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的素质跟责任
媒体人的素质跟责任
1987年5月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的时候,一些记者赶赴灾区采访,路上有人说:火可不要灭,灭了我就白跑了,就没报道可写了。其他,他们不知道,这场大火被定性为“建国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森林火灾”,过火面积高达101万公顷,烧毁房屋61.4万平方米,受灾群众56000多人,193人丧生,226人受伤,损失63亿多,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对于口里心里喊着火不要灭的记者来说,灭火了就等于是他们缺失了一个好新闻,他们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却没有从大众跟国家的利益出发,其实,同一条新闻,火灭了,聪明的记者可以记录大家努力救火的情节,还可以记录受到火灾影响的人们的生活,甚至可以跟社会公布在这次事件中友多少灭火英雄牺牲了,这些都是新闻,而且对于文字功底好的记者来说依旧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眼光狭隘的记者就只想到要报道火势难以控制,拼命吹嘘,忘记了自己作为记者的底线。
当前,我国有部分新闻记者存在社会责任意识缺失的现象,例如故意编造假的新闻线索,或者挖掘的新闻事件不是真实地,利用记者这个身份进行招摇撞骗,然而随着我国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新闻记者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因此新闻记者正确地引导人们,这是新闻宣传最重要一点原则,其次,新闻记者要以社会大众为关注重点,及时了解民情,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民生话题中群众满意什么以及不满意什么,这些都应该要深入生活进行了解,挖掘出当今社会的热点,找一些新鲜的材料,这样容易引起公众的注意,成为公众的聚焦点。
新闻记者应认真对待,客观评价事件,正确处理与采访对象的关系,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要把关系到人们生活的事件报道出来, 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说话,用笔杆子进行战斗。
新闻记者受到大众的关注,新闻记者的一举一动很容易引起大众的注意,直接影响社会大众的思想以及行为。因此新闻记者必须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不断提高职业精神,经常保持头脑清醒,让自己时时刻刻处于理性思考状态,以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产生独到的见解,做到实事求是、科学办事。
新闻记者的素养以及社会责任感,影响到新时期广播电视媒体队伍的质量的好坏。新闻媒体人逐渐意识到,广播电视品牌的竞争,新闻记者在很多因素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由于我国新闻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理念更新迅速,各个媒体想提高自身综合实力,必须提高新闻记者的素质修养以及社会责任意识,当前新闻记者自身存在的不足,例如文字功底不够扎实,社会责任意识还不够强烈,因此,必须加强对新闻记者的培养,对新闻记者提出更高的要求,解放思想,创新进取,发挥新闻记者主力军的作用。新闻记者要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坚强的战斗力,不畏惧失败,深入到群众中去。未来的新闻记者应该社会学家,要有广阔的知识面,超强的沟通能力,良好的职业素质,深入接触社会,走群众路线,这也是社会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总之,一句话,以后社会需要复合型人才,新闻记者需要全面发展,成为复合型人才。
以下为参考资料:
论新闻记者的素养与社会责任
作者单位:松原广播电视总台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大发展,电视广播媒体在当今社会中作用越来越突出,而新闻记者则在媒体中充当了主力军,是电视广播媒体的先锋队,是文化传播的灵魂队伍。新闻记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不可忽视。本文先分析当今社会中新闻记者的重要性,然后研究新闻记者的素养培养,最后论述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提高新闻记者的素养以及社会责任感,尽可能发挥新闻记者的作用。 关键词:新闻记者;素养;社会责任;重要性
一、提高新闻记者素养以及增强其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要性
新闻记者的素养以及社会责任感,影响到新时期广播电视媒体队伍的质量的好坏。新闻媒体人逐渐意识到,广播电视品牌的竞争,新闻记者在很多因素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由于我国新闻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理念更新迅速,各个媒体想提高自身综合实力,必须提高新闻记者的素质修养以及社会责任意识,当前新闻记者自身存在的不
