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历史影响

1、科举制度的历史影响

正是科举所深含的以平等开放精神为标志的现代性文明特质,使得它在宏观体制和微观内容 ( 指科举制度的具体运作内容 )无大变动的情形下,在以封闭为特征的帝制中国长存了 1300 年。一项制度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科举正是凭借自身悠久的历史和从统治者及民众双方所获得的高度赞许与认同感,对帝制中国乃至对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广的历史影响 。

首先,科举作为帝制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对政治尤其是官僚政治体制的影响是最为突出的。 这种影响正如王亚南所精辟阐释的:科举制使得做官第一主义得以充分发挥,它“像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做了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当作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虽然“在极端场合,官僚也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官僚政治因此被视为“引起不少流弊和祸害”的腐朽落后的东西,但 “它确曾在历史上伴随着其它社会体制扮演过进步的角色 ; 而中国官僚体制比一般较早地出现 , 无妨看为是中国社会早先比较进步的一个政治特征。”显然 , 中国官僚体制的所谓“进步性” , 是相对于以往的贵族社会或门阀社会政治体制而言的 。 而官僚政治中的“学优则仕”、“澄清吏治”等进步因素则恰是科举制度催化的产物。

其次 , 科举以文化考核的结果来决定官员的取舍 , 而它本身又是一种制度文化 , 故科举对文化的影响亦是广泛而巨大的 。 无论是承传与弘扬文化传统 , 还是固守传统文化中糟粕和僵化 , 科举都可谓 “功不可没”。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 科举运用“以考促学”功能 , 在提升社会和个体文化水平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 古代科举由于对读书人有巨大的利诱力 , 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 , 使得科举时代读书重学的风气长盛不衰 , 加之宗族学田 、义田 、义学的存在 , 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发展。 1877 年 ,美国人丁韪良在向教会提交的对中国公共教育的考察报告中便指出 , “这项庄严的文官考试竞争制度 ,似乎注定要在推动智力 ( 文化 ) 运动中扮演显赫的角色 , 正如在起步阶段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JohnMeskill 也在《明代科举政治》一书中认为 , 考试在形成一个规模非同寻常之大的具有最高教育水平的阶层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 这一阶层大约占明代总人数的 10 %, 而在 15 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 享有社会高位和财富的教育和智识主流阶层 , 却仅占当时人口 数的 2.5 % 左右。 这种差异的根源即在于 , 中国进入精英阶层的机会须经由文化考试而获得。尽管此处所指仅限于较高阶层 , 但此示范作用却能向整个社会传递一种“文化决定命运”的信息 , 进而促动全民向学。 总之 , 科举制的长期实行 ,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无可否认的 , 故而“四海仰文明”的古代中国 , 在当时堪称“文化大国”。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 , 科举制度“是中国文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 并且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可匹敌的独一无二的制度。 „„中国整个国家的热望是与科举制度紧紧捆绑在一起的 。 因此 , 无论从何种角度研究中国文明的发展 , 都不能不关注科举制度。”科举由于对中国文化影响深重 , 甚至被形容为一个徘徊在中 国 大地上的 历史文化“幽灵” : “科举去今日 远 , 然而环顾吾人生活周 遭 , 仍充斥着科举的影子 , 无论是寺庙祠堂的 匾联 、碑铭 , 或是古文书 、谱牒中 的 人 物 出 身 、头 衔 , 以 及 民 间 俗 信 中 的 祭 祀 行为 、 歌 谣 谚 语 中 的 祝 贺 吉 语 , 科 举 依 然 如 影 随形 。”无论科举 是 先 进 到“其 他 国 家 所 不 可 匹 敌 ”的 程度 , 还是这一“幽灵”多 么 令人难堪 , 现在的 我们似乎既无法恢复它 , 更无法摆脱和 忽视它 。

考试作 为 一 种 制 度 文 化 , 也 深 刻 地影 响 了 后 世的考试文化 。 中 国 大 陆 和 台 湾 同 文 同 种 , 虽 然 政 治彼此隔 绝 , 但都在 20 世 纪 50 年 代 初 不 约 而 同 选 择了 高校招 生统一 考 试 制 度 , 科 举 统 一 考 试 文 化 传 统的 影响

