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艺术生存的文化空间

　　摘要:深入田野,我们发现,那许多真正该让历史记住的声音,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只是乡土的声音离不开现场,许多鲜活的声音只有在乡间戏台的特定空间才能彰显韵味。本文拟以云南部分地区古戏台的田野考察为线索,依托文化人类学和审美心理学的相关方法,解析以古戏台为载体,作为乡土情感表达物化标签的草根艺术生存的文化空间。

　　关键词:草根艺术;文化空间;活态传承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提出实施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为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战略。从这个定位出发,云南广大乡村传统的民间艺术,对云南“乡风文明”的建设必然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云南民间艺术活态传承的重要文化空间,古戏台至今仍然以草根的力量,焕发出顽强的文化生命力,为各式民间歌舞的活态传承提供了展示的平台。更通过这一文化空间,构成了乡村社区别具一格的社会生活而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生态景观,为乡民们提供了审美的娱悦和情感的寄托,成为人们增强族群认同感,加强文化凝聚力的重要场域,更是云南丰富的民间艺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以活态传承的重要载体,成为今天云南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草根艺术:乡民的精神根脉

　　在过去的时代,在儒家“礼乐”文化的影响下,为形成一种“乐极和、礼极顺”的社会风尚,在云南许多“文献名邦”、“科第显盛”之地,追求“艺术人生”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标志。2010年春节期间,我们专程前往大理喜洲镇考察,就感受到节日期间这种村村奏洞经,寨寨对调子,人人挥舞霸王鞭的场景。特别是大年初三河矣城村的迎本主的仪式,戏台上下那种万人参与,热烈狂欢的场面,如若没有亲身的参与,其壮观的情景是难以想象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通过这么一种仪式,在狂欢之后,一年的生活才可以平安吉祥,鬼神才不会降灾于民众,可以四季平安。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活动,人们完成了期待的实现,构成了人与人情感的沟通。从这里看来,正如民俗学家刘铁梁指出的那样:艺术常常打着信仰的旗号,增强自己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合理性与权威性,而宗教信仰往往需要借助艺术表演以增强自己的感染力,于是,在众多的礼俗活动中,传统的民间艺术扮演了重要的社会和文化角色,在这里,神庙就是与神沟通的媒介,戏台就是与神交流的桥梁,艺术精神就以仪式为轴心呈现出来,构成以行为叙事为表现,祈求平安为旨归,最终实现文化的传递与心灵的抚慰。民众正是在对本土性歌舞文化的传承中,得到了生活的乐趣,在人伦的秩序中得到了安宁。正是这种能歌善舞的审美情趣与根深蒂固的宗教精神,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积淀,由此而构成了草根艺术活态传承的重要因素。民间艺术通过音乐以古戏台为载体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人们从戏台获得了血缘的认同,享受着声音带来的娱悦。作为一种群体的参与,本身就构成了仪式。因此,作为民间艺术的摇篮,更作为现代艺术音乐的母体,直到今天,古戏台仍以旺盛的文化生命,支撑着云南广大乡村民众实现的生存意义,给人们带来喜、怒、哀、乐的情感释放,而这样的文化现象,是令我们久居都市的人们陌生而惊奇的。

　　二、古戏台:草根艺术活态传承的文化空间

　　戏台作为承载村民情感表达的重要平台,它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一批物质文化财富,更是云南各民族民间艺术得以活态传承的文化空间。可以说,作为一部文化持有者的“乡土之书”,古戏台作为维系村民精神归属和文化认同的根基,是乡土文化“基因”保护、民族音声技艺活态传承的一个重要空间,也是地方性族群精神生活的现实诉求,构成了“千百人哭皆失声”的艺术感染。

　　始建于光绪年间的昆明海源寺戏台,它虽然与繁华的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虽仅一街之隔,但多年来,这座戏台由民间自发地固定在每周四均举行民间文艺集会。四方八面的人们都会聚集在该戏台和与之相关的区域对歌、唱戏、切磋技艺、交流感情,吸引了昆明周边各区县的民众,由此带动了周边每到周四有成千上万民众参与的商品交易和文艺观演景观,构成了农村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跟踪观察中,我们了解到,负责组织、协调戏台演出的负责人是昆明五华区新发村的村民付永昌,据他介绍,在他手上已拥有80多个民间文艺演出队的“联络图”,共计4000多演员的资源。连远在大理、丽江的民间艺术团也希望来此献艺。我们采访过许多“演员”,他们都是各地的“农转非”或下岗职工,在他们看来:“能在台上为别人展示美丽的一面,是自己得到社会肯定的一种表现,由此感受到了生活的意义”。来自呈贡的李大爷告诉我:“自己不畏路途遥远来这里看戏,就是感觉情感能够得到沟通、情绪能与人平等分享,是自己希望得到的娱乐生活。”从这一鲜活的事例中,我们在思索一个问题:在影视文化日益普及的今天,乡村民众为什么难以割舍传统的文化消费方式;反过来讲,在乡村民众物质生活日益满足的同时,主流文化是否应该更多地关心农村文化建设?村民们祖祖辈辈热爱并视为生命精神和生活乐趣的文化空间正在逐渐消失,电视、电影、卡拉OK的迅猛冲击,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但这些现代的商业文化又有多少内容表达了乡村民众的情感诉求,又有多少歌声与它们内心世界相应和?在更多的影视作品中,它们由戏台的主角变为了电视机前的旁观者,铺天盖地的歌会上没有人唱它们熟悉的调子,更难看到它们热爱的花灯歌舞,它们不再是自己情感的主人,它们由光荣的农民伯伯变成了“精神流浪者。”大量事实证明,草根文化在今天,仍然以它符合普通人生存规律的表达方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社会需求。在海源寺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化空间唱响的,不但是草根艺术的旋律,更是人们追求和谐生活的心声。从这个意义上讲,特定文化群落的生态知识,的确只有在其所在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也正如著名民俗学家刘铁梁所说的那样:如果一种文化现象仅仅只是流行在精英群体的层面中,那么这种文化就难以成为关乎社会各阶层的根性文化。

　　三、余论

　　随着都市商业文化的流行,我们应该如何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在保护古戏台这种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更关注以戏台为人文生态场域的文化记忆古今相贯、生命绵长,保留一种更符合乡村民众人性归宿和生存需求的物理和心理环境,使云南丰富的各民族民间音乐重新回到热爱这些声音的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呢?要知道,他们才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这是我们应当重视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这无疑为我们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政策的支持与方向的指导。特别是在当今政府致力于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如何处理好草根与精英、大俗与大雅的文化关系,为民间音乐在当代背景下的活态传承提供足够的物理和心理空间,这是需要思考的。现实是,现代都市音乐为了追求商业目的,常常不得不牺牲太多艺术对于芸芸众生应有的关照,使得艺术的表达离生活越来越远,与普通民众的精神诉求距离越来越大。因此,作为一种超越个人价值取向的文化选择,这一思考不仅将考量热爱民俗文化的芸芸众生,也包括业内热爱草根艺术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