足,例如文字功底不够扎实,社会责任意识还不够强烈,因此,必须加强对新闻记者的培养,对新闻记者提出更高的要求,解放思想,创新进取,发挥新闻记者主力军的作用。时代在不断发展,人才的发展也不断加强,为了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新闻记者要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坚强的战斗力,不畏惧失败,深入到群众中去。未来的新闻记者应该社会学家,要有广阔的知识面,超强的沟通能力,良好的职业素质,深入接触社会,走群众路线,这也是社会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总之,一句话,以后社会需要复合型人才,新闻记者需要全面发展,成为复合型人才。
二、当前新闻记者的素质修养的培育
面对新闻线索,新闻记者应认真对待,客观评价事件,正确处理与采访对象的关系,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要把关系到人们生活的事件报道出来,不畏强权,因为新闻记者的使命就是揭露事情的真相,处理好复杂的社会关系,避免产生矛盾纠纷,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说话,用笔杆子进行战斗。
对相同的事件进行报道时,新闻记者就要明白你是想为哪些对象服务,如果对象不一样,那么你所写的报道也会有所差异,这样一来所形成的评价也会不同。如果你选择的服务对象有误,那么大部分人都会不认可你的报道,只有少数关系到他们利益的人才会赞成你的报道。在现实报道中,新闻记者也会碰到社会的黑暗力量,在工作中会遇到一些麻烦,但是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新闻记者的笔杆子都要为事件的真相说话,不畏强权,勇敢的说出错误的地方,这样做需要勇
气和决心,还需要对事件深入的了解和调查,明白事件的真相,要仔细分析厉害之处,果断做出判断。
面对广播电视媒体竞争日益加剧化,新闻记者要不断提高自身实力,具备专业化水平。新闻记者应明确分工,每一个记者要细分一个报道范围,把新闻采访工作做细做精。现在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需要新闻记者要往专业化方向发展,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以及写作能力,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一种必然趋势。
新思维,能清晰判断新闻价值的大小,写出来的报道要满足人们的求知欲。
三、提高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具体策略
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指的是新闻记者应该要履行和承担应有的社会价值,用笔杆子揭露事件的真相,信息化不断发展,新闻记者受到大众的关注,新闻记者的一举一动很容易引起大众的注意,直接影响社会大众的思想以及行为。因此新闻记者必须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不断提高职业精神,经常保持头脑清醒,让自己时时刻刻处于理性思考状态,以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产生独到的见解,做到实事求是、科学办事。
当前,我国有部分新闻记者存在社会责任意识缺失的现象,例如故意编造假的新闻线索,或者挖掘的新闻事件不是真实地,利用记者这个身份进行招摇撞骗,然而随着我国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新闻记者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因此新闻记者一旦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后,就会造成一系列违法行为。
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首先要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地引导人们,这是新闻宣传最重要的原则。随着当前社会信息化日益发展,广播电视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很多思想观念影响着人们,如果新闻记者用错误的舆论影响人们的行为以及思想,甚至会影响个人成长,那就使得人们会形成错误的理念以及看法,做出的行为也是错误的。