不可小觑 。 中 国 成为一个十分注重考试竞争的 国 度 , 与 此亦不无关联 。 例 如 , 现在许多 地方为减轻小学生的 学习 负 担 , 不再进行文化课的 升学考试 ,依法实行免试就近入学 , 但家长们却“不领情” , 就是因 为他们认为以 考试来决定升学是最公平最客观的办法 。

再次 , 科举因 其强大的 社会功能 , 不可避免地对学校教育 产生影响 。 科举对教育 最大的 影响 莫过于 “应试教育 ”传统 的 形 成 , 即 一 切 教 育 活 动 皆 以 考 试为重心 , 由 考试引 导教育 , 而非教育 引 导考试 。 因 而在学校育 才与 考 试 选 才 的 轻 重 消 长 关 系 变 迁 中 , 二者遵循着一种从离散到聚合的 发展规律 。

当 教育 制 度 和 内 容 无 根本 性变 化 时 , 学 校即 使沦为科举的 附庸 而 形 同 虚 设 , 二 者 亦 由 于 目 标 一 致而能相 安无事 。 及 至 社 会 发 生 重 大 变 动 , 教 育 也 需相应做出 颠覆性 变 化 时 , 二 者 的 关 系 则 可 能 会 变 得剑 拔弩张 , 达到 你 存 我亡 的 边 缘 。 清 末 的 情 形 便 是如此 。 西 方世界 坚 船 利 炮 的 冲 击 , 使 得 长 期 处 于 闭关锁国 状态的 中 国 被动打开国 门 接受西 方的 文化和科技 。 科举和 学校由 于无法适应西 方新式教育 而成为一种很大的 阻 力 。 由 于“科 举 的 向 心 力 大 到 严 重地阻碍新式学堂 的 建 立 与 推 广 , 以 至 于 不 推 翻 科 举就无法真正普及 新 教 育 , 最 后 不 得 不 废 科 举 以 兴 学堂 。 „ „废科举促使中 国 教育 走上近代化也即 西 化的道路 , 但科举制 的 长 期 实 行 使 中 国 人 养 成 了 一 种重视考试的‘遗 传 性 ’。”李 远 哲 也 将 科 举 对 教 育的 这种影响 形容为“幽灵” , 认为“它以 学业成绩至上的 方式 , 如幽灵一般从后 门 溜 进 了 新 式 的‘学 校 ’ 教育 。” 可见 , 存在了 千余年的 科举对教育 产 生的 巨大影响 是难以 在短期内 消 弭的 。

此外 , 科举制“在中 国 政治理论和 社会实际结构中 占 有中 心的 地位” ,使其在 1300 年中 已 深 深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 各 个 角 落 , 不 仅 与 几 乎 每 个 读 书 人个人的 命运前途有关 , 而且关联到每个家族的 兴衰 ,并因 此对社会分 层 、社 会 流 动 、社 会 习 俗 、社 会 心 理等 方 面 , 都 产 生 了 或 深 或 浅 、或 短 或 长 的 影 响 。 其中 , 科举对社会分层与 流动的 影响 , 一直是学界研究的 热点问 题 。 与 普通百姓关系 尤为密切的 则 是它对社会习 俗或社会心理的 影响 。 科举时代的 金榜题名与 跑报 、游行等科 举 习 俗 , 宋 代 的 榜 下 择 婿 风 尚 , 清代广东盛行的“闱 姓”赌榜风气 , 大量的 科举俗谚 , 都说明 科举对社会各方面的 影响 程度 。有的 影响 甚至到今天仍不 时 可 见 。 例 如 , 因 科 举 而 兴 起 的 考 试迷信与 文昌 信仰 在 全 国 各 地 都 曾 长 期 存 在 , 到 今 天则变成高考的 考 生 和 家 长 到 庙 宇 烧 香 拜 佛 、祈 求 好运 。 再 有 , 就 是 科举 的 一 些 专 有 名 词 如 状 元 、榜 眼探花 、金榜题名 、名 落孙山 、沆瀣一气等 , 在今天仍被广泛且含义不变地使用 着 , 例 如 , 每年高考成绩揭晓后 , 各级地方各科类成绩第一的考生总是被冠以各种类型“高考状元”的誉称,且被媒体大肆宣扬,在有些地方的文庙,还出现了与科举的进士题名录相类似的“高考状元题名碑”,2004 年甚至传出要在北京孔庙立“高考状元碑”的消息。这些都折射着科举制度持久不衰的社会影响 。

