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吾--康有为:虚伪丑陋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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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那些慷慨悲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知道、布道者，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让人无限敬慕。只是，现实中他们并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理论，仔细解剖观察他们，圣人、伟人的躯体上，到处都有你我凡人一样的毛病、破绽。

康有为（1858～1927年）是一个多世纪前的响彻中国的风云人物，这位维新派领袖少年时自命名“圣人为”，晚年提倡孔教而被社会公认为“南海康圣人”。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的改革家、戊戌变法的主角，很多人恐怕想不到，这位圣人口出宏论、言行不一。

他每天说要戒杀生，却日日吃肉；他常常谈一夫一妻，自己娶了六个老婆，五六十岁时还纳十八九姑娘为妾；他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对家里女人都做不到；他更主张全人类平等，家里却让包括印度人在内的男仆女仆侍候着。

在其高调的道德呼吁，拯救国家济世救民的光鲜磊落“救世主”形象下，却是言行不一从众庸俗的小人之象，甚至不乏丑陋不堪的一面。人们以为康圣人“日日以救世为新，刻刻以救世为事”，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通缉，后来辛亥革命后又成为落伍时代的边缘人物，该是穷困潦倒失意至极；事实上，这位康圣人一直过着妻妾成群豪奢浮华的个人生活。

“妇女解放先驱”妻妾成群

大凡有些文人心态的人，往往在老年时候，将青春姣好的女子作为精神鸦片，“一树梨花压海棠”，在年轻肉体上寻找灵感或者青春激情，提振自己衰朽身体下的精神。康有为是妻妾成群的老男人，只是他显得更加无耻。

1898年，戊戌维新惨遭失败，“六君子”被屠杀，40岁的康有为没有像谭嗣同一样“杀身成仁”，开始逃跑，在受到清政府灭族缉杀通令下，开启了在欧美日本等国外流亡的生涯。只是，康有为的政治流亡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悲凉，不仅经济上得到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更是先后收纳了两位十八九岁的年轻女人。

1907年，康有为到五十岁知天命的年纪。自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落魄失意的他在欧洲北美度过了近十年。这一年，在当地华侨热诚邀请下，他来到美国进行巡回演讲。听众中有一位聪颖美丽的17岁华侨姑娘何旃理，被康有为的传奇和宏论所迷惑，而后表达对大师的崇拜爱慕。

芳龄女子正是崇拜英雄的时期，已经是爷爷辈的康有为康有为毫无愧色，这位小女孩的冲动激情也许正中下怀，遂开始了不伦的婚姻，陪伴着康有为在海外继续流亡。可惜，冲动的何旃理红颜薄命，24岁患病身亡。

无耻的是，拥有了年轻的何旃理之后，不餍足的康有为再觅新欢。1912年，在徒弟梁启超邀请他去日本后，康有为又将十六岁日本女佣市冈鹤子变成了自己太太。不过，这位新太太没有多久就不得已回国了，有一种说法是，鹤子与康有为的儿子发生了恋情并生下了孩子。

老朽的康有为的渔色行动远没有结束。当他60多岁垂暮之年，泛舟西湖之时，看上了一位19岁的姑娘张光，他本是西湖上的贫寒的船娘，在大款康有为的金钱攻势下成了老头子的新欢。康有为不以为耻，还在上海大张旗鼓地举办婚礼，迎娶孙女辈的的张光。9年后，康有为猝死后，张光成为未亡人，孤独凄切地度过了余生。

一生共娶了六位太太，这在晚晴民国时代并非罕见的奇事。然而，无耻的是，康有为在理论上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奠基者，提倡一夫一妻的现代家庭制度，可谓近代提倡妇女解放第一人。在其著作《大同书》中，康有为从“天赋人权”的平等观念谈妇女解放问题，认为“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平等皆独立”、“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并对女性的未来生活予以美好的设计。康有为反对”一夫可取数妇，一妇不能配数夫“，认为如此”公理不合，无益人道“。

康有为赞美西方的一夫一妻制，提倡男女平等的一夫一妻制。可是，现实中的康圣人却是南辕北辙，一生风流，处处留情，妻妾成群。

老文人与年轻女子的结合，在古代中国被视为是一种雅趣。在所谓的“忘年恋”中，女性的青春本身在“爱情杠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杠杆另一头上则是权力、声名下不受控制的欲望。康有为虽然极力宣扬的女子独立，提出了一夫一妻制的男女平等理论，自己却根本不愿意实践，而是恰恰违背其男女平等的观念，在纳妾的无耻旧俗传统中放纵自己的欲望。

