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论毛泽东善于调查研究方法的思想

舒金城

［摘要］ 毛泽东在其漫长的革命生涯和领导工作中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并注意不断总结调查研究的经验，不仅认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而且强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深刻地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系统地阐明了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本文从十七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方法的思想，认为毛泽东所谈的调查研究方法不是针对某一特定问题而讲的个案性的具体调研方法，而是讲的调查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因而对调查研究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适用的，对搞好现时的调研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习近平同志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这个传家宝主要就是从毛泽东那儿传下来的。毛泽东在其漫长的革命生涯和领导工作中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亲自作了许多重要的调查研究，并注意不断总结调查研究的经验，撰写了不少重要的调查研究报告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光辉论文。他认为，不仅“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而且“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强调做“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而要使调查研究正确或科学，就必须采取正确的或科学的方法。因此，他不仅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而且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论述了进行调查研究所应取的科学方法。他关于调查研究方法的许多论述，在今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要搞好调查研究，就“必须建立对这一工作的深刻认识”

毛泽东指出，为了通过调查获得“真实正确”的材料，就“必须建立对这一工作的深刻认识，看清楚这一工作的重要”。只有清楚而深刻地认识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才可能有正确的态度，才会对调查研究给以“大力注意”，不怕困难，不怕麻烦，认真负责地去做好这项工作。没有对调查研究的正确认识，是不可能做好这一工作的。

二、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及“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坚决反对“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

深刻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是搞好这项工作的前提，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好的态度和作法。毛泽东指出：要通过调查获得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就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又说：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就是说，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就要有虚心向下级、向群众请教的小学生精神，而且“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生的态度，才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否则，别人就不会理你，就会“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这样你就不可能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针对当时调查研究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特别强调要反对“老爷式的调查”，甚至说如果有人还要“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

三、要搞好调查研究，还要有明确的目的，或者说要明确调查研究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

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那篇《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中批评一些人的调查方法不正确，因为其调查没有明确的目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帐，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廓。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因此，要搞好调查研究工作，还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做到有的放矢。毛泽东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需要调查研究，但与民主革命时期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不同，社会主义时期调查研究的目的“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制定出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

四、要搞好调查研究，不仅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明确的目的，还必须“亲身出马”，付诸行动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就强调领导干部要“亲身出马”作调查：“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又谈到这一观点：“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他要求“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强调领导干部要亲身出马作调查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亲身出马才能获得第一手材料，对实际情况才可能有最真切的感受和了解，从而也才能更好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据此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

五、要搞好调查研究，还要在有条件时把“亲身出马”与“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和其他途径结合起来

毛泽东强调必须“亲身出马”作调查研究，同时又认为在有条件时要把亲身作调查研究与组织调查研究班子（如调查研究小组）进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把“亲身出马”与“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结合起来进行调查研究，有利于更多、更快、更好、更全面地作好这项工作。当然，在我们党的早期，组织调查研究班子进行调查往往“难于办到”，因为“那时我们全部人马只有几千人”，但当“有这样的便利条件”时就应把“亲身出马”与“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结合起来进行调查研究，或“派调查组结合当地同志进行调查”。1961年，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这样谈到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并不那么困难，……要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指导他们去搞。”领导干部担负着重要的领导责任，“亲身出马”做调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领导干部要做的工作很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每一项调查研究都“亲身出马”。领导干部应“亲身出马”做的调查研究主要是“解剖麻雀”式的典型调查，还有许多调查研究需要组织并指导调查研究的班子去搞。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利用其他途径作调查研究，如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和警卫人员等下基层一线帮他作实地调查，或让他们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帮助做调查研究工作。