科举的社会影响还有一个常为人所诟病的方面,即认为儒家经典通过科举考试的强化作用 , 造成中 国 社会长期停 滞 , 以 致 曾 经 辉 煌 强 盛 的 泱 泱 大 国到了 清末沦为落后挨打的“大弱 国 ”。 正是儒家文化中 的“重本 ( 农业 ) 抑 末 ( 工 商 业 ) ” , 使 中 国 社 会 保 持了 凝固 式的 长期 稳 定 , 以 至 于 使 我们 看 不 出 秦 汉 时期的 政治结构和 社会生活与 明 清时期有什么 实质 性差别 。

以 上 无 论 是 积 极 面 还 是 消 极 面 , 都 反映 出 科举对中 国 社会的 影 响 之 巨 大 。 科 举 废 止 虽 已 逾 百 年往事已矣 。 随着 时 光 的 推 移 , 科 举 对 中

国 社 会 的 有些影响 已逐渐 减 弱 , 有 些 方 面 则 可 能 更 加 突 出 。 但有一点可以 肯定 , 即 科举凭借制 度文明 这一中介 , 对中国 社 会 乃 至 人 类 历 史 的 影 响 已 定 格 成 永 恒 。 因此 , 我们在政治 、经济 、文化 、教育 等社会各方面的 改革发展进程中 , 都必须正视科举的 影响 。 唯有如此才可能去芜存菁 , 使 我们 丰 富 的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得 以最大限度地保存 、开发与 利用 。

积极方面:

①科举制改善了用人制度，扩大里官吏的来源，使大批门第不高的知识分子，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扩大了唐朝的统治基础。

②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利，从地方豪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③科举制把读书考试的做官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

④科举制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士人用功读书的风气盛行。

⑤科举制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尤其因为进士科重视考诗赋，大大有利于唐诗的繁荣。

消极方面：

科举制使人把精力主要集中于应付考试，忽视了实用性的学问。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弊在于：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唐朝建立之初，为了吸收中小地主阶层中的知识人才，曾经一度沿用隋朝科举制度：“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又“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至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由此可知，唐高祖武德四年决定恢复隋朝设置的明经、秀才、进士等科，并于武德五年即正式开科取士。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渊次子李世民发动兵变，杀其兄、弟建成、元吉，挟持李渊，迫其立已为太子，史称“玄武门之变”。不久，李渊宣布退位，李世民登基，

史称唐太宗。唐太宗励精图志，不断对唐朝的各项政策、制度进行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制度也逐渐成熟完善起来。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大发展的时期，此时开创并完善的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政权选拔各级官吏的一项基本制度，影响至为深远；有的学者从“文化”的广义角度看待科举制度，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华文化中“最显凸的创发”。

科举府中国的政治、社会影响很大，因为：

科举让中央选才任职有了比较客观的标准。入朝廷当官的机会再被少数士族集团所垄断独占。因为机会均等，名门望族和寒族（平民百姓）可以公平竞争，社会阶级因此而逐渐消失。

科举制是我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科是考试科目；举是举荐．由地方分科举人参加考试选拔。

（1）产生原因：①经济条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的经济势力也得以增强，形成了一种社会力量，要求在政治上得到应有地位。②政治条件：士族势力虽然渐趋衰落，但他们由于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隋唐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隋唐统治者为了进一步抑制士族势力，削弱地主割据势力而采取科举制，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③阶级关系：隋唐时期随着士族和庶族力量对比的变化，原先以门第高低为主要标准的选官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条件。隋唐统治者让庶族参与政权，扩大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也是科举制采用的一个因素。

、隋唐科举制度成熟与发展的意义

据说贞观年间，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从端门列队而出时，非常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在他看来，科举制度是使天下英才为其效力的手段而已。而实际上，科举制度在隋唐时期的逐渐成熟，不但影响了中国历代的政治进程，而且还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文化心态及性格特征。

