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乡村秩序与乡村文化

　　摘要：文化、制度与权威构成乡村秩序的基本要素，而文化是基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曾经形成了以家庭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和被社会革命改造过的乡村文化。这曾经是乡村秩序的基础。随着当代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古老乡村文化和包含革命文化内容的乡村文化被先后瓦解，从而动摇乡村秩序的基础。未来乡村文化与乡村秩序的演变，取决于主流文化、市场文化与仍然存在的乡村文化三者之间能否融合。在深度全球化、市场化进程中，如果乡村出现文化空白，那将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过程。这是本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极大挑战。 　　关键词：变化中社会；乡村秩序；乡村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2―0048―06 　　 　　秩序是人类社会为克服冲突和混乱而力图实现的一种社会状态。不同社会势力之间由于各种原因不断发生矛盾，冲突与混乱经常伴随人类活动，对秩序的追求，实际上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亨廷顿认为，对政治秩序影响最大的，是各种社会势力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而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社会势力的多样化。文化、制度和权威构成任何秩序的基本要素。乡村秩序主要指农村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地互动，乡村社会处在相对稳定和均衡状态。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乡村秩序看在一个整体社会变化中乡村文化如何同步变化并影响到自身。 　　 　　乡村秩序与乡村文化 　　 　　在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并不干预乡村具体事务。皇权止于县政，历朝历代都在县以下实行类似于地方自治的乡村组织，建立稳定的乡村秩序。乡村秩序以家族和宗族为基础，通过多层次的结构来维系，而以家庭为核心和人生价值与生命目的构成整个乡村生活与乡村秩序的基础，从而，也是乡村文化的内在模式。 　　人群组织成为社会，有多种方式，血缘、地缘和业缘是三大基本的社会关系。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形成，将血缘与地缘关系高度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聚族而居是中国古代村庄形成的特点，在华北地区和中原地区，这个特点尤为显著。血缘关系是人类最原始最自然的结合方式，在各种文化中都曾经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乡村秩序与乡村文化中，它所具有的地位，是所有其他文化与秩序无法相比的。 　　同时，自秦以后，小农经济成为中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经济活动首先与家庭成员发生联系，从生产到分配，生产者与社会的联系微不足道。家庭成为一个人满足自己需要的直接依靠。所以，传统中国的“重农抑商”价值导向，重视农民的伦理，贬低商人的伦理，其实是重视以家庭为本位、以农业为基础的伦理活动与经济活动。 　　冯友兰认为：有以家为本位的生产方式，就有以家为本位的生产制度。有以家为本位的生产制度，就有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制度。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制度中，所有一切的社会组织均以家为中心。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从家的关系出发。中国古代的人际关系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谓之五伦。五种人际关系中血缘关系就占了三种。其余两种虽然不是血缘关系，但中国人也经常将它们看作具有血缘关系的意义，比如将君主称为父，将知心朋友称为兄台。既然家庭处于生产、日常生活、社会乃至政治生活的核心，中国文化以亲情为纽带而形成就是必然的。需要注意的是，今日所说中国传统文化，大体上就是乡村文化。中国古代的乡村秩序即以这种乡村文化为基础。 　　由于中国人重视人际关系，在乡村社会中，即使村庄中的非家族成员，一般也会与邻居形成较为良好的人际关系。邻里乡亲、远亲不如近邻等俗语都说明了，乡情同样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秩序形成的重要纽带。 　　既然亲情与乡情是乡村文化的出发点，是形成乡村秩序的纽带，伦理要求就成为乡村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乡村社会中规范个人乃至集体行动的基本准则。