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词汇和语法的关系
第22讲 词汇和语法的关系
词汇和语法之间有密切关系。
《孟子滕文公》：“舍皆取诸宫中而用之”中的“舍”，有人解释为疑问代词“什么”，王力先生认为是不对的，因为上古没有“疑问代词后面跟范围副词”这种句式，这是从语法上证明语义。很多古汉语字典把“适”解释为“往也”，这也是不对的，应该解释为“之也”。因为上古“往”是一个纯粹的内动词，“往”的目的地是不说出或不能说出的，如果需要说出目的地，则常常不用“往”而用其他动词如“之”“如”“就”等。如：庄辛去之赵。驱而之薛。屈完如師。而“适”后的目的地是必须说出的。如“适彼乐土。”所以，“适”和 “往”是不同的。
这说明，语法和语义有密切的关系，不能抛开语法孤立地考察词义。
洪成玉《古汉语词义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词具有两重性，既具有词汇属性，也具有语法属性。离开对词的语法属性的分析，就很难对一个词的意义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举例：丘迟《与陈伯之书》：“将军勇冠三军，才为世出。”一些注本把“才为世出”解释为“才能是世界上杰出的”，这是错误的。因为古汉语中“出”是动词，单用时不做形容词，也尚未产生“杰出”的意义。“为”如理解为“是”，后面就要求名词或名词性词语，而这里却不是，所以，上句应理解为“才能为适应时代而生。”“为”是介词，“出”是动词。
这些例子说明了词汇和语法的关系：第一，一个词有某种词义，就必然会有相应的语法属性。因此，也就决定了它能进入某一种语法结构，和不能进入另一种语法结构。
第二，有时一个词的某种语法属性会使它区别于一些近义词，如“往”是内动词，“适”是外动词。
以上说明同一时代平面上词汇和语法的密切关系。从语言的历史发展看，词汇和语法也是相互影响的。
一 、由语法关系而造成的词义变化
在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语法对词义变化的影响最明显地表现在下面一种事实上：有的词义的发展变化，是它长期处于某种语法位置造成的。 “是”字的变化即属此类。这样的例子还有：
1、 为
古汉语“为”的基本用法是动词。但有时它可以放在疑问句的句尾。
《论语颜渊》：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
《论语季氏》：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庄子逍遥游》：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谷梁传定公十年》：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
对这种“为”字，有两种观点：疑问语气词（杨树达《词诠》） 动词，（王力《古代汉语》） 王力说：这样的句子，实际上是动词“为”的宾语“何”放在作状语的介词结构前面去了，意思是“用……做什么”。
实际上，这两种解释都对，这是对“为”从动词受语法的影响变为语气词的过程的不同阶段的描述。着眼于起点，理解为“动词”，着眼于演变的终点，理解为“语气词”。
“何以文为”的“为”，尚处于演变的起点，应视为动词，因为疑问句句尾的语气词可以去掉，句子依然成立。而此句的“为”不能去掉。
“何以伐为？”“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与“何以文为”不同，“何以文为”中“何以……为”中间的成分是名词性的，而“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中“何以……为”中间的成分是动词性的，句尾的“为”去掉句子仍可以成立，所以把“为”解释为“动词”或“语气词”都可以。正是因为这种句子的存在，使人们逐渐忘却“为”原本的身份，同时这类句子都是疑问句，处于句尾的“为”就被看做语气词了。
到“何为来为”中，“为”就只能看做语气词了，这种用法的存在，是人们将“为”纯粹作为疑问语气词来用的表现。
“为”由动词演变为语气词，是由它在句中所处的语法地位造成的。这是语法对词义的影响。
2、 斯
古汉语中，“斯”是指示代词又是连词，二者之间有关系。
指示代词“斯”很常见，作宾语、定语、主语。《论语》：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作主语时处于后一个分句之首，来复指前一个分句所说的事。 有时候，这样的前后两个分句也可以表示一种事理相承的关系，表示在“某种情况下，这就怎样”。《论语八佾》：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黄侃疏：言人者不学六籍正典，而杂学乎诸子百家，此则为害之深。
根据黄侃的疏，“斯”解释为指示代词“此”，但后面增加了一个词“则”，用来表达两分句之间的关系。由于“斯”是复指性质，所以去掉它不影响本句语法语义，因此它指示代词的功能意义逐渐淡化，同时，它所处的这个语法位置，使人容易把它与表承接的连词联系起来，因而逐渐当做连词用。
此外，语法对词义变化的影响，还表现在：一个词如果转类（词类活用），则其词义也发生变化，如果发展为经常用法，则其词义也由临时意义发展为固定的词义。
如前面提到的“闻”。
二 词汇变化对语法的影响
汉语词汇从古至今有一种从“综合”到“分析”的趋势，这种趋势影响语法的变化。
所谓从“综合”到“分析”，指的是同一语义，在上古汉语中用
一个词来表达，后来变化为或两个词构成词组，或分成两个词来表达。具体分三种情形：
（一） 上古汉语一些单音动词，到白话中要用一个词组来表
达。这一现象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已经指出：白话里有许多动词常常带一定的止词，合起来才抵的文言的一个动词。
白话 文言
走路 行
睡觉 眠
点头 颔
这并不是仅仅是单音词复音化的表现。因为如果仅仅出于复音化的需要，“走”可以说“行走”，而且，有的古单音词如果用现代汉语说，就必须用动宾结构，如“颔”。
这是因为在古汉语词汇系统中，“颔”是动词，但只限于“头”的动作，它表示的是“动作”和“动作的主体”两个意义综合在一起的。而在现代汉语中，表相对应的动作的词“点”是和主体“头”“手指”分开的。
这种词汇的变化，使类似的语义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必须用不同的句式来表达，这是词汇影响了语法。
在古汉语中，这种综合型动词可以放在主语后面，构成“主语+谓语”。
《汉书》：汉王方踞床洗。
在现代，这样的语义必须改用“主语+动词+宾语”句式，“————洗脚”
在古汉语中，这种综合型动词也可以带指人的宾语，表示动作施及的人。
《史记》：父曰：履我。（动宾结构） 现代： 给我穿鞋（介词结构+动宾结构）
《韩非子》：王怒曰：劓之。（动宾结构） 割掉他的鼻子（动+名词性偏正短）
有的“动词→动+宾”的变化，不能拿“综合→分析”的趋势解释。如：
行→走路
除了复音化趋势的影响，还有别的原因如下：
现代汉语“走”有两个意义：行走；离开。
当单用时，往往表示离开。如“我走了”，“你走不走”“你何时走”
这个意义相当于“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中的“行”。 而“行不由径”的“行”，则必须说成“走路”，以此与表示离开的“走”相区别。
（二） 古汉语中常常把动作和动作的结果综合在一起，用一
个词表达，即形容词的使动用法。
从表面看，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只表达了动作产生的结果，而没有表达动作本身。但是，在古人的思想中，是清楚地觉得它也包含了动作本身。
《礼记》：马不齐髦。鄭注：齐，翦（剪）也。
但是，因为没有明确地表现动词，所以造成“结果相同而动作不同”的句子的外在形式相同：
《左传》：高其閈闳。 堆高、砌高那里巷的门。 《墨子》：高其爵，厚其禄。 提高他的爵位。 《荀子》：大其苑囿高其台。 垫高那台。
到现代汉语中，转换为动补结构表达相应的语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