(一)科举制度是产生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

科举制度实行一千多年以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许多对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都出自参加科考的仕人行列，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等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于社会上层并由此获得了作出其贡献的基础。如唐时的陆贽、裴度、刘宴、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等，他们都是进士出身。做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代表的知识分子，孕育他们的土壤就是科举制度，他们的精神面貌、精神状态都是由科学制度塑造出来的。

(二)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得中的仕子而言，得中后自然是有“颜如玉”，有“黄金屋”，许多读书人苦读一生，都是为了科举及第后的富贵荣华，他们从幼年起就在考试的绞肉机中挣扎消磨。参加科举得中后的仕子们，成为统治阶层中的官僚，成为统治皇权的附庸，成为统治的工具。既然有得中后的喜悦，当然也就有落地的痛楚。百分之八九十的淘汰率，使得多数人都不能够踏上仕途，获得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许多人就如《儒林外史》中的老童生周进一般，都老还是个秀才，把自己一辈子都奉献给“八股文”，奉献给科举。应当说，科举制度的存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产生了重要影响，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威武不屈、曲学阿世、清正廉明、贪污受贿等等截然不同的品质，都能从科举制度中探寻到根源。

(三)科举制度中的落后成份，对中国后世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_

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没落，使得在它羽翼庇护下的科举制度的消极因素也不断表露出来。宋代只是对隋唐时期形成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局部的改进，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三级考试”的科举制度范式；元代科举制度因为统治阶层的原因实质上有所衰败；到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开始渐渐僵化，八股文使得许多读书都埋头钻研其中，根本不知天下大事、国计民生，从而使科举制度下产生的官僚的水平大大折扣。科举制度成为了禁锢知识分子思想，摧残人才的工具。

2、佛教

在哲学方面，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来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因此佛教哲学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一种唯心哲学对我国原有的哲学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宋朝时期的朱熹把这一理论渗入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之中。佛教的三论宗主张“诸法性空”，又称法性宗、空宗。该宗以真俗二谛为纲，以“无得正观”为基本思想，认为一切万有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是无自性的，也就是毕竟空无所得，但为引导众生而以假名说有，这就是“中道”。该宗通过重重否定的“四重二谛”，表明佛所说任何言教不过是权教，只有忘言绝虑才能真正体悟佛说的真理。而佛教的其它体系还有“性具实相”、“三谛圆融”等等学说，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哲学体系。

在宗教方面，佛教输入了新的观念、新的教义，形成了新的教派，而且对道教和儒教也有重大的影响。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儒、道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与儒、道的交融互动中，最终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佛教。佛教以其特有的教义教导人们要空灵、空寂、空无，不要怨怨相报，忍耐人间百般苦，以求西登极乐世界。另外，佛教以其浩如烟海的宗教文献和其宇宙论及其精密的宗教仪规，大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的精神领域。

道教和儒教在很多方面也学习了佛教的一些思想。而在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之时，道教也逐步形成，双方同时面临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传播的问题，造成了佛、道互争高下的局面；魏晋以后，佛教的发展逐渐达到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程度，于是导致了思想层面和制度层面上与儒、道的争辩。西晋道士王浮与僧人帛法祖争辩屡败，遂编造《老子化胡经》以贬损佛教。它称佛教是老子西行为教化凶顽的胡人而设，这也就是著名的“老子化胡”说；到东晋时佛教方面侧出现了《清净法行经》予以回应，它提出“三圣东行”说，即老子、孔子和颜回分别是佛的三个弟子摩诃迦叶、儒童菩萨、光净菩萨所化现，以证明佛教高于道教。在其后更是进一步将道教中的伏羲、女娲也看作是宝应声菩萨和宝吉祥菩萨。《清净法行经》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与道教之争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期佛道之争更是激烈。尽管它们之间的争斗十分激烈，但作为在同一地区发展的宗教，必将趋于融合。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提出了三点：一是区别了“在家”、“出家”修行所应遵循的不同规范；二是指出了佛教的特点在于“不存身以息患，不顺化以求宗”；三是认为佛儒相互融合、互为补充的根据在于“内外之道可合而明”。佛教与名教、如来佛与儒家圣人唐尧、孔子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相互影响，最后的目的和归宿是一致的。随后，三教逐渐开始融合，在道、儒的书籍上经常出现佛教的专有名词，并且接受佛教上的众神。在西汉时期，儒家的董仲舒对儒家文化进行改造，就是吸收了一部份的佛教思想进行改造，从而将儒教改造成为中国第一大教，成为中国的正统；在宋朝时期，名儒朱熹再次吸收包括佛教在内的思想将儒教进行改造，确保了儒教的统治地位。就这样，佛教和道教、儒教再也不是绝对独立的宗教，而是相互融合，相互发展。慧远直接将儒家的“忠”、“孝”引为佛教信徒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是故悦释迦之风者，则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论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内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在家信佛者，首先应当伺奉双亲，礼敬国君；想要出家修行者，必须等待君亲的同意，遵行他们的意愿而后行。这也表明了佛教顺从儒家的统治地位。