其次,新闻记者要以社会大众为关注重点,及时了解民情,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千万不可疏远与人民大众的距离,最先知道人民大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难题要解决,民生话题中群众满意什么以及不满意什么,这些都应该要深入生活进行了解,挖掘出当今社会的热点,找一些新鲜的材料,这样容易引起公众的注意,成为公众的聚焦点。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面对美好的诱惑,新闻记者必须严于律已,面对自己的读者,要客观地进行报道,不偏袒任何人,做到公平公正。此外,还要面对社会,让社会和公众评判你的新闻工作的价值。 总而言之,新闻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新时期的新闻记者要面对诸多挑战,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是做好新闻工作的前提基础,要用正确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以社会大众为关注重点,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做到公平公正,贴近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把新闻媒体做好做强,发挥舆论工具的宣传作用。
结束语:新闻记者是广播电视媒体中充当了主力军,也是电视广播媒体的先锋队,是文化传播的灵魂队伍,新闻记者对于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另一方面新闻记者的任务很艰巨,既要关心人民群众的
生活,又要向上了解国家的举措,还要往下探寻社会基层最广泛的人民的喜怒哀乐。因此新闻记者们要认清自己的使命,看清自己身上的重任,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和素质修养,为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各方人士提建议 提高记者媒体素养
对策:从我做起 提高媒介素养
从《中国新闻出版报》舆论监督维权热线接听的电话信息看,土地占用、房屋拆迁、农民工维权等一直是社会来电维权的重点。这让我们看到,社会非常需要媒体舆论监督。但另一方面,热线也收到很多对媒体和记者自身的投诉信息:一是投诉新闻报道失实的相对较多,二是对记者采访作风的投诉,三是举报非法期刊在社会上招摇惑众。这些业界长期存在的顽疾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和记者的形象,也增加了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难度。因此,要解决舆论监督过程中遭遇阻挠的问题,既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媒体自身的努力。需要媒体不断加强自律,提高采访质量,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对于如何提高媒体自律,如何改善舆论监督环境,各方人士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掌握法律知识 学会依法追问
运用法律的武器避免伤害,保护自己的权益。”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传媒与法的教授王军对此深感忧虑,她认为,从法律上讲,政府的权力是法律授予的,凡涉及公众利益的事件和信息,政府有义务向社会公开,有责任接受记者的采访。而一些企业单位,如果涉及公众利益的信息,也要向社会公布,有义务接受记者采访。当然,不接受采访也是一种态度,但不能阻挠采访。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律顾问徐迅更是强调了法律素养的重要性。她认为,市场经济是法律经济,整个国家也正走向法制化,那么记者就更应该熟知法律,学会依法追问,运用法律进行采访和保护自己的权益。比如,采访是记者的权利,而不是权力,不具有强制性,被采访者可以拒绝。但如果采访的是政府机关,并且属于政务信息公开的范畴,政府机关是不得拒绝的,否则,记者和公民都可以提起诉讼。 明确职业边界 丰富职业经验
记者采访遭遇暴力,世界各国都有。相对于采访对象来说,记者作为个体往往处于弱势,而采访环境又无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就需要有很
这是一个法制的时代。媒体不仅要大力宣传法律,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记者的权益,更要学习法律知识,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去采访。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涉及保护记者权益的法律并不少,缺的是
有效执行和充分运用。也就是说,能够保护记者权益的法律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其实,现在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少,关键问题是许多法律法规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尤其是对行政权益法规、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的认识不足。只有将现有保护公民权益、保护记者权益的法律法规有效地执行落实,才能减少和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新闻采访不是完全自由的,即便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当然,有些法规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比如细化正当采访权和报道权、明确记者采访的底线等,越明确越利于执行。”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唐远清认为,保护记者权益不是没有法律,而是需要进一步细化。