无论是派调查组进行调查，还是采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帮助调查等方式，毛泽东都非常重视在调查前对参加调查的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为了让警卫战士帮助他搞好调查，他把做好调查工作特别是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调查了解情况作为警卫战士的三大任务之一，亲自为警卫战士拟定《出差守则》，讲解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方法，布置具体的调查任务，并仔细阅改警卫战士写的调查报告。1960年底、1961年初，毛泽东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林克、高智、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等人（后来发展到13人）到河南作调查，行前先让他们在训练班接受了为期两周的学习训练，并先后两次给他们讲调查研究问题，包括对这次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要调查的主要问题、如实反映情况的态度、要注意的其他问题（如向群众学习和过好生活关、政策关、群众关）、成立临时党支部等都一一给予指导，还专门为他们写了一封信就有关事项加以说明、给予关心。1961年1月中旬开始，毛泽东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带领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行前毛泽东专门给他们写信就调查组的组成、分小组、调查的地方、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后的报告等一一讲明，并要求给每人发一份毛泽东1930年写的《调查工作》（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尽管这三个组的组长都是水平很高的领导人或秘书，但毛泽东仍指导得这样仔细。1961年5月28日，在一份反映调查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材料上，毛泽东针对出现的问题明确批示：“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可见，毛泽东对组织人下去调查所应做好的对参加调查的人员的事前培训和指导是十分重视的。

六、要搞好调查研究，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对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毛泽东反对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不顾实际情况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本本主义，但他明确指出反对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并十分重视从实际出发应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因而他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运用于指导实践，包括指导调查研究工作。他多次在谈到调查研究的文章或讲话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最好、最适用的工具，但指出不能对马克思主义作神秘的理解。毛泽东针对调查研究中表现出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其1963年主持制定并反复讨论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专门列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加以论述和规定，并在原稿上专门增写一段话着重强调要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里把学习并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当作搞好调查研究工作的前提，突出强调了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毛泽东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调查研究，同时也是为了反对和避免调查研究中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如果把调查研究当作寻找一些表面的片面的个别材料求证自己的主观假设的手段，这种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所谓调查研究显然就如同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所以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明确地指出：“下去调查，不要搞主观主义，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因此，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就必须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

七、要搞好调查研究，还要做到“走马看花”与“下马看花”或泛观博览与典型解剖（“典型调查”或“解剖麻雀”）相结合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需要把“走马看花”与“下马看花”结合起来。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任何事物都是普遍和特殊的统一，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一类事物或一类问题是由许多个别的特殊的事物或问题组成的，其中个别的特殊的事物或问题包含着这一类事物或这一类问题的普遍本质；要了解这样的一类事物或问题，没有必要有时也不可能对这类事物或这类问题中的所有个别的特殊的事物或问题都作详细的调查研究，只需对其中一个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个别的特殊的事物或问题作详细的调查研究即可。毛泽东认为，在这里就要采取“走马看花”与“下马看花”相结合的方法，也就是泛观博览与典型解剖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曾经在谈到“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时说：“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看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1956年，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时，明确地把“走马看花”与“下马看花”作为两种调查的方法加以介绍：“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走马看花是泛泛观察，是“面”上的博览，是感性认识。这对了解全局和作为进一步认识的基础是重要的。但走马看花所获得的认识“不深入”，是笼统的、表面的，观察问题如果仅仅“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所以毛泽东要求调查不能只是表面的“走马看花”，而是“要深入”，要更加重视“下马看花”，就是要找一两朵典型的亦即具有代表性的花“过细”地看，加以“分析”、“解剖”，以便获得深入的本质性的认识。这“下马看花”是“典型调查”，是“点”上的深入，是为了最终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毛泽东也把这样的“下马看花”或“典型调查”称为”解剖麻雀“。

毛泽东特别重视解剖麻雀式的典型调查。他在与外宾谈到调查农村时说：不仅党的总书记要“重视解剖一两个‘麻雀’”，“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而且，“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毛泽东把“解剖麻雀”当作掌握情况、实施正确领导的重要方法，并以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说明解剖麻雀的道理：“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加强领导。……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解剖“麻雀”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解剖一两个“麻雀”便可以知道一群“麻雀”或同类的其它所有“麻雀”。要了解“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的事实，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麻雀”都抓来解剖，而只需解剖一两个“麻雀”，从个别中见普遍。解剖“麻雀”式的典型调查就是这种“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的方法。

那么，如何寻找要解剖的“麻雀”或典型呢？毛泽东说：“怎样找调查的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这就是说，要调查某方面的情况，就要分别找出两三个能代表其中“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三类情况的对象，这些对象就是要重点解剖的“麻雀”或应着重调查的典型。把这些典型弄清楚了，其它一般的情况也就可知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认为开展调查要把“走马看花”与“下马看花”结合起来。如前所述，“走马看花”是“面”上的泛观博览，是感性认识；“下马看花”是“点”上的深入解剖或典型调查，是为了获得把握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因此，“走马看花”与“下马看花”的结合，也就是“面”和“点”的结合或泛观博览与深入解剖的结合，是要从“面”上的感性认识通过“点”上的深入而上升到把握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这是任何科学的调查研究都应采取的方法。

