都能感受到的。因为“有时地理力量发挥的政治作用可能超过行为体实力的影响［９］。”

２．３．２空间的内部扩散及圈层结构的等级化

空间扩散不仅有外部的范围扩展，还有内部的扩张。许倬云提出一个极有学术价值的概念—内部边陲［７］。所谓结构的内部扩张，即通过增加区域丰度使结构内部密实化。在中国古代，主要是消弭等级结构中的权力空隙和区域空间的管理空隙以提高政治的一体化水平。

在这方面，历代封建政府的措施，一是“体国经野、设官分职”，逐步强化对地方控制。《左传》云：

“茫茫禹

迹，画为九州”这是见诸史籍建立行政区划的最早记载，虽无确证，但也表明我国已从上古杂乱无章的洪荒世界里，初步确立了一个文明的大秩序。后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了郡县制，将地方行政管辖权从王国收归中央，由中央政府直接在全国分区设官管理。北宋设立“监司”，把本来是地方政府

３．２结构的边缘效应

边缘效应是生态学的一个概念，是指在两个和多个不同生物地理群落的交界处往往结构复杂，出现不同生态环境的种类共生，种群密度变化较大，某些物种特别活跃，生产力相应较高［１］。这种现象在人类社会也普遍存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机缘可能只存在于地理的边缘［６］。”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端，公认是在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交界的三河地区，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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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在这里兴起。后来在华北平原北部边缘区也相继兴起了辽、金两个地跨长城的大国，成为元、清帝国建立的先导。

农牧分异是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从早期的“夷夏东西说”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格局，都反映了边缘地带在我国古代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极端重要性。在边缘效应的长期作用下，从中原农耕区的周边分异出了几个与基本经济区相对应的政治功能区，主要有关中、巴蜀、燕晋、江浙、岭南。由于这些功能区在历代地缘政治斗争中的关键作用，故称之为地缘战略区（见图１Ｄ战略区区位，图２八大农业经济区区位）。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地理形势完整，有一定的地域空间和战略纵深，力量容易凝聚，攻守兼备，无后顾之忧。在中原分裂时拥有地缘政治斗争中多极竞争的“远方优势”［９］。在王朝统一时又拥有“内制外拓”的区位优势，因而是历代主要的政治中心，是建都时间最长的地区。同时这些战略区的区位分布也主导着古代战争的空间取向，由早期的东西战争向后来的南北战争转化［１０］。在现代对外的抗日战争中，日寇将退守四川、陕西的中国政府视为，这是昧于中国地缘大势的表现。“地方政府”

在上述地缘战略区中，岭南的地位是潜在的。这里曾建立过南越、南汉政权，黄巢从这里北伐，攻破了唐朝的东西两京，几乎置唐王朝于死地。但由于与中原地隔悬远，其区位优势一直未能发挥。但在近代推翻满清的过程中，两广的战略作用凸显。这是因为随着海权时代的到来，边缘地带的性质率先在岭南发生质变。

冲突，国都与经济发达区的区位差异，单极权力系统与地方分割性的矛盾等。这些差异性在结构构型上的反映就是两个明显的偏离：一是地缘中心与地理中心（陕西三原的大地元点）的偏离，一是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偏离（见图１Ｄ核心区与边疆层、核心区与战略区的区位）。前者表明结构的大陆性色彩，后者反映了区域经济政治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两者都对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前者如：农牧政权的长期冲突，北魏、唐、明等朝边将的反叛，历朝守内与守外的政策选择等。后者如：汉、唐时西部对东部，元、明、清时北部对南部的过分压榨所引起的农民起义。当然影响结构稳定的主要原因是权力核心的单一性。这既是结构稳定有序的原因，也是结构崩解的原因，因为单极结构缺乏权力极之间的能量信息交换，易受时间磨损而衰败。与理想的同心圈层结构相比，该结构在作平面绕心运动时就会产生震动，当震动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导致整体性解构。这或许可以作为中国历史周期性分合规律的结构主义解释。这种周期性震荡一方面可使结构在外无竞争的环境下，保持一定的能量交换，维持结构的活力。另一方面则又使能量内耗，使结构要素难以产生革命性的质变。