在伦理方面，佛教加强了中国人传统道德的若干特点，包括仁慈及重视人命在内，并且使这些特有的德性更进一步，而力主重视一切有生命之物。所有中国的教派和学派，诚然都是劝导我们应该仁慈及爱好和平。但每一学派都有一种显著的人性上的缺点。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孟子是被认为唯一感到杀生是一件残忍的事情的人，但是孟子也并不弃绝肉食，这样他只能提出一个“君子远庖厨”的主张来杜绝杀生，有点像“掩耳盗铃”的作法。

然而，自从佛教传入了中国，中国的伦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杀生这一方面，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万物皆生命，认为杀生不仅是一件不人道的事情，更是神所不允许的事。在佛教的经文上留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佛陀遇见老鹰猎食，因不忍老鹰吃掉兔子而从自己身上割肉喂鹰，以致身死，而终不悔。要这样的一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是宁可牺牲自我，也不愿看到其它生命的流失，由此可见，佛的教义是怜惜生命的。

在建筑雕刻方面，佛教的影响特别显著。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出现了完全源自印度的宝塔，并且随处可见。在佛教未传入之前，我们是从来都没有这东西的，它是由印度的圆顶宝塔略加修改而成。这一种建筑形式，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山川景色的自然之美。如佛教四大名山：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和浙江普陀山；山东省长清县灵岩寺、浙江省天台县国清寺、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寺和南京市栖霞；三大石窟艺术：云冈、敦煌、龙门三处规模最大的石窟。

另外，在雕刻方面，中国古代只有石刻，在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是没有立体的雕刻的，而佛教在这一方面却带来了立方体的雕刻。这一种立方体的雕刻首先出现在宗庙之中，随后出现在人民百姓的生活之中，如桥上的浮雕，生活饰品的雕刻等等。

在语言文学方面，中国文字没有字母，而是属于象形性，在某一些方面造成非常的不便。当佛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他们设法以他们自己的文字来解决我们的困难，从而发明了一种应用字母的方法。虽然它是很粗率而并未产生十分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他们藉所谓起首字母和末尾字母所作的语音分析，其后成为中国的语言文学的一部份，它并为我们作进一步的实验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另外，佛教丰富了我们的日常用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成语、俗语、谚语和惯用语。如“一尘不染”，佛家把色、声、香、味、触、法叫做“六尘”，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事不登三宝殿“、“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庙小菩萨大”、“临时抱佛脚”、“不见真佛不烧香”等等。

在生活方面，宽大的僧衣、精美的素食和各种各样的故事丰富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佛教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捉到其中的影子。

佛教的传入，使得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中国的信仰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也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上更添一分色彩。

3、道教

道教作为中华民族自创的宗教，它是在神州大地的怀抱中诞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和我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是我国整个思想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首先，从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来看，许多道教学者，如晋代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唐代的成玄英、李荣、司马承祯、吴筠，五代十国时的杜光庭、谭峭，宋

代的陈抟、张伯端、陈景元、白玉蟾等，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各有一定的贡献。唐代道教重玄学在理论思辨方面非常精致，是当时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发端于唐代、兴盛于宋明的道教内丹心性论，是中国古代心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道教与儒家和佛教在思想上互相吸收渗透，从而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比如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邵雍等人的哲学思想，都深受陈抟的影响。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道教经典也下过许多搜集整理和研读的功夫。他曾托名"空同道士邹欣"为道经《周易参同契》作注，并对《阴符经》作过考订，尝自谓"终朝读道书"。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对道教也很感兴趣。王阳明在结婚的那天，走到南昌铁柱宫，遇一道士在盘腿打坐，于是向前与其谈论养生之说，越谈越入迷，乃至忘了结婚大事。第二天早上，他的家人才在道观中找到他。