鼓荡女权却妻妾成群，康有为理论与行为的悖反，是将年轻美丽女人作为男人精神鸦片的文化传统的必然结果。这种变态传统到了21世纪，潜化成一种男性心理，因此出现了老年知识精英与年轻女性的“黄昏恋”，而“给我的老灵魂，一个重回青春的欢喜”的诗意爱情宣言，与康有为的老年心态是相通的。

高调言论下的功利虚荣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了。

皇帝没有了，辫子被割掉了，康有为的明君变法强国梦想彻底破灭。六年后，不甘心的他是1917年张勋复辟中的主角，曾经时势造就的英雄，在新时势中沦为丑角。让人关注的细节是，作为参与张勋复辟的主要任务，他的决心却来自于“仙判大吉，故放胆为之”；当复辟闹剧失败，康有为又让人去集云轩“问吾何时出为宜”。

康有为号称孔子信徒，却连违背“敬鬼神而远之”的孔子精神，无论政治大事还是个人安危都热衷占卜。康有为还迷信风水，为自己在青岛象耳山觅建了风水宝地，“吾生数十年，所得只有此一地。”但是，如此的龙穴，却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炸坟，带着白发的颅骨游街。

所谓的康圣人就是如此人格分裂、言行不一。他以圣人自居，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怪诞狂放之气，在戊戌变法的中，他更是以 “帝师”形象出现；这种气质的另一面就是急功近利、轻狂妄进、重名轻实，没有主导变法的实际政治能力，无法在具体的政治漩涡中力挽狂澜。

因此，康有为既是执着追求弘崇高济世理想的“圣人”、君子，是理想主义士人、狂生；又是根本无法一一落实甚至成为反面的庸人、小人，忧心戚戚为人不齿。在光明宏大的目标和具体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和鸿沟。

在张勋复辟事件中，康有为与爱徒梁启超分别是拥护和反对两派，康有为不反省自己，还咒骂学说为“梁贼启超”，作诗把梁启超比作向后羿学箭却害死师傅的逢蒙。而康有为声称的却是师生之间自由，各有自立自主之权。实际上，他却是处处以家长专制的师道尊严，惟师命之是从，不给学生言论自由，更不允许弟子与自己政治立场不同去高革命。

当梁启超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精神，对康有为尊孔保教提出批评，这让康有为极恼羞成怒。梁启超感叹说：“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根本不给学生发表自己言论学说的机会。

康有为标榜“古今言论以理为衡，不以圣贤为主”，然而，他却认为孔子的微言大义是绝对真理，孔子是个“大医王”，“圣权无限”，把孔子的言论捧为的绝对真理，”范围万世“，“无方不备”，把孔子推为教主，自己成为孔教会会长，在尊孔迷信中丧失了理性，甚至提出人的膝盖就是给孔子下跪，“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

康有为提出“天地生人，本来平等”的平等思想，还说仆婢的做法有违于人道就像违反“几何公理”一样。在康有为晚年，他妻妾子女成群，伺候他们的包括10余个女仆、30余个男仆，甚至还雇佣了印度阿三看门，没有一日不役使仆婢。

康有为其他弟子也发现了其言行不一的“虚伪”特点，其弟子陆乃翔曾作《南海先生传》，出了说他讲男女平等却妻妾成群之外，还说他“极好西学西器，而礼俗、器物、语言、议文，皆坚守中国；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专事中国；凡此皆若甚相反者。”

康有为在修身、齐家方面的的道德欠缺，与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目标格格不入。不过，这也不尽是虚伪。美国著名学者萧公权的分析说:“康氏本人未尝没有觉察到这些不一致，但他有一解释，盖理论乃是将来的缩影，而实际必须符合目前的境遇。”这可见康有为根本是一理论家，理论上极超越时代，而实际操作上却是另一回事。

康圣人的问题正是那些弘道主义知识分子的普遍毛病，因为他们设置了超越现实的高远目标，而个人才情修养难以达到。所以，康有为做不了改革变法的政治家，只适合做“体制外”批评的异见知识分子。

