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庄与大中国

　　定于今年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将与中共、中国未来五年的走向密切相关，注定将吸引海内外众多媒体关注，也必将成为中国展示过去五年间和改革开放34年来各领域发展成就的最好舞台。如何写出符合对外传播规律的发展成就展示性稿件，让“正面报道”最终起到“正面效果”，值得外宣工作者深思，也许两篇中外媒体播发的此类题材的稿件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中共十七大闭幕后，中宣部组织中央新闻单位记者分赴全国各省市区、深入采访学习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情况，随后播发一系列展示中国各地各部门“高举旗帜科学发展”成就的中英文稿件。稿件《韶山农民重新戴上毛主席像章》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新华社对外部以英文播出，讲述湖南韶山村解放思想、科学发展，“脑壳开窍”的村干部带领广大群众拥抱“红色财富”的故事，篇幅很短，中文倒译稿不过千字。稿件播发后被一些外国媒体采用，两名曾和作者一同在肯尼亚工作的当地英文报纸编辑对这篇稿件的评价是“有意思，可以管窥中国的发展成就”，并向他们所在的媒体负责人提出去中国韶山等地继续采访的申请。　　而稿件《毛的中国的30光年》由西班牙发行量最大的西班牙文早报《阿贝赛报》刊载，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播发，展示了中国农村发生巨变、经济特区高速发展带动工业化进程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做出的巨大贡献。　　两篇文章分别由中外媒体播发，相隔一年，关注的重点和写作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却都利用毛主席和“毛之后的中国”（Post-Mao China）作为吸引海外读者阅读的重要因素。　　《韶山农民重新戴上毛主席像章》以毛主席家乡的韶山人对“追求财富”的不同阶段理解（从“做生意就是给毛主席的脸上抹黑”到“把生意做好也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折射出中国对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等非公有经济在不同时间的政策，展示中国人思想解放的艰难过程和时代变迁。　　《毛的中国的30光年》虽然在稿件中没有明确提到毛主席，但其题目本身就以“毛的中国”作为观察起点，讲述中国农业方面的包产到户、工业方面的设立经济特区让4亿人走出贫困，城市中产阶级初具规模，中国也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　　类似于“毛主席”这样的西方所关注的“中国兴趣点”还有西藏、新疆、天安门、熊猫、兵马俑、青藏线、少林寺、北京三里屯……　　如何利用它们提升稿件在西方读者中的关注度值得认真思考。　　此外，两篇稿件都是通过讲述一个中国小村庄（韶山村和小岗村）的变革故事，以小见大地展示全中国发展成就，而非从头到尾以“中国”为稿件叙述主体，这与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情趣不谋而合，在西方世界热销的“认识中国”图书《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江城》等书就都是通过描写中国农村来折射整个国家变革。　　如何在外宣工作中通过一个地区、一个村庄的发展情况“以小见大”折射全中国之变，需要对小村庄的深入了解，更需要对大中国发展方向、发展趋势的宏观把握。以《毛的中国的30光年》为例，作者在描述人们熟悉的小岗村“18个农民在一盏煤油灯的微弱灯光下，颤抖着按下了手印”和“秘密协议中还有一项内容，就是如果有谁因此入狱，剩下的人一定要代其抚养子女”之后，点出这个胆大的决定其实是源自农民的现实生活，小岗只是中国农村的缩影，它们改革的最初动力“并非政治，也非革命，而是更加朴素的现实生活”，进而写到情况类似的中国西北贫瘠的甘肃省，证明小岗村被逼出来的分产到户其实不仅是一个村庄的选择，更是整个中国面临的必然选择，给读者“小岗即是中国”的感受。　　“正面宣传”与“正面效果”　　如何界定“正面宣传”，特别是如何界定外宣中的“正面宣传”一直以来就为外宣工作者所研究和思考。有人提出，将负面情况及时公开向外报道，是对中国舆论透明的最好证明，是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加分，最终也是“正面宣传”；也有人认为，正面报道如果全说好话，会起到负效果，最终会对中国形象起到“负面作用”。　　在这两篇中国发展成就展示稿件里，“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被置于历史的视野之下进行动态化解读，而非静态化描写。它们共同的理念是：中国取得发展成就之前走过弯路，正是贫穷逼出了发展，中国在发展进程中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这样，发展成就的展示就更加客观，也更加令人信服。　　两篇文章在“正面报道”中国发展成就的同时，都没有忌惮对改革之前贫困状况的描写。　　在《韶山农民重新戴上毛主席像章》中写道，“农民们上一次大规模佩戴毛主席像章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还是被打击和限制的对象”，“韶山刚开始发展个体经济时，一个老农想不通，甚至对着毛主席像哭了两天两夜”；《毛的中国的30光年》比较了甘肃一个村庄包产到户前后的境况：以前，“每个月只得5斤大米”，农民们“没有东西可吃”，而现在他们虽然“每天得工作16个小时，但是今年能收上来300多公斤的棉花，加上种别的作物的收益，今年能赚1万多元”。有了历史的纵深和变化的对比，取得的成就更加真实可信。　　与几乎所有西方记者撰写的中国成就展示稿相同，《毛的中国的30光年》也并非完全是“正面宣传”。这篇赞扬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让4亿人走出贫困”的文章，在最后几段也提出了中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经济增长拉大了中国人中的贫富差距以及沿海地区和内地落后地区的发展差距；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过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将面对工业生产速度放缓、工厂倒闭；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将导致就业危机；中国政府为发展支付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等等。　　但正如一位从事外宣工作的资深人士所说，正面报道不是全说好话，全说好话反而起不到正面宣传的效果，“如果国外权威智库专家对我们的评价褒贬各半时，我们就应该非常满意了。”那种个性鲜明、有血有肉、有缺点有优点的形象才会让大家觉得真实、可爱、可信。《毛的中国的30光年》在结尾处点出的问题，并没有让人觉得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成就因此打折，相反，它们让读者觉得中国发展成就更加真实，且相当不易。　　两篇稿件在展示中国发展成果时，不仅用事例和对比说话，更有详实扎实的数字作为支撑。以《毛的中国的30光年》为例，作者列举“1978年及2007年中国粮食产量”、“1978年及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及2008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1978年以来中国吸引外资数”、“1981年及2008年中国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数”等多组数据进行对比，展示中国发展进步的坚实脚印。　　如何以符合对外传播规律的方式展示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果本无定法。《毛的中国的30光年》在叙述中采取“大中国”与“小村庄”结合方式，中国的宏观发展与村庄的具体改变相穿插，既有大段回顾中国发展脉络，也有着力刻画农民生活细节，虚实结合、大小结合讲述中国的政治走向、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而《韶山农民重新戴上毛主席像章》主要以讲述韶山村一地的故事为主，讲述中国人思想理念的变化如何影响政策制定，而国家的政策又是如何影响每一个村子的发展和每一个人的生活，从而展现历史抉择之后，中国来之不易的发展成就。两篇稿件写法不同，但都以小见大，结合西方读者的兴趣点，不回避负面话题，动态地、历史地、发展地呈现中国发展取得的成果，并辅之以详实的经济发展统计数字，在我们探索中国外宣工作中“正面报道”如何起到“正面作用”、如何在报道中展示发展成就这些问题上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作者来自新华社对外部）