另外，道书中关于《老》《庄》《易》的注释和阐述也很多。我们要考察道家思想和易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不能忽视道教徒的有关著作。

作为道教经典的《阴符经》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名著。历代有很多道士对《阴符经》作过注解，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也应有一席之地。

其次，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历史来看，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中国历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以道教为题材或涉及道教内容的。受到道教影响的文人墨客更是不计其数。

魏晋时期，文坛上盛行的游仙诗，即是一种以歌咏神仙漫游之情为主题的诗篇。魏晋时期最有名的志怪小说，是干宝的《搜神记》，其中即记载了许多道教故事。魏晋笔记小说中的代表作《世说新语》同样涉及道教内容。

唐诗中描写道教的作品也不少。被称为"诗仙"的李白，所作的诗中，道教内容极多，以至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称李白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

词起于唐，而盛于宋。词有词牌。不少词牌都与道教有关，如《临江仙》、《女冠子》、《望仙门》、《献仙音》、《潇湘神》等等，莫不与道教神仙故事有牵连。宋代不少填词大家如柳永、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都有以道教为题材的词作。

元曲中反映道教的内容更多些。当时还有专门描述神仙度人和得道飞升故事的"神仙道化剧"。这方面的杰出作家是马致远。在他现存的七种杂剧中，神仙道化剧就有四种，分别是《马丹阳三度任风子》、《西华山陈抟高卧》、《开坛阐教黄粱梦》和《半夜雷轰荐福碑》。

明清小说中，也有不少是以道教为题材的。如《封神演义》、《东游记》、《韩湘子全传》、《绿野仙踪》等。《西游记》的内容虽然是佛教取经故事，但也受

深道教思想影响，书中充满了"金公"、"木母"、"黄婆"等道教丹法术语。《三国演义》中关于诸葛亮登坛借东风、五丈原布灯祈续命，都是道教思想的反映。而一部《水浒传》，就是以"张天师祈禳瘟疫"发端的。《红楼梦》开宗明义也是由一个空空道人把"石头记"抄下来传到人间。书中一僧一道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道教与中国艺术的关系，可以从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方面略作叙说。

道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宫廷音乐和各地民间音乐的成分，并按道教信仰对之作了新的综合熔化，从而在中国乐坛上独树一帜。大家所熟知的《二泉映月》，就是无锡道士华彦钧（阿炳）创作的。在国务院公布的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都有道教音乐。

现在非常出名的纳西洞经音乐也是道教音乐。

道教与书法的关系非常密切。

道教认为，其神圣的经书，原本是宇宙形成过程中自然凝结而成的天书，蕴藏着无穷的奥秘和巨大的能量，由天上神仙摹写之后，才传到人间的。

由于经书的神圣性，故抄写经书对书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样，书法造诣就成了一个优秀道士必备的宗教素养。

道教神秘主义文字观以及在此文字观影响下进行的写经活动，对文人的书法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书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成为独立艺术，道教的影响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代著名历史学者陈寅恪先生早就意识到道教对魏晋南北朝书法的影响。据陈先生考证，南朝的王、郗，北朝的崔、卢等以书法闻名的大家族都是奉道世家。王羲之写经换鹅的故事大家都熟知。

道教与国画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历代绘画名家，根据道教题材，创作了许多名画。如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曾绘有《列仙图》、《洛神赋》等。唐代著名画家如阎立本曾绘有《元始像》、《行化太上像》、《北帝像》等近20幅道画。吴道子则绘有《天尊像》、《列圣朝天图》等。宋真宗崇道，为营造玉清昭兴宫，征天下画家三千余人，以著名画家武宗元为首，作壁画饰于宫观中。现存武宗元的传世之作《朝元仙杖图》，即为壁画之底本。历代善画的道士亦比比皆是，如唐代的张素卿、元代的黄公望、张雨、倪瓒等，均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大家。举世闻名的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场面浩大，人物众多，生动逼真，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杰作。最近发现，陕西白云山白云观有壁画1000多幅。