“我曾经统计过,现在能够涉及保护记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大约有200多条,但问题是,很多记者并不完全了解这些法律法规,不掌握就无法
强的自我保护意识,而这个意识与个人职业意识、职业素养的高低密不可分。尤其对于做舆论监督报道的记者,强烈的职业意识和职业素养的高低、采访经验的丰富以及技巧的掌握,常常是保证采访顺利和稿件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
徐迅特别强调,“记者必须清楚自己的职业边界,对自己的职业角色、社会地位有清楚的认识,不能越过边界,把自己当成法官、当
成投诉者、当成警察,要慎用自己的发言权、曝光权,越是涉及问题报道越要慎重,不能越权侵犯他人正当权益。”
《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毛浩认为,《中国青年报》近年来遭受暴力阻挠不断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不断提高记者的素养和应对能力。一方面对记者提出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不断加强与同行间的交流,定期召开研讨会,这样,记者的采访经验越来越丰富,技巧不断提高,就能较好地避免冲突。
“我们强调用‘正当合理合法的方法获取新闻’,《京华时报》经常对记者如何进行舆论监督方面采访的培训。让老记者介绍相关经验,让记者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并告诉他们阻挠到了哪种程度该如何去做,尽量不要发生正面冲突。如果不能直接接近现场,可以采取其他渠道获得信息。一旦发生冲突,要注意保留证据。”《京华时报》机动部主任潘澄清介绍的这些做法,让《京华时报》的记者避免了很多可能发生的冲突。
媒体人的品行修养
——新闻随笔三则
新华社高级记者张持坚
对“火可不要灭”的焦虑
一直难以忘记一位同行对我说过的一个情节和当时听后所激起的情感:1987年5月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的时候,一些记者赶赴灾区采访,路上有人说:火可不要灭,灭了我就白跑了,就没报道可写了。听了,心痛得禁不住猛地“咯噔”一下!我当时就在火灾现场,作为第一个到达灾区的记者,深知这是场多么恐怖的森林大火呀,犹如洪水般的烈焰所过之处,皆成一片焦土,漠河县城和图强、阿木尔两个林业局的局址所在地已成废墟,死伤人员已达数百,这火哪怕多烧一分钟,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要增加多少损失!在那里的每一个人——包括通过电视看到这场大火的全国人民,谁不焦急地祈盼着火早点熄灭啊!而竟有记者念叨“火可不要灭”„„
后来这场大火被定性为“建国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森林火灾”,过火面积高达101万公顷,烧毁房屋61.4万平方米,受灾群众56000多人,193人丧生,226人受伤,损失63亿多,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
我相信,有“火可不要灭”念头并说出来的记者是极个别的,其缘由主要是记者职业使然,想“多写些报道”。但,这个念头仍令人心颤不已!诚然,从新闻传播的视角看,灾害为公众瞩目,尤其是特大灾害,更是世人关注。为满足公众知情权,记者在这期间确有施展才能的很大空间,能写出吸引人的新闻和拍出精彩的照片等。只是,这难道是期待“火可不要灭”的理由吗?
不由得想起美国“9·11”和我国汶川地震报道时的一些情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被称作“第五势力”,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在那样的环境里,“9·11”惨案发生的第二天,美国报纸头版的新闻照片是如何安排的呢?在和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教授交流时,他们说,当时编辑手里有大量的现场照片,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无疑是飞机撞击世贸大厦和大厦里的一些人为逃生从高空往下跳的照片。但第二天见诸报端的,没有一家用跳楼的照片。这说明,有一种理念在“管”着媒体人的选择,它比媒体通常追求的吸引受众眼球更为重要、更被媒体人所看重,那就是社会伦理常识,这常识具体到媒体,便形成了大众传媒不能过度刺激和损伤受众心灵的理念,否则有违伦理道德。其实西方媒体对此并没有条文规定,但媒体人已自觉地把守着这一“约定俗成”的常识。再说我国媒体对汶川地震的报道,可圈可点之处很多,而作为“业内人士”,同行的一些行为或曰他们的“无字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凤凰卫视几位记者到达现场后,看到失去亲人的灾民们痛不欲生的样子,不忍心采访了,“不能再撕裂他们心灵的伤口了!”——只用心的感悟和眼睛的感受来拍写新闻,即使因此少了“生动”、少了“情节”,他们也认了。他们说,这样做心安。而且相信观众知道原委后,会理解的。而内地有些记者与此相反,为了报道的“精彩”,根本不顾灾民的感受,一遍遍追问人家的伤心处,甚至有记者为“抢现场镜头”,竟一把推开医院手术室的门进去拍片子,惊得医护人员目瞪口呆,等他们走后,不得不重新消毒。他们的行为看上去很“敬业”,他们的报道也可能很“成