豪奢晚年：贪污华侨捐款

1913年，康有为结束了自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十六年海外流亡回国。此后，政治上失落边缘的康有为，开始了“钟鸣鼎食”的晚年豪奢生活。

吴昌硕曾为其刻一枚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其间，康有为并没有多大痛苦，因为从小他就有山水旅游癖，反而是如此类似孔子式的现代版周游列国，耗费甚巨。康有为靠的是海外华侨的爱国募捐赞助，特别是在海外成了号称百万人的保皇会后，公私不分，其中不少钱作为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用，他甚至以此款购买了不少中外文物、古董，据为己有。

回国后，康有为四处筑屋，在筑于上海、青岛、杭州的花园别墅颐养天年。在上海先是住租住亭台楼阁、占地颇广的“大观园”式的辛家花园；后来建造了占地近10亩的中西合璧花园住宅 “游存庐”；在青岛，康有为购买了德国占领青岛时总督府的靠海花园官邸，面积一千多平方米，改名为天游园；在杭州西湖边，建成30亩的一天园。

康有为既然妻妾成群，自然经济压力不小。一家十几口人，老爷、太太、公子、小姐，需要几十个仆人专门伺候。康有为还模仿春秋战国时期孟尝君的古风“养士”，门生故旧和食客数十人。徐勤和梁启超在《致宪政党同志书》中曾说康有为：“居恒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

据研究，康公馆总开支每月二千多银元，一年要消费两万多银元；而在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月收入是8元，北大教授的月收入为二三百元。

如此浩大的开支，钱从哪里来？

康有为首先卖文售字。作为晚清书法家，他主动刊登润格广告，“中堂七尺者三十圆(银圆)，每减一尺减二圆，每加一尺加二圆；小横额三尺内二十圆。磨墨费加一(圆)。”对于求字者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陌生百姓，有求必应；中堂、楹联、条幅、碑文，无所不写。

此外，康有为与当时的大军阀吴佩孚、张宗昌等大军阀大官僚，他们还偶尔对康有为“馈赠”金银。

康有为豪奢生活让人质疑的是，他贪污了不少华侨捐献给保皇会的财产。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海外以营救光绪皇帝为名在东南亚和北美募捐了大笔钱财，有说法称不亚于同样在海外募捐的孙中山。但是，与孙中山组织发动多次武装暴动相比，康有为除了游历欧美之外，毫无实际作为。康有为晚年出售的文物古董，而这些不少都是利用保皇会的给他的公款买的。

1925年，孙中山去世，没给后代留下分文迥异。两年后，在国民党北伐胜利前夕，康有为猝死在青岛的“天游园”。去世后，他留给后人的仅上海、青岛、杭州的别墅花园就有数处。

作为中国现代化转型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康有为只是旗手，并非舵手。在1898年中国难得的战略转型机遇中，正是康有为这样的虚骄的弘道主义者，让历史的机遇疏忽而失，不仅没有拯救滑入深渊的清朝，更断送了以最小成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战略机遇，中国滑向了义和团盲动以及以后半个世纪的革命巨幅震荡。

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等人的才气和热情固然震人心魄，但是，不过是振臂一呼的理想主义士人，并非有着实际政治经验的政治家，他们的虚燥之气无法因势利导团结各种有利力量，推动变法破冰，而是小挫之时便寻求疯狂冒险。包括谭嗣同等人，其道德牺牲让人心痛唏嘘，戊戌变法这来之不易中国自强机会的丧失，让人反省的不仅是慈禧“反动派”邪恶，也有维新派的高调与稚嫩。

中国一向不缺不甘寂寞好为人师的弘道圣徒，单从政治上看，他们以弘道自居，占据道德制高点，却只是二三流的政治家；在学术上，因为心在政治，也难以做到真正的一流学者。康有为正是这样的虚骄圣人。其学生曾将自负于宏大的目标和责任的老师定义为思想及型的“先时之人物”，即乃是造时视的英雄，而非实践家型、实时造英雄的“应时之人物”。这种理论高调却难以落实的政治动物，在此后的革命、运动中不绝如缕。然而，政治民生是否实在的进步，需要的更多不是动辄国家、民族命运甚至人类未来的思想家，而是言行谨慎、甘于寂寞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