３．３．３结构的复制功能

这是结构稳定性的复杂表现。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地缘战略区的存在，并在不同历史时期交替承担对内修复破碎的地缘核心，对外保证疆域的完整巩固的职能，使结构具有了某种确保自身稳定有序的“地理保障机制”。二是网络的作用。结构经过几千年的进化，一体化程度已相当高，其中道路网络是重要的支撑。我国古代地域之间的联系是通达性与分割性的统一。在战国时期，中原的道路网络就基本形成，并逐步扩大，至明清时已形成网络的等级体系，其中在边缘层以内已相当绵密。在分裂时期维系结构整体的网络分解，被各种自然和人为的限隔所阻断。但各区域中心的网络系统依然存在，而社会经济的交往是不能长期隔绝的，各次级区域的经济活动沿道路网络呈树状向外放射扩张，终因接触、交换的日益频繁，几个局部地区的网络体系率先修复，进而使整个体系修复。受其影响，在结构空间扩散的区域形态上，表现为局部的扇形扩散逐步整合为整体的环形圈层扩散。这种网络整合的自组织功能，或者成为政治整合的动因，或者成为政治整合的结果。这是要素受结构整体性制约而必然呈现的一种趋势。

上述功能分析表明，在几千年相对孤立的环境中形成的结构功能，拥有巨大的历史惯性，以致影响到近现代的内部政治格局。而当结构被纳入全球地缘政治体系，形成与外部环境互动作用的条件下，结构体的功能也面临巨变的契机。

３．３结构稳定性的复杂表现３．３．１圈层结构的稳定性

东亚广阔的陆地空间，四周天然的地理限隔，形成了一个连续统一的地缘环境。使中国古代疆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和安全的空间。也因为天然疆界和地缘核心的存在，结构的内聚性极强。这不仅有利于中原核心地区的完整和扩大，也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条件，因为毕竟草原民族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更为容易，从而形成北、西、南三个方向向中原幅辏的趋势。结构要素之间的作用方式呈现出向外辐射和向心凝聚的互动过程［１１］。这种圈层结构特有的作用方式，增加了结构的稳定性，极大的抑制了区域政治化的倾向，使政治一体化与社会多元化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实际上的共生关系［１２］。相对于处在民族迁徙通道上的古代中亚、西亚各帝国，地理空间破碎的古希腊和欧洲中世纪帝国，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

３．３．２异质同构与周期性震荡

结构的巨型规模，复杂的地理基础以及地理分异规律的作用，一方面在农耕经济实力的有限性与巨大的行政成本之间形成巨大的效比消费，严重影响行政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是结构要素存在大量的异质同构体，如经济上的农牧生产方式差异，政治上由土地控制权和草原移动权导致的华夷

４结语

本文对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空间结构的把握是对区域政治

（下转第３７页）

ＨＵＭＡ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Ｖｏｌ．２３．Ｎｏ．１２００８／２

７３

姚晓瑞：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空间结构过程及模式研究

秦在这里兴起。后来在华北平原北部边缘区也相继兴起了辽、金两个地跨长城的大国，成为元、清帝国建立的先导。

农牧分异是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从早期的“夷夏东西说”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格局，都反映了边缘地带在我国古代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极端重要性。在边缘效应的长期作用下，从中原农耕区的周边分异出了几个与基本经济区相对应的政治功能区，主要有关中、巴蜀、燕晋、江浙、岭南。由于这些功能区在历代地缘政治斗争中的关键作用，故称之为地缘战略区（见图１Ｄ战略区区位，图２八大农业经济区区位）。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地理形势完整，有一定的地域空间和战略纵深，力量容易凝聚，攻守兼备，无后顾之忧。在中原分裂时拥有地缘政治斗争中多极竞争的“远方优势”［９］。在王朝统一时又拥有“内制外拓”的区位优势，因而是历代主要的政治中心，是建都时间最长的地区。同时这些战略区的区位分布也主导着古代战争的空间取向，由早期的东西战争向后来的南北战争转化［１０］。在现代对外的抗日战争中，日寇将退守四川、陕西的中国政府视为，这是昧于中国地缘大势的表现。“地方政府”

在上述地缘战略区中，岭南的地位是潜在的。这里曾建立过南越、南汉政权，黄巢从这里北伐，攻破了唐朝的东西两京，几乎置唐王朝于死地。但由于与中原地隔悬远，其区位优势一直未能发挥。但在近代推翻满清的过程中，两广的战略作用凸显。这是因为随着海权时代的到来，边缘地带的性质率先在岭南发生质变。