功”,或许还会“获奖”,但他们不屑于伦理道德的常识,意识不到此时此刻有比“报道”更重要的存在,反映出的是一种“狭隘”的、乃至“自私”的职业观。
这实际上引出了一个话题,即新闻工作再重要,也要摆正其自身位置,也要受一定之规、一定之约。在社会大系统中,新闻工作是其中一部分,只有社会分工的每个部分都在“一定之规和一定之约”下运转,才能保证整个社会运行的健康和有序。如果不恰当地将其中的“新闻部分”提到了“火可不要灭”和“一把推开手术室的门”的地步,那无疑是“错位”了,是对新闻工作神圣性的违背乃至亵渎,这样的所谓敬业,损害了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实不可取。任何职业,都须在伦理道德的规范之下,这是基本的道理,新闻工作自不能例外。而且由于新闻报道面向社会大众,影响面广,应更加审慎才是。 同时,这也引发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新闻工作和救火这样的实际工作之间是什么关系?在火灾面前,方方面面迅速动员起来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尽快灭火,新闻工作者在其中不会,也不能有自己别的“利益诉求”。“为人民服务”是各行各业共同的目标和宗旨,这当然包括新闻工作在内。这表明,新闻工作和实际工作的目标是一致的,火灾当头首先是救灾,这没二话。只是新闻工作救灾的方式和其他行业不同,它不是直接去扑火,而是用传播信息的方式让更多的公众知晓,从而都来关注救灾,通过各种渠道参与救灾,鼓舞和激励在第一线救灾人员的斗志;同时对救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舆论监督,对灾害
发生的原因进行调查和总结,以警示全社会加强灾害的预防等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分工不分家”。新闻工作者理应确立这样的理念和培育这样的素养,如是,“狭隘的、自私的职业观”就没了基础,“火可不要灭”的想法也就不会萌生。
“钱云会案”引发的联想
发生在浙江温州乐清的“钱云会案”,由于舆论的介入,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不过其发生发展的前前后后颇值得新闻工作者思索。钱云会是乐清蒲岐镇寨桥村主任,2010年12月25日被一辆工程车碾压致死。对于死因,当地一些村民说“是被人抬起,扔在工程车前轮下压死的”。而公安部门的通告称,“钱云会死于交通事故”。一些网络和报刊质疑公安部门的结论,他们通过采访村民,了解到作为村主任的钱云会5年来为村里的土地被征用不断上访,先后3次被投入看守所的情况后,相信村民“钱遭遇报复被故意碾死”的说法,并就此作了报道。此后,经专案组仔细调查核实,又发现钱云会当时所带手表有录制功能,2分多钟的画面记录了钱遭碾压前的情形,证明不存在谋杀。2011年2月1日乐清市人民法院审理此案,当庭宣判:肇事司机费良玉以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事情的结果和一些媒体先前的报道形成了根本性的反差。我相信,作为媒体和记者,没有造假的故意。他们之所以发表了不实报道,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好几条,但我认为思想方法和采访方法的偏差,或许是主要根源。
近些年来,媒体高度重视舆论监督,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效,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在社会转型、利益多元、矛盾多发的时期,需要媒体积极充分地发挥监督作用,需要媒体人有“质疑”和“探究”的精神。但这要有个前提——就像公众把新闻工作者比喻成时代和社会的“瞭望者”那样——要站在高处,方能看得远,看得清,看得全,从而监督才能“准”。失去了“准”,监督就无从谈起。要看清、搞准钱云会案,光到村子里采访村民是远远不够的,与此相关的“把钱抬起扔到车轮下的”人、肇事车司机、公安部门以及出事时可能的旁观者等等,都必须要采访到,尽管采访的难度很大,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因为要知道任何人都难免有局限性,如果其中再夹杂着个人利益或者带有成见和情绪,那必定会与事实真相偏离得更远。因此,只有尽可能多地接触采访对象,广泛听取相关各方的意见,才能逐渐接近事实真相。否则光凭“孤证”,凭“一家之言”,就动笔写报道下结论,出纰漏的风险肯定很大。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对“孤证”是持怀疑和保留态度的——不管这个材料多么“典型”和“诱人”——如找不到若干个——不是一两个,起码是三四个旁证,他们是不会轻易相信“孤证”的。因为这关乎事实真伪,一丝一毫的马虎都是不允许的。
村民带着对钱云会的感情,带着多年来想多要一些失地补偿款而未果的情绪,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用他们的逻辑述说“钱云会是被迫害致死的”,似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否属实,记者就要寻求佐证了。有的记者认为,我写的都是有出处的,是张三说的,或李四讲的,