八、搞好调查研究工作，还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下马看花”或“解剖麻雀”的过程中，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是十分必要的。

毛泽东认为，不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他还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他又指出：“要做讨论式的调查，才能得出近乎正确的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总之，要搞好调查研究工作，获得“完全的知识”，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就需要开调查会，需要“作讨论式的调查”。

怎样开好调查会，搞好讨论式的调查呢？

其一，要明确开调查会应弄清和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要开调查会？开调查会要弄清和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这是在开调查会之前必须明确的。毛泽东说：“一个调查会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这里就涉及开调查会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也就是要求必须首先明确每一次调查会要提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其二，要根据所调查的问题确定参加调查会的人员。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参加调查会的“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应是与所调查的问题有关的各方面的代表人员，这样便于全面了解情况。总之，“各种人都要，经验多的人要，经验少但思想进步的人也要。从职业上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士兵也要，甚至流氓也要”。至于到会人数的多少，则要根据调查人的指挥能力而定。

其三，要根据调查目的确定调查纲目。

召开任何一次调查会，都要根据调查目的确定调查的大纲和细目：“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

其四，要自己口问手写。

毛泽东主张“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例，开调查会时调查人“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又说：“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准确可靠。

其五，要同到会人展开讨论。

毛泽东说，开调查会要“同到会人展开讨论”，“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进行辩论，或对于“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后来他还讲到：“你可提出几个方案，跟他们讨论，跟他们研究，这个方案好，还是那个方案好”。这样讨论有利于弄清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九、要搞好调查研究，还必须“和群众做朋友”，让他们“说真话”

我们的调查主要是向基层、向群众作调查。无论是上面说的“走马看花”、“下马看花”的调查，还是开调查会的讨论式的调查，都需要被调查的群众讲真话。如果群众不讲真话，我们的调查就不可能掌握到真实的情况。而要让群众讲真话，就要和群众作朋友，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毛泽东说：“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只有设法真心诚意地和群众做朋友，让群众了解你的调查是一项有益的或有意义的工作，不会给他们带来坏处，他们才会信任你、支持你，给你提供真实的情况。这样，你才能获得可靠的材料，使调查研究工作取得好的成果。

十、要和群众做朋友，搞好调查研究工作，“下去蹲点”是十分重要的途径

所谓”蹲点“，就是重点深入到一个地方去，在一段时间里住下来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交朋友，向群众、向实践作调查研究，当群众的小学生，同时又宣传群众、指导群众，帮助群众克服困难、解决实际问题。

毛泽东说：“蹲点调查研究是简便易行的”，“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毛泽东特别重视干部下基层蹲点。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主要领导干部要带头蹲点，对不这样做的现象提出批评：“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可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毛泽东十分重视领导干部下基层蹲点进行调查研究。

十一、要搞好调查研究，还要既“详细地占有材料”，又“抓住要点”，善于抓住主要矛盾

调查的过程是收集材料的过程。但是，收集材料时要注意什么呢？

毛泽东说：“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又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就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就是说，通过调查收集材料时要特别注意收集那些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材料，这些材料表现的是决定事物本质的矛盾的主导方面，是我们调查时要抓住的主要之点。只有在详细地占有材料的同时，又抓住要点，我们的调查才能为认识事物的本质提供可靠的基础，我们也才能获得对有关问题的发言权。

这里所谓“抓住要点”就是要求抓住“矛盾的主导方面”，也就是事物矛盾体系中的主要矛盾。这是决定事物本质的方面。毛泽东认为在调查研究时着力抓事物矛盾体系中的主要矛盾，把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1959年3月，他在一份简报的批语中指出：“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说明调查研究一定要善于抓主要矛盾。

十二、要搞好调查研究，还要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做到“胸中有‘数’”

