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前提

作者：俞吾金

探索与争鸣 1995年06期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加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古今中外文化的大交汇，社会生活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但也暴露出各种各样令人担忧的问题。传统价值观念的陨落和拜金主义的兴起，简朴之风的衰微和挥霍、贪污现象的蔓延，社会分配的落差和民工潮的涌动，社会秩序的松驰和各种无序现象的发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样，就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如何获得其各方面的协调的、健康的发展？对这一问题，专家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答案，但大部分是操作层面的，这当然也是需要的，但我们更关注的是理论层面，即协调的理论前提。事实上，这个问题如果解答不好，在操作上极易被误导。所以，本文的目的乃是通过批判的考察来澄明当代中国经济、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前提。

　　

　　 一、当今中国人的历史性植根于其生活世界的本质之中，即以某种历史必然性展现出来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

　　 当我们谈论当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时，已经预设了一个协调者，即主体的存在。那么，谁是那个协调者、那个主体呢？乍看起来，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主体当然是当代中国人，特别是担当着领导和管理责任的中国人。但实际情况要比这个回答复杂很多，最常见的现象是主本的误置，即只是在形式上保留着当代中国人的外观，其实际内涵却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主体的误置有种种表现：

　　 表现之一是主体向古人的误置。这里所说的“古人”主要指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如孔孟、程朱、陆王等等。不少人认为，只有复兴并弘扬这些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尤其是他们所倡导的道德学说，才能先立其大，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协调发展奠定思想基础。我们并不否认，在儒家学说，尤其是其道德学说中，包含着某些在今天可以创造性地加以转换的因素，但“先立其大”的“立”却不应立到古人那边去，而应立到正在从事现代化建设的今人这边来。如果从法哲学的角度看问题，中国文化精神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一是传统社会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原始伦理精神；二是当今社会的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独立人格为基础的、以民主政治和法制为核心的现代伦理精神。这两种精神的本质差异在于：原始伦理精神是以人的血缘和等级关系为出发点的，而现代伦理精神则是以独立人格和平等关系为出发点的。所以，先立其大不应立在古人那边，而应立在今人这里。忽视古人与今人在文化精神上的本质差异，简单地把主体性误置到古人的身上，并不能解决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只有立在今人的立场上，从今人的根本价值导向出发，对古人的学说进行创造性的转换，才有助于今人的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

　　 表现之二是主体向“计划人”的误置。所谓“计划人”是指按从原苏联照搬过来的计划经济模式进行思维和行动的人。当代中国人虽然有了市场经济的意识，但其深层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还不是“市场人”式的，而是“计划人”式的。这种主体向“计划人”的误置最集中地表现在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的某些破坏性的或至少也可以说是不合理的干预中。如权权交易、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等。这种“计划人”必然蕴含的对权力的崇拜在政治文化上的表现就是所谓“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的要害就在于它是以人治而不是法治为基础的，所以，它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根本发展方向是相冲突的。

　　 表现之三是主体向西方人的误置。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批评过那种主体向西方古人误置的所谓“言必称希腊”的错误倾向。在今天，只要检讨一下我们的文化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存在着主体向当代西方人误置的普遍现象。近年来，国内学人对来自西方的新思潮的无批判的追逐就是一个明证。这些学人常常以这些新思潮的立场、态度和方法作为参照系来评论中国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现代化，而完全忽视了正在追求现代化的当代中国社会与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并在深入反思现代化的负面价值的当代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生活兴趣和价值取向。所以，主体向当代西方人的误置不但不能正确地解答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反而会把整个探讨引入误区。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主体乍看上去是自明的，但其基本立场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是当代中国人的。要在观念和行事方式上真正地站在当代中国人的立场上，就要先行地澄明其历史性。什么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性呢？这种历史性植根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本质之中，而这一生活世界的本质不是偶然的东西，而是正以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展现出来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先行地澄明主体的历史性，就是使主体自觉地领悟当代中国社会的这一根本的历史特征和走向，从而使自己的思考和全部行事方式自觉地奠立在这一历史特征的基础上，而不使自己的立场飘移开去，这才是真正地先立其大。

　　

