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现代人与忧郁的理想

“有时,人生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芥川龙之介如是说。

“第一个慧眼者，是诗人之王，一个真正的上帝“。兰波曾这样称颂。

“他的诗在第二帝国的天空闪耀，像一颗没有氛围的星星。”瓦尔特﹒本雅明这样叙述。

图/夏尔·波德莱尔肖像

张旭东先生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瓦尔特﹒本雅明著 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2007年4月第二版）的序言中写道：

“本雅明同波德莱尔一样，在这个时代里找不到他喜欢的事情”。波德莱尔没有找到执着、信任地维系内的依赖的事情，于是选择了突波了所有人想象极限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以一种近乎寓言与诗的态度来责难时代、反思时代，最终得到了时代与上帝的垂爱。而这种责难、反思只与最核心的要义相关，那就是“现代人”和“忧郁的理想”。

《卡夫卡日记》里的一段话可以作为“现代人”——在此指的是那些内心存有诗意但却被时代抛在后面的现代人的悲剧纪念碑上的铭文：“无论什么人，只要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已经死了，但你是真正的获救者”。

图/1932 波德莱尔 致拉科萨德亲笔信

波德莱尔作为那个沉闷时代最忠实的体验者与陈述者，无疑看到了时代的阴谋与深深的恐惧。阴谋促使他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下的无产者与反叛者，在忧郁的巴黎无所事事，到处闲逛，收藏这个变革时代最重要的体验意识，而不是物质上繁华，或者是他已经对物质无所用心了。恐惧，这种由感官刺激的表象与思想上的苦闷糅合的意识冲突几乎就是《恶之花》的雏形，而笔墨的凝练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新鲜与不朽的神奇。

波德莱尔，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人”，这种“现代人”是突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转向了追求人自身完美和审美。“现代人”的概念建立在机械生产下丰裕的物质成果引起了现代化和社会思想上萌动的，或者即将到来的思想上的革命风暴。在谈到这种现代化必须对以巴黎为典型的都市予以介绍，因为巴黎的现代图景是波德莱尔体验的来源与生存的基础。

巴黎市的现代化,是拿破仑三世授意，由巴黎地区行政长官豪斯曼 (Haussman) 执行的,这段时间史家又称“豪斯曼时期”(Haussmannization) 。豪斯曼于1853年奉命实施巴黎现代化到1870年拿破仑三世为平复民怨被迫将他免职止，这个计划持续十多年。豪斯曼计划之下，直线成为现代化的城建符号。

老巴黎大部份弯曲的街道被拆除，为直线让路。拿破仑三世好大喜功，豪斯曼计划以大为傲：大公园、大广场、宽阔的林荫大道。如果说豪斯曼计划的功绩是实现了城市供水、排污、交通的现代化，它的破坏也是大规模的，拆除了多达 60%原有的建筑，摧毁了自中世纪以来形成的老巴黎。

图/巴黎

更严重的是，历史形成的巴黎社会结构几乎荡然无存。在历史新与旧是交替与激烈的冲突中，传统在机械文明下轰然崩溃，在机械文明也不可能在短时期里确立与之相应的社会秩序与信仰，突然迈进现代化的“现代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迷惘，在波德莱尔那里的表现则是忧郁的理想，而不是理想的忧郁，虽然二者存在强烈的关联性，但是究其实质还是忧郁的理想。

在这里并不是把波德莱尔形容成一个超验的沉思者，一个形而上学家。恰恰相反，波德莱尔没能逃脱时代加于一个具体实在人——更不用说一个具体的思考者和写作者身上种种矛盾和困扰，因而他的思想无不带着鲜明的经验的色彩，充满了体验的震荡，并且在一种逃避与回击的姿态中与时代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当然也包括他忧郁的理想。只不过我们在对“忧郁的理想”上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偏差，究其根源还是我们无法冲破传统或者世俗的荆棘深入其文字的深处加以理解，而仅仅停留在对他形象身份和诗歌表意上的定位。

1857年《恶之花》面世的当年，第二帝国的法庭就裁定波德莱尔是堕落的代表，下令删去诗六首，并课以罚款。现代史上这件苏格拉底式的冤案，令崇尚自由的法兰西人汗颜，但是那种道德评判的眼光始终追踪着波德莱尔。谴责他在“恶”中深入，无视他的“恶之花”真实而奇美；诗人的性格被断章取义之后,他似乎就只是个鸦片、大麻和酒精的服用者，滋养罪恶和痛苦，无非是要骇人听闻，伤风败俗。也有人怀了热诚投入波德莱尔诗句，却见其激情不见其冷静，见其愤怒不见其机智，见其忧郁不见其理想，得其情绪的片断而失其情感的节奏。将种种并非波德莱尔的情绪折射、投射给波德莱尔，不得不算是善意的误解。