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注意了解事物的数量，做到胸中有“数”，也是搞好调查研究的重要一环。毛泽东不仅十分强调了解事物数量的重要性，而且他作的每一个调查都有详细的数字记录，他的许多科学结论都是以可靠的数量分析作基础的。

1949年，毛泽东在谈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指出，要通过调查做到“胸中有‘数’”：“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在这里，毛泽东以质和量的辩证关系阐明了应重视数量调查的道理：任何事物都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一定的质量都有一定的数量界限，任何一种事物的本质都在数量上具有一定的规定性；因此，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收集事物数量方面的材料，特别是那些对表现事物本质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的数字统计、主要的百分比要着重调查清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胸中有“数”，才能据以更好地认识事物的本质，作出正确的决策，避免“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从而才能更好地做好工作，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

十三、要搞好调查研究，还要注意对被调查对象作“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考察和了解

毛泽东曾多次把调查研究中的零碎性和不系统性作为重要缺点，反复强调要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回顾了我们党成立二十年来的调查研究工作，指出其缺点在于：“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对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的“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的主观主义作风提出了批评。针对调查研究中存在的零碎性和不系统性的缺点，毛泽东反复强调“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解决问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并向全党提出“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的任务。

毛泽东还特别重视了解被调查对象的历史和现状，认为对中国革命作调查研究时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就是要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要解决问题，就要“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把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之后“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我们作调查研究时之所以要系统周密，就是因为任何一个对象都是由内部诸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并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而成的系统有机整体，只有按其系统本性对其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才能加以正确的了解和把握。我们作调查研究时之所以要由历史到现状进行考察，就是因为任何一个对象都有其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其现状都是其历史演变的结果，对它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本身就应包括对它作由历史到现状的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加以了解和把握。因此，对任何一个对象的调查研究都应是系统周密同时又包括由历史到现状的考察。所以毛泽东强调“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十四、要搞好调查研究，还要对调查所得材料加以“周密思索”或“改造制作”，“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实事求是”，把握事物的本质或规律，“引出正确的结论”

我们进行调查研究不是为了一般地了解情况，而是要把握规律，解决问题，以便正确地决定工作方针，指导事业取得成功。而要达此目的，就不仅要通过调查系统周密地掌握客观实际材料，还必须对这些材料进行科学的研究，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实事求是，得出正确结论。

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谈到指挥员的作战计划的形成时说：“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这里所谓“侦察”，就是调查；对侦察得来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或对“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就是对调查所得材料进行思维加工的研究过程。通过调查掌握材料的过程是感性认识阶段，它只能把握事物的现象。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则是理性认识阶段，它能由现象深入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这就是毛泽东在写于1937年的《实践论》中所说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

这种对从实践中或实际调查中获得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过程或“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也就是通过对调查所得的各种材料进行科学研究，从而实事求是的过程。毛泽东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态度时说：“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就是说：“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就是“实事求是”，即从客观存在的“实事”中“求”出“是”即规律性，以“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正确地指导人们的行动；而要这样，就要深入实际，通过调查了解情况，详细地占有材料，并以马列主义一般原理为指导进行研究，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十五、要搞好调查研究，还需根据对立统一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

从调查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角度考察，上面所说通过调查获得“各种材料”并对之进行“周密思索”、“改造制作”的过程，或“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实事求是”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观点通过分析和综合“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亦即“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1959年2月，毛泽东在谈到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时说：“问题就是矛盾。发现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充分揭露，详细了解，才能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我们过去搞革命战争，没有一次是情况不清楚、条件不成熟而打了胜仗的。现在我们搞建设，要攻这个敌人，我们是新手，我们不会搞，也要调查研究，善于发现、揭露、解决问题。”“要钻进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问题就是矛盾，就是对立统一，所以毛泽东根据“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思想而主张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是要运用对立统一观点进行分析和综合。他说：“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第二步就是用分析方法对事物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第三步便是“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从总体上获得对事物的“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把握其运动“规律”或得出应有的“结论”。他指出“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说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他认为这里讲的“分析法和综合法”就是“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观点的运用，所以他强调搞调查研究“一定要把握住这方面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实际上又是对立统一观点在阶级社会的运用，因此，搞调查研究进行分析综合最根本的还是要坚持对立统一观点亦即矛盾观点。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着重讲了运用对立统一观点或矛盾观点进行调查研究或分析综合，由观察问题、提出问题直至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就是说，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要经过“大略的调查和研究”，要经过初步的分析，但这种“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或初步的分析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经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亦即“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并要在分析的基础上“做综合工作”，要通过对调查所得的丰富材料进行这种分析综合的思维加工以“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把握事物的本质或规律，从而得出正确结论，即“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问题的办法”。科学的调查研究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毛泽东说：要“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分析解决各种问题时，我们都必须坚持”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反对“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因为我们在调查研究中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亦即各种矛盾都是各有特点的具体问题或具体矛盾。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问题或矛盾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所处的具体环境、具体条件，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正确的综合，从而正确地认识各种问题或矛盾的特点，并针对其不同特点找出正确的解决办法。否则，“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从而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任何矛盾或问题，这样也就不能达到调查研究的目的。