梁漱溟认为，中国自古就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对于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和政治活动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伦理还具有宗教的作用。因此，中国古代以伦理组织社会，“中国社会向来强调长幼之序，此伦理秩序之一原则。”乡村秩序主要依赖乡村文化所确立的伦理关系与原则来确立，这构成乡村社会的基础秩序。乡村社会中男女老少各色人等，根据伦理关系确定自己在乡村中的位置与角色，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位置与角色在乡村社会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与社会功能。如果乡村中有人逾越了自己位置与角色所规定的行为边界，就会被认为是越轨行为而受到普遍的鄙视，也会受到家法的惩治。安分守己、尊老爱幼、孝敬公婆、知恩图报、扶弱济贫等，都是一个人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救危扶难却不图回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被视为应有的品德，在这里没有理性与算计存在的空间，有的只是情感。以情感为纽带确定行为规范，目的在于建立人们之间的信任，而且也的确在一定范围内建立起人们之间的信任。而信任就为乡村秩序创造了最为重要的文化条件。 　　古代中国，乡土文化对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乡村居民的道德约束与行为规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乡土文化提供了乡村秩序所需要的基础性条件。然而，乡村文化对于乡村秩序的重要性更在于，它为乡村居民提供了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体现。家庭在中国文化中的极端重要性，来源于中国人对家族血脉延续的极端重视。因此，在乡村社会中，一个家庭乃至家族能否传宗接代，就成为人生的首要问题。所以，成家立业是人生要解决的头等大事。一个人哪怕家财万贯，如果没有后代继承，就被认为是人生最大的失败。当某个家族中的某个家庭的第一个男孩来到人间，绝对成为这个家庭与家族的最大的喜庆，也是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人只有了解生活的意义才能对未来充满希望，人必须通过各种途径体现个人价值，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和成功。乡村文化给予人以生命意义和价值体现，也就给了人对未来的希望。当人们感觉未来的生活有希望时，乡村秩序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家族制度与士绅对乡村秩序的作用，但对那些问题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到近代中国，随着新文化因素进入乡村，乡村文化受到侵蚀，中国大部分乡村社会陷入危机与混乱。国民党政府未能重建乡村秩序，这也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而主要又在于没有能够重建乡村文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就开始在根据地重建乡村秩序，而这一重建往往以重建乡村文化为先导。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将根据地获得的经验运用于全国，在很短时间内就在全国农村重新建立了秩序，特别是建立了新的包含革命内容的乡村文化。 　　中国共产党重建乡村文化的努力，虽然以国家力量的强大介入为特点，但如果没有来自农民的积极回应，也是难以成功的。其实，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在否定过去乡村社会伦理道德的某些内容的同时，也与乡村社会伦理道德中的某些内容相一致，因而在乡村形成了新的有利于确立乡村秩

序的文化环境。而乡村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伦理道德要求，也的确有需要破除的内容。因此，中国共产党重建乡村文化与乡村秩序的努力，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吴毅对四川双村的研究，就说明了当时农民对中国共产党重建乡村秩序的态度：“通过各种会议，工作队向村民们宣讲政治形势和国家政策。村里办起了夜校，帮助农民扫盲。青年人被组织起来，成立了宣传队，歌颂翻身。那无疑是一个让人感到荡气回肠的激情年代。长期以来，外于政治，无组织，生活于社会低层，一向为生存奔波的农民发现自己成了国家主人。那种激动和由此而焕发出的热情是惊人的，许多老人都说，刚解放那会儿，事情特别多，一天到晚东奔西忙，但就是不感到累，浑身都充满了劲，像着了魔似的。”庄孔韶的研究也描述了类似情况，并指出：“一度流行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几乎感染了所有村人，互助蔚然成风。”而且认为这是农民报恩心理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还采取在乡村社会中建立大量的以村为基础的各种形式的文艺宣传队，在乡村社会中进行与党和政府提倡的新文化、新思想和新道德要求相一致的文艺宣传活动等形似，来加强乡村文化的重建。