　　 二、追求并完善现代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

　　 在先行地澄明了当代中国人的历史性之后，我们进一步来探索：当代中国人置身于其中的时代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先行地领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初看起来，我们完全是以个人的方式在思考和行事的，其实，我们的思考和行事方式都是在我们所领悟的时代本质特征的框架中展示出来的。那么，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呢？从世界范围看，追求并完善现代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尽管西方发达社会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即出现了对现代化和现代化所蕴含的现代性的负面价值的反省，但决不应当无限地夸大这种思潮的影响面，因为其根本目的是完善现代化而不是抛弃现代化。所以，从总体上看，特别是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实现并完善现代化乃是一股根本性的历史潮流。从当代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来看，由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还刚刚起步，所以这一点就显得更为确定了。

　　 现代化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如果我们要把它的最基本的含义显示出来的话，就有3个方面：一是“德先生”，即democracy（民主），二是“赛先生”，即science（科学），三是“莫姑娘”，即morality（道德）。“德先生”关系到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发展，“赛先生”关系到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莫姑娘”关系到人的精神的现代化，即人何以在市场经济模式的社会中安身立命。这3个主要方面大致上可以勾勒出现代化的总体特征。凡是稍稍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这3个特征在五四运动时已经提了出来。这就启示我们，虽然我们已经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但我们仍未超越五四时代的本质特征。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的民主政治的建设还起步不久，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还是比较落后的，至于适合于市场经济的、系统的道德学说我们还处在探讨的阶段上。所以，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我们都还没有走出五四。

　　 完整地领悟当今时代的这一本质特征，是我们协调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当今中国的思想界，流行着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见解认为，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科学技术，普及科学知识，实现科学技术上的现代化；另一种见解认为，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最重要的危机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只有遏制科学主义的蔓延，重建人文精神，才能挽狂澜于既倒，使整个现代化事业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这两种各执一端的见解显示出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在分裂。一方面，发展科学技术确实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如果忽略人文精神的同步建设，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由于人文价值的失落而被导向误区；另一方面，如果只提人文精神，只讲遏制科学主义，认为科技知识的普及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不重要，那么，以这种方式倡导的人文关怀只能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淹没在形形色色的迷信活动中。算命、看风水、求神拜佛、巫医冶病等等，不也都是在人文关怀的旗号下展开的吗？这就告诉我们，人文精神如果没有科学精神来制约自己，必然会导致对自身的否定。由此可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离则俱伤，合则两全。

　　 综上所述，先行地领悟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要认识到，我们本质上还未超越五四时代。事实上，从1840年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救亡图存一直是我们民族的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首要目标。在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的制约下，科学技术的发展、民主政治和新道德观念的建设都被施延下来了。所以在今天，我们虽然需要深入地反省并总结五四运动的某些不足之处，但却不应该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为我们已经全然超越了五四，置身于一个崭新的时代之中了。这种错觉乃是想象力和浮躁情绪的产物。必须认识到，当今中国社会所处的时代从外观上看虽然已有许多变化，但其本质特征仍然是接续五四的根本精神，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所以，只有完整地领悟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才能找到协调中国社会健康地向前发展的根本道路，才不会在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和迥然各异的文化思潮中迷失方向。

　　

　　 三、以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平等、自由、民主、社会公正的观念以及尊重事实、尊重规律、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是当今中国人在从事任何评价活动之前应当先行地加以确立的客观的价值坐标。

　　 在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名叫普鲁克拉斯提斯的强盗有一个奇怪的嗜好：他在路边放着一张床，强迫每个过路的人躺到它的上面，如果人比床长，就把脚砍掉；如果床比人长，就把人拉长。这个神话故事包含着这样一个隐喻，即人人心中都有一张价值之“床”，人们以这张床为坐标来评判一切。完全可以说，人本质上是评价动物，“普鲁克拉斯提斯情结”乃是人的基本情结之一。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话语和行为本质上都是在作评价活动，而任何评价活动都是从一定的价值坐标出发的。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在当代中国人的心中确立起一个客观的价值坐标？