道教造像艺术大约起于南北朝，至宋元时期，已达十分高超的水平。现存宋元道教造像有泉州北郊清源山老君像巨形石刻、太原龙山石窟神仙塑像、晋城玉皇庙二十八宿像等，均为世界著名的中国古代雕塑珍品。

道教建筑也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型代表之一。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妙观、嵩山中岳庙，都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当山宫观建筑群，更是已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道教对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知道，道教重视人的生命，追求长生久视，故特别关注生命的养护和疾病的防治。俗话说：十道九医。许多高道都是医学名家。历代道士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在医药学方面卓有成就，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道医"形象和道教医学流派。著名的道医有东晋的葛洪、梁代的陶弘景和唐代和孙思邈等。尤其是孙思邈，在民间有着崇高的地位，被尊称为"药王"。

东晋葛洪是"道医"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广泛收集民间医疗成果，辑集《玉函方》一百卷。又作《肘后备急方》三卷，全是验方，药物均用易得的草木，不用贵品，诊治各种急病的方剂都很齐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该书中载有以青蒿治愈疟疾的方子。20世纪80年代，我国以青蒿素制成了一种新型的高效、速效、低毒的植物类抗疟新药。

梁代道士陶弘景博学多才，医学造诣颇深。他在整理、补充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基础上写成了《补阙肘后百一方》。他又在系统整理《神农本草经》和全面总结六朝以前药学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本草集注》七卷。书中首创的按药物性质分类的药物分类法，为以后的本草著作所继承。该书对药物名称、来源、产地、性状、鉴别、功用、炮制、保管等的记述，为我国的本草学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他还撰有《药总诀》、《效验方》等医学著作多种，在当时社会上发生过很大影响，可惜现在大都已散佚。

唐代道士孙思邈在医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被尊称为"药王"。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收集了东汉以来许多医论、医方、用药、针灸等基本成果，兼及服饵、食疗、导引、按摩等养生方法，记载了他的临床经验和采集的民间验方。全书合方、论5300首，对我国医药学特别是方剂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晚年又撰有《千金翼方》，对前书作了全面的补充，其中以本草、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最为突出。这两本书被后人通称为《千金方》，它是继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后，我国医药学的又一次大总结，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道教医学的特色

在疾病问题上，道教主张预防重于治疗，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地真》中指出："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在平时

应注意保健，如起居要有规律，饮食要有节制，经常换洗衣服，动静要结合等，尽量防止疾病的发生。一旦生病，则应早治，不使小病变成大病。

孙思邈就曾告诫世人，平时居家，稍有不适，就应该即时告诉医生。若隐忍不治，希望病情自己好转，一耽搁说不定就成了大病。他还特别向老人指出："自觉十日以上康健，即须针灸几个穴位，以泄风气。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康健为常然，常须安不忘危，以预防各种疾病。"为了预防疾病，道教创造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如行气、导引、吐纳、胎息、守一、存思、内丹等。人们若能按照道教的养生方法，坚持锻炼，自然就会少生病，从而也就不须多吃药。

在用药问题上，道教医学主张尽量用草木药，少用动物入药。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第二》中说："自古以来贤达的医生为人治病，多用动物做药方。虽说人比动物要珍贵，但是动物跟人一样也是爱惜自己的生命的。损彼利己，所有物类都会认为是不可取的，何况是有智慧的人？杀生以求生，离生也就更远。所以我现在的方子不用动物入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孙思邈指出，即使不得已要用动物入药，也最好是利用自然死亡的各种动物。总之，不杀彼之生命以济此之生命，是道教医学所遵循的重要原则。这对于保护野生生物来说，是非常可贵的。

道教医学坚持多用平常药品，少用名贵药品。在古代，一般医生治病多据《内经》，药方是历代相传的经方，而药则大都依《神农本草经》。这些药方一般都很昂贵，普通百姓只能望"药"兴叹。道教医家有鉴于此种弊病，在实践基础上，淘汰了古医书中一些不易寻得的药方，并打破了"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的传统，或一病而立数方，或一方而治数病，在制方上开创了新的路数。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孙思邈的《千金方》即大多具有廉、简、验的特点。他们认为，多用几味普通药材，制成"复方"，其疗效并不比名贵药方差。

道教医家在处方用药上所坚持的以贱代贵、方便实用的原则，不仅体现了其医学的平民化倾向，而且对于今天保护野生生物也是十分重要的。名贵药材多取自一些濒临灭绝边缘的野生生物，如虎骨、羚羊角等，少用名贵药材即是保护野生生物。