毛丹在对尖山下村的研究中发现，该村妇女组织的尖山剧团，“每年春节期间在村内外演出，热热闹闹达七年之久。”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的相当时期内，是乡村社会中较为普遍的现象。 　　新中国建立后，重建乡村秩序的努力，无疑是有效的。如果没有乡村文化的重建，也就不可能有乡村的重建。 　　 　　市场化过程对乡村秩序与乡村文化的影响 　　 　　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改革时代。虽然改革从农村开始，并逐步影响到城市，从而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改革，但在1992年以后，乡村社会实际上是被动地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过程而变化(其主动因素在于农民时时寻找生计的出路，他们在顺应非农化过程，被动的方面在于他们没有什么社会资源的支持，几亿人进城市打工，却只被看作农民工，而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城市居民)。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改变了乡村的结构，也解构了原来意义上的乡村秩序的基本条件，特别是乡村文化。 　　农村改革改变了农民的劳动方式，他们不再是集体劳动过程中的人民公社社员，而又重新成为分散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每一个农户都不能不独自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遇到的生产、生活中的几乎一切问题，包括他自己无法预料到也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的困难。这个事实就是：曾经集体化的、利益差别微不足道的农民，“已经不再是一个阶级整体，而是分化成了不同职业、不同利益与要求的社会阶层”。 　　与新中国刚建立时期的中国农民相比，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农民，“对政治、经济、社会等一切问题都有着自己的认识、评价以及相应的行为态度，他们强烈地要求维护自身的利益，提高农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作为乡村社会主体的农民，在获得自由、选择的空间，形成新的自主意识的同时，也分化为具有不同利益的、身份地位存在差异的不同社会群体，尽管他们依然被习惯性地称为“农民”、“农民工”。这样的变化虽然意味着进步，但也意味着以亲情和乡情为纽带的乡村文化与伦理关系开始削弱或解体。或者像苏南一样，昔日的村庄里有工厂、科学园、大学城，或者像中部地区那样，越来越多的村庄里多为老人与孩子。“村庄”成为“从城市回来的人”与“去城市打工的人经常往来”的“空间”。现实中的乡村文化，不纯粹是一种农民文化，也不是城镇文化。 　　那么，乡村世界在经历什么呢?“人自由了，这种自由具有双重的结果。一方面，人失去了以前那种无可非议的所属感，无论在情感上还是精神上都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另一方面，他可以自由行动，成为自己的主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必听命于人。”当我们高度评价农民自主意识增强的同时，不能忽视其产生的文化影响以及对乡村文化和乡村秩序的双重作用。 　　然而，成为自己主人的中国农民，并不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基本上没有任何资源或资本。相反，已经分化的、自主意识已经大大增强的农民，很快就发现自己面对市场，更多的是无奈。在市场经济开始在中国建立以后，分散的个体农户突然要面对风云变幻的农产品市场，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空前严峻的，实际上他们不能得到(或者极少得到)可以依赖的社会组织的实质性的帮助。我们在中国已出现的数不清的矿难中，在山西黑砖窑事件中，看到一个巨大的底层社会，看到一个无奈选择中农民群体所承受的悲剧。 　　市场经济的建立，必然带来市场文化向一切领域的渗透，乡村社会也不可能避免市场文化的入侵。市场文化一旦进入乡村社会，在彻底改变农民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农民所发生的这些变化，不但将新中国建立后经过数十年努力建立的新的思想和文化基本瓦解，而且也将残存的以亲情和乡情为纽带而形成的朴素的道德规范和乡村文化基本瓦解。从阜阳毒奶粉到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可以看到底线伦理解体的一个轮廓(当然，被解体的不仅是乡村文化，还有城市下层平民文化、精英文化。曾经质朴的农民、下层平民不愿对陌生人负责任，精英管理者的冷漠与失职)。 　　市场文化包括市场价值观和市场化的文化产品。弗罗姆曾经指出：“市场的价值观念，即强调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使人们对他人、尤其对自己也形成了类似的价值观念。”