　　 客观的价值坐标是相对于主观的价值坐标而言的。所谓主观的价值坐标是指主体依照自己个人的好恶去评价周围的一切。显然，这种评价具有随意性和偶然性，是不足取的。那么，什么是客观的价值坐标呢？客观的价值坐标并不是自发地形成起来的，而是通过主体对自己的历史性，即主体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和一定时代的本质特征的深入思考而自觉地抽取出来的。

　　 那么，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他们应当先行地确立的客观的价值坐标又是什么呢？如前所述，无论是从对生活世界的本质的探索入手，还是从对当代中国社会所处的时代的本质特征的考察出发，我们都会发现，发展市场经济、追求现代化乃是我们所面对的最根本的、绕不过去的事实。而与理想型的、健康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基本价值观念则是以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平等、自由、民主、社会公正的观念和尊重事实、尊重规律、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这些观念和精神与五四时期提出的口号的基调是一致的。这就是当代中国人在从事任何评价活动之前应当先行地加以确立的客观的价值坐标。这一价值坐标之所以是客观的，因为它是从主体所蕴含的客观的历史性中抽绎出来的，它所展示的乃是特定时代的生活世界本身的价值要求。

　　 这种客观的价值坐标一经确立，经济、文化、社会的总体协调也就获得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切社会现象和文化思潮在它之前都变得透明了。这里所说的“透明”的含义是：精华和糟粕不再混在一起，它们在这一客观的价值坐标之前被明确地分离开来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一客观的价值坐标的确立，也就是真正的批判识见的确立。

　　 我们不妨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为例来说明先行地确立这一价值坐标的极端重要性。只要检视一下近年来放映的影视作品和出版的理论、文学作品，我们就能发现以下几种比较流行的类型：一是歌颂帝王之尊并致力于描写他们的生活铁事的作品，如西楚霸王、武则天、乾隆等。在这类作品中，通常见不到作者对传统的专制主义的批判，有的只是对生活轶事和帝王心理的渲染；二是讴歌机巧权术的所谓“智谋学”、“厚黑学”、“三十六计”等等作品，作者的指导思想是：只要能做人上人，只要能得到自己渴求的东西，可以不择手段；三是宣扬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的作品，如算命、看风水、看面相、看手相等等。作者所要告诉人们的是：命运是前定的，是无法抗拒的；四是褒扬江湖义气的侠义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常有惩恶扬善的价值导向，但也夹杂着对暴力、色情、迷信等消极因素的渲染。这几种流行的作品的类型表明，人们实际上把王权（专制主义）、谋略（视他人为手段）、宿命论（敌视并放弃自由）、暴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的精华。难道这些作品所蕴含的价值导向竟会有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健康的、协调的发展吗？显然不能。

　　 由上可见，先行地确立客观的价值坐标是何等重要。这一坐标不光是我们思考和评价一切社会现象和文化思潮的参照系，也是我们从事一切实际活动的出发点。有人也许会驳斥说：“你确立的价值坐标是以现代化为基础的，但西方人从上个世纪开始就已经在反思并批评现代化的价值体系了，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它呢？我们应该把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作为客观的价值坐标来倡导。”从表面上看，这一驳难似乎是十分有力的，但实际情形并不是如此。正如我们在前面早已指出过的那样，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只要我们还没有超越这一历史阶段，以现代化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就应当成为我们的客观价值坐标。当然，我们也承认，这一价值坐标并不是终极的价值坐标，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仅仅适用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事实上，只要人类社会还在向前发展，那就永远不可能有什么终极的价值体系和价值坐标。反过来说：“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难道就能成为终极的价值体系吗？我们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又是为了什么呢？总之，重要的是领悟这一客观的价值坐标的历史特征，而不是以抽象的、超历史的态度向它索取完善性和终极性。

　　 我们正处在社会生活急剧转型和古今中外文化大交汇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历史情景之下，重要的不是埋首于对种种细节问题的研究，也不是热衷于追逐各种新的、时髦的思潮，而是要通过批判的思考先行地澄明我们全部活动的理论前提。只有把前提弄清楚了，我们才能以正确的方式去协调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关系，使当代中国社会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作者介绍：俞吾金 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