理解波德莱尔的困难，在于他的人、他的诗，与常规式的评判都不相容。波德莱尔天性善良，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针对世俗化了的 “善”的价值，他宣称撒旦是他行动的缪斯。他认为“恶”既然是真实存在，为了“美”必须与“恶”纠缠到底。他的诗塑造了城市里的“浪子“。但那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浪子，而是在城市人群中看似闲逛实际上认真观察的诗人或思想家。

瓦尔特﹒本雅明说：“波德莱尔的天才，靠忧郁滋养，是讽喻天才。由于波德莱尔，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讽喻天才投向这座城市的目光，揭示的是深刻的异化。”在波德莱尔那里，从荒诞的现实里提炼崇高成为必然。日常题材引起的情感冲动，揭示的“意外”，皆是诗情，皆成诗趣：巴黎穷人的眼睛同时映照有情和无情；迷恋医生以至靠收集他们照片来编织幻想的某某小姐是活的现代病例，穷孩子手里的一只活老鼠是富家孩子眼里最好的玩具；傍晚百叶窗后面的家庭剧重演现代城市人的异化和异化激起的人性冲突 (见《巴黎的忧郁》之二十六、四十七、十九、三十五等篇)。

波德莱尔证明，诗可以在平凡中找到不平凡，在现代冲突中重新定义崇高，而这无疑就是忧郁的理想的最好解释。在波德莱尔看来，人的不完美是人性的基本状态。人不可能完美，包括生老病死等生命的有限性，是自然的基本状态。 波德莱尔说“恶”是真实存在，就是这个意思。

人性当然有追求完美和无限的理想主义的一面。不过生命本身是什么?是理想和现实、完美和不完美、无限和有限之间时时发生冲突。生命是动态的美学法则，而非僵硬的机械复制或者简单粗暴的延续。生命从来就意味着一种美与恶的纠缠，无始无终，而它最完美的表达来自内心潜在理想的动力，忧郁只是人生命理想过程中的追寻时的苦闷，或者表现为行为上的放荡，而被世俗所逼迫。

历史总是以最公正的态度与法则来完成这种救赎，如果仅从文学史上的意义来看波德莱尔无疑获得了最妥善的裁决。

他扩大了诗歌的内容，大量描写了现代都市的世俗图像以及微妙的情感、理智的冲突，把象征手法和通感引入了诗歌，从而开创了一系列现代派诗歌的先河，可以说他是近代派文学的鼻祖。雨果、拉马丁、维尼等浪漫派诗人确也写出了不少杰作，在欧洲产生了影响，然而，英国和德国同样有些闻名世界的大诗人，如雪莱、拜伦、歌德、海涅等。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雨果等法国浪漫派诗人的影响就减色不少。

波德莱尔的情况则不同，在欧洲，波德莱尔现象是独无二的。这个浪漫的法国人也在他离世后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深情感谢瓦尔特﹒本雅明，这个“在这个时代里找不到他喜欢的事情”的人却喜欢了同样志趣的波德莱尔，并作了深入地研究最大限度的给予了波德莱尔救赎与安慰。我相信这并不是历史邂逅中的巧合，而是历史的重合，对瓦尔特﹒本雅明有了解的人应该确信这一点。

而在我看来波德莱尔最鲜明的特质则在于一种真相，这一点可以用艾德华﹒萨义德的话来表述——专业化与技术化是今日知识分子最大的敌人。

波德莱尔这个无所事事的都市漫游者，却成全了知识分子自由，抛弃了专业化与技术化，用自己的自由的灵魂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一种对知识、真理和美的信仰。对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多元化的社会，我们又有怎样的冥冥之中暗合的启示呢？不言而喻：

诗人走过“新建的卡鲁塞尔”，老巴黎不复存在。诗人因旧景而触情之际，遇见“一只天鹅逃离樊笼，蹼足蹭着干透的街面彳亍，雪白的羽毛在坎坷的石路拖曳”。

天鹅停在曾经有过水的溪流旁，翅膀扇起的是尘土，心里怀念美丽的故乡湖,分明听见天鹅在呼喊：“雨啊!你何时倾盆而下？雷电,你何时天空震鸣?”天鹅对理想的渴望愈深，他的呼喊愈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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