强调交换价值的市场价值观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它在几乎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毫无例外地越出经济领域，逐步渗透到政治与社会生活。市场经济的压力和市场价值的侵入，促成了农民生活的新的理性化。这个理性化的基础就是利己的考虑与打算。生活的理性化与过去更具情感性质的生活(这恰恰是乡村社会生活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今日生活于乡村社会的人们，也必须时时进行计算、衡量和决定。“生活的理性化产生了一种主体性的防御原则，因为人成为越来越理性的精于计算的人。”观察今日的乡村社会，虽然不能说所有农民都以市场价值观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农民已成为今日中国理性、现实、精于计算的人群，应该没有任何疑问。 　　在乡村已经存在了千年以上的关系格局因此而解体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己选择关系，选择的关系，依他们的理性计算。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则为农民提供了进行理性计算地交往朋友的理由。人际关系与经济利益越来越紧密的挂上了钩，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理性化了。”人际关系理性化首先消解了人们之间依靠情感形成的信任关系。如果说古代中国人已经产生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意识，但这种心理即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仍然没有成为乡村社会中普遍的行为准则。但在今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恰恰是以这样的心理对待他人。这种不信任他人的主体性防御原则在社会中产生了冷漠，在乡村则导致村庄内部的关联度低，“这类村庄很

难形成合作，也难以保持秩序”。 　　市场价值观和理性化逐步支配农民的各种行为，瓦解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以亲情和乡情为纽带、以伦理为基础的乡村文化和行为准则的同时，也就瓦解了农民曾经执着的人生意义的基础。传宗接代被媒体和一些学者认为是愚昧落后的思想，而传宗接代的行为也受到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制约，对支撑农民生命意义的文化因素的否定，也就挖掉了旧有的乡村文化的根基。 　　在这种情况下，以电视等传播媒体为手段的市场化的文化产品大批进入乡村社会，将消费主义价值观带人乡村社会，激起了农民的消费欲望，但农民普遍并不具有消费能力。 　　消费主义本身不可能给人以生命意义的体验，即使它可以带给人生命的意义，对于多数农民来说，也不具有现实性。消费主义进入乡村不但没有带给农民以新的个人价值的体现方式，反而使他们更加感受到自己是生活的失败者。“被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农民处于痛苦不堪之中。”因此，“农民越来越感受到自己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把握命运的无力感，让人无法对未来抱有希望。”社会秩序能否建立并维持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人对未来是否抱有希望，当市场文化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对未来失去希望时，乡村秩序的动摇就是必然的。 　　按照滕尼斯的观点，现代化过程中，是一个从ge-meinschaft转变为gesellschaft的过程，即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过程。如果这样的转变必然发生在一切社会中，伴随这一转变的还应该有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过去文化的衰落应该同时有新的文化形成，以为新的行为准则的形成提供基础性条件，而过去的行为准则也将被新的行为准则所替代。 　　在这个转变中，人的行为准则应该从伦理为基础转变到以法理为基础，并形成契约意识和法律意识。如果在社会变迁中没有发生这样一些替代，就将出现文化断裂引发的道德失范，社会将因此陷入无序状态。当下中国的乡村社会恰恰面临这样一个严峻的挑战，由于农民整体的人生价值不能确定，就必然出现乡村社会的价值与道德空白或者说在乡村社会中出现了文化断裂，如此一来，构成乡村秩序的第一要素已经不复存在，乡村社会的基础秩序被瓦解，乡村秩序就难以维持了。 　　 　　乡村秩序与乡村文化会走向何方? 　　 　　今日乡村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不满、失望，这些都是潜在的冲突性因素。值得关注的是，在乡村中形成的冲突因素因为社会流动的加强，已经外移，即将本来应该发生在乡村中的冲突，通过社会流动，转移到乡村之外的城市地区。如何解决乡村秩序中出现的问题，学者已经提出了许多建议，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但这些建议和尝试基本上集中于制度与权威，而少有文化角度的分析。 　　乡村文化构成乡村秩序的基础，乡村文化的瓦解使乡村秩序失去了基础，没有基础的秩序总是难以稳定的。同时，不对乡村文化未来的演变方向进行分析，也就忽略了乡村秩序的基础。