十六、要搞好调查研究，还要把坚持群众路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使调查研究的过程成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不断循环上升的过程

毛泽东还从认识发展长过程和领导方法的角度，把调查研究的过程看作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不断循环上升的过程，要求深入下层、深入群众之中进行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与坚持群众路线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

要通过调查研究真实地了解情况、获得正确认识，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而且，我们进行调查研究的最终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调查研究的结果是否正确只能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得到检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等也只能通过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收到实效。因此，要搞好调查研究就必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统一的，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毛泽东早在1930年就号召“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要和群众做朋友”等，这说明毛泽东所要求的调查研究主要是深入基层（如生产队、工厂、商店、学校等）、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经常把调查研究与坚持群众路线同时加以强调，如说：“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很重要。”毛泽东还多次从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统一的角度谈到调查研究的方法。他曾经讲到人的认识包括“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等“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间才能认识客观事物”，人脑这个加工厂“制成完成品”所需要的“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他还指出：“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毛泽东又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表明，人的认识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亦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这个过程首先是通过“下去蹲点”，深入群众的生活、实践中进行调查，听取“群众的呼声”，把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收集起来，随后“经过研究”即分析综合或改造制作，把原先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从而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达到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形成指导群众行动、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般原则。这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或一般原则“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这就要求通过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使之化为群众的意见，并见之于群众的行动即实践中，这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或一般原则行得通，则证明是正确的；“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就要“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经过这样无限循环，调查研究的认识成果就会“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讲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因此，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无限循环”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就从坚持群众路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统一的角度论证了调查研究所应坚持的根本的科学方法。

十七、要搞好调查研究，还要注意在“深入解剖一个麻雀”或“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的过程中认真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把这项工作不断进行下去

毛泽东说：“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不然就不容易找到门路。”他又说：“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都必须自己亲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出经验来，用这些经验再随时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这就是说，对于初次作调查研究的人来说，或对于初次调查研究某类问题的人来说，应该着重深入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亲自收集和整理材料，从中总结出经验。这样做所以必要，就是因为调查研究要不断地进行，取得经验并加以总结之后，可借以改进以后的调查研究，使以后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更好。

调查研究工作之所以要不断进行，这一方面是因为客观实际情况多种多样，不能一下子全部弄清楚；另一方面更因为客观实际情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可能一两次调查研究就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毛泽东说：“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又说：“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他严肃地批评“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成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认为那“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客观实际情况的不断发展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反对以既成“本本”和既定办法为教条的保守路线，改造“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而着眼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时时注意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不断进行下去。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及时地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及其规律，调查研究工作才能不断取得成效。

以上论述表明，毛泽东关于调查究研方法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博大精深；而且由于毛泽东所谈的调查研究方法不是针对某一特定问题而讲的个案性的具体调研方法，而是讲的调查研究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因而对调查研究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适用的。习近平同志在《谈谈调查研究》的专文中对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方法的不少论述作了发挥，认为它们在今天新的时代条件下仍没有过时，如说“蹲点调研、解剖‘麻雀’是过去常用的一种调研方式，在信息化时代依然是管用的”。为了搞好今天的调查研究工作，我们有必要认真梳理、研究、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精辟论述和科学总结，并根据新的情况加以丰富和发展，使调查研究工作针对新形势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而做得更加科学、收到更大成效，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67期，摘自2014年第4期《毛泽东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