我都录音了,至于他们说的不实,和我无关。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张三李四虽然说了,你要报道就一定要核实,这是记者的职责,不核实就报道,影响面由几个人、一个村而扩展至普天之下,怎么能没有责任呢?记者采访就是做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是门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企图走捷径,跳过必须的程序,就是违背科学和规律,极易偏离事实真相。以媒体在报道中运用民意调查机构的数据和材料为例——这是媒体常用的方法,问题是,如何确认该数据和材料是客观公正、科学的呢?美国民意测验研究协会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提示媒体引用民意测验结果时,要注意8个方面的情况,主要是样本数、负责机构、抽样误差、抽样总体及抽样框、访问方法、测验时间、问卷问题、研究结果的依据并非全体样本时应加以说明等等,以避免传播不科学的测验结果。这就告诫我们,不是任何民意调查结果拿来就可以传播的,而要先弄清楚它是怎么来的,它的产生是否科学,否则简单地“你公布,我传播”,“采访对象怎么说就怎么报”,是极易误导受众的——这就是按科学和规律办事。
有记者担心,现在新闻竞争激烈,时效性又那么强,等你调查来调查去,“黄花菜早就凉了”。这确是个问题。但不论怎么说,“快”一定要建立在“准”的基础上,不“准”,“快”又有什么用呢?不仅起不到“正”作用,还会起“负”作用。当然,最好是又准又快,如果两者有矛盾,“快”要让位于“准”,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也可采用“过程式”的报道方式,即及时、客观地报道调查过程,先不作结论,等调查结束后再报道最终结论,以适应快节奏的网络时代和
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总之,“真”与“准”是新闻之生命、舆论监督之根本,这是要时时牢记的。
记者“挂职”之后„„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单位实施过派骨干记者到地市县挂职的制度,如任县级领导副职,或地级领导副职等。一年半载后回来,个个感受颇深,都说: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太不够了;下面的情况比想象得要复杂得多;以前急匆匆的“蜻蜓点水”式的采访“轻率”了;自以为得意的“代表作”,下去后一比照,感到肤浅了,有的甚至根本没说到点上,“满不是那么回事”„„之后,重操旧业,“不敢轻易下笔了”,无论在调查研究、思维方式、看问题的视角和表述时的遣词用语方面等,都有不少改进。
这些切身的感悟,令人深思。
新闻是对实际工作的反映,然而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是“三门”人员,即“从家门到校门再进媒体门”,没有实际工作的经历,“先天不足”无疑是他们的“软肋”和“缺憾”,要他们深入扎实地报道好实际工作,会有相当的难度。尤其是当前,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的大国,又处在转型时期,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退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远未完善,人们思想多元,社会矛盾多发而又错综复杂,从中央领导、著名学者到资深企业家在分析我国经济状况时,都说有诸多“两难”,比如,要加快发展,又要保护环境,不
能多消耗能源;要发展城镇化,又不能多占耕地;要促进消费,又要防通胀;要深化改革,又要保持稳定;要提高利息,改变存款负利率,又要防范热钱流入等等。再加上我国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而国际形势变化的“不可知因素”和“不可控因素”很多,这就更增加了对全局的把握和对实际工作科学认知的难度。这些对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对在第一线采访的年轻记者,确是严峻的挑战。 怎么办?近年来,国家在招聘公务员中几次提高“有实际工作经历者”比例的做法,可供媒体参考。倡导大学毕业生先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了解社会,了解实际工作的运营和面临的矛盾、问题等,然后再进机关和媒体等“上层建筑”的门,这无论对个人还是工作,都颇有好处。美国华盛顿邮报根据医疗报道专业性强的特点,规定从事医疗报道的编辑记者,须有当医生的经历。这肯定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做法对我们不无启示意义。到实际工作部门挂职的做法,也可延用,这不仅有益于媒体工作者深入社会、了解实际工作,对所挂职单位的干部群众了解媒体也多有裨益。对已在媒体工作的“三门”人员,可有针对性地采取“补课”措施,如:要求建立调研基地,经常去“深入生活”,了解实际情况;要求交朋友,如交企业家朋友、专家学者朋友和普通百姓朋友等,能与他们对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从中汲取营养;媒体内开展“老带新”,确定资深人士带年轻人员,通过一次次采访和一篇篇稿件的评点,“手把手”地传授;分工相对固定,订出课题,争取通过若干年的努力,成为在这一报道领域有“发言权”、能说到点上的“专家型”编辑记