要判断未来的乡村秩序，就不能不分析乡村文化未来可能走向何方，因为，“人们为之工作和奋斗的目标是由文化决定的”。拒绝文化的基础性作用，将无法维系乡村秩序。 　　分析乡村文化的未来走向，必须分析乡村文化的现状，特别是分析存在于乡村中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各自实际的影响。在今日中国，一个人随意选择一个村庄，进行短时间的表面观察，即可直接观察到两种强势文化，分别借助于权力与资本，进入乡村社会，这就是政府倡导的主流文化与经济力量所推动的市场文化。如果一个人选择一个村庄进行短时间的但更加深入的观察，就可以发现，乡村文化虽然已经瓦解，但还没有被消灭，不过已经与市场文化相当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已经被恢复的礼仪和新发明的礼仪，所具有的更多的是形式，而不是真实的反映曾经强势的乡村文化的意义。当然，如果碰巧，也许这个人所观察的村庄正好建有一座教堂，于是，宗教文化就纳入了视野。当然，如果一个乡村文化的研究者，到一个村庄，依赖他在这个村庄建立的人脉，就能够真正深入地洞察那些局外人难以了解的乡村文化，当然，更正确地说，应该是存在于乡村的亚文化，比如大姓家族的势力、儿子多的家庭的力量、地下宗教或者邪教、拥有某种乡村公共权力的家庭的优势等等。所以，今日的乡村文化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多种文化并存，相互之间存在冲突因素的复杂的现象。 　　主流文化在中国乡村的影响依然是一个事实，通过国家意识的力量强化的新农村建设，依然引人注目。到任何一个村庄，都能够看到与中央最新精神一致的大幅标语。对乡村党员的政治教育在许多地区仍然一直在坚持。 　　但即使是非常表面的观察也能发现，主流文化对乡村社会影响，特别是对农民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交往方式的影响，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相比，即便不是微不足道的，至少也是不明显的。其实，主流文化倡导的内容，大多数应该说与乡村社会的文化需要是吻合的。其收效之所以不明显，除了同样强势的市场文化的竞争，还因为主流文化在内容上往往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形式单一，更重要的是缺乏有效的载体，缺少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就不能调动乡村居民主动积极的参与。所以，减免农业税，免除农村中小学生的学杂费，在文化上意义是增加对农村的公共资源的供给，强化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但农村社会在转型中的许多社会建设、文化建设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贺雪峰在湖北洪湖和荆门组织老年人协会，开展文化建设所进行的努力；何慧丽在河南兰考组织乡村妇女开展文艺活动所取得的成功，都说明，主流文化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具备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但要真正成为乡村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并能够引导乡村居民的行为，不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的重视程度与文化自觉，还取决于能否重建革命时期与初期，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虽然主流文化依靠国家力量，以强势文化的姿态出现在乡村，但未来对乡村文化走向的影响，却仍然是一个难以进行准确判断的问题。虽然如此，依靠国家的强大力量，主流文化将不断地向乡村传达新的信息，灌输新的理念，或者至少使乡村居民熟悉新的概念，因而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乡村社会，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市场文化是当今中国真正的强势文化，它凭借资本，通过大众传媒，依靠消费主义激起的欲望，借力于地方机构和官员，甚至借力于主流文化，不但在城市，也在乡村大行其道。但市场文化在中国激起了发财与消费的欲望，促使人们越来越理性，越来越精于计算，却没有在中国促成与理性和计算紧密相联的、对于经济与社会都不可缺少的诚信与对游戏规则和法律的敬畏与尊崇。所以，市场文化侵入乡村社会，带来的是经济的活跃与文化的衰败，结果是信任的丧失。其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之一，是传统的乡村文化并不支撑陌生人之间的契约化信任，它更强化一种亲缘认同、熟人认同。一位法国思想家认为：如果考虑实行市场经济，“成功的关键要素是建立信任，对内