冲突，国都与经济发达区的区位差异，单极权力系统与地方分割性的矛盾等。这些差异性在结构构型上的反映就是两个明显的偏离：一是地缘中心与地理中心（陕西三原的大地元点）的偏离，一是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偏离（见图１Ｄ核心区与边疆层、核心区与战略区的区位）。前者表明结构的大陆性色彩，后者反映了区域经济政治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两者都对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前者如：农牧政权的长期冲突，北魏、唐、明等朝边将的反叛，历朝守内与守外的政策选择等。后者如：汉、唐时西部对东部，元、明、清时北部对南部的过分压榨所引起的农民起义。当然影响结构稳定的主要原因是权力核心的单一性。这既是结构稳定有序的原因，也是结构崩解的原因，因为单极结构缺乏权力极之间的能量信息交换，易受时间磨损而衰败。与理想的同心圈层结构相比，该结构在作平面绕心运动时就会产生震动，当震动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导致整体性解构。这或许可以作为中国历史周期性分合规律的结构主义解释。这种周期性震荡一方面可使结构在外无竞争的环境下，保持一定的能量交换，维持结构的活力。另一方面则又使能量内耗，使结构要素难以产生革命性的质变。

３．３．３结构的复制功能

这是结构稳定性的复杂表现。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地缘战略区的存在，并在不同历史时期交替承担对内修复破碎的地缘核心，对外保证疆域的完整巩固的职能，使结构具有了某种确保自身稳定有序的“地理保障机制”。二是网络的作用。结构经过几千年的进化，一体化程度已相当高，其中道路网络是重要的支撑。我国古代地域之间的联系是通达性与分割性的统一。在战国时期，中原的道路网络就基本形成，并逐步扩大，至明清时已形成网络的等级体系，其中在边缘层以内已相当绵密。在分裂时期维系结构整体的网络分解，被各种自然和人为的限隔所阻断。但各区域中心的网络系统依然存在，而社会经济的交往是不能长期隔绝的，各次级区域的经济活动沿道路网络呈树状向外放射扩张，终因接触、交换的日益频繁，几个局部地区的网络体系率先修复，进而使整个体系修复。受其影响，在结构空间扩散的区域形态上，表现为局部的扇形扩散逐步整合为整体的环形圈层扩散。这种网络整合的自组织功能，或者成为政治整合的动因，或者成为政治整合的结果。这是要素受结构整体性制约而必然呈现的一种趋势。

上述功能分析表明，在几千年相对孤立的环境中形成的结构功能，拥有巨大的历史惯性，以致影响到近现代的内部政治格局。而当结构被纳入全球地缘政治体系，形成与外部环境互动作用的条件下，结构体的功能也面临巨变的契机。

３．３结构稳定性的复杂表现３．３．１圈层结构的稳定性

东亚广阔的陆地空间，四周天然的地理限隔，形成了一个连续统一的地缘环境。使中国古代疆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和安全的空间。也因为天然疆界和地缘核心的存在，结构的内聚性极强。这不仅有利于中原核心地区的完整和扩大，也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条件，因为毕竟草原民族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更为容易，从而形成北、西、南三个方向向中原幅辏的趋势。结构要素之间的作用方式呈现出向外辐射和向心凝聚的互动过程［１１］。这种圈层结构特有的作用方式，增加了结构的稳定性，极大的抑制了区域政治化的倾向，使政治一体化与社会多元化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实际上的共生关系［１２］。相对于处在民族迁徙通道上的古代中亚、西亚各帝国，地理空间破碎的古希腊和欧洲中世纪帝国，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

３．３．２异质同构与周期性震荡

结构的巨型规模，复杂的地理基础以及地理分异规律的作用，一方面在农耕经济实力的有限性与巨大的行政成本之间形成巨大的效比消费，严重影响行政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是结构要素存在大量的异质同构体，如经济上的农牧生产方式差异，政治上由土地控制权和草原移动权导致的华夷

４结语

本文对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空间结构的把握是对区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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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丽晶，张平宇：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沈阳市就业结构的空间分异

迁，在此基础上，郊区化导致沈阳市的工业区、居住区等城市土地功能分区日渐明显，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城市社会结构逐步解体，城市空间结构在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发生重构。

１８７－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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