者等等。当然,这些都是“软”条条,但若能把它们纳入考核,成为“硬”杠杠,真正起到引导的作用,相信假以时日持之以恒,对年轻新闻工作者的培养和提升是会有好处的。
不过,写下这些后,要强调一个“前提”,即年轻的新闻工作者要把新闻当作事业,当作责任,当作担当,当作一门学问来探究,而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职位。如是,就要集中精力,肯下功夫,做好功课,不为浮躁、喧嚣、功利或清贫、寂寞等分心,否则,将有碍自身品行的提升。■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记者的职责与任务
--江苏科技大学新闻中心
记者的职责与任务记者的职责与任务,可以说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谈三点:第一,敏锐地去发现事实;第二,忠实地去报道事实;第三,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敏锐地去发现事实] 事实客观存在,但有些事实要去发现它、把握它,则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正如法国美学家罗丹说的,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可能是发现美的眼光。 我国著名记者、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曾说过:“什么样的人当不了记者?什么样的人能当记者?什么样的人能当好记者?大
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的,而你想不到做不到,就当不了记者;大多数人能想到能做到,而你也能想到能做到,可以当记者,但不一定是好记者;唯有大多数人想不到做不到,而你能想到能做到,那么你就能当一个好记者。” 我国著名的老一辈记者肖乾也说过,新闻记者“同坐在沙发上沉思的政治家或历史学家毕竟不一样,他是个哨兵,甚至是个侦察兵”。 敏锐的眼光背后,是一个勤于思索、善于思考的大脑。国外新闻学著作里曾引用过这样一个事例: 一位新来报馆的年轻记者,总编辑叫他去采访某先生和某女士的婚礼。他事先对此次采访做了种种设想和较充分的准备。但是,当那天他走到新郎家门口打算进去采访时,看门的却告诉他:婚礼不举行了,因为新郎跑了。于是这位年轻记者垂头丧气地回到报馆,向总编辑报告自己采访失败的消息。总编辑听罢,拍案叫道:新郎跑了,不比原来的婚礼是更大的新闻吗?你为什么不马上采访?这一说,那年青的记者才恍然大悟。 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善于思考,缺乏敏锐的目光,即使是新闻与你擦肩而过,你也发现不了,更是捕捉不到。 敏锐地去发现事实,还应当包括对事实的认识要比别人更善于透过现象见到本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优秀记者胡占凡,在采访中曾了解到这样一些事实:在杭州,有两个大款为了斗富显阔,在众目暌暌之下,比赛烧人民币,每人烧掉两千多元,只是哈哈一笑。 有个“大腕”,扔下30万元买只哈巴狗,眼都不眨一下牵上就走。 还有个“大款”,看到别人用6万元一桌的宴席请他,他竟“啪”地打开密码箱,甩出了30万元请了一桌。 有所学校的一项调查显示:53.9%的学
生把“赚钱多”作为择业的头条标准,北京一些中学生唱“世上只有钞票好,有钱的孩子像块宝„„” 胡占凡认识到,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是“拜金主义”在作怪,应当向这种现象敲响警钟,便采写了《拜金主义要不得》、《再谈拜金主义要不得》等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给人们很大的触动。 因此,敏锐地去发现事实,透过现象捕捉事物的本质,是记者的职责与任务中应有的之义。 [忠实地报道事实] 记者最为重要的职责和任务,就是采写报道。记者是读者与事实之间的桥梁。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名著《第三次浪潮》中将人类的文明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浪潮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工业阶段,第三次浪潮即我们今天所处的信息革命阶段。 我们每个人都会深深地感觉到,我们每天都处于新闻媒体的包围之中。我们已经习惯了“秀才不出门,天下事全知”的生活方式;对于新闻媒体,我们已经深深地依赖它们给我们提供信息。试想,如果记者给人们提供一条虚假的新闻,将会对社会产生多么不良的影响,因此,忠实地报道事实,应该成为记者的神圣职责和义不容辞的任务。 忠实地报道事实,是新闻工作本质决定的。李大钊曾说过:“现在的新闻,就是将来的历史。”著名学者吴晗也说过:“历史工作者是记录昨天的历史,新闻工作者记录今天的历史。” 我们知道,历史是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的。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是我国史官的优良传统。如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右卿崔杼杀害了国王齐庄公齐光,崔杼命令太史以得传染病而死来记载齐庄公的死。太史不从,直书崔杼弑君,因此激怒了崔杼而被杀。崔杼又命令太史的弟弟