建立信任，对外建立信任。”与许多中国人的理解不同，市场经济实际上也是道德经济。韦伯曾经指出：“只是因为这种新型的企业家具有确定不移并且是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他才在顾客与工人中间赢得了不可缺少的信任。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给他克服重重障碍的力量。”市场文化其实也包含着对人的伦理与道德要求，而不仅是理性和计算。理性和计算与相应的伦理和法理相结合，才能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任关系。但市场文化带给乡村(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仅仅是狭义的理性和计算，在破坏曾经存在的伦理道德的同时，并没有形成新的伦理与道德。如果乡村社会不变成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当代中国城市不把乡村社会看成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中国是不可能建成公民社会。 　　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认识市场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作用，市场文化将继续保持强势则是毫无疑问的。未来的市场文化在乡村将如何演变，取决于党与政府的努力，取决于其他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对市场文化的作用，还取决于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社会大于市场的国家，还是市场大于社会的国家；是一个文化大于市场的社会，还是市场大于文化的社会。在未来还将发生近几亿人的非农化的转移的情境下，我们必须把农民看成国家农业劳动者，看成城市社会的新增劳动者，这是城乡统筹的需要，也是城乡统筹背后的建立统一的公民文化的需要。对市场文化的负面性因素的回应，需要加强社会建设，需要重提公民文化下的权责意识。 　　过去存留下来的乡村文化基本模式已经被瓦解，但它们的一些内容仍然在乡村生活中发挥着功能，它们的某些载体(传统礼仪等)还呈现出复兴的态势，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作为一种乡村文化的遗产，它们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及文化传承的作用。但这一切都不能作为传统乡村文化复兴的简单象征，在经历了五四时期后的全面反传统、“文革”的打倒一切，以及全民经商的冲击后，我们可能看到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梳理的新的冲动与浪潮，它涉及到对乡村文化的再梳理与历史考量过程。我们并不能完整的恢复历史，但我们需要在革命化或市场化后，获得更多的文化自觉。 　　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在乡村看到所谓的乡村文化的复兴，如周庄、南浔、宏村等，它所体现的只是传统，而不是当下的习俗，或者说，它所表现的只是历史形式，而缺乏这个形式本身实际应有的内容；是文化审美意义上的发现，而不等于现实的文化建设。甚至于一些重修家谱的复兴甚至祠堂的修建，并不意味着乡村文化就此具备复兴的条件，因为，在一个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今日中国乡村的家族祠堂根本无法具备过去的功能，它甚至也不能调解家族内的矛盾。如果说，今日中国乡村出现了修家谱、祭奠祖宗甚至重修祖坟的热潮，那也更多的是一种怀旧，并不具有真正的传统习俗所包括的内涵，而且这些活动也经常与家族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联系在一起。而政府不断进行着的发现乃至保留文化传统、再造“乡村天堂”的活动，其更真实的动机更多地来自于对经济发展的考虑，而不是来自于作为执政党必须具备的文化自觉。所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方面成为发现传统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又会造成中国的今天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的无法割断的联系，表面化、商业化，其结果也是对乡村文化新的破坏性。因为，这种行为将一切文化的形式和内容都转变成为纯粹经济利益的考虑。它不和内心深处的信仰、认同发生联系。如此分析，我们不能不对如何做我们的“乡村文化”的未来表示担心。 　　至于存在于乡村中各种各样的亚文化，它们的出现恰恰说明了乡村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复杂性。它们的未来走向基本上取决于主流文化、市场文化与乡村文化相结合的未来走向。主流文化、市场文化和原有的乡村文化需要更合理的融合，形成新的乡村文化。 　　未来20年将是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的第2个20年，一个经济大国，在快速现代化中，不能回避传统文化再认同、再整合的问题。寻找经济中国到文化中国的结合点，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乡村出现文化空白，那将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过程。这是本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极大挑战。 　　 　　责任编辑　黄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