道教医学积极开发药物来源，注重各种资源在临床治疗上的综合利用。如道教十分重视日常饮食在防病治病中的作用，他们对各种蔬菜的成分、营养价值、医疗效果曾进行过详细精微的研究。南朝道士陶弘景所撰《本草集注》所列药物中即有"谷部"，专门讲述谷物在医疗方面的价值。至唐代道士孙思邈进一步将这种颇具特色的饮食法加以完善，称之为"食治"。其弟子孟诜承其传授，着有《食疗本草》三卷。通过饮食的进补及禁忌，即可达到治疗一些疾病的目的，这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大宝库。道教中人为充实、丰富这一宝库做出了许多贡献。

道教医学主张多样化的治疗方法。除了药物疗法外，还可以应用针灸疗法、物理疗法、气功按摩疗法、精神疗法等。运用多种疗法，既可以减少药物对人的毒负作用，也有利于疾病的有效治疗。

道教对我国古代化学也有重要贡献。历代道士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化学知识，促进了中国古代化学的发展。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就是道士们在炼丹时发明的。

在造作、传播经书的过程中，道教对印刷术的发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雕版印刷术的起源与道教法印有着直接的关系，雕版印刷术经历了从印章向印刷演变的过程，它在道教系统内经过了印章的捺印、玉印玉版的吹印和道经的雕版印纸的发展过程，在年代上要比现今流行的隋代或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说早，因此，可以认为，雕版印刷术是六朝时期道教发明的。

道教与指南针的制作

从早期的"司南"磁石，到以磁针制作的罗盘，标志着指南针制作技术的发表。罗盘又有旱罗盘和水罗盘之分。过去国际上有人认为，水罗盘是中国人发明的，旱罗盘是欧洲人发明的，明清时期才传人入中国。但是，考古发现已证实，中国早在南宋已发明旱罗盘。

1985年，在江西省临川县宋墓中出土了两件"张仙人瓷俑"，俑右手竖持一罗盘，置于左胸前。俑底座有"张仙人"墨书。

从瓷俑竖持罗盘而指南针不掉落、不倾斜的情形可断定，该罗盘为旱罗盘，并且还可以从中推知它为枢轴式装针方法。这是古代中国人发明旱罗盘的证据。

而陶俑题名"张仙人"，表明它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出自道教信仰者之手。

著名道教考古专家王育成先生由此推测："道士很可能是现知最早的中国古代旱罗盘磁针指南技术的发明人或使用人。"

道士赵友钦的"小孔成像"实验

宋元之际的道士赵友钦在他所著的《革象新书》中，详细地考察了日光通过墙上孔隙所形成的像和孔隙之间的关系。并用实验方法，得出了小孔的像和光源的形状相同、大孔的像和孔的形状相同的结论。用严谨的实验，来证明光的直线传播，阐明小孔成像的原理，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龙虎山道士朱思本的地理学成就

朱思本（1272-1333年），字本初，号贞一，临川江西人。早年学道龙虎山，后从玄教宗师张留孙居京师二十余年，晚年主持南昌西山万寿宫。朱思相利用奉诏代祠名山大川的机会，实地考察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十省区许多地方，取得大量调查材料，再结合文献资料，花了十年时间，绘成《舆地图》二卷，刊行于世。

《舆地图》以其先进的地理思想和独到的制图科学方法，形成中国地图思想史上独有的"朱思相地图系统"，成为元、明、清各代绘制全国总图的主要蓝本。

道教在机械制造方面的贡献

东晋道士葛洪《抱朴子》记载了用枣心木制造"飞车"的方法，中国历史博物馆王振铎先生据此说复原的"飞车"，能够飞升到故宫午门的高度。

总之，道教有"众术合修"的传统，因而在中国古代科技的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

最近一些专家学者撰写了《道教科学技术史》、《道教科学思想发凡》等专著，系统地总结了道教在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医学等各个方面的成就。

道教文化还广泛地渗透到了民众的生活中，对中国古代的社会习俗乃至民族心理等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大文豪鲁迅先生甚至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4、试析儒学（两汉的经学）的表现及影响。和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