改写,不从,又杀之;再令其二弟改写,又不从,又杀之。最后轮到三弟,依然据事直书。他认为这是史官职责,失职求生,不如死去。史官这种忠实于事实的做法,对于新闻记者是很有影响的。我国已故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任白涛在《应用新闻学》中就说过:“笔可焚而良心不可夺,身可杀而事实不可改。” 忠实地报道事实的含义是双层的。浅层的含义是,记者应当努力将事实的基本要素、基本数据核
实准确;深层的含义是,记者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挖掘事实的本质。 80年代末期,我国某地农民买桑塔纳小轿车,某地农民买飞机、修跑道。这些事实本身是准确的,但在当时农村毕竟还是凤毛鳞角。有些记者以此大做文章,并由此得出“中国农民现在已愁有钱无处花”的结论。显然,这不是对事实实事求是的报道。从全国农村数亿农民的情况来看,一些穷山僻壤的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未真正解决,不少地方还要扶贫救助。记者以偏概全,既容易导致读者对新闻报道的怀疑,也容易诱发读者产生逆反心理。 由此可见,只有记者把忠实地报道事实当成神圣的职责和任务,读者才能真正做到“秀才不出门,天下事全知”。 [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唤万应的喉舌。”显然,成为人民的喉舌,同样也是马克思对新闻记者的期待。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统治阶级与人民的利益是分离的,所以,报刊应当成为“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而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新闻记者理应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
舌。正如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所说:“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这一点,我国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新华社记者冯森龄的事迹很值得学习。1978年冯森龄任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上任后不久去延安采访。一进延安,他看到很多农民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曾经以小米和奶汁养育过革命战士的延安乡亲,如今还未解决温饱问题。这些对这位老记者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鼓与呼。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吃过不少苦头,但他不考虑个人得失,连续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延安很多农民去年口粮不足二百斤,大家深切怀念毛主席在延安的日子》等文章,引起了政府重视。省委书记王任重很受感动,不少中央领导同志流着泪看完了这些文章。1978年底,国务院火速给延安拨款2000万元,并且从1979年开始,每年拨款援助5000万元。陕西省成立了“陕北建设委员会”。1984年,冯森龄也因此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冯森龄这种不计个人得失,敢于充当党和人民“代言人”的做法,是每个记者应有的职责和任务。 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记者有责任把自己在第一线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地反映给有关部门。在我国,对一些不宜公开发表,或暂时不能公开宣传,但对党和政府部门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情况,可以以“内参”的形式反映。“内参”就是内部报道、内部参考。在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内参”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内参”的意义在于:可以直接反映各种重要情况,为领导机关了解“民情”和社会动态,调整或制定政策以及采取有关措施,提供有用的参考;对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通过“内参”
的途径反映上去,能够尽快得到解决或妥善处理;可以为人民群众说话,排忧解难,可以鞭打邪恶,伸张正义;对某些暂时拿不准的新做法新经验,可先写内参,领导认可后再发表,如此等等。可见内参的确是下情上达,了解民意的重要途径,记者要充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除了写好报道外,对这一